中国传统审美意识中悲剧意识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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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一、概述悲剧是由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个要素构成的,但这两个要素并不总是结合在一起的。
从悲剧意识而言,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并非少于西方文化,相反,全部中国文化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的这种悲剧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悲剧性分裂和对立的观念之上。
悲哀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但在这个底色之上,中国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是通过抑制激情、抑制悲剧精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分化及二者之间的复杂组合,带来了中国悲剧美学特征的复杂性,同时也带来了全部中国文学审美特征的复杂性。
1. 悲剧的定义和起源悲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和艺术形式,自古以来便深受人们的关注。
其定义和起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那时的悲剧被视为一种通过歌舞和诗歌来展现英雄命运和社会现实的表演形式。
在这些表演中,英雄的崇高、悲壮和命运的无常成为了核心主题,引发了观众对于人生、命运和社会的深刻反思。
悲剧的定义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
从文学角度来看,悲剧通常指的是一种以悲惨结局为标志的叙事作品,它通过描绘人物的冲突、苦难和死亡,来揭示生活的无常和命运的不可抗拒。
从哲学角度来看,悲剧体现了一种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深刻洞察,它让我们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生的无意义,从而引发我们对于存在和价值的思考。
关于悲剧的起源,尽管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但普遍认为其与古希腊社会的宗教仪式和庆典活动密切相关。
在这些活动中,人们通过扮演神话传说中的英雄角色,来体验生死、荣辱和命运的无常,从而达到净化心灵、提升精神境界的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表演形式逐渐演化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和艺术形式,成为了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悲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和艺术形式,其定义和起源都与古希腊社会的文化、宗教和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它通过对英雄命运的展现和对人生价值的探讨,引发了人们对于生命、命运和存在的深刻思考,成为了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情感的认识和研究是美学中的重要课题。
1750年“美学之父”鲍姆嘉通用Aesthetic一词来命名这门研究人类感性认识的新学科——美学。
鲍姆嘉通命名主要是揭示了美与感性密切关系。
康德在其美学名著《判断力批判》中对“知”、“情”、“意”世界进行研究,明确认识到理智与“真”的认知关系,意志与“善”的实践关系,情感与美的审美关系,它们构成人与世界三种最基本的对话方式。
康德还将“情”作为沟通“知”和“意”世界的桥梁,将情感与美的审美关系的作用凸显出来,给美学以准确定位。
自此,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被极大地强调了。
像血液在人体的周身流动一样,情感也贯穿于审美创作和审美鉴赏的全过程。
从客观方面来说,审美对象的形式因素和内容都可以引起情感;从主观方面来说,对审美对象认识感性阶段与理性阶段同样也可以引起情感,还可以说情感是审美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审美活动的归宿。
情感是随不同社会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它是人性的动态表现。
艺术作品正是通过表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典型主体的情感揭示人生的意义并产生别具一格而又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我们关注“美”与“情”实际上是在关注人生。
正如有学者指出“人生问题在美学中必须转换为一种形式,一种作为人生情感存在的本体论形式。
”相对于西文偏重于逻辑理性思维的文化传统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偏重于感性思维的情文化,对艺术中“情”的作用认识虽然缺乏西文美学的系统性,但也源远流长,散见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中,并且在文艺实践中表现出与压抑人性的漫长专制统治相抗衡的“情本位”思想倾向。
强调人的情感是人性的重要内容,肯定情感要求的合理性,是中国“情本位”思想的主流。
《吕氏春秋·情欲》篇有“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的议论将“情”普遍化到宇宙万物,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情本位”思想的萌芽。
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中说,“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浅议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否认中国存在悲剧意识。
毫无疑问,悲剧产生于悲剧意识。
一个缺乏悲剧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产生悲剧的。
中国并不是一个缺乏悲剧的国度,中华名族也不是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
一、悲剧意识的定义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特别是经过古希腊戏剧家的努力提升了悲剧的地位,伴随着西方文学的发展,悲剧成为艺术的皇冠。
在中国古代美学文献中并没有悲剧这个审美范畴,“悲剧”这个词出现以前,人们称为“哀曲”、“怨谱”、“苦戏”,主要描写凄惨的遭遇而不是剧烈的冲突,突出悲哀、怨恨的审美风格。
我们今天多是用西方的悲剧理论来对中国古代被称为悲剧的作品进行阐释。
悲剧意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意识。
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隐藏着这样一种悲剧意识。
在人类自我的繁衍生息中,始终要面对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来自洪水、猛兽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来自不同种族、部落群体之间的征战,这些都使人类的生命在不断地消失。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又要因为面对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争夺而无谓地牺牲自己短暂的生命。
应该说,在人类自我生产与物质生产中,始终要迎战我们所意想不到、也不愿去承受、但却又无法抗拒的非理性的压力。
正是有了生与死、灵与肉的悲剧性矛盾冲突,才注定了悲剧意识与人类同在。
但人们面对生存挑战,面对非理性的威胁时,却敢于以一种理性精神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这就意味着悲剧意识的生成。
悲剧意识与生命同在,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对现实的正视和反省,是凝聚着超越自身能力的冲动,它根源于现实的缺陷、不完满和人的生命的丑恶,这才导致了这种有别于动物的意识的产生。
二、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儒家的“出世”思想之上,直接的载体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但佛道思想消解了这种悲剧意识。
而西方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主客”二分的理念世界之上,对悲剧意识发展为悲剧精神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文化不是缺少悲剧意识,而是整个文化的根基就建立在悲剧意识之上。
孔子于西周末年创儒学,提出一系列理论,开始关注人类自我存在的秩序、价值文化问题。
论传统文化中的悲美情怀刘娅【内容摘要】“以悲为美”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情怀,但提到“悲”总让人先想到的是古希腊的悲剧文化,似乎已经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思维定式,如何打破这种思维壁垒,值得思考。
悲剧意识的线索来自于文化,具有共发性的群体概念,它是某一群体在具体问题上形成的统一认知和经验,它隐匿于传统文化中,而我们欠缺的正是它在中国文化上形成普适性认识的推广,对中国人悲剧意识的存在还没有深度挖掘和系统整理,对以围绕悲剧为核心呈现的艺术形态还没有源于中国自己的理论研究和文化阐释。
【关键词】传统文化悲剧悲剧意识以悲为美悲剧是一种戏剧门类,反映的是现实的悲剧性。
悲剧性是悲剧中最核心的内容,它往往使悲剧具有了激动人心的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含义。
中国文化史上曾经有过“中国有无悲剧”的争论,一种认为中国有悲剧,一种认为中国无悲剧。
早在1905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中国之演剧界》一文,他认为:“而我国之剧,乃独后人而为他国之所笑,事稍小,亦可耻也。
且夫我国之剧界中,其最大之缺憾,诚如訾者所谓无悲剧。
”〔1"他用西方人的悲剧观来分析中国戏剧,得出了中国无悲剧的结论。
朱光潜、冰心等名家也持这样的看法。
而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中国有悲剧,他在研究元剧时曾说:“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
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主人公之意志。
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2)他是把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引入到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价值阐释上,揭开了中国人自己判定、研究中国悲剧的新篇章。
而当我们真的要探究其美学价值、意义和内涵时,以悲为美的传统审美主线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回避的。
〔1)蒋智由(中国之演剧界》,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夭系#文学理论集》第2卷,上海书店1995年,第573页”〔2"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153-154页”428悲剧意识是悲剧性在人思维中对现实的积淀反映,可以更好的对现实悲剧性给予说明。
2011年第12期山东社会科学No.12总第196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6悲剧的精神意识分析及其美学意义———兼论中国艺术和审美的心性结构对情的规限张都爱(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北京102249)[摘要]不论从哲学理论上还是从艺术形式上考察,悲剧都是对现实人生苦难的关怀和反省。
悲剧的精神意识包括悲剧性的生存意识、悲剧性的斗争意识、悲剧性的主体意识、悲剧性的激情与悲剧性的超越意识。
悲剧的美学意义指向的是构筑一个充满对人性和苦难关怀的社会、一个真正充满自我反省和自我建设的全新的人生。
[关键词]悲剧;人性;悲剧超越;激情;心性论[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1]12-0016-05悲剧始终贯穿在人类的生存里,不论地域和种族、政体和国度、职业和年龄、远古和现今,悲剧构成了我们人类生存的组成部分。
从最原初的个体悲剧(族类悲剧或者国家悲剧)开始,悲剧的生命意识和悲剧的精神探求始终是人类各种文化中的一条鲜明的主线。
面对生存悲剧,便有了关于悲剧本身的提问:悲剧的客观性是怎样的?悲剧的存在和发生具有哪一种形态?悲剧的主观性是怎样的?对悲剧的解释有什么意义?悲剧性的人是什么?悲剧能被消解、调和并最终被克服吗?这些提问构成了对悲剧性生存的意识。
而对以上提问所展开的探究构成了悲剧知识、悲剧理论和悲剧艺术。
每个个人都会考量自己个体性的悲剧,每个民族都会思考自己民族性的悲剧,每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悲剧文化与悲剧艺术。
由此,悲剧成为涵盖生命存在意义上的与喜剧因素相对待的另一面相、另一因素和另一认识。
就悲剧切入艺术和审美而言,悲剧成为具有自身意义规限的艺术范畴和美学范畴。
但是,人类何以需要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悲剧揭示出的人性的深度和人性的真实、内在于悲剧的情感性质和情感的状态等仍然是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
而由此涉及到的中国传统艺术和审美方式缺乏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问题则是一个关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性结构及其精神指向重新给予认识的重要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蕴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蕴摘要:悲剧意蕴包括两个层次。
悲剧意蕴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
但中国悲剧艺术没有最终发展为巍峨的艺术殿堂,成为“悲感”基础上的“乐感”文化,它有一个嬗变过程。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与悲剧意识相对立的、根深蒂固的反悲剧意识。
它带来了中国悲剧美学特征的复杂性。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悲剧意蕴;辨析;嬗变;缘由一、什么是悲剧、悲剧意蕴我们要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蕴[1],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悲剧?古希腊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就对人生存的悲剧本质和抗争意义进行了前瞻性的阐释。
俄狄浦斯王、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命运是已经决定了的,命运支配一切,包括神,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但命运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正直、坚强的英雄选择断然与命定的命运做勇敢地斗争,渴望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最终只是一场悲剧,但他们的抗争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原来我们是可以反抗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以为正确。
而终于有一天,欧里庇得斯开始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反抗决定自己的命运。
悲剧就是与强大的宿命抗争。
古希腊的悲剧震撼人心,长久地滋养着人类的创造力,就在于弱小无助的人一定要抗争那不可抗争的宿命的精神,人对死亡、苦难甚至看起来是真理的的抗争本性。
这就是古希腊悲剧的精神,真正的悲剧精神。
而我国传统悲剧理论起源很晚,王国维认为悲剧有三种不同层次:“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
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之者。
第三种,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
”[[i]]476-477鲁迅先生认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ii]]朱光潜则认为:“对悲剧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
悲剧属于艺术现实生活中没有悲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悲剧意蕴包括两个层次。
悲剧意蕴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
但中国悲剧艺术没有最终发展为巍峨的艺术殿堂,成为“悲感”基础上的“乐感”文化,它有一个嬗变过程。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与悲剧意识相对立的、根深蒂固的反悲剧意识。
它带来了中国悲剧美学特征的复杂性。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悲剧意蕴;辨析;嬗变;缘由什么是悲剧、悲剧意蕴我们要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蕴,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悲剧?古希腊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就对人生存的悲剧本质和抗争意义进行了前瞻性的阐释。
悲剧一词的使用分为现实生活中的日常用语及戏尉分类中的术语,戏剧术语的悲剧指的是一个戏剧种类,是从戏剧冲突的性质、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和戏剧所产生的观赏效果来划分的。
作为戏剧的悲剧反映的是现实的悲剧,其核心是悲剧性,悲剧给人以怜悯感和崇高感,带来的理想的戏剧效果是对人精神的振奋和心灵的净化。
西方悲剧精神是指人在面临死亡、价值毁灭等悲惨的命运时的抗争与超越精神,体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主要反映在西方悲剧中。
它的发展是与西方哲学思想史息息相关的,体现了西方哲学知识论传统对人认识能力的张扬;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生存意义的关注;以及马克思主义生存论、实践论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对人的本质、自由发展的追寻。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这样的悲剧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悲剧意识。
本文中的悲剧意识是指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诗、词、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中的人们对现实悲惨境遇的悲剧感受。
中国哲学在本体论上主张“天人合一”,基本上不指向冲突、虚无,从而在根本上大大弱化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以及善与恶、灵与肉冲突的可能,这就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悲剧的类型主要是日常的、偶然性的悲剧,以表现日常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悲惨命运为主。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意识在存在论上欠缺对冲突、对立的复杂性、多样性的认识及彻底的探索精神,在价值论层面缺少对个人主体性的张扬、对完美的刻意追求。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新考一个事实常令研究者困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经历了浩劫却至今未创造出相应的悲剧作品;苦难似乎并未进入我们的内心,没有转化为深切的生命体验;即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习惯于把灾难喜剧化,甚至将之改造为甜蜜的记忆。
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也多半是喜剧性文本,基本上不到悲剧性叙述。
许多批评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当代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
这是个合理但含混的判决。
它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当代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使然,还是另有缘由?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追究悲剧精神之有无。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断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
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
”美国学者约瑟夫·W·米克也说:“悲剧似乎是西方文明的发明。
它在东方、中东、原始文化中是明显缺席的。
”上述两种说法都把文明当作决定性力量,似乎悲剧属于特定的民族。
然而,这类决定论思想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也孕育过悲剧作品。
在对“吾国人之精神”下了定论之后,王国维本人先是在《红楼梦评论》中承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而后又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倘若王国维要自圆其说,就必须证明《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皆“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确实受了佛教的影响,但它们所吸纳的佛教思想业已融入本土文化,成为“吾国人之精神”的内在构成。
进言之,即便上述悲剧确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下面的问题仍是不可回避的: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缘何过了千年之后才结出三个悲剧之果?自元到晚清,为什么汉语文学中的悲剧仍如此稀少?要回答它们,仅仅从民族精神、文化特质、地域文明的角度探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另觅他途。
中国文化教程--中国传统戏剧的悲剧性与中华民族的悲剧意识中国传统戏剧的悲剧性与中华民族的悲剧意识长期以来,一些中外学者否认中国存在悲剧,其中一种立论依据是“中国没有悲剧意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悲剧曾有过它的黄金时期,优秀悲剧曾成批出现过。
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
前一种观点看不到中国悲剧意识存在的客观事实,后一种观点忽略了中国强大的反悲剧意识对中国悲剧发展的阻碍和消解作用。
我认为,从中国历史出发,寻根溯源,中国传统戏剧并不缺乏悲剧性,中华民族也不是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
毫无疑问,悲剧产生于悲剧意识。
一个缺乏悲剧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产生悲剧的。
中国并非缺乏悲剧意识的国度,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
何为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或悲剧精神,不是指关于悲剧艺术的理论意识或悲剧观念,而是指对于人生的悲剧感和积极寻求对悲剧人生进行艺术观照和抗议的心理能量、动力和意向的总和。
中华民族并不缺乏悲剧意识。
千百年来,她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曾遭受过深重的苦难。
尼采说,一个苦难的世界对于悲剧来说是必要的。
悲剧意识只能产生于悲惨的现实世界。
正是由于这种悲剧意识,我们的民族产生了自己的悲剧艺术,其中也产生了像《红楼梦》、《水浒传》《窦娥冤》、《赵氏孤儿》、《桃花扇》、《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长生殿》等优秀的悲剧作品。
如果我们不是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概念来规范中国的戏剧,而是正视我们民族历史形成的悲剧意识和建立在这之上产生的悲剧艺术作品,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中国悲剧意识的存在。
以西方的审美标准来评判中国古代文学,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是缺乏悲剧的。
许多的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一些明显具有悲剧色彩的文学作品,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大团圆”的结局,而不被认为是悲剧的代表作品。
我们往往倾向与用西方的悲剧理论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戏剧的悲剧意义,我认为这样是不恰当的,我们应当从自身的文化、思想等角度来分析。
□如果从审美意识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的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作以考量,则会发现“大团圆”的结局总是那么容易地为艺术创作者和接受者所钟爱,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在审美实践活动中悲剧意识的缺失。
偏爱美满团圆,缺乏悲剧意识,往往会导致沉溺于人生幻象,逃避现实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审美心理脆弱的一面。
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一、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看悲剧意识的缺失
中国传统审美意识中悲剧意识的缺失,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一种象数思维。
“象数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天人合一,主客交融,重视体验、综合和整体把握,最基本的思维单位是物象与数的结合体,最主要的思维方法是触类旁通、神与物游。
”“象”即物象,是“数”的载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传》);“数”是情感性和观念性的东西,是“象”的性质。
象数的思维过程是神与物游,其思维状态是“写气图貌,即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以这种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则具有主客交融的审美特点,往往是把对立面内在地包含于自身的和谐、有机的统一体中,形成了人与世界合一的“万物一体”的在世结构,因而也由此产生了张载的“民胞物与”(《西铭》)和王阳明的“一体之仁”(《大学问》)思想。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主导下,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仁爱把万物融合在一起,将人的整个心理引渡向团圆和谐,已经成为必然。
纵然遭遇灾祸苦难,也认为最终会得到解救:“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
睽者,乖也。
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
蹇者,难也。
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
”(《易·序卦》)“物不可以终难”的思想,作为一种民族潜意识的积淀,使人在审美实践活动中,即便是面对人间的大悲剧,也往往以团圆美满来安抚受伤的心灵。
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二人的化蝶,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的化鸟结局以及汤显祖的剧作《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因情而死、因情而生,归根结底都是这种象数思维方式的产物。
因此,李泽厚先生说:“在一切民族里,崇高总先于优美;在中国,由于一开头便排斥了罪恶、苦难、悲惨、神秘等
等强烈的负性因素,从而也经常避开了现实冲突中那异常惨厉苦痛的一面,总是以大团圆的结局来安抚、欣慰、麻痹以至欺骗受伤的心灵。
”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以优美这种审美形态为先,恰恰体现了象数思维的特征——主客交融、和谐相处。
看来,由象数的思维方式所生发的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的思想,其主要缺点就是缺乏人与自然作斗争思想,缺乏主体征服客体的思想。
这与悲剧的诞生之地西方古希腊人的抽象思维方式是不同的。
西方从柏拉图的“理念”说始,开启了“主体——客体”式思想的先河,以后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明确地把“主体——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式为哲学的主导原则,在思维方式上,形成了“主体——客体”式的在世结构。
这种思维方式使古希腊人直面现实伤痛,形成了放任感性、纵情狂欢的酒神精神,于是悲剧从此诞生,“像音乐一样是苦闷从内心发出的呼号”。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决不是反对“万物一体”的和谐一面,而是试图启迪克服传统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
剧烈的内心矛盾不应被和谐的愿望所淹没,艺术和人生需要优美,当然也需要崇高。
正如宗白华所说:“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流动,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
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
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如此。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又往往被拒绝和闪躲。
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
”
二、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精神看悲剧意识的缺失
中国传统文化是“礼乐相济”的文化。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乐胜则流,礼胜则离。
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礼记·乐记》)“礼”是行为活动中的秩序规范,“乐”与歌、舞联系在一起,诉诸人的内在情感,与“礼”相辅相成,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群体秩序的和谐和稳定,所谓“乐从和”。
“乐”通过群体情感的交流来协调人际关系、天人关系,追求人的内心、社会秩序、宇宙万物彼此感应,和谐存在。
“乐”所追求的“和”是一种情感的适中,是一种普遍性的生命节律,也即“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中国传统审美意识中悲剧意识的缺失
□ 黄珊珊 王文星(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上海 201800)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礼记·中庸》)“中和”的审美意识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根本。
“中”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的澹然虚静状态,也是中庸之道:允执其中,不偏不倚;“和如羹也”,“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有节制的,要求喜怒哀乐等内在情感不过分。
“中和”是天地本然状态的境界,是矛盾统一的和谐。
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出发,“中和”则是以现实原则去克制快乐原则,与古希腊酒神文化精神所追求的快乐原则相对立。
因此,华夏审美意识一开始便排斥了各种过分的哀伤、愤怒、忧愁、欢乐和种种非理性的情欲。
孔子以“中和”的审美意识,对《关雎》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主要在于其发乎情,止乎礼义。
《左传》记载吴公子季扎观周乐于鲁国,评价《周南》和《召南》的“勤而不怨”、《邶风》的“忧而不困”、《豳风》的“乐而不淫”,也都反映了受众在艺术鉴赏过程中的“中和”尺度。
这种以现实原则战胜快乐原则的“中和”的审美文化精神,一方面标志着华夏审美文化的成熟,另一方面由于“‘超我’的过早的强大出现,使个体的生命力量在长久压抑中不能充分宣泄发扬,甚至在艺术中也如此。
奔放的情欲、本能的冲动、强烈的激情、怨而怒、哀而伤、狂暴的欢乐、绝望的痛苦能洗涤人心的苦难、虐杀、毁灭、悲剧,给人以丑、怪、恶等等难以接受的情感形式(形式)便统统被排除了。
情感被牢笼在、满足在、锤炼在、建造在相对的平宁和谐的形式中”。
因而西方人听中国的音乐,无论是快乐还是悲哀,在表情效力上似乎都没有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中和”的审美文化精神所造成的悲剧意识的缺失,凡事折中,无论好的坏的,结局必有一个大团圆的艺术思想,鲁迅、胡适等人曾进行过尖锐的批判。
鲁迅把它看作是脆弱的、习惯于容忍的、麻醉自己的国民劣根性的表现。
胡适力图用悲剧观念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认为团圆意识是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审美意识中悲剧意识的缺失,实在是由于主客交融的象数的思维方式和“中和”的传统审美文化精神所致。
这让我们看到当下的《投名状》、《色·戒》等影片,之所以在受众中获得强烈的共鸣,乃在于其具有悲剧性的真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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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子良(1968— ),男,吉林长春人,吉林省教育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一、整合营销传播简述
整合营销传播的英文为I n t e g r a t e d M a r k e t i n g Communication,简称IMC,1993年由美国学者唐·E·舒尔茨在其著作《整合营销传播》中提出。
该理论是战性极强的操作性理论。
它的内涵是:“以消费者为核心重组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以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传播形象,传递一致的产品信息,实现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迅速树立产品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建立品牌与消费者长期密切的关系,更有效地达到广告传播和产品营销的目的。
”
菲利普·科特勒指出IMC是“大众传媒广告、人员推销、营业推广、公共关系、直复营销、包装及其他工具进行统一,从而发出关于公司及其产品的清晰、一致和有说服力的广告信息”。
二、电影后产品的开发
所谓电影后产品开发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掘电影放映以外的附加产值,包括电影各类衍生品,如录像带、VCD、音乐磁带的制作发行及版权的授予权、服装道具的拍卖、外景地的旅游开发、利用影片形象、电影元素用于促销宣传和销售的产品、电影随片广告以及宣传渠道组合营销等。
从本质上来说,电影后产品与电影的相关性在于从这些商品的外形或内容中能够使人联想到特定电影的情节、人物、场景、音乐以及各种造型,从而使后产品的生产和营销与特定的电影有机地结合起来。
IMC视角下的电影后产品营销策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