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_符号矩阵_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反思_康建伟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和叙事语法格雷马斯受索绪尔与雅各布逊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认为人们所接触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分两组：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即在格雷马斯看来，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但在故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从而又有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方面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对“符号矩阵”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反思康建伟内容提要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在国内文学批评实践中存在两种误读情况：一是在部分论著中将符号矩阵第三项和第四项位置颠倒，二是在函项赋值上存在很多偏差，并且缺失整合意识。

通过重读符号矩阵，并借鉴杰姆逊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文本的经典案例，可对上述不足加以修正。

关键词符号矩阵函项位置赋值整合意识阿尔吉达斯·于连·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立陶宛裔的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曾主编《符号学巴黎学派》，标举出了符号学的“巴黎学派”这一名称。

“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

源自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这样在叙事分析中就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

所谓符号矩阵，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为反X，第三项为非X，与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第四项为与反X矛盾的非反X。

国内文论界对这四项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在这四项的关系图式及运用于具体的文本阐释时，我们却发现了不少误读，具体如下文所示：。

1)颠倒符号矩阵中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在朱立元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将此四项的关系归纳如图1所示[1]，并引用了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用此模式对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鸲鹆”篇所做的分析，如图2所示[2]110。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和叙事语法格雷马斯受索绪尔与雅各布逊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认为人们所接触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分两组：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即在格雷马斯看来，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但在故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从而又有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方面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对“符号矩阵”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反思康建伟内容提要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在国内文学批评实践中存在两种误读情况：一是在部分论著中将符号矩阵第三项和第四项位置颠倒，二是在函项赋值上存在很多偏差，并且缺失整合意识。

通过重读符号矩阵，并借鉴杰姆逊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文本的经典案例，可对上述不足加以修正。

关键词符号矩阵函项位置赋值整合意识阿尔吉达斯·于连·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立陶宛裔的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曾主编《符号学巴黎学派》，标举出了符号学的“巴黎学派”这一名称。

“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

源自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这样在叙事分析中就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

所谓符号矩阵，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为反X，第三项为非X，与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第四项为与反X矛盾的非反X。

国内文论界对这四项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在这四项的关系图式及运用于具体的文本阐释时，我们却发现了不少误读，具体如下文所示：。

1)颠倒符号矩阵中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在朱立元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将此四项的关系归纳如图1所示[1]，并引用了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用此模式对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鸲鹆”篇所做的分析，如图2所示[2]110。

符号对文学要素的颠覆——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符号学考察及反思[ 08-08-13 08:57:00 ] 作者：范永康编辑：Studa_hasgo122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四要素：世界，作品，艺术家，读者。

但在后现代文论思潮的冲击下，文学四要素所包含的传统文学观念遭到彻底的颠覆，引发了文学性危机。

这一文学性被消解和颠覆的过程何以发生？梳理问题的关键何在？结合20世纪美学的语言论转向的学术背景可以探知，符号学考察显然是解决此美学问题的理想途径。

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学术灵魂的大师如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展开理论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割裂符号与世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从而动摇了传统哲学和文学理论的语言学基础。

世界（现实），作品，艺术家，读者等文学要素所包含的传统文学内涵正是在符号裂变的过程中被消解的。

一、（世界）现实的文本化和仿像化——文学再现论的转折古典文艺理论的现实观建立在朴素的实在论基础之上，人们相信，艺术和现实之间也存在着一致性。

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和达·芬奇的“镜子”说是传统文学再现论的代表，它们强调文学能够如实反映世界并达到真理。

这种观念在现代受到符号学始祖索绪尔的挑战。

在能指——所指——指涉物三者关系上，索绪尔撇开了第三者，即语言可以组成自己的现实而不必转向自身以外的世界，语言与世界不必对应。

在他的直接影响之下，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和结构语言学领域卓有创见，确立起“语言结构”本体论，强调语言结构对世界的构成和组合功能，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被颠倒了。

结构主义区分了符号和指涉物（客观现实），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则进一步区分能指和所指。

索绪尔认为符号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结合而成的统一体，但德里达针锋相对地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远非和谐对称。

他指出，由于“结构”范畴依赖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符号的差异性原则，即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结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符号意义的确定依赖于它和共时系统中其他成份的差异关系，所以，“结构”或中心本身也必定与其他符号一样，其意义在无休止的差异游戏中被推移、延宕和悬置了，“这种中心的‘在’从来都不是它自己，它总是已经被逐出到它自身以外的替代者身上去了。

图１　矩阵语义素关系
２　《我不是药神》中符号矩阵剖析《我不是药神》讲述的是一个失意又失业的中年普通男子程勇，经营着一家快因没钱交房租而关门的保健品店。

患慢粒白血病的吕受益到来，让他开辟了一条去印度买药到中国来卖的代购新事业。

赚钱的同时，他也认识了几个病
图２　矩阵人物关系
《我不是药神》中角色符号关系
影片中男主角程勇是其中最重要的
“语义素”，他是X，是整部电影的核
心人物，最开始的懒散颓废，交不起租
金，和老婆离婚，父亲脑血栓病重不起，
养不起的儿子眼看就要被带到国外念书，
他虽然没有患病，但是精神世界早已病
入膏肓。

而后出现的几个慢粒白血病患
主存在严重的法治、政治、利益等问题
关系，是绝对的对立关系，所以是反
而影片中，被局长派去调查的曹警官，
男主的小舅子，是个明是非、不向硬势
力低头的人，在调查深入得知仿制药并
非假药，它救治了很多贫穷买不起药的
病人之后，个人奋起反抗不参与这场打
压仿制药的行动。

矩阵分析图如上图。

格雷马斯与符号矩阵[精华]格雷马斯与符号矩阵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使得叙事分析的实现更为完善。

这种分析方法其实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与反命题”，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符号矩阵”不无裨益。

格雷马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语言学家索绪尔和雅各布森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所能接触到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语义素”本身并不能产生“意义”并为人所领会，而是“语义素”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对立的相互作用才产生出了所谓的“意义”。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对叙事作品的解读当中，就要特别关注其中的“对立”。

对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

我们要特别理解对立面与否定的概念，这将在下面的图式中得到展示。

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设立一项为故事元素为x，它的对立面一方是反x，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是非x，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如下图所示:X 反X非反X 非X文学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在叙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于是出现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使用符号矩阵理论的基本方法:一、确定那个x。

在细致阅读故事文本的基础上，我们要确定文本中最为基本的要素来作为x。

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分析的成败优劣。

除了依靠文学感知能力外，也有一些方法可循。

即，文本中的关键要素往往会明显地反复出现，我们就需要对之进行细致考察，衡量它是否足以作为主导全篇的x。

有时这个关键要素并不是以单一形象反复出现，而是以多个形象的组合出现，这就需要多一道工序，从这些丰富的形象中寻找具有同一性的“义素”。

最佳的效果是你能提取出一个简单的概念甚至是一个字，然后进行推演，再确定出它的对立项和另外两个矛盾项。

詹森艺术史观后感詹森（Erwin Panofsky）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史学家之一，他的艺术史观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著作《艺术史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以及《符号学与艺术史》（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是他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

通过阅读他的著作，我对于艺术的理解产生了新的启发，下面我将从他的观点以及对艺术史的研究方法进行阐述。

首先，詹森提出了“符号学”的概念，他认为艺术是一种通过符号表达思想和观念的方式。

在他的观点中，符号是具有特定意义的标志，可以通过图像、色彩、构图等形式来传达信息。

艺术作品中所运用的各种元素，如图案、线条、色彩等都被他视作符号，而这些符号则能够被解读和理解。

其次，詹森将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论归纳为“图像符号学”，并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解读方法：首先是“原始线性符号学”，指的是对于基本的图像符号进行解读，如直线代表力量，曲线代表柔和等；其次是“传统符号学”，指的是对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符号进行解读，如特定颜色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最后是“指认符号学”，指的是对于艺术家个人的创作特点以及作品的特殊含义进行解读。

在对艺术史的研究中，詹森非常重视艺术作品与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联系。

他认为艺术是一种反映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的产物，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当时的历史背景。

他的研究方法包括了对艺术作品的风格、图像符号以及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解读，使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尤为喜爱詹森对于建筑艺术的研究。

詹森通过对建筑中的符号、比例以及空间规划的分析，揭示了建筑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例如，他通过对哥特式教堂的研究，指出了教堂建筑中竖直线条和尖顶所传达的神秘感和崇拜之意。

他的研究让我重新审视了建筑艺术的价值，不再只看表面的美丽，而是深入探讨建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2023年12月Vol.39，No.4Dec.2023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第39卷第4期[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SD2021069）[收稿日期]2023-10-17[作者简介]魏建亮（1980-），男，山东青州人，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文学批评要回到常识—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反思[摘　要]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过多次“最坏或最好”的整体性评价。

这种状况的产生，与研究者殊异的学术身份、文学史观、文学观等多个因素有关。

然而，在“最坏或最好”的评价及上述种种差异背后，却隐含着研究者的某种共识—忽视读者。

此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当代文学危机的形成。

这是因为此种评价的情绪化过于突出，让文学批评丧失了应有的公信力，进而让读者对当代文学产生信任危机。

因此，研究者在进行当代文学的评价、批评及理论研究时，应力避“最坏或最好”的言述方式，回到“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基本常识上来。

[关键词]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价；文学危机；常识；文学批评[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3）04-0073-07Literary criticism should return to common sense—refl ections on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ince the new eraWEI Jian-liang（College of Arts ，Hebei University ，Hebei 071002，China ）Abstract：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had many cases for the “worst or best ”overall evalu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ince the new historic period. These cases are related to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researcher ’s different academic identities ，different outlooks o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 However ，behind the “worst or best ”evaluation and the above diff erences ，there is a similarity among researchers -- neglecting readers. To some extent ，thi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sis ，because the emotional evaluation of this kind is too prominent. As a result ，literary criticism has lost its due credibility ，which then readers are put in the crisis of trust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refore ，in the evaluation ，criticism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searchers should avoid the “worst or best ”way of expression ，and return to the basic common sense of “being bad if it is bad ，and being good if it is good ”.Key words：the new historic period ；evalu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crisis ；common sense ；literary criticism○ 魏建亮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一、评价不一的当代文学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过多次整体性评价，如1986年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评价、1993年以“人文精神失落”为中心展开的评价、2006年顾彬提出“当代文学垃圾论”后引起的评价、2019年在盘点“新中国70年文学状况”时学界展开的评价，等等。

格雷马斯与符号矩阵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使得叙事分析的实现更为完善。

这种分析方法其实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与反命题”，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符号矩阵”不无裨益。

格雷马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语言学家索绪尔和雅各布森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所能接触到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语义素”本身并不能产生“意义”并为人所领会，而是“语义素”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对立的相互作用才产生出了所谓的“意义”。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对叙事作品的解读当中，就要特别关注其中的“对立”。

对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

我们要特别理解对立面与否定的概念，这将在下面的图式中得到展示。

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设立一项为故事元素为x，它的对立面一方是反x，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是非x，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如下图所示：反XX文学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在叙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于是出现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使用符号矩阵理论的基本方法：一、确定那个x。

在细致阅读故事文本的基础上，我们要确定文本中最为基本的要素来作为x。

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分析的成败优劣。

除了依靠文学感知能力外，也有一些方法可循。

即，文本中的关键要素往往会明显地反复出现，我们就需要对之进行细致考察，衡量它是否足以作为主导全篇的x。

有时这个关键要素并不是以单一形象反复出现，而是以多个形象的组合出现，这就需要多一道工序，从这些丰富的形象中寻找具有同一性的“义素”。

最佳的效果是你能提取出一个简单的概念甚至是一个字，然后进行推演，再确定出它的对立项和另外两个矛盾项。

“符号矩阵”文本批评实践：《红楼梦》内容摘要：在结构主义叙事学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格雷马斯，在普洛普民间童话叙事研究的基础上，为我们设计出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形式化批评方法。

格雷马斯的形式化方法，是在具有逻辑-语义学特征的结构组织上，由一种简明的空间形式——符号学矩阵构成的一种文本形式化模式。

《红楼梦》中，大观园与贾府的对立，在语义上课理解为“人-非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宝玉是“助手”，凤姐是“敌手”，叙事话语表面的假象进行分析，凤姐由“敌手”向“假敌手”（即助手）转换，承担着特殊的“助手”的角色。

关键词：《红楼梦》符号矩阵在形式主义文本批评理论中，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有相似之处，都比较注重文本的封闭细读，挖掘文本的语言形式技巧，捕捉诗性语言的神奇功效，特别是新批评，在诗歌批评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但与结构主义批评方法比较而言，二者热衷于逐字逐句的琐碎形式批评，对文学文本整体关系的把握显得不足。

特别在对叙事文本诸如神话、小说的解读方面，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则显出一种有点有面的整体感。

如罗兰·巴尔特运用符号学对大众文化的解读，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对古代神话的解读，都已成为理论经典。

在结构主义叙事学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格雷马斯，在普洛普民间童话叙事研究的基础上，更是为我们设计出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形式化批评方法。

格雷马斯的形式化方法，是在具有逻辑-语义学特征的结构组织上，由一种简明的空间形式——符号学矩阵构成的一种文本形式化模式。

符号矩阵“主要是采用一种形式图式，而且是先于任何语义投入就建构而成的”，因而是形式化的。

格雷马斯的思维出发点首先还是结构主义常用的“二元对立模式”（它也是人类认知思维的常用模式）：先假设一个语义轴（S），如果它表明了一个“指令”，比如它是“肯定”（S1）,那么它的对立面即是“否定”（S2）,相对于两者，则有“非肯定”（S1ˉ）和“非否定”（S2ˉ）的矛盾关系出现。

格雷马斯与符号矩阵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使得叙事分析的实现更为完善。

这种分析方法其实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与反命题”，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符号矩阵”不无裨益。

格雷马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语言学家索绪尔和雅各布森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所能接触到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语义素”本身并不能产生“意义”并为人所领会，而是“语义素”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对立的相互作用才产生出了所谓的“意义”。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对叙事作品的解读当中，就要特别关注其中的“对立”。

对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

我们要特别理解对立面与否定的概念，这将在下面的图式中得到展示。

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设立一项为故事元素为x，它的对立面一方是反x，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是非x，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如下图所示：X 反XX文学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在叙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于是出现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使用符号矩阵理论的基本方法：一、确定那个x。

在细致阅读故事文本的基础上，我们要确定文本中最为基本的要素来作为x。

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分析的成败优劣。

除了依靠文学感知能力外，也有一些方法可循。

即，文本中的关键要素往往会明显地反复出现，我们就需要对之进行细致考察，衡量它是否足以作为主导全篇的x。

有时这个关键要素并不是以单一形象反复出现，而是以多个形象的组合出现，这就需要多一道工序，从这些丰富的形象中寻找具有同一性的“义素”。

最佳的效果是你能提取出一个简单的概念甚至是一个字，然后进行推演，再确定出它的对立项和另外两个矛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