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马斯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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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文化纵横以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分析电影《天下无贼》中的人物关系格雷马斯的三组行动素在影片中表现为王薄、王丽是影片中的主体;他们两个维护傻根心中“天下无贼”的信念这件事儿(也是在维护他们内心中对孩子的爱而升起的对于善的追求)是客体。
傻根是送信者,发出了“天下无贼”愿望的任务;王薄、王丽是受信者,为了完成任务,拼尽全力,甚至用生命去对抗“恶”,以此来维护傻根的信念。
警察、傻根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助手:警察的掉包计推动着故事的戏剧性发展,傻根的乐于助人推动王薄、王丽与敌手一次次交锋对决;敌手是胡黎的盗窃团伙:一次次制造事件偷走傻根的钱,以及团伙内部的竞争与背叛、胡黎杀死王薄与劫匪的荒诞式抢劫等矛盾冲突推动故事发展。
用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分析影片《天下无贼》人物关系在影片中,我们设X是傻根。
象征着纯善,傻根是个乐于助人,相信世界美好,不相信世界上有贼、有恶、有比狼还可怕的人,这与他的生活成长环境有关,他身边有淳朴的村民、有为他存钱的村长,傻根身边的环境体现了底层人身上的朴实与纯粹,但他在车站这个浓缩的小型社会里大声询问谁是贼,一路上帮人灭火、献血、捐钱,对其他人毫不设防,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他的名字中的“傻”字,这种毫无顾忌的至善在大家看来是傻、是与现实相违背的东西。
反X是以胡黎为代表的盗窃团伙。
他们代表着绝对的恶、大恶,影片中曾经提到胡黎身上有命案,且影片中他杀了王薄,这个盗窃团伙对外练就一身绝技,在车厢内制造混乱、利用换装掩人耳目,无所不用其极,盗取他人财物,欲望十足,看到钱想要、看到权利想要、看到人才也想要;对内他们自私自利、心胸狭窄,都想要在团体内争高下,互相出卖背叛,面对危险情况立刻向警察出卖对方。
虽然表面文质彬彬,名言信口拈来,但实际却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而在影片中他们也自称是狼,这个狼才是真正的狼,与傻根口中的狼是截然不同的。
非反X是警察老韩。
非恶,与反X矛盾但不对立,警察像极了一个猎人,在两群狼的竞争中只要保证“羊”不受到实质性伤害将狼落网就大功告成,逻辑上警察才应该是直接站出来维护傻根的人才对,但是老韩并没有与狼群直接对立,从影片中可以看出警察本身要抓的是王薄和王丽,是在一系列争斗的过程中才发现胡黎,而警察从一开始就提前将钱掉包,给观众一种视角和身份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感觉,他们掌控着全局,决定着事情发展的方向和速度,直到胡黎被同伙背叛被抓逃跑之后杀人,再次被抓。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和叙事语法格雷马斯受索绪尔与雅各布逊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认为人们所接触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分两组: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即在格雷马斯看来,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但在故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从而又有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方面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对“符号矩阵”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反思康建伟内容提要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在国内文学批评实践中存在两种误读情况:一是在部分论著中将符号矩阵第三项和第四项位置颠倒,二是在函项赋值上存在很多偏差,并且缺失整合意识。
通过重读符号矩阵,并借鉴杰姆逊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文本的经典案例,可对上述不足加以修正。
关键词符号矩阵函项位置赋值整合意识阿尔吉达斯·于连·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立陶宛裔的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曾主编《符号学巴黎学派》,标举出了符号学的“巴黎学派”这一名称。
“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
源自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这样在叙事分析中就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
所谓符号矩阵,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为反X,第三项为非X,与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第四项为与反X矛盾的非反X。
国内文论界对这四项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在这四项的关系图式及运用于具体的文本阐释时,我们却发现了不少误读,具体如下文所示:。
1)颠倒符号矩阵中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在朱立元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将此四项的关系归纳如图1所示[1],并引用了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用此模式对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鸲鹆”篇所做的分析,如图2所示[2]110。
由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看《道连·格雷的画像》作者:张羽欣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6年第04期内容摘要:奥斯卡·王尔德是英国十九世纪末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被雷纳·韦勒克认为是“展现了一幅道德败坏遂遭惩罚的寓意画而非一篇为审美生活而作的辩护”i。
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泛的评论,越来越多的人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与研究。
本文采取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形成了两种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模型,意图借此揭示出小说中涉及到的谋杀案本身的必然性,以及由小说人物本身反映出的王尔德个人思想的矛盾性。
关键词:格雷马斯符号矩阵道连·格雷谋杀案王尔德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是由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发展而来的。
格雷马斯将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使叙事方法更为完善。
语言学认为人所能接触到的“意义”,并不是由“语义素”本身产生的,而是由于“语义素”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对立的相互作用才产生出来的。
应用到叙事文本中,这种对立可以分为两类:即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
而由这种对立关系,又进一步形成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即设立一项为故事元素为x,它的对立面称为反x,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一方称为非x,而与反x矛盾而不对立的一方即为非反x。
文学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而在叙事过程中又引入了新的辅助性因素,于是出现了非x和非反x。
在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中,出现了几个基本的人物:道连·格雷、画家贝泽尔·霍尔沃德、亨利·沃登勋爵,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元素,即那幅蕴藏了灵魂的画像。
正是这几个因素支撑起了整个故事,因而在运用符号矩阵进行分析时,他们成为了矩阵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第一种矩阵形式中,充当元素x角色的是道连·格雷。
他毫无疑问是整个故事的主人公,故事就是在叙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事件,展现他由一个纯洁善良的少年逐渐堕落的过程,因而他也就成为故事最基本的元素。
试以格雷马斯矩阵分析电影《色戒》作者:熊畅摘要:运用格雷马斯方阵分析电影《色戒》,有利于对该影片做出更为客观、全面的阐释。
李安以人性为立场导演该作品。
他把个体的生命价值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在这标准的衡量之下,所有残害生命,伤害无辜个体的行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
在此尺度之下,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区分虽仍有意义,但它们之间的差距缩小了。
关键词:格雷马斯方阵;《色戒》;人性;犯禁结构主义及其发展者认为,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分析中不应只关注一两个要素,而应该在系统中,在各种要素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作品的意义。
因此刘再复当年曾经提出性格组合论,尝试使用系统的方法分析人物性格要素的互相作用。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语义学探索出许多文学分析的有效模式,其中格雷马斯方阵semeiotic rectangle,又译“语义方阵”,对于一些作品的分析有很好的功用,王一川教授的授课整理稿《文学理论讲演录》中有使用该方阵对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的生动分析。
使用该方阵分析电影《色戒》,也有利于对这部电影做出更为客观、全面的阐释。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与逻辑学和语义学有密切关系,其基本内容如下:假设一事物叫X,对立面是反X,此外还可能有第三者即非X,和第四者非反X。
这四者处在一种动态的相互关联中,其相互作用会生成某种特定的语境或语义空间,从而完成某种复杂叙事。
用一个简图来表示如下:在这几组关系中,X与反X,是对立矛盾,而与非X、非反X虽存在矛盾,但非对立矛盾关系。
反X、非X、非反X都对X形成了压力或否定性推动作用,并导致X出现了某种不利结局,或面临某种逆境。
不少朋友看了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之后,觉得这是一部三级片而已,也有人觉得作为一部以抗日为题材的电影,它对汉奸的态度似乎有些暧昧,令人质疑。
尤为奇特的是,该影片政治和性欲的双重犯禁没有导致该影片难产,也没有影响任何一个男演员的声誉及事业发展,但扮演王佳芝的青年女演员汤唯却面临一种尴尬境地。
格雷马斯与符号矩阵[精华]格雷马斯与符号矩阵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使得叙事分析的实现更为完善。
这种分析方法其实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与反命题”,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符号矩阵”不无裨益。
格雷马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语言学家索绪尔和雅各布森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所能接触到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语义素”本身并不能产生“意义”并为人所领会,而是“语义素”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对立的相互作用才产生出了所谓的“意义”。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对叙事作品的解读当中,就要特别关注其中的“对立”。
对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
我们要特别理解对立面与否定的概念,这将在下面的图式中得到展示。
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设立一项为故事元素为x,它的对立面一方是反x,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是非x,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如下图所示:X 反X非反X 非X文学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在叙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于是出现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使用符号矩阵理论的基本方法:一、确定那个x。
在细致阅读故事文本的基础上,我们要确定文本中最为基本的要素来作为x。
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分析的成败优劣。
除了依靠文学感知能力外,也有一些方法可循。
即,文本中的关键要素往往会明显地反复出现,我们就需要对之进行细致考察,衡量它是否足以作为主导全篇的x。
有时这个关键要素并不是以单一形象反复出现,而是以多个形象的组合出现,这就需要多一道工序,从这些丰富的形象中寻找具有同一性的“义素”。
最佳的效果是你能提取出一个简单的概念甚至是一个字,然后进行推演,再确定出它的对立项和另外两个矛盾项。
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结构”和“语义方阵”
马斯·格雷(Maslow)的“行动元结构”是他在教育理论中提出的一种
重要概念。
其主要思想是,一个人的行为受到其认知、心理、情感和行为
的结构组成的影响。
他指出,有两种主要的行动元组成,即(1)动机,
即人们的动力或内在愿望,以及(2)行为,即人们的行为表现。
格雷认为,行动元结构可以解释人们使用资源的不同方式,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
下采取的行动。
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格雷的“语义方阵”模型。
该模型强调了一个人
在每个行动中的语义表示,即在解释行动时要考虑的意义。
格雷指出,每
个行为都包含一个意义,即行为主体的情感、思维和行为状态的综合表达。
他指出,这种意义的表达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意义的源,(2)意义
的类型,以及(3)意义的结果。
格雷认为,这种意义表达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人们选择不同行动的原因,以及人们在情境中的行为表现。
此外,语
义方阵模型还强调了语义的质量,它提出了语义的层次,从而提供了一个
方法,可以探索人们的行为及其偏好的角度。
行动元结构和语义方阵是格雷研究的重要部分,它的基础是“人本”
观点,即重视人的基本需要和识别人的能力。
格雷玛斯符号矩阵理论下的《芳华》摘要:本文主要运用格雷玛斯的符号矩阵理论对《芳华》进行了剖析,意在揭示该小说的深层内涵,更直白地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符号矩阵;《芳华》一、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符号矩阵”又称“语义方阵”,是格雷马斯提出的可以解释文学作品的一种矩阵模式。
符号矩阵理论起源于索绪尔和雅各布逊的“二元对立”原则,所谓“二元对立”原则,即在语言中,音位和意义都是通过对立提出来得。
比如我们说“长”这个词时,主要是由它的对立面“短”这个词的意义来界定的。
但相对于大千世界复杂的事物关系来说,二元对立原则又太过简单了。
为此,格雷马斯在二元对立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以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即“符号矩阵”理论。
他认为,任何一个角色X,都有一个对立面,即反X,X和反X都有其相应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即非X和非反X。
其中,X和非X可能相矛盾但不一定对立。
这样就形成了X和反X之间的对立关系,X和非X、反X和非反X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非X和反X、非反X和X之间互补的关系。
二、《芳华》故事梗概及角色定位《芳华》从一个旁观者萧穗子的角度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部队文工团大院里的一群青年男女之间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刘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活雷锋,大院里有什么困难大家事先想到的都找他来干,刘峰因此也屡获“学雷锋”标兵风称号。
也许是刘峰太过任劳任怨了,众人对刘峰的付出熟视无睹了,甚至觉得刘峰就是一个没有丝毫烟火气息的好人,但何小曼这样一个从小不被善待的人却能看出刘峰的善良,并始终珍惜他的善良。
刘峰一直暗恋着部队里的歌唱演员林丁丁,在一次他自认为恰当的时机,他向林丁丁表白了自己的心意,并且出于冲动抱了她。
林丁丁对此感到“惊恐、幻灭、恶心和辜负”,并举报了刘峰的这一行为。
作者将这次事件称之为“触摸事件”,这个事件让刘峰被下放到了边远农场,不久后又被派去中越战场。
何小曼在文工团经常受到郝淑雯等人的欺负,刘峰是唯一对她好的人了,“触摸事件”让何小萍彻底对文工团失望了,于是继而去了中越战场当了实习医生。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和叙事语法格雷马斯受索绪尔与雅各布逊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认为人们所接触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分两组: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即在格雷马斯看来,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但在故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从而又有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方面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对“符号矩阵”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反思康建伟内容提要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在国内文学批评实践中存在两种误读情况:一是在部分论著中将符号矩阵第三项和第四项位置颠倒,二是在函项赋值上存在很多偏差,并且缺失整合意识。
通过重读符号矩阵,并借鉴杰姆逊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文本的经典案例,可对上述不足加以修正。
关键词符号矩阵函项位置赋值整合意识阿尔吉达斯·于连·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立陶宛裔的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曾主编《符号学巴黎学派》,标举出了符号学的“巴黎学派”这一名称。
“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
源自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这样在叙事分析中就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
所谓符号矩阵,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为反X,第三项为非X,与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第四项为与反X矛盾的非反X。
国内文论界对这四项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在这四项的关系图式及运用于具体的文本阐释时,我们却发现了不少误读,具体如下文所示:。
1)颠倒符号矩阵中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在朱立元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将此四项的关系归纳如图1所示[1],并引用了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用此模式对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鸲鹆”篇所做的分析,如图2所示[2]110。
332017年第10期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改编自程耳的短篇小说集《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三个短篇故事:《女演员》《童子鸡》《罗曼蒂克消亡史》,它们共同构建了最终的影片。
这部由葛优、章子怡、浅野忠信、杜淳、钟欣潼等主演的电影,于2016年12月16日上映,讲述了大批有志进步人士与日本侵略者还有汉奸展开较量直至旧社会终结迎来新社会的故事。
整部片子让“罗曼蒂克”一点一点在人们面前消亡。
影片描述的是那个时代的众生相,每个人物都代表着那个年代,一个时代的精神在大人物身上得到体现,但是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精神的还是那些小人物,他们都在寻找一个安全而富庶的乐土,这被浪费的时光,带人们熬过了一个新纪元的开场。
一、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格雷马斯是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学家,他在古典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的两类命题与列维·斯特劳斯“二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符号矩阵”理论。
“符号矩阵”源于“二元对立”,但其相对简单无法完整地描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为此,格雷马斯受索绪尔与雅各布逊关于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认为人们所接触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分两组: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
[1]这个理论的提出有利于分析故事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现深层的含义。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主要是先设立一对对立项X和反X,与X矛盾但不对立的项为非X,与反X矛盾但不对立的项为非反X,而非X与非反X 不一定会有对立的关系,他们之间是一个动态的关系。
[2]如图所示:二、《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人物关系与角色《罗曼蒂克消亡史》采取倒叙、插叙、跳叙最后再正叙的叙事手法,带出了陆先生所在的民国那段前尘往事和一幕幕浮生众相。
电影时间轴中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937年陆先生为了解救被绑架的罢工工人邀请周先生吃饭,陆先生和大家正吃着点心,突然盘子一撤,端上来一只戴着玉镯的血淋淋的人手放在周先生面前,展现了陆先生儒雅悠闲却又残忍手辣。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和叙事语法格雷马斯受索绪尔与雅各布逊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认为人们所接触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分两组: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即在格雷马斯看来,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但在故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从而又有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方面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对“符号矩阵”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反思康建伟内容提要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在国内文学批评实践中存在两种误读情况:一是在部分论著中将符号矩阵第三项和第四项位置颠倒,二是在函项赋值上存在很多偏差,并且缺失整合意识。
通过重读符号矩阵,并借鉴杰姆逊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文本的经典案例,可对上述不足加以修正。
关键词符号矩阵函项位置赋值整合意识阿尔吉达斯·于连·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立陶宛裔的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曾主编《符号学巴黎学派》,标举出了符号学的“巴黎学派”这一名称。
“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
源自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这样在叙事分析中就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
所谓符号矩阵,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为反X,第三项为非X,与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第四项为与反X矛盾的非反X。
国内文论界对这四项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在这四项的关系图式及运用于具体的文本阐释时,我们却发现了不少误读,具体如下文所示:。
1)颠倒符号矩阵中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在朱立元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将此四项的关系归纳如图1所示[1],并引用了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用此模式对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鸲鹆”篇所做的分析,如图2所示[2]110。
图1 朱立元先生《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四项的关系图2 杰姆逊对《聊斋志异》“鸲鹆”篇所做的分析这种图式影响广泛,很多文学理论书籍都采用了这一图式。
但是这里明显存在一个矛盾,在这个图式中第一项为X,第二项为反X,第三项为非反X,第四项为非X。
而在杰姆逊所做的分析中,第三项为非人,第四项为人道,也就是反人的矛盾项,即非反人。
若将人再抽象为X,则第三项为非X,第四项为非反X。
所以在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安排上正好是颠倒的。
那么在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到底应该如何安排呢格雷马斯在《论意义》中将一个意义的基本结构表述如图3所示:图3 格雷马斯《论意义》中意义的基本结构在这个基本结构中,S1与S2是语义轴S在内容层形式的层面上串联的两个相反的义素,S1与S2则是分别与S1与S2相矛盾的对立项。
将这一基本结构运用于具体的规则,我们看到格雷马斯做了如下构图,如图4所示:图4 格雷马斯的构图例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绿灯表示通行(即S1);红灯表示禁止通行(S2),黄灯在绿灯之后表示非通行,在红灯之后表示非禁止,当停用红绿灯而只亮黄灯时,它甚至还表示S1+S2[3]。
对于上述引文,《论意义》的译者吴泓缈曾用符号学方阵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语义域进行了浅显易懂的描写,如图5所示。
图5 吴泓缈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语义域的描写鼓励生一子,禁止生多子,不鼓励不生子或私生子,不禁止双胞胎或三胞胎,似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其中了[4]。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所引图式,一方面与所引用的杰姆逊的论据是不相符合的。
在杰姆逊的分析中,第一项即X项为人,第二项即反X项为反人(王爷),第三项即非X项为非人,是与X项矛盾但不对立,第四项即非反X 项为人道,是与反人(王爷)矛盾但不对立,反人的矛盾项为非反人,即为人道。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X 项与反X项是对立的,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命题与反命题的对立,这是所有分析的基本着眼点,而第三项应为非X,第四项应为非反X。
另一方面与格雷马斯及其译者的解释是不相符合的。
格雷马斯不仅指出命题与反命题的对立,而且指出了第一项和第三项的矛盾,第二项和第四项的矛盾。
所以第三项的应为非X,第四项应为非反X。
2)符号矩阵在文本分析中的偏差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将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项,将对立和矛盾的关系引入各项,通过函项的赋值,便可以剖析文本中人物复杂的关系,实现了人物形象分析和深层内蕴的挖掘,因而在具体文本分析上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很多文本批评,特别是叙事文本的批评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然而在很多用此模式的文本批评中却存在生搬硬套、墨守成规、亦步亦趋的教条倾向。
其表现为将一文本断章取义,抽出四个人物形象,然后将此四人与符号矩阵中的四项做简单的对应,然后进行分析。
比如在对《祝福》的分析中,就将X项赋值为被压迫者祥林嫂,反X项赋值为压迫者鲁四老爷,非X项赋值为非压迫者柳妈,非反X项赋值为帮手“我”。
对立项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分析在符号矩阵的面纱下依然是我们熟悉的社会学批评。
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是符号矩阵的精髓所在。
杰姆逊是符号矩阵具体实践的杰出代表,很多论著都是选他的批评实践为范例的。
在杰姆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他对《聊斋志异》中的“鸲鹆”作了详细的分析,上面已经做了介绍。
除此之外,他还用符号矩阵对康拉德的《吉姆爷》作了精辟的分析。
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运用这一模式的。
在对这一文本的分析中,首先,他在纷繁复杂的文本符码层面之下抽象出了基本的行动和价值的二元对立。
“行动是西方意义上的行动,即做事,取得成功,价值指的是西方人的行动中缺乏的意义,或者说体现在朝香客的被动性中的意义。
”然后对其他的两项进行赋值,即第三项为非行动,第四项为非价值。
其次,他将各项进行整合。
非价值与非行动的结合是坐在甲板座椅上的人,非行动和价值的结合是朝香客,行动和非价值的结合就是虚无主义的冒险家,而价值和行动的结合作者找到的是吉姆爷。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图式,如图6所示。
[2]130~131图6 杰姆逊分析《吉姆爷》的图式据此,我们可以按图索骥把握住杰姆逊叙事分析的基本思路:1)确定文本中的基本要素,然后找到它的对立项,再相应地找到其余两个矛盾项,即找到构成意义的构成性符号素,并指出其作用。
杰姆逊强调“格雷马斯叙事分析的关键,就是要在有意义的现象下找到构成性微观原子和分子,并指出其作用。
[2]109”那么,如何确定这一基本义素呢吴泓缈在《结构语义学的启示》一文中指出“如何确定义素的抽象程度,如何根据理解意义的需要来切分能指,这其实是分一而二的问题。
其一,义素的确定有赖于具体的文体,决不允许泛泛而谈;其二,必须从该文本的整体出发来确定义素,而不是带着形成的义素工具包来分析文本……简言之,他认为一个文本中的关键形象一定会以冗余的形式反复出现,只要把它们扫描出来,构成对立,我们就不难发现合适的义素;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反复出现的形象,多个形象之间也一定具有冗余的义素。
[4]43”也就是说,基本义素的确定必须紧扣文本,高屋建瓴,整体把握,不能机械呆板。
而且这一义素往往在一文本中以冗余的形象或义素的形式反复出现,抓住这一冗余形象或义素就确定了这一基本义素。
杰姆逊在具体实践中更是采用了具有极强操作性的方法,即“最好是使用一个固定的字,然后作一些小的变化,这样便于表达事物间的相互关系。
结构主义这种分析方法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文字游戏。
[2]110”比如,在上述“鸲鹆”的分析中,他找到一个固定的字是人(human),然后确定得到对立的第二项反人(inhuman),接着找到剩下的两个矛盾项,即与人(human)矛盾的第三项非人(non-human),与反人(inhuman)矛盾的第四项非反人(humane)。
于是符号矩阵的四项便确定了。
2)整合各个已赋值了的函项。
符号矩阵在我国的文本分析中往往做完前面第一步就大功告成了,我们忽视了对已经赋值了的函项的整合。
在前面提到过的对《鸲鹆》和《吉姆爷》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杰姆逊所做的复合工作,结构主义虽然源自二元对立,却是对二元对立的丰富和发展。
在《鸲鹆》的分析中,王爷虽然被符号化为非人,但他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有权有势的人,即王爷是人与非人的“复合项”,杰姆逊所谓的“乌托邦项”。
特征的对立或矛盾不是人物间的对立,人物是两个构成性符号素的复合与交叉。
所以这种分析避免了人物分析的简单化和类型化,而有了某种意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在《吉姆爷》的分析中,非价值与非行动的结合是坐在甲板座椅上的人,非行动和价值的结合是朝香客,行动和非价值的结合是虚无主义的冒险家,而价值和行动的结合是吉姆爷。
这是一项重要而我们经常忽视的工作。
做完这些工作后便可根据符号矩阵给我们的提示更好地把握、理解文本。
把握了杰姆逊批评实践的脉络之后,可以发现国内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模式时,存在的以下不足:1)在对基本要素的确定上莫衷一是。
其源自对冗余义素的把握不准,对分析的基本技巧即对“固定的字”认识不一,还存在着将符号矩阵四项与文本中的人物简单对应的倾向。
2)缺乏整合意识。
在对符号矩阵的四项赋值之后,急于求成,就企图挖掘文本深层内容,不再确定复合项。
3)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会批评拘束,仅以符号矩阵的面纱做掩饰,换汤不换药。
其深层原因乃是没有完成从情节分析到语言分析的转变,没有把握住格雷马斯叙事学说中最基本的“交换”这一机制。
了解了以上要点后,我们也可以尝试对上文引用的《祝福》的分析加以修正。
在《祝福》的分析中,很多论者都注意到了“看与被看”的模式,例如文中写到了祥林嫂的阿毛被狼吃掉后,很多人的“看(问)”,以及在看与被看的背后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的“看”。
在这里分析者抓住了一个固定的字“看”触及到了文本深层的结构模式[5]。
其实让读者和“我”感触颇深的还有一处是向“我”的“问”,一处让“我”以及我们读者都无法回答的“问”,这一“问”是一个以生命为代价的女人向自己遵从一生的价值信念的怀疑,是一个深受其害的女人向自己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的怀疑,是触及到了文本深层一个字,我们也许可以抓住这个“问”字给符号矩阵的各项进行赋值。
于是便有了第二项反问(肯定),第三项非问,第四项非反问(非肯定)。
鲁四老爷知道存在、也许曾有过这样的疑问,但他作为现存制度、文化的维护者、肯定者必然是要反对这样的疑问的,因而他是问与反问(疑问与肯定)的复合项;祥林嫂是问的发出者,很明显她不是肯定者,即非反问者,所以她是问与反非问(非肯定)的复合项;“我”既不认可鲁四老爷的肯定存在(非肯定),但自己又身为四叔的侄儿,不自觉地又站在鲁四的一边而否定置疑(非疑问),因而“我”是非问与非反问的复合项;而身为受害者,丧失对现存制度置疑(非疑问),认同鲁四老爷的行为,不自觉地成为迫害者的自然是柳妈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