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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文化统一与地区差异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它不仅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基础，还在文化统一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然而，尽管文化统一有了进展，仍然存在着地区差异。
本文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秦汉文化统一的原因在秦汉时期，进行了中央集权的改革，使得行政管辖逐渐从诸侯国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
这一改革使得文化统一成为可能，因为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套普遍适用的文化标准来推动各地文化的融合。
同时，秦汉时期的交通运输也非常发达，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接触到彼此的文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二、文化统一程度较高的领域1.文字：秦朝时期，统一了不同地区使用的不同文字，实行了小篆的规范化，这使得文字成为了全国通用的手写文字，并且被广泛运用于文化、法律、行政等不同领域。
2.度量衡：秦元朝时期建立了度量衡的制度，一套标准的度量衡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使得商业交易等领域的活动更加顺畅、清晰。
3.货币：秦汉时期，各地方发行的不同货币被统一，并且实现了一套标准的货币系统，这使得贸易更加便捷、方便。
三、文化统一程度较低的领域1.方言：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因素，各地方言差异较大，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交流时存在障碍。
虽然秦汉时期有“一本同文，瑞应八方”的政策，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方言问题。
2.饮食文化：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等因素导致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截然不同，例如北方人偏向于吃面食和牛羊肉，而南方人则以米饭和水产为主。
这种差异与对当地物产的依赖有关，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统一。
3.宗教信仰：中国历史上有众多宗教信仰，例如道教、佛教和儒教等。
尽管在秦汉时期，政府颁布了“法家之律、道家之术、儒家之经”的政策，但是由于不同人群对宗教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不同，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四、结语秦汉时期的文化统一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使得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统一的发展时期。
但是，文化统一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例如不同地区的方言和饮食等的差异等。
石阡民族中学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高二年级3月月考历史考生注意:1.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
满分100 分，考试时间75 分钟2.答题前,考生务必用直径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将密封线内项目填写清楚。
3.考生作答时，请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
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非选择题请用直径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卡上各题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试题卷、草稿纸上作答无效。
4.本卷命题范围:人教版选择性必修1、2。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6 小题,每小题3 分,共计48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及其北部,发展起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早地农业;长城以北和广大西部地区，狩猎经济较发达,出现游牧经济: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逐渐发展成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水田农业;南方和滨海地区,采集和渔猎仍占相当大的比重。
这反映了A.早期国家出现促进了农业进步B.当时中国北方农耕文明较南方发达C.人类的生产纯粹依赖自然资源D.中国早期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明显2.秦朝规定:“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莫(莽),以辄相报也。
书有亡者，亟告官……书廷辟有曰报，宜到不来者追之。
”“隶臣妾老弱不可诚信者勿令”,即男奴、女奴、年老体弱以及不足信的人，不要派去递送文书。
这反映了秦朝A.重视保障文书传递的及时性B.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C.重新调整了国家的行政区划D.建立全国性邮驿制度3.明初，徽商程维宗开始在屯溪镇经营商业，并吸引了大量徽商，此后屯溪逐渐成为皖南巨镇，也成为古徽州及周边地区最大的茶叶集散中心。
徽商还在当地修建了大量的桥梁、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了商业经营条件和人居环境。
这表明当时A.商人地位得到较大提升B.地区之间经济分工明显C.商业活动助推集镇发展D.重农抑商政策逐渐松驰4.明代后期，乡约改为宣讲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让百姓毋作非为,以《大明律》解释六谕，百姓若不遵守则要受到处罚,甚至送官府治罪。
第四章战国秦汉考古一、战国秦汉考古的特点1．“历史时代”：文字大量用于文献记载和史书的大量出现；简牍、帛书大量出现，成为重要的考古材料；2．进入到考古学上的铁器时代：铁器在生产领域取代了铜器和石器，铁器和畜力（牛马）犁耕一起成为封建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3 ．在社会经济方面，冶铁技术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青铜器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主要作用，漆器制作技术崛起，陶瓷业也获得相应发展；4、城市和商业发展迅速，金属铸币开始出现；5、墓葬形式除流行三代以来的竖穴土坑木椁墓以外，新出现横穴的砖石墓和崖墓，玉衣随葬代替以前的用鼎制度。
二、战国文化（一）燕下都遗址1.位于河北易县城东南。
2．该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约4000米，东西长约8000米。
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城是主体，西城是军事性的附郭。
宫殿区出土有高达74.5厘米的青铜铺首及兽面纹半瓦当、陶排水管道等。
3．“人头墩”的发现：燕下都遗址城南2.5公里处，有14个高约10米、直径达几十米的圆形夯土墩台，其中均埋葬着大量人头骨，（2000余个）距今约有两千多年。
（可能是公元前284年乐毅伐齐大胜时从战场带回的齐军首级。
）（二）邯郸赵城遗址1、位于河北省邯郸市。
2、由位于西南的宫城（习称赵王城）及东北的郭城组成。
宫城包括东、西、北3座小城，平面呈品字形，总面积达505万平方米。
西城中部偏南的龙台，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5米，现高19米，是战国时期最大的夯土台基。
郭城为居民区，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800米，东西宽约3200米，城内发现有冶铁、制陶等手工作坊遗址。
（三）楚都纪南城1．东周时期楚国郢都遗址，因在纪山之南，俗称纪南城，从公元前689年到前278年一直为楚国都城。
位于荆州古城（江陵）以北5公里处。
2、纪南城是战国七雄之都保存最为完整者，被史学界誉为不可多得的“完璧”，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
3、纪南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城垣保存完好，高出地面3.9—7.6米，城墙底宽30—40米，墙外有城濠，城墙上有城门。
秦汉历史中的地理与民族文化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秦汉政权崛起，各个民族在这个统一的国家中相互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发展。
地理，作为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对秦汉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地理环境对秦汉历史的影响1、秦汉统一的基础秦汉时期的统一，是建立在多元的地理环境基础上的。
秦国的家庭农业经济，和战国时期的游牧民族，商业文化在不同的地方有了大不一样的发展。
这种多元式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也为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征战统一提供了可足的社会基础。
2、西北地区在秦汉统一中的重要性在秦汉统一中，西北地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例如陇东、徐州和伊犁地区，都是汉族中央王朝对边疆及周边民族的反复争夺之地。
这个地区的地理状况和生产力决定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传统。
3、江河流域对汉文化的造就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江河流域和环境的影响。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交汇处，是稻米种植和农业发展的核心地区。
同时，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种政治和文化交流的中心。
秦汉时期，这个地区成为中原文明与民族文化融合的核心地带，生成了许多有影响的文化和思想。
二、民族文化对秦汉历史的影响1、汉化和民族融合的进程秦汉时期，由于中央王朝的性质和行政效能，中原文明和周边的民族文化不断地融合。
各种民族文化在这个统一的国家中得到了深刻的发展，并产生了共同的文化特征，这种汉化和民族融合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显著的。
2、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在这种融合中，少数民族文化也推动了中原文明的进步。
例如琉璃和黑陶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化，成为汉朝经济和文化的重要象征。
汉武帝时期的官方演出，以及汉代的书法和字体，也有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
结论秦汉历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灿烂悠久、重要繁荣的时期。
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是这个时期发展和形成的两个重要方面。
秦汉之际区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谢子平内容提要 秦朝的文化同一政策以及秦皇父子的德行,加剧了文化的反涵化斗争,表现为以区域文化为依托与原动力的抗秦运动。
反涵化斗争以楚文化复兴而告终。
汉朝鉴于秦朝实行学术与思想专制的覆辙,采取相当自由的文化政策,区域文化的个性逐渐消失,融合成一新的文化系统,使汉文化最终确立。
关键词 秦文化 楚文化 文化冲突与融合 汉文化秦在翦灭六国的过程中以及建立统一政权后,用血与火的方式进行民族与文化的大融合,打破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各民族间的隔阂,拆除了华夏族与荆楚之间的樊篱,极大地推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但是从文化层次上看,秦的统一只是文字、货币、道路等器物制度层面上的统一,心态文化层面依旧是分裂的。
秦朝的文化同一政策以及秦皇父子的德行,加剧了文化的反涵化斗争,表现为以区域文化为依托与原动力的抗秦运动。
反涵化斗争以楚文化复兴而告终。
汉朝鉴于秦朝实行学术专制的覆辙,采取相当自由的文化政策,区域文化的个性逐渐消失,融合成一新的文化系统, 杂霸王道而用之 、 熔南北文化于一炉而治之 的汉文化最终确立。
本文探讨中华文化这段别开生面、影响深远的形成过程。
一、秦朝时期的文化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使秦文化超越区域的限制而在全国传播,秦朝实行一系列划时代意义的措施政策,完成了政治的统一,以血与火的方式推进了民族与文化的大融合。
(一)重功用轻伦理的秦文化秦人统一全国前,其活动区域在以今陕西关中、汉中为中心,东起函谷关,西达陇中,南至秦岭,北抵贺兰山的广阔地带。
从聚居地看, 秦僻在雍州 , 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翟遇之。
( 史记 秦本纪 )秦人地处偏僻的西陲,与戎狄杂处,又受到中原诸国与楚国的夹击,长期处于紧张激烈的生存斗争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区域文化形式,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 :第一,容纳性。
建国前后秦人广泛吸收了周人的农业、青铜手工业、文字、礼仪等文化成分。
秦还大量容纳、吸收戎狄文化,以致被东方诸国视为 西戎之一支 。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的西南认知与文化书写作者：尹建东王联智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5期摘要：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化和华夷族群交往互动的加深，逐渐突破了先秦以来“五方之民”格局下的地理空间想象与“蛮夷”族群的认知体系，形成了以王朝体制和华夏观念主导“西南”定位与文化表述。
其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为代表的史籍成为中央王朝塑造“我族”中心与“他者”边缘的重要载体。
通过历代官方性质的文本书写与传递，在西南历史叙事中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华夷族群和文化的知识谱系，并在秦汉王朝的政治实践中凝固成华夏化的“巴蜀”与“巴蜀西南外蛮夷”等多层次的华夷空间结构，进而成为中国古代西南地域社会认识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秦汉时期；西南认知；文化书写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5-0081-06Abstract：In Qin and Han Dynasty， with the deepening of governance towards southwestern boundary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Han ethnic group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 of “five nations”and perception system of ethnic groups since Qin Dynasty had made a breakthrough， and southwestern positioning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centered on empire system and Huaxia Concept were formed.Historical recordings including Shi Ji， Han Shu， Hou Han Shu became the important carrier for empires in formulating the borderline between “our nation”and “others”. Through the passing down officia l written records， an intact knowledge system for Ha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southwestern historical narratives， consolidating multi￣level structure of Ha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n political practices in Qin and Han Dynasty featu ring “Bashu”and “ethnic groups other than southwestern Bashu”， becoming the basic premise for recognizing regional society in ancient southwestern areas in China.Key words：Qin and Han Dynasty；southwestern perception；cultural record關于历史上“西南”概念的界定，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赏鉴APPRECIATION往滇国和夜郎国，滇王和夜郎王都发出了“汉孰与我大”的疑问，成为千古笑谈，今人对夜郎的印象也定格成了一个无知自大的偏远小国。
近年来，考古发掘单位在滇东黔西地区发现大量战国至汉代的青铜文化遗存，夜郎文化代表遗址包括赫章可乐墓、威宁中水墓、普安铜鼓山遗址等，随着这些考古遗址的科学发掘，夜郎这个在军事上号称“精兵十万”、有着“魋(zhuī)结耕田有邑聚”等特征的古代西南族群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中。
崇武尚美，夜郎文化寻踪夜郎，是存在于史书记载的神秘古国，人们对其所知甚少，随着近年考古发掘成果的不断增多，夜郎文化开始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无论是精湛的礼器、兵器，还是精巧的饰品，都诠释着夜郎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对周边文化的融合。
文：黄巧好（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图：贵州省博物馆战国秦汉时期，在以今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巴蜀西南，包括川西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分布着多个文明古国，被统称为“西南夷”，其中夜郎国位于云贵高原东侧，疆域范围最广。
夜郎国的相关记载仅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蜀志》等史籍中，《史记》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与此同时，史书还记载了一个“夜郎自大”的故事：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派使者分别前图1饰虎铜釜 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 赫章可乐出土到底是“夜郎最大”还是“夜郎自大”？这个千古疑问随着夜郎文化内涵的具象化逐渐转为另一个疑问：夜郎到底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文化个性？从礼器到武器的崇武之风西汉初期，中原地区刚恢复统一，汉王朝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慢慢恢复了元气，有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将目光移向尚未实现完全一统的南方地区，其中据守岭南的南越国堪称心腹大患。
为了制服南越，汉武帝听取大臣意见，加速了开发西南夷的步伐。
在汉王朝的认知中，夜郎是一个据守西南夷的军事要地，不仅有精兵十万，且与南越国有水路相通，因此极具军事价值。
2009年第6期（第29卷总第130期）贵州民族研究Guizhou Ethnic Studies No.6，2009（Vol.29.February.No.130）夷汉之间———从考古材料看贵州战国秦汉时代的文化格局李飞（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贵阳550004）摘要：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梳理，我们发现战国秦汉至魏晋时期，贵州文化格局经历了一次土著向汉化复归于土著的演变历程。
这是贵州文化由多元向单一复向多元的一次变迁，最终的结果表明多样性的文化格局成为也必将成为历史的选择，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多样性的文化。
关键词：考古材料；文化格局；文化多样性中图分类号：K871.41.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64-08Between Yi and Han———The Cultural Patterns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Han Dynasty in GuizhouLI Fei(Guizho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Guiyang ，Guizhou 550004，China ）Abstract:Through a detailed research o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we have discovered that cultural patterns have an evolution from aboriginal culture to Han and a reversion to aboriginal culture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Han Dynasty.This is a change of Guizhou culture from diversity to singleness to diversity.It proves that cultural diversity patterns become a historic choic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needs cultural diversity.Key words: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Cultural Patterns ，Cultural Diversity收稿日期：2009-09-25［作者］李飞（1976—），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西南考古。
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结束，铁器时代开始的时期。
战国秦汉时代的贵州，是土著文化高度发达，汉文化开始流行的时代。
汉文化的大规模涌入，引发了一场夷汉之间文化的长期拉锯，此消彼长，两汉之际汉文化曾一度占据上风，而土著文化终成贵州文化的主流，是今日贵州多彩文化的根基所在。
本文用考古资料揭示这一变迁，并尝试作出初步解读。
理解这一历史过程，对我们正确看待和应对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化变迁将是十分有益的。
一、夜郎时代：土著文化的高峰1.夜郎及其文化夜郎是战国秦汉时代中国西南一小国，西南诸邑中，史称“夜郎最大”，武帝时夜郎王曾与滇王一同授印被封。
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被诛，夜郎灭亡。
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其在历史上大约存在了300年时间。
关于其地望，一般认为在贵州西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贵州西部的盘县、威宁中水、辅处、赫章可乐、普安铜鼓山、安龙、兴义、兴仁、册亨、望谟、晴隆、六枝、织金等地就不断有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遗物发现，多数学者认为其即李飞：夷汉之间夜郎之遗存。
其中，威宁中水、赫章可乐和普安铜鼓山三地发现最丰，相关发现可能分别代表了以其为中心的一类遗存。
（1）以赫章可乐乙类墓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战国秦汉时代遗存在可乐境内分布颇广，迄今已进行过九次发掘，共试掘遗址2处、清理墓葬370余座，其中既有汉式墓亦有当地民族墓（报告称乙类墓），而以当地民族墓为多，约占墓葬总数的75%强。
民族墓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墓葬均为长方形（或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个别墓葬棺外围石一周，略似石椁（M264）。
葬用棺或不用。
约10%的墓葬（30座左右）采用“套头葬”，即用铜（铁）釜或铜鼓（仅1例）套头而葬，或用铜釜套头、铜（铁）釜套脚、或用铜洗垫脚而葬。
少数墓葬用铜洗垫头或罩面。
随葬品有陶器、青铜（或铜铁合体）器、铁器、玉（石）器、骨器和纺织品等，以青铜器为主。
陶器数量较少且均为冥器，随葬陶器的墓葬一般再无其他随葬品，一墓仅一器，置于死者头侧。
陶器均手制成形，泥料中羼有较多植物炭屑，器身轻薄，纹饰有篦划纹、锥刺纹、乳丁纹等，器类有罐、瓶、杯等。
青铜器按用途可分为容器、装饰品、兵器和农具等。
容器除用作“套头葬”的鼓、釜外，尚有洗、鍪、鐎斗、匜等；装饰品数量较丰，种类有镯、钗、簪、戒指、铃、扣饰、带钩等；兵器有剑、戈、镞，剑有巴蜀式柳叶形剑、蛇头形剑和铜柄铜剑等，未见钺、矛；农具少见，仅有锄。
铁器有戈、剑、刀、刮刀、镢、锸、钉等，以工具类为主。
铜铁合体器有铜柄铁剑和铁铤铜镞，其中的卷云纹首铜柄铁剑最具特色。
玉（石）、骨器有玦、璜、管、珠、镯等，均为装饰品。
少量残存的纺织品经鉴定有丝织物、毛织物和麻织物三类。
墓葬年代据推测为战国早期至西汉前期[1]。
“套头葬”、夹炭陶器、卷云纹首铜柄铜（铁）剑等极具特色的葬俗和遗物，使可乐乙类墓有别于其它同期遗存，可能独立构成一类以之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可暂称之为“可乐类遗存”，与这一时期活动在可乐及其周边地区的人群相对应。
目前尚不清楚这类遗存的分布范围，但辅处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2]表明，威宁、赫章相接的白水河流域，可能属可乐类遗存的分布范围。
（2）以威宁银子坛墓地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中水境内的古代遗存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以来，先后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发掘，目前已识别出鸡公山、红营盘、银子坛等三类不同的、依次演进的文化遗存，其中鸡公山类遗存已命名为“鸡公山文化”[3]。
红营盘墓地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32座，均系长条形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多数发现木质葬具痕。
随葬品有陶、铜、玉（石）和骨器等。
陶器均手制，质地松脆，器类有罐、碗、杯等，以带流陶罐数量最多亦最典型。
铜器按用途可分兵器、工具和装饰品三类；兵器有剑、钺、镞；工具有刀、锛；装饰品有手镯、指环、帽饰等。
玉（石）器有玦、璜、镯、珠、镞、穿孔砺石等。
其年代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4]。
这类遗存除贵州威宁红营盘墓地外，尚有云南昭通营盘乙区墓地等[5]，表明其系一类分布在昭鲁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的遗存，可暂称为“红营盘类遗存”。
银子坛墓地共进行过三次发掘，清理墓葬134座，出土各类遗物700余件。
亦有汉式墓与土著墓之别，以土著墓为主。
土著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10%的墓葬为二次合葬（葬2～7人），部分墓葬有葬具痕。
随葬品有陶、铜、铁、玉（石）、骨、漆器等，以陶器和铜器为主。
陶器有罐、瓶、碗、豆、杯等，罐、瓶、碗为常见组合。
部分陶器上带刻划符号。
铜器有兵器、装饰品、生活用具和钱币等类；兵器有剑、矛、戈、镞、弩等；装饰品有手镯、指环、带钩、扣饰、发钗、铃铛等；生活用具有釜、洗、碗、印章等。
铁器有剑、矛、刀、镞、带钩等；玉（石）器有珠、管、玦、镯等。
墓葬年代约在战国中期至东汉初。
与银子坛墓地内涵一致的遗存广泛分布在昭鲁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目前已知的有昭通营盘甲区墓地、文家老包墓地、白沙地墓地等，可称其为“银子坛类遗存”[6]。
两地的三类遗存，特别是可乐乙类墓与银子坛墓地年代相近，部分内涵相同，可乐更曾出土2件与银子坛墓地完全相同的陶器（K4：1、M292：1），但彼此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
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分布区域、不同的陶器制作传统、不同的丧葬习俗（如可乐有“套头葬”，银子坛有合葬，可乐随葬品以铜器为主，银子坛以陶器为主，并有相对固定的陶器组合等），因此它们是两类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以往的研究过多强调其共性，而对差异的讨论不足，对银子坛类遗存的讨论更存在在黔者为夜郎文化遗存、在滇者称滇文化遗存的不同认识。
2009年第6期贵州民族研究[双月刊]2009年12月版（3）以普安铜鼓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普安铜鼓山遗址，在普安县青山镇铜鼓山，是一个山顶遗址，面积约3000平米。
1980年、2002年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约2000平米，出土文物数百件，计有一字格青铜剑、凹銎铜钺、镞、叉、尖叶形锄以及玉玦、石臼和陶罐等。
一批铸造青铜器所用的陶模和石范的发现是最为重要的发现，其种类有剑茎—件数，以下不再注明）、剑茎范（4）、剑身范（1）、戈范（2）、戈模（2）、刀范（1）、铃范模（5——（2）、鱼钩范（1）、凿范（2）、宽刃器范（4）、浇口和残范（18），表明该遗址曾是重要的青铜器铸造场所[7]。
从目前的材料看，贵州西南地区与其周邻桂西北、滇东南的联系至为密切，远甚于其与黔西北地区的文化联系，可能存在一个包括黔西南兴义、安龙、普安、册亨、望谟等与滇东南丘北、广南、富宁及桂西北右江上游百色、田阳、田东等地区在内的一个文化圈。
该文化圈内一字格曲刃、舞蹈纹无胡铜戈、曲刃矛、V形銎带符号的铜钺、羊角钮钟、铜鼓等流行，而风字形钺身、V形銎、部分带符号的铜钺是该文化圈内最为频见、最具特色，也是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的关键。
南北盘江相夹的黔西南一隅，历史上曾不断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零星青铜器出土（部分为发掘品），据不完全统计，已逾百件，集中分布在安龙、兴义和普安三地。
百余件青铜器可分兵器、乐器、农具、工具、装饰品诸类，而以兵器和乐器为多。
兵器有戈、剑、钺、矛等，乐器有铃、钲、羊角钮钟等，另有铜锄等农具。
经调查，已在普安、安龙、兴义三地发现山顶遗址20余处，并对其中的铜鼓山遗址进行过两次发掘。
这类遗址的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
另近年在北盘江两岸阶地上发现史前至汉代遗址16处，并对其中11处进行了清理，其中相当部分为先秦时期遗址，部分属汉晋时期。
各地点文化内涵虽各有差异，但基本以双肩石器和圜底陶器为特点。
其陶器作风与铜鼓山遗址是一致的，即器类以圜底陶器为主，次为圈足器，也有少量平底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以高领敞口圜底罐和高领侈口圜底罐最多。
而石器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铜鼓山遗址中目前未发现双肩石器，而北盘江流域未出的穿孔石刀在铜鼓山类遗存中则较为常见。
这一区域内的青铜文化明显不同于黔西北地区的同期遗存，鉴于该区域内这一时期遗存间存有某些共性和对铜鼓山遗址认识相对深入等原因，有学者建议暂将这一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遗存称为“铜鼓山类遗存”[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