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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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后感首先,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公共事务治理的核心目标是社会公平与公正。
公共事务治理的初衷是为了确保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即使在理论上我们都认同这一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许多社会问题,如贫困、教育不公、环境污染等,都是基于社会资源的不公分配而产生的。
因此,公共事务治理必须致力于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以消除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
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制定公正的政策和法律,建立健全的制度和机制,同时加强社会参与和监督,确保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并为弱势群体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
此外,我还从这本书中了解到,有效的公共事务治理需要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参与。
传统上,公共事务治理主要由政府负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市场和公民社会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机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引导和调节公共事务的发展,从而提高效率和效益。
而公民社会的参与则能够提供多元声音和反馈,确保公共事务治理的公众参与和问责机制的建立。
公民社会组织、媒体、NGO等都可以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监督政府的行为,推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增加治理的透明度与公正性。
此外,这本书还介绍了一些成功的公共事务治理案例,对我启发很大。
例如,韩国的政府通过建立全民参与的e-Government平台,实现了政务公开,提高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增加了公众的信任和参与度。
芬兰政府则通过强调社会创新和民主实验,建立起了一个有利于社会创新和政策实验的环境,在治理中不断探索和学习。
这些案例告诉我,公共事务治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改进。
只有不断尝试和学习,才能找到适合特定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
总的来说,这本书让我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关注社会公平与公正,重视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参与,同时要不断创新和学习。
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应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推动,为实现更公平、更和谐的社会而努力。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后感《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一本关于公共管理和治理的重要著作,作者对公共事物的治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公共事物的治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对如何更好地进行公共事物的管理和治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首先,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公共治理”的概念和理论。
他指出,公共事物的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协作。
这种多元化的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也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公共事物管理中的各种问题。
这一观点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公共事物的治理需要政府、市民、企业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单一力量。
其次,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
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和互助关系,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公共事物治理的重要动力。
通过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可以提高公共事物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这一观点让我深刻地认识到,社会资本是公共事物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够不断地积累和发展。
此外,作者还在书中提出了“公共参与”的理论。
他认为,公众参与是公共事物治理的重要手段,可以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和责任感,也可以提高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和民主性。
通过促进公众参与,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也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公共事物管理中的各种问题。
这一观点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公众参与是公共事物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够不断地推进。
总的来说,《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启发的著作,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公共事物的治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对如何更好地进行公共事物的管理和治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希望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能够不断地借鉴书中的观点和理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公共事物治理能力,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自主治理:公共物品治理的新途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书笔记《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印利安纳学派代表人物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撰写的,她是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会长,美国中西部政治学会会长,该书是对公共池塘资源如何有效治理的探讨。
在论述她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之前,必须对之前存在的公共物品及其治理的一般理论——国家理论和企业理论——进行了解,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了解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同时这部分内容也构成了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来划分与国家和企业理论之间的界限。
她的自主治理理论也是在对前两者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一、国家理论和企业理论的批判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最早是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的,所谓公共物品就是指社会成员均等地消费的物品,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的消费的减少。
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等三个特征,由于公共物品具有这样的特征,因此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囚徒困境”博弈、哈丁的“公地悲剧”和奥尔森“集体行动困境”等理论模型都说明,个人的理性行动在使用公共物品时最终导致的却是集体的非理性结果。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事物”。
在前面的理论模型的指导下,奥斯特罗姆认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利维坦和彻底私有化,其中利维坦即国家理论,后者是企业理论。
其一、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主张通过外部强权的监督与控制来实现公共物品治理。
如奥普尔斯就认为:“由于存在着公地悲剧,环境问题无法通过合作解决……所以具有较大强制性权力的政府的合理性,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即使我们避免了公地悲剧,它也只有在悲剧性地把利维坦作为唯一手段时才能做到”。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后感演讲稿》了解选择理论的人们都知道哈丁的“公地悲剧”,事实又表明,人类社会中虽然到处都是公共的悲剧,但许多人却自主地摆脱了公共选择的悲剧,从而改善了福利。
该书的研究宗旨,就如作者所总结的,“本项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由于作者是美国学者,所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是美国学术界所探讨的热门话题,所提出的理论发展也是对美国现有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一切都有别于我们中国。
但可以用中国人的眼光,着眼于中国人所面临的公共选择问题,来阅读《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并由此来思考我们中国人所面临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以及思考中国人所面临的公共选择的实践问题,尤其是思考如何避免中国公共事物的退化,并挽救已经在退化的公共事物,如断流时间越来越长、很可能永远成为内陆河的黄河、污染日重的淮河和太湖、日益退化的沿海渔场、砍伐殆尽的森林,甚至是日益滑坡的道德等。
传统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型及其局限关于公共事物的治理可追溯到xx多年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
”在传统的公共事务治理理论中有三个主要的经典模型,它们是哈丁的“公地悲剧”、“囚犯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
“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是指在仅有一次博弈的情况下,个体会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结果是,对于集体来说并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集体行动逻辑”是指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理性的个人在实行集体目的时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倾向。
这些理论模型都说明了特定情况下的公共事物总是得不到关怀的必然的悲剧性结果。
传统的两种治理方式以政府集中管理为唯一的方案和以私有市场管理为唯一方案。
前者是指由中央政府决定公共池塘资源由谁使用,什么时候使用,怎样使用,并且由中央政府对他们进行监督,对违规者进行惩罚。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后感《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后感。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一本关于公共事务管理的书籍,通过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管理模式。
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历史演变、理论基础、实践经验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考框架,使我们对公共事务管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首先,这本书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从古代的君主制到现代的民主制度,作者对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公共事务管理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使我们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发展历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同时,作者还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包括公共利益、公共参与、公共决策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分析框架。
其次,在实践经验方面,这本书也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实证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使我们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经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通过这些案例和实证分析,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公共事务管理的具体操作和管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管理模式。
总的来说,这本书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管理模式。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管理模式。
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公共事务管理的水平,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读完《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之后,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公共事务管理不仅仅是政府机构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
只有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同时,我也意识到了公共事务管理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只有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和期待。
除此之外,我还从这本书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读书报告公管131 富雨琪 2013012135一、选书理由我阅读的书目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该书是由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印利安纳学派代表人物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撰写的,她是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会长,美国中西部政治学会会长。
在此书中,作者着眼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自助组织治理公共事务的制度理论,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之外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为面临着公共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公共事物的可持续发展及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提供了自主治理的理论基础。
自主组织理论的提出实属公共事物之理领域及其重要的理论创新。
二、本书内容的介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针对公共事物治理的传统模型进行适用性评析,对其内在缺陷进行批判,提出了理论上存在公共事物自主治理制度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作者将研究视角从理论转移到现实中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指出其中的困境,并设计研究该问题的基本框架。
针对提出的问题,搜集成功案例,分析自主治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并随后对这些原则进行实证分析。
最后将之前做的理论反思集中在一起,阐述了其对设计自主组织和自主管理的制度具有的含义。
(一)对“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三个理论模型”的分析在本书的第一章,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系统地总结了人们用之以分析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三个理论模型,它们是哈丁的“公地悲剧”、普遍使用的“囚犯的难题”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这些理论模型都无一例外的说明了在集体行动的前提下,人们作出的理性选择总会产生非理性的后果,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这本书,是由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写。
第一章对公地悲剧、囚犯困境博弈、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三种有影响的模型的介绍帮我巩固了上课的知识。
让我豁然一新的是有关集体行动的逻辑的相关解释。
曾经,我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会自愿地为促进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
但是,在现实中,面对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称性,对其他人的不信任等各种原因,最后的结果就是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放弃集体利益。
另外,在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要不被排斥在分享由他人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而只会选择做一个搭便车者。
这便是人性!我在读这三种模型的时候,我便想到,正因为人都是自私的,也就是西方人一直说的“理性人”,所以才会产生这些悲剧。
联想到实际,有种悲哀感。
整本书在我看来,就是在解决怎么在诱惑存在的情况下,让“占有者”高度遵守规则。
第三章所述的几个成功例子都是由“占有者”自行设计规则,与他们雇来的其他主体一起监督实施规则,并且他们雇来的这些监督者可以将得到罚金的一部分,以此提高监督者的积极性。
因为外来者他们并不熟悉这片公共池塘资源,他们不能准确的知道这片公共池塘资源的上限性,也就无从确定资源补充率,自然无法明确无误的安排资源的使用。
这就是由政府“唯一”承担解决公地悲剧的限制。
同样的,采用“唯一”私有财产制度同样也有局限性。
对于流动资源,像水和渔场,根本就不清楚私有产权指得是什么。
即使真的去确定所有权,确定所有权的成本也许让人难以接受,这也就违背了初衷。
另一种情况,可以确定所有权,确定的成本也较低。
如一块牧场,的确可以确定私有产权,而且确定私有产权的成本也较低,但是,同样也有问题。
比如,一块牧地,分割为两半,这只需在中间线那里围栅栏便可。
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由于环境的不确定带来的风险,也会出现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因为,假使降水量分布不均匀,一部分牧地也许在某一年草料茂盛,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却生产不出足够的草料。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书笔记本书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斯特罗姆写就,在书中,她重点论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公共事物自主治理理论。
在本书的开头,作者描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为什么国家或市场在有效治理公地时通常会失败而许多社群的人们却通过一些制度安排取得了成功?作者正是在这一问题的基础之上展开了她的研究与论述。
首先,作者探讨了三种普遍而有影响的模型。
第一个是公地悲剧,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士亚里斯多德的断言:凡是属于最大多数人的公地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东西;第二个是博弈论中经典的囚徒困境,它使人类对于理性的初衷和由此造成的非理性结果产生了全新的认识;第三个是奥尔森对群体理论观点的反驳,他认为个人很难为群体的共同利益自发地采取行动。
这三个模型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个人的完全理性往往会生产出从所有相关者看来并不理性的结局,他们的中心问题便是搭便车,与此同时,人们通常会把现实与这些模型进行简单粗暴地套用和比较,并认定他们将陷入这些模型的陷阱中。
而对于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经济学家们也往往倾向于两种固定的方案,一是利维坦方案,主张应用一个外在的利维坦去避免公地悲剧,但这种方案隐含的完美假设是一个拥有充分信息、完全理性的利他主义者在担任着利维坦的角色,而这在现实中往往是不可能的,就如我国之前某些政府的唯GDP论思想,为了经济发展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一个糟糕的统治者或是中央机构还有可能把情况变得更糟;二是私有化方案,主张建立完全私有的产权来解决公地悲剧,但这种方案存在的同样难以实现的完美假设是所有资源都是同质的,这显然更加不可能。
总而言之,无论是利维坦方案还是私有化方案,都是把一种外在的制度安排强加给受他影响的个人,这种不契合现实的制度安排其最终的结果通常都是失败的。
实际上,许多成功的案例都是突破了这两种僵化的方案,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或是寻找一种更适合他们的创新性方案或制度,而作者则致力于对这些成功或不成功的案例进行探索从而做出一系列合乎理性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