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革性立法”走向“自治性立法”关于人大立法模式演进的思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论我国行政立法体制我国行政立法体制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行政立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政权稳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我国行政立法的发展历程、特点和问题以及改革建议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我国行政立法的发展历程我国行政立法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探索和发展。

20世纪初期，我国行政立法起步较晚。

中国各自有关行政事务的立法由民国时期的各级地方政府负责，法律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行政立法体制逐渐完善。

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我国行政管理的法律地位，同时，我国也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决定。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行政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2年，我国通过了第一部专门规范行政管理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这标志着我国行政立法取得了显著进展。

二、我国行政立法的特点和问题1. 特点首先，我国的行政立法具有强调党的领导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在行政立法中的地位被明确规定为最高行政立法机关。

其次，我国的行政立法注重法律法规与行政管理实践相结合。

行政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制定符合国情的法律法规。

最后，我国的行政立法强调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

近年来，我国行政立法越来越注重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吸纳公众意见成为行政立法的重要环节。

2. 问题在我国行政立法的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相对庞杂，一些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和重复，需要进一步整合和修订。

其次，立法过程和程序不够透明和公开。

在我国的行政立法过程中，有些决策缺乏透明度，公众参与度不够，容易造成决策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问题。

最后，一些具体领域的行政立法需要加强。

例如，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的行政立法相对滞后，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

三、改革建议针对我国行政立法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和调整。

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要实现“三个转变”要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就要实现“三个转变”。

首先是要转变思路，转变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思维。

地方立法工作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和权益，因此在立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人民的需求和利益，在立法内容中要注重人民的权益保护，保障人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表达权，确保法律的公正、合理和可执行。

其次是要转变方式，转变为创新型立法方式。

创新型立法方式包括多元化的立法主体参与、多样化的立法形式选择和灵活多样的立法程序。

积极引导各方面力量参与地方立法工作，提高立法的与时俱进性和适应性，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

最后是要转变机制，转变为协同共治的立法机制。

地方立法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资源进行合作和共同决策。

要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建立起互相配合、协同工作的机制，确保立法工作的高效和质量。

为了实现上述“三个转变”，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和方法。

首先，加强立法团队建设。

地方立法工作需要有一支专业、高效的团队进行支持和配合。

要积极引进、培养和选拔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法律人才，构建一支专业的立法团队。

同时，要加强团队的学习和培训，推动团队成员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能力。

此外，还可以邀请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参与立法工作，提供专业性意见和建议。

其次，加强立法沟通和解读工作。

立法是一个涉及各方利益的过程，需要及时与社会各界进行沟通和交流，听取各方的声音和意见。

可以通过政府官方网站、媒体发布等方式，向社会公开法律草案和立法进程，征求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在立法过程中要及时进行解读和说明，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再次，加强跨部门合作和协同工作。

地方立法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需要各方的合作和支持。

要加强跨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建立起一个协同共治的立法机制。

可以成立立法协调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立法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最后，加强立法监督和评估工作。

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变革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变革，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逐渐与国际接轨。

本文将从历史发展、法律制度建设和未来展望等角度探讨中国法律体系的演变。

一、历史发展中国的法律体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宗法制度。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形成了以律法为主的传统模式。

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的引入和近代化的变革对中国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战争和混乱的时期，法治建设几乎停滞不前。

随着新中国成立，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法律体系改革。

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制度得到了显著的完善和拓展，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二、法律制度建设1.宪法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最高的法律。

我国的宪法修正和制定，凝聚了人民的意志，规定了国家权力的运行和人民权益的保障。

宪法建立了国家的法律框架，为全面推进法治提供了重要依据。

2.民商法律制度：民商法律制度是中国法律体系的核心。

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我国的民商法律制度已基本与国际接轨。

包括民法典、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颁布和实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刑事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是保护社会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为最重要的法律之一，规定了各种刑事犯罪行为及其应当承担的责任。

而“非法拘禁”、“强奸罪”等新罪名的增加，进一步体现了对人权和公正的关注。

4.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是保障公共利益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法律体系。

中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中。

这些法律的实施，有效地规范了政府行政行为，保护了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未来展望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和改进的空间。

首先，应进一步加强法律教育与普及，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其次，需要完善法律实施和监督机制，确保法律的公正和有效执行。

法律的发展与变革通过历史的长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律的发展与变革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

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石，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调整和适应。

在此文中，我们将探讨法律发展与变革的几个方面，从传统到现代，从国内到国际，展示法律系统的蜕变与进化。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传统法律的发展与变革。

古代的法律往往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权威，以统治者为中心，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

在这样的法律秩序下，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往往受到限制。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意识觉醒的逐渐兴起，法律逐渐开始向人权和自由发展。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体现，也需要不断与时俱进。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的发展变革主要集中在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上。

通过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社会公正的追求，现代法律体系旨在实现一个更加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秩序。

例如，在现代刑法领域，对于死刑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废除死刑并寻求更加人道的刑罚方式。

这种变革不仅体现了法律对人权的重视，也反映了法律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不断发展。

此外，法律的发展与变革也与国际关系的演变密不可分。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国际法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国际法作为不同国家之间的一种约束力，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和框架，以及制定国际协议和法规，实现了国际社会的相互合作和共同发展。

国际法的发展与变革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也蕴含着各国对于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不同追求。

例如，近年来环境法和人权法领域的发展，既体现了各国对于环境保护和人权保障的共同关注，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全球问题面前的共同责任和合作精神。

总之，法律的发展与变革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从传统到现代，从国内到国际，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不断调整和适应社会需求的进程。

无论是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还是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法律都在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做出积极贡献。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律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所谓立法权“虚化”，是指本应由代议机构行使的立法职能，实际上并不掌握在立法机构手中，而是被其他机构主导，由此带来立法机构事实上的缺位。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这应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合理所致。

目前人大立法权在一些情况下的虚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大立法权被国务院等行政机构代行；二是人大专属立法权被人大常委会代行。

传统治理体系的调整实际上，《立法法》存在的事实本身就足证《宪法》的孱弱。

在《宪法》运行正常和代议制度健全的国家，很少有通过普通法来规定人大如何立法、人大与其他机关如何分享立法权的现象，因为正常的宪法解释就已有此功能。

而中国之所以有《立法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落实《宪法》的执行力，带有宪法解释的意味。

人大立法权的虚化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博弈，而涉及更深层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军委这五大机构。

在中央由执政党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负责不同的班子，分工协作；在地方则由地方执政团队进行分工，但主要的人事任命权力则属于上级党委。

从而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均形成了以执政党为核心、以党内分权为特点、以政策为治理工具、权力向上集中的治理体系。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这种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与人大固有的治理功能之间的关系存在需要调整的地方。

首先，从人大在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来看，虽然《宪法》规定了人大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实际运作中，从其人员组成、会期、议事程序、选举办法来看，程序性权力并未完全到位，特别是立法权并不完整。

这些情况，凸显国家治理体系内在平衡与合理性应是未来变革需要考虑的重点。

其次，从实际政治运作来看，以政党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必然以党的政策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而以人大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治理体系则主要依靠法律为治理工具。

因此需要协调政策与法律的关系，要保证一切重大改革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不能绕过法律程序。

全面依法治国，执政党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

从“变革性立法”走向“自治性立法”—关于人大立法模式演进的思考立法作为创制和发现规则的一种活动，在近代人民主权和民主理念的影响下，由代议机关来行使几乎成为一种常例。

但这种立法形式却可能出现表达民意与尊重专业智慧、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也存在名义上尊重个人人格和自治能力与实质上导致个人在民主剧场中“缺席”的悖论。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代议民主制度同具体的中国民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行使立法权能是人民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活动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的多部宪法和宪法性文件都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和修改法律。

但人大实质行使立法权的过程却一波三折。

1949年—1956年是人大立法的初始阶段，该阶段在新中国立法史出现了两大里程碑性的事件：其一是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隆重召开，其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诞生。

在1954年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

1957年—1976年是人大立法罹遭严重挫折的阶段。

在此阶段，唯一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除通过1975年宪法外，未制定一部法律。

尤为可悲的是人大自身的活动也极不正常，特别是1965年2月至1974年12月，10年中全国人大竟未曾召开一次会议，1959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只剩下100多人。

1978年至今是中国人大立法的快速成长时期。

因应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人大全面加速立法运作的步伐。

主要表现在：立法权限体制划分日趋完善，立法权运行体制逐步发展；形成了一个既具特色又颇有规模的法的体系。

到2003年底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包括法律性文件有400多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有8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近8000件，部门性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多达30000件。

与此同时随着部门法的增多，形成了一个包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等基本部门法和其他一些法的集群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发的体系，一些新兴的部门法在法的体系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关于对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需求和立法工作的意见
建议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各项改革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都出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变革、解决问题、推动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扩大立法范围，深入推进立法工作。

因此，我建议：
一、加强对立法需求的调研和分析，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立法工作更好地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

二、进一步拓展立法领域，积极探索和推进社会领域、科技领域、文化领域等领域的立法工作，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三、加强立法过程中的民主和透明度，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广泛征集公众意见，确保立法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公正性。

四、加强对立法实施的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立法实施中的问题和困难，提高立法的实效性和全面性。

以上是我的意见建议，希望能够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和关注，为我国立法工作的发展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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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方人大立法权扩张以利民作者：王倩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05期摘要地方立法在我国国家立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人大立法又是整个立法体系中的核心。

但由于诸多因素使得现实操作不尽人意，其缺陷之处主要体现在立法权限的横向与纵向划分和立法内容的制定两个方面。

本文将从内涵到原因，层层深入，探究适当扩张地方人大立法权的新思路。

关键词立法权立法权限立法体系作者简介：王倩，西南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2-167-01一、从实践到主体析内涵（一）“扩张”有二元，横向与纵向立法权的动态扩张即立法权授予的过程，是以立法权为中心，以扩张为形式，以横纵向为双轴线，其中政体决定横向立法权限的划分，国家结构形式决定纵向立法权限的划分。

1．横向扩宽立法权作为议行合一的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由其地位决定横向划权要以之为核心，分内外两个方面。

内部主要涉及同级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外部主要讨论同级人民政府的立法权限。

2．纵向下放立法权地方立法和中央立法是一个相对概念，在我国专指享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活动。

在我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通过授予地方立法权来增强地方积极性、巩固中央权力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必经之路。

（二）“立法”有主体，明显见核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立法主体的相互关系凸显了权力机关的主体地位——人民政府和常委会是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同级人大负责，应宪政需要，在公法领域，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执行人大立法，人大常委会也不得越权，三者的权力位阶显而易见。

二、从理论到现实探理由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体制改革中，加强地方立法的潮流不可逆转。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国家，赋予地方人大立法权是最大限度发挥地方个体机能的重要宪政措施，也是实现地方政治经济改革的首要环节。

（一）理论依据立法是人们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资源、利益等进行的制度性分配，是执法的依据。

地方人大推进民主立法的实践与思考■黄谷章俊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对法治建设特别是立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重大创新和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和程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

”地方人大推进民主立法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要求,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应有之义,是发挥立法功能作用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全国各地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在推进民主立法方面采取了许多新措施，探索出许多新路，所积淀的生动鲜活的实践经验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主立法、推进民主立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近年来，重庆市人大坚持在民主立法上狠下功夫，确保地方立法更好反映民情、汇聚民意、集中民智，切实增强了立法的可行性和社会认同度。

坚持开门立法理念。

重庆市人大严格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强化立法公开，抓实民主立法，真正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在编制年度立法计划时，注重开门立项，通过公告、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向政府部门、群团组织、行业协会、普通群众广泛征集立法建议项目，着力提高群众知晓度，扩大立法项目的来源。

在法规草案审议阶段，主动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参与，将征求意见工作与立法信息公开、网络平台建设紧密融合，并专门召开会议征求普通群众、专家学者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广纳良言、凝聚共识。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重庆市人大把主动征求全体市人大代表意见工作作为地方立法的必经程序，切实抓好人大代表参与立法的“规定动作”和“增选动作”。

“规定动作”即对每一个法规案均通过代表履职平台征集所有在渝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的意见，并以电话、信件等多种方式征求部分市人大代表、区县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增选动作”即针对立法的不同情形，适时邀请相关人大代表参与调研考察、组织召开专业组代表论证会、开展法规草案集中研读活动，有力支持和保障了人大代表通过多种途径提出立法意见建议。

【中心组研讨发言】充分发挥不同立法形式的作用法律制定以后不能一成不变，而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适时地进行调整。

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在确保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立法工作步伐，统筹立改废释纂，发挥不同立法形式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作用”，这里的“立改废释纂”是我国立法的主要形式。

发挥好其各自作用，是增强法律与社会的适应性，以及法律之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立法形式不断丰富，立法活动日益规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持续完善。

“立”是指制定新法，主要围绕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等，聚焦法律体系的短板、缺项。

“改”是指修改法律，主要是对不符合实际、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条文及时进行变更。

修改法律，既可以是对单部法的个别修改，也可以是对多部法的“打包”修改；既可以是法的全面修改，也可以是对个别条文的修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修法成为完善法律体系的常态化方式。

“废”是指废止旧法，就是废止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法律规定，发挥促进法律体系新陈代谢的重要功能，例如，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的要求，我们废止了有关劳动教养、收容教育等法律规定和制度。

废止旧法，既可以采取单项废止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批量废止的形式，包括专项清理和定期清理。

“释”是指立法解释，即对法律条文的含义作出具体解释，进一步明确法律条文的内涵要旨、适用情形、适用范围等。

立法解释属于一种特殊的立法形式，是在保持法律制度稳定的前提下，促使其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纂”是指编纂法典，针对某一领域相互关联的法律进行整合、修改、补充，使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推动法律规范的集成化、体系化、典范化。

例如，编纂民法典是我国法典编纂活动的一次成功实践，充分体现了立法规律。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对某一领域有多部法律的，条件成熟时进行法典编纂。

当前，行政法、社会法、教育法等领域都在进行法典编纂的探索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