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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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宰相官职: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
中书令常以太子兼任,仅挂名而已,左右丞相总领国事,元代尚右,故右丞相地位高于左丞相。
明初,太祖沿袭元制,中书省为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宰相机关,因省内不设中书令,所以中书省长官左、右相国(后改为左、右丞相)为宰相。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叛变罪杀胡惟庸,罢中书省,废宰相。
皇帝自兼丞相,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实现了绝对专制。
明成祖朱棣正式设立并重用内阁,此后,内阁参与政务,成为明朝政府的重要机构,随着权力的增大,地位也逐渐提高。
仁宗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且统率六部。
在内阁大学士中,按位次先后,分为首辅、次辅、群辅内阁对呈奏皇帝的奏章、文书具有拟旨权,即“票拟”,所拟建议供皇帝参考。
清初仿照明朝旧制,以内阁作为国家行政的中枢,以内阁大学士为宰相,由满汉大员充任,同时还存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二者共参国政。
因前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国家核心机密,总理一切事务,后有军机处掌军国大政,所以清朝内阁始终受压制,只能处理一些公开的例行公事,无宰相之实。
二、皇权与相权的内在权力关系皇权作为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的产物,其内在本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私权力的皇权,是一种任意、不确定、不受制约的权力,第二,作为公共权力的皇权,是一种稳定、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的权力。
皇权的主要内容包括: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仲裁权、最高行政决策权、最高人事任免权、最高军事指挥权、最高祭祀权、最高征税权、派驻使节与宣战权等。
皇权的主要特点有:第一,神圣性,从理论上来讲,皇权来自天命的授予,而天下是属于天的,天子之拥有天下是天予之,是受天命而立的。
第二,宗法性,在封建时代那种“集家成国”的国家形成模式下而客观形成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宗法制度在皇家是在士大夫家族、乃至平民百姓家庭的内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传统性,皇权具有的传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皇帝职务的终身制与皇帝职位的世袭制。
焦点透视437传统政治中相权演变规律及原因探析何云标(中共西安市委党校(西安市行政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摘要:在古代中国,君权与相权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此长彼消,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笔者详细分析了相权演变的基本过程,并对演变规律及原因进行了分析。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皇帝本人的期望并极力推行之,同时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相权;演变规律;演变原因一、相权演变过程(一)秦朝三公的设置—宰相制度正式确立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社会的大变革,各诸侯国已普遍设立相职,但当时各国称呼并不统一,如宰相、丞相、相邦等。
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就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宰相之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正式创立宰相制度。
丞相是皇帝的第一助手,百官之长,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秦朝初建,实行的是一相制,后来也曾置左、右二丞相。
御史大夫地位相当于副丞相,负责掌理奏章、下达诏令和监察百官。
太尉,负责全国军事,其地位与丞相一样。
(二)西汉“中朝”的建立—宰相制度的大调整汉承秦制。
汉高祖和汉惠帝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的萧何、曹参为丞相。
丞相的权力迅速膨胀,“掌丞天子, 助理万机”1。
当时的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掌握着朝廷的行政实权,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迅速凸显,宰相制度很快便进入调整期,调整的原则是,皇权不断集中,而相权不断被分割。
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分割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
汉武帝时,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形成了“中朝”和“外朝”。
“中朝”也称“内朝”,主要由皇帝的亲信近臣组成,重要政事往往在宫廷之内就先自做出了决策。
“中朝”逐渐成为实际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的“外朝”,其实际职能逐渐退居到执行的地位。
这样就将丞相拥有的决策、行政两大权力分解开来,从而形成中枢权力之间的制约机制。
(三)唐朝三省制的完善—宰相制度的成熟决策权和行政权分开后,国家治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决策是否正确。
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皇权的加强与相权的衰落摘要:自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之后,为了加强对全国政务的全面把握和控制,设置丞相之位,位列百官之首。
至明废宰相以前,即便宰相权利或职位形式有所演变,相权与皇权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权利核心,其“斗争”和“合作”也决定和影响着各个朝代的政治局面与政治形势。
关键词:古代政治,皇权,相权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皇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
两种权利的制衡和加强都对政局产生着深远影响。
自秦汉以来,宰相一直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凌驾于各种官吏之上,相权的加强必然对皇权形成威胁与制约,而皇权的加强又必然带来行政权力的扩大,这种矛盾使皇权与相权的争斗贯穿于秦汉至明的中国古代政治历程。
即便再不同的历史时期,相权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力大小有所区别,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但总体趋势是皇权的不断加强以及相权的不断削弱。
皇权与相权存在体制上的矛盾。
在不同朝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有着差异,皇权与相权有着一个平衡点,皇权相权相互制约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国家有序运行。
[1]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之后,皇权也随之产生。
为了配合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各项政治制度的运转和发展,秦始皇同时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三个最高职位,而这其中丞相总领百官,处于百官之首,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这样就使包涵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行政权力交到了丞相手中,丞相职权包括主持朝议、封驳诏书、对上谏诤、对下诛罚等诸多权力,宰相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主导。
西汉建立之后,在诸多政治政策上承袭了秦朝的传统,依然保留丞相职位。
西汉成立初年,国内政局不慎稳定,外有匈奴来扰,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使相权有所上升,丞相集行政、决策、司法等各项大权于一身,位高权重,对皇权形成了威胁。
为了加强皇权,汉武帝刘彻开始重用身边侍从,实行中外朝制度,并设立尚书令、侍中等职位,使这部分官吏能够直接参与到军国大事之中,从而削弱丞相职权。
浅析中国古代皇权相权之争在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演进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两条主线。
专制主义的性质和官僚制度的特征共同决定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
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会形成一个内在平衡,一旦平衡打破,行政的运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而与此同时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又是趋势。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崩溃也是必然。
标签:皇权;相权;制衡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始终伴随皇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
宰相被看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在不同的朝代,相的权力有着很大的区别。
总体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而相权不断被削弱。
皇权作为君主生而有之的权力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在世袭制中,君主可能并不具备帝王之才却生而有帝王之权,由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中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不受约束的皇权所带来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同时皇权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皇权的有效运行需要官僚机器的支撑,皇权的合法性需要士大夫阶层的肯定确认。
而且君主个人能力的有限性,皇权的至高无上性都需要另一种权力的辅佐制约。
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官僚制度是其重要一环,相权便是官僚制度的核心。
皇权与相权存在体制上的矛盾。
在不同朝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有着差异,皇权与相权有着一个平衡点,皇权相权相互制约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国家有序运行。
一、演变过程在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发展变化中,不同朝代有着各自的特点。
秦朝始建帝制,皇权正式产生,同时,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丞相总领百官、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以丞相作为中央行政体制的首脑。
皇权主要包括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军事权、行政中的最后决断权和对中央、地方官员执行政务情况的考察权。
丞相则具有主持朝议、封驳诏书、对上谏诤、对下诛罚等权力。
而自秦以前,便有类似丞相的官职出现。
“西周中央政府在周王以下设有辅弼大臣,传说三公,即太守太傅太保为最高辅佐官员。
到西周晚期,官僚机构的权力开始集中于一人,出现《周礼》中所说的天官冢宰这种百官之长的职位与人物,这已类似于秦汉时期的丞相”[1]。
论古代政治历程中的皇权与相权之争皇权和相权之争几乎是贯穿中国古代所有朝代的主旋律,二者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约,又相互扶持相互促进。
相权、皇权关系处理的好坏,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关系着政权的兴亡。
是中国古代政治中不得不说的问题。
皇权,顾名思义,由天子掌握,他决定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的决策。
相权,由国家的宰相掌握,他拥有着国家的行政权,负责主要行政事物的处理,地位仅次于天子。
宰相制度起源很早,商朝的时候,伊尹是开国功臣,为国家的建立和奠定做出了很大贡献,汤死了以后,继续为相,辅佐了几代皇帝,权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到皇帝的登基。
到了战国的时候,宰相制度在各个诸侯国都建立了起来,秦朝时宰相正式命名为丞相。
从此之后,皇帝与宰相相互依存,但也相互制约,总体发展的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而相权不断地消弱。
汉代时,实行三公九卿制。
皇帝对于宰相心存戒备,宰相对于皇帝心存惧怕,二者不断磨合发展,试图寻找一种比较成熟,既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又有利于国家发展,安定的制度。
隋唐时实行三省六部制,都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相权,加强君权,在此期间二者似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君臣之间相得益彰。
唐太宗时期,内外朝的界限已经淡化,天子主政,开始进入了消弱相权的阶段。
唐太宗将相权一分为三,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
这样,一则相权分散了,二则三者相互制约都统一向皇帝负责。
贞观年间的君相关系式少见的。
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能越过三省直接发号施令、指挥政事。
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的制约,也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独裁造成失误。
宋元时期,相权得到了一定的加强,宰相的势力得到了扩大,这样也导致了皇权的不稳,产生内乱。
明朝时期,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利,明太祖先是废除总揽地方军政大权的行中书省,设立布政司、都指挥司、按察司,分管地方的行政,军政和监察,并且三司都隶属于中央部门。
但是,统领中央各部的宰相,职权也随之扩大。
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君权与相权的关系是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条主线,两者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统治的主旋律。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
宰相在我国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1.君权与相权的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君权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出现,也就是所谓的皇权。
中国古代的皇权,是在长期的社会变迁和动荡中,伴随着古代专制主义的逐渐演变而渐趋成熟的产物,是专制主义巅峰的代表。
它既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相权的产生,与君权相比,似乎总是处于一种附带的过程中。
所谓相权,就是宰相所拥有的权力。
宰相制度是一种辅佐皇帝的制度,这注定了相权是为君权服务的。
相权起源与君权的起源相同,在春秋战国之时,贵族随王权的衰亡之后,贵族世袭的官职制度等也随之衰亡,此时便逐渐出现了非贵族的官僚群体,出现了非世袭的政府官职,而作为人主近臣,身居高位的相、丞相等官职也渐次握有了相权。
需要指出的是,丞相级别的三公、三省未必就拥有相权,比如东汉光武帝时候就撇开三公机构而令内廷组织尚书台;拥有相权的未必就是丞相级大官,甚至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比如明朝大太监魏忠贤在当时是握有相权的人,但他却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
2.君权与相权的统一与合作国家政务琐碎繁忙,光靠皇帝一人,很难做到事事稳妥,事事正确,这就需要贤能的宰相辅助,减轻皇帝的负担,同时也能避免,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腐败和失误。
自秦朝之后,中国古代国家对于社会的有效统治和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
虽然君权代表国家最高统治权,但是管理政府的最高权力通常是相权。
政府首脑是宰相,在正常情况下,历朝宰相对政策的讨论、研究、决策、审议、执行以及监督等都握有重权。
国家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相权的稳定。
君权与相权的演变阅读: 3263 次我要评论( 0 )收藏 2012-2-24 20:27:29分享到: 0君权与相权是中国古代皇权体制中最惹人注目的一对恒常存在的矛盾。
一方面,以天下之大,即使皇帝他老人家再怎么英明伟大,明摆着也应付不了一大摊子的军政大事,所以他肯定要指派一个能干的丞相,并以他为整个官僚机构的首脑;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又只讲君权,不讲其他权利,从理论上说天下都是皇帝一个人的,其他人包括丞相的权利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
宰相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
到了战国时期,宰相的职位在各个诸侯国都建立了起来。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
丞相作为官称,始于秦国,后来也被他国采用。
汉初至武帝时为鼎盛期。
丞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与当时的皇权基本上处于平等状态。
但就在君相“坐而论道”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由于相权的膨胀使皇权受到威胁。
此后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
(1)以分化事权而集权的特点贯串封建社会的始终,并非自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开始。
秦始皇将丞相的权力一分为三、汉武帝的“内外朝”制度,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2)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其“完善”的含义是指的中央各部门的权力运作比较协调,皇帝与丞相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大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的和谐,并非是指该制度完美无缺。
同时,该制度只是解决的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和运作的问题,不涉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问题。
(3)宋太祖采取的诸多措施,都极富有创建性;其“重文轻武”的特色,也为两宋时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方便;北宋的孱弱,是相对于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是农耕民族相对于游牧民族的弱势。
(4)明成祖时,在洪武年间设立殿阁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内阁。
阁臣权力虽比宰相权力小得多,但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
清朝从三院长官到内阁大学士,再到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内阁政务大臣,宰相权力日趋淡化,皇帝集权则达到极点。
论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和统一自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开始,政治上就出现了让人顶礼膜拜的君王,先秦时期的君主虽然也讲天命所归,但是由于与贵族分土而治的制度制约,君王的权力还不能完全做到至尊无上。
在东晋时期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即琅邪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
直至“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王朝,皇权的至高无上才得以初现。
皇权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皇帝一人,拥有绝对的独裁权力。
他是国家权力和法律的象征,独揽着所有政治的、军事的、决策的、主祭等国家重要权力,而在皇帝的周围不存在任何一种分割、分享、约束和监督其权力的其它权力主体。
靠专制的个人统治广袤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官僚政治作为专制主义的补充物逐渐成熟,即“为与士大夫共天下”。
宰相则是官僚政治的代表,而所谓相权,就是宰相所有的权力。
宰相制度是一种辅佐皇帝的制度,这注定了相权是为皇权服务的。
实际上皇权与相权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一方面,皇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则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相权必然从属于皇权,宰相组织必然服务于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又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又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并不等同于皇权和君主专制。
皇权与相权的统一皇权与相权之间从某些方面来讲是有其统一性的。
皇权虽然主宰一切,但是不得不与相权相互依存,皇权必须依靠相权的辅助,方能对国家实行有效统治。
自秦朝之后,中国古代国家对于社会的有效统治和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
虽然皇权代表国家最高统治权,但是管理政府的最高权力通常是相权。
政府首脑是宰相,在正常情况下,历朝宰相对政策的讨论、研究、决策、审议、执行以及监督等都握有重权。
国家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 ;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相权的稳定。
另外,皇权除了依靠相权对于政府的管理以外,还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而相权则是官僚集团的最高权力代表。
论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和统一
自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开始,政治上就出现了让人顶礼膜拜的君王,先秦时期的君主虽然也讲天命所归,但是由于与贵族分土而治的制度制约,君王的权力还不能完全做到至尊无上。
在东晋时期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即琅邪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
直至“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王朝,皇权的至高无上才得以初现。
皇权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皇帝一人,拥有绝对的独裁权力。
他是国家权力和法律的象征,独揽着所有政治的、军事的、决策的、主祭等国家重要权力,而在皇帝的周围不存在任何一种分割、分享、约束和监督其权力的其它权力主体。
靠专制的个人统治广袤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官僚政治作为专制主义的补充物逐渐成熟,即“为与士大夫共天下”。
宰相则是官僚政治的代表,而所谓相权,就是宰相所有的权力。
宰相制度是一种辅佐皇帝的制度,这注定了相权是为皇权服务的。
实际上皇权与相权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一方面,皇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则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相权必然从属于皇权,宰相组织必然服务于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又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又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并不等同于皇权和君主专制。
皇权与相权的统一
皇权与相权之间从某些方面来讲是有其统一性的。
皇权虽然主宰一切,但是不得不与相权相互依存,皇权必须依靠相权的辅助,方能对国家实行有效统治。
自秦朝之后,中国古代国家对于社会的有效统治和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
虽然皇权代表国家最高统治权,但是管理政府的最高权力通常是相权。
政府首脑是宰相,在正常情况下,历朝宰相对政策的讨论、研究、决策、审议、执行以及监督等都握有重权。
国家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 ;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相权的稳定。
另外,皇权除了依靠相权对于政府的管理以外,还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而相权则是官僚集团的最高权力代表。
所以皇帝离不开宰相,视宰相如股肱、似舟楫,所谓“圣主得贤臣”。
从相权这方面来看,视皇帝为国家社稷之化身,在具体事务的决策和执行等方面,也需要得到皇权的支持、认同、采用和奖励。
宰相以忠君为己任,相权则以辅佐皇权为天职。
像西汉初年著名的宰相萧何、曹参、陈平,他们手中均掌有任国治事之重权,但是在国家重大事务的选择和决策方面,他们均采取了尊重皇权、守职不逾矩的行为,反映了在皇权与相权相互尊重的关系。
皇权与相权的冲突
皇权与相权之间,更多的还是不可避免的冲突性。
皇权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并存的制度结构,必然会形成皇权专制与官僚行政的双权力中心的政治格局。
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常识是,皇权居于权力的最高峰,是国家的唯一领袖,然而实际上的行政权力则掌握在官僚政治系统手中而不在皇帝手中。
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官僚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官僚政治系统的核心是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责处理全国的一切政务。
一边是皇权的至高无上,一边又是宰相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决定了这种双权力中心的政治格局必然会产生权力与权力的争夺。
君主专制制度最直接的目标却在于追求一家一姓的私利,维护君主个人的绝对统治。
这种制度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具有更为明显的狭隘自私性。
这种利益需求方面的独占性与自私性,决定了君主专制制度必然把一切官僚组织和臣下都视为维护“家天下”统治长治久安、达到个人私利私欲的工具。
但是,官僚组织不可能仅仅如此,客观上它还必然作为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利益的“公共”职能;同时,作为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一种组织形式,它还有自己独特的利益。
这样,从目标取向上,君主专制制度必然潜伏着与官僚组织的利益冲突。
君臣关系的潜在对立与脆弱性。
从君主专制制度的狭隘利益和目标出发,从皇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出发,客观上就必然会把君主及其家族置于和一切人对立的地位,使一切人、一切社会集团都成为专制君主的潜在对手和敌人 ,成为猜疑和防范的对象。
在这种猜疑防范的心理下,虽然皇权离不开官僚组织而独立存在,但君臣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
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
皇帝担心相权威胁皇权,但又无法离开宰相及官僚机构的辅助,怎么办呢?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出现了削弱相权的举措。
自汉武帝以来,皇帝有意加强自身的权力,逐渐扩大尚书的机构,赋予尚书台更大的权力,台权侵夺三公之权由此开始。
东汉年间,尚书台权限继续扩张,尚书已经成为准外朝官,并且通过太尉领尚书事,将尚书的地位提高到了官僚体系的顶端,尚书台由此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政府。
魏晋时期皇帝提升侍从和顾问的规格为中书省、门下省,显然是皇帝对行政权力控制的结果。
自尚书台侵夺了丞相的权力,变成实际上的中枢机构之后,兼尚书的重臣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尚书台由此逐渐向外朝官意义上过渡。
中书省是为分割尚书台的权力而设置的,中书省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掌机要重事。
门下省起初只是皇帝跟班的地位获得“封驳权”后,成为正式的审核机关。
隋朝建立后,恢复并健全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确立了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的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
唐代的三省制度更加健全,把相
权分别操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是经各部门会议决定”。
将秦汉时期的“独相”变成“群相”,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长官均是宰相,执行、决策、审核分开,既保证丞相的权力分散互相制衡,又使决策相对科学。
宋代相制基本是沿用唐代的,所谓中书门下合一只不过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相权威胁皇权的现象基本得以解除。
元朝建立之后,相权过大,威胁了皇权,元朝的政治腐败与此也不无关系。
到了明初朱元璋借胡蓝之狱屠戮功臣之后将丞相永远废除,只是如此庞大的国家事物繁杂,只能增设秘书,殿阁大学士应运而生。
后演变为内阁,其实说白了只不过是协助皇帝决策的秘书班子。
只是后来内阁权力增大只是因为皇帝因种种原因怠政,内阁首辅即如张居正严嵩者,在理论上与前朝的宰相有别,决策只是代皇帝决策而已,法理上是没有丞相位置的。
而清朝虽然废除了内阁,但军机处到了后来也成了“准宰相”机构。
在皇权与相权几千年以来的冲突中,应该说仍然是皇权处于主导地位的,因为无论怎样,相权总是处于辅助皇权的地位的。
也就是说,无论相权掌握在多么强硬作风的人手中,只要宰相没有篡夺皇位,相权永远无法跨越皇权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再到内阁乃至最后的军机处,虽然实际上相权仍然存在,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相权的地位其实已经大大地被削弱了,特别到了清朝军机处的出现,此时的相权完全不能同秦、汉、唐时期的宰相制度相提并论,皇权的绝对强势地位已经显示无疑。
因此,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专制集权的国家,皇权始终是最高权力主体,主宰着政治权力的命运;相权则始终是上承天子、受命皇权的辅助之权。
皇权与相权作为我国古代国家政权的核心,二者之间是统一又矛盾,其中矛盾又占了主要的方面,这样的关系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古代王朝历史是皇权与相权的博弈史。
然而,中国古代官僚帝制社会本来就是一种只有王朝兴替而生产力变革的稳定、凝滞的社会,它使整个社会无法孕育出新的生产力。
废除宰相后使得官僚政治的内在逻辑被打破,使得本来就是落后的农业文明的中国古代社会变得更加低效率,社会经济发展更加跳不出小农经济的牢笼。
当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以后,即16世纪以后,中国首先在市场发育方面落后于西方,然后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继而又在生产力与社会制度方面落后。
而这些落后归根结底就是专制主义制度的落后。
空前强化的专制主义制度使中华帝国在16世纪以后开始走向衰落,在19世纪以后开始遭受西方的奴役。
所以,经济发展之后,什么样的政治才是我们所希望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追问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