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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宋朝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中期，政治制度多次变革，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备受关注和研究。
本文将从宋代君主政治、官制变革、班禄制度等方面，综述宋代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复杂关系。
宋代君主政治作为封建皇族的一员，宋代皇帝在政治上拥有绝对权力，但同时也承担着作为祖宗的责任。
这种矛盾在宋代政治中得到了体现。
宋代皇帝以保持统治稳定为首要任务，因此加强君主权力得到了极大的照顾。
例如，制定《大宋律法》和推行毛诏，限制地方官吏的权利，确保了皇权的绝对性。
同时，细致的官吏管理也使得皇帝能够监督并控制地方，维护朝廷集权。
但是，宋朝的历史局势是复杂的。
对于类似国家重要事务的决策过程，皇室是不能单方面地作出决定的。
所以，在许多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与群臣共商国事，支持民众、抵抗外敌、促进文化繁荣等国家政策。
在政治局势比较稳定的年代，皇帝可以向宰相、皇亲等人转移一些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务管理的压力。
官制变革宋代的官制改革，也体现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
宋太祖制定衣冠制度，推行科举制度，以此改革考课制度，选拔人才。
此时，皇帝通过科举制度来唯才是举，削弱了皇族和宗室在班禄制度中的优势。
而在宋代中后期，科举制度逐渐陷入僵化，士人集团和内阁官员成为朝廷中的两股主要势力。
时至五代十国前期，暂时停用科举考试。
此时，在整个社会中，班禄制度的作用非常凸显。
此例子表明，班禄制度在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广泛的意义。
此外，班禄制度的设置也引起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反应。
从结构上看，宋代中央政府的机构在两个阶段改革措施。
期间，唐宋政权在官制上有很大的相似性，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异。
这些差异不仅影响了政府的高效运作，还反映了宋代皇权与相权的复杂关系。
班禄制度宋代的班禄制度也反映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
班禄制度是在唐代形成，逐步完善，最终发展成为宋代特有的管理机制。
此制度是按照科举考试成绩和官职领导级别的不同，确定官员们的工资等级的。
4个宰相官职：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
中书令常以太子兼任，仅挂名而已，左右丞相总领国事，元代尚右，故右丞相地位高于左丞相。
明初，太祖沿袭元制，中书省为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宰相机关，因省内不设中书令，所以中书省长官左、右相国（后改为左、右丞相）为宰相。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叛变罪杀胡惟庸，罢中书省，废宰相。
皇帝自兼丞相，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实现了绝对专制。
明成祖朱棣正式设立并重用内阁，此后，内阁参与政务，成为明朝政府的重要机构，随着权力的增大，地位也逐渐提高。
仁宗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且统率六部。
在内阁大学士中，按位次先后，分为首辅、次辅、群辅内阁对呈奏皇帝的奏章、文书具有拟旨权，即“票拟”，所拟建议供皇帝参考。
清初仿照明朝旧制，以内阁作为国家行政的中枢，以内阁大学士为宰相，由满汉大员充任，同时还存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二者共参国政。
因前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国家核心机密，总理一切事务，后有军机处掌军国大政，所以清朝内阁始终受压制，只能处理一些公开的例行公事，无宰相之实。
二、皇权与相权的内在权力关系皇权作为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的产物，其内在本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私权力的皇权，是一种任意、不确定、不受制约的权力，第二，作为公共权力的皇权，是一种稳定、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的权力。
皇权的主要内容包括：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仲裁权、最高行政决策权、最高人事任免权、最高军事指挥权、最高祭祀权、最高征税权、派驻使节与宣战权等。
皇权的主要特点有：第一，神圣性，从理论上来讲，皇权来自天命的授予，而天下是属于天的，天子之拥有天下是天予之，是受天命而立的。
第二，宗法性，在封建时代那种“集家成国”的国家形成模式下而客观形成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宗法制度在皇家是在士大夫家族、乃至平民百姓家庭的内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传统性，皇权具有的传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皇帝职务的终身制与皇帝职位的世袭制。
焦点透视437传统政治中相权演变规律及原因探析何云标（中共西安市委党校（西安市行政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摘要：在古代中国，君权与相权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此长彼消，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笔者详细分析了相权演变的基本过程，并对演变规律及原因进行了分析。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皇帝本人的期望并极力推行之，同时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相权；演变规律；演变原因一、相权演变过程（一）秦朝三公的设置—宰相制度正式确立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社会的大变革，各诸侯国已普遍设立相职，但当时各国称呼并不统一，如宰相、丞相、相邦等。
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就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宰相之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正式创立宰相制度。
丞相是皇帝的第一助手，百官之长，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秦朝初建，实行的是一相制，后来也曾置左、右二丞相。
御史大夫地位相当于副丞相，负责掌理奏章、下达诏令和监察百官。
太尉，负责全国军事，其地位与丞相一样。
（二）西汉“中朝”的建立—宰相制度的大调整汉承秦制。
汉高祖和汉惠帝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的萧何、曹参为丞相。
丞相的权力迅速膨胀，“掌丞天子， 助理万机”1。
当时的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掌握着朝廷的行政实权，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迅速凸显，宰相制度很快便进入调整期，调整的原则是，皇权不断集中，而相权不断被分割。
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分割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
汉武帝时，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形成了“中朝”和“外朝”。
“中朝”也称“内朝”，主要由皇帝的亲信近臣组成，重要政事往往在宫廷之内就先自做出了决策。
“中朝”逐渐成为实际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的“外朝”，其实际职能逐渐退居到执行的地位。
这样就将丞相拥有的决策、行政两大权力分解开来，从而形成中枢权力之间的制约机制。
（三）唐朝三省制的完善—宰相制度的成熟决策权和行政权分开后，国家治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决策是否正确。
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皇权的加强与相权的衰落摘要：自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之后，为了加强对全国政务的全面把握和控制，设置丞相之位，位列百官之首。
至明废宰相以前，即便宰相权利或职位形式有所演变，相权与皇权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权利核心，其“斗争”和“合作”也决定和影响着各个朝代的政治局面与政治形势。
关键词：古代政治，皇权，相权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皇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
两种权利的制衡和加强都对政局产生着深远影响。
自秦汉以来，宰相一直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凌驾于各种官吏之上，相权的加强必然对皇权形成威胁与制约，而皇权的加强又必然带来行政权力的扩大，这种矛盾使皇权与相权的争斗贯穿于秦汉至明的中国古代政治历程。
即便再不同的历史时期，相权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力大小有所区别，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但总体趋势是皇权的不断加强以及相权的不断削弱。
皇权与相权存在体制上的矛盾。
在不同朝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有着差异，皇权与相权有着一个平衡点，皇权相权相互制约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国家有序运行。
[1]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之后，皇权也随之产生。
为了配合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各项政治制度的运转和发展，秦始皇同时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三个最高职位，而这其中丞相总领百官，处于百官之首，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这样就使包涵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行政权力交到了丞相手中，丞相职权包括主持朝议、封驳诏书、对上谏诤、对下诛罚等诸多权力，宰相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主导。
西汉建立之后，在诸多政治政策上承袭了秦朝的传统，依然保留丞相职位。
西汉成立初年，国内政局不慎稳定，外有匈奴来扰，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使相权有所上升，丞相集行政、决策、司法等各项大权于一身，位高权重，对皇权形成了威胁。
为了加强皇权，汉武帝刘彻开始重用身边侍从，实行中外朝制度，并设立尚书令、侍中等职位，使这部分官吏能够直接参与到军国大事之中，从而削弱丞相职权。
浅析中国古代皇权相权之争在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演进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两条主线。
专制主义的性质和官僚制度的特征共同决定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
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会形成一个内在平衡，一旦平衡打破，行政的运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而与此同时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又是趋势。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崩溃也是必然。
标签：皇权；相权；制衡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始终伴随皇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
宰相被看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在不同的朝代，相的权力有着很大的区别。
总体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而相权不断被削弱。
皇权作为君主生而有之的权力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在世袭制中，君主可能并不具备帝王之才却生而有帝王之权，由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中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不受约束的皇权所带来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同时皇权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皇权的有效运行需要官僚机器的支撑，皇权的合法性需要士大夫阶层的肯定确认。
而且君主个人能力的有限性，皇权的至高无上性都需要另一种权力的辅佐制约。
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官僚制度是其重要一环，相权便是官僚制度的核心。
皇权与相权存在体制上的矛盾。
在不同朝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有着差异，皇权与相权有着一个平衡点，皇权相权相互制约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国家有序运行。
一、演变过程在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发展变化中，不同朝代有着各自的特点。
秦朝始建帝制，皇权正式产生，同时，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丞相总领百官、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以丞相作为中央行政体制的首脑。
皇权主要包括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军事权、行政中的最后决断权和对中央、地方官员执行政务情况的考察权。
丞相则具有主持朝议、封驳诏书、对上谏诤、对下诛罚等权力。
而自秦以前，便有类似丞相的官职出现。
“西周中央政府在周王以下设有辅弼大臣，传说三公，即太守太傅太保为最高辅佐官员。
到西周晚期，官僚机构的权力开始集中于一人，出现《周礼》中所说的天官冢宰这种百官之长的职位与人物，这已类似于秦汉时期的丞相”[1]。
论古代政治历程中的皇权与相权之争皇权和相权之争几乎是贯穿中国古代所有朝代的主旋律，二者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约，又相互扶持相互促进。
相权、皇权关系处理的好坏，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关系着政权的兴亡。
是中国古代政治中不得不说的问题。
皇权，顾名思义，由天子掌握，他决定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的决策。
相权，由国家的宰相掌握，他拥有着国家的行政权，负责主要行政事物的处理，地位仅次于天子。
宰相制度起源很早，商朝的时候，伊尹是开国功臣，为国家的建立和奠定做出了很大贡献，汤死了以后，继续为相，辅佐了几代皇帝，权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到皇帝的登基。
到了战国的时候，宰相制度在各个诸侯国都建立了起来，秦朝时宰相正式命名为丞相。
从此之后，皇帝与宰相相互依存，但也相互制约，总体发展的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而相权不断地消弱。
汉代时，实行三公九卿制。
皇帝对于宰相心存戒备，宰相对于皇帝心存惧怕，二者不断磨合发展，试图寻找一种比较成熟，既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又有利于国家发展，安定的制度。
隋唐时实行三省六部制，都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相权，加强君权，在此期间二者似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君臣之间相得益彰。
唐太宗时期，内外朝的界限已经淡化，天子主政，开始进入了消弱相权的阶段。
唐太宗将相权一分为三，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
这样，一则相权分散了，二则三者相互制约都统一向皇帝负责。
贞观年间的君相关系式少见的。
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能越过三省直接发号施令、指挥政事。
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的制约，也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独裁造成失误。
宋元时期，相权得到了一定的加强，宰相的势力得到了扩大，这样也导致了皇权的不稳，产生内乱。
明朝时期，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利，明太祖先是废除总揽地方军政大权的行中书省，设立布政司、都指挥司、按察司，分管地方的行政，军政和监察，并且三司都隶属于中央部门。
但是，统领中央各部的宰相，职权也随之扩大。
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君权与相权的关系是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条主线，两者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统治的主旋律。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
宰相在我国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1.君权与相权的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君权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出现，也就是所谓的皇权。
中国古代的皇权，是在长期的社会变迁和动荡中，伴随着古代专制主义的逐渐演变而渐趋成熟的产物，是专制主义巅峰的代表。
它既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相权的产生，与君权相比，似乎总是处于一种附带的过程中。
所谓相权，就是宰相所拥有的权力。
宰相制度是一种辅佐皇帝的制度，这注定了相权是为君权服务的。
相权起源与君权的起源相同，在春秋战国之时，贵族随王权的衰亡之后，贵族世袭的官职制度等也随之衰亡，此时便逐渐出现了非贵族的官僚群体，出现了非世袭的政府官职，而作为人主近臣，身居高位的相、丞相等官职也渐次握有了相权。
需要指出的是，丞相级别的三公、三省未必就拥有相权，比如东汉光武帝时候就撇开三公机构而令内廷组织尚书台；拥有相权的未必就是丞相级大官，甚至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比如明朝大太监魏忠贤在当时是握有相权的人，但他却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
2.君权与相权的统一与合作国家政务琐碎繁忙，光靠皇帝一人，很难做到事事稳妥，事事正确，这就需要贤能的宰相辅助，减轻皇帝的负担，同时也能避免，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腐败和失误。
自秦朝之后，中国古代国家对于社会的有效统治和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
虽然君权代表国家最高统治权，但是管理政府的最高权力通常是相权。
政府首脑是宰相，在正常情况下，历朝宰相对政策的讨论、研究、决策、审议、执行以及监督等都握有重权。
国家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相权的稳定。
皇权与相权的斗争资料汇编刘华2015.9.9 中国古代政治史告诉我们，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它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社会里，直到明初废相才使专制主义达到没有任何限制的地步，才使皇权与相权的斗争达到尾声。
皇权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并存的制度结构，必然会在制度安排上形成皇权专制与官僚行政的双权力中心的政治格局。
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常识是，皇权居于权力的最高峰，是国家的唯一领袖，然而实际上的行政权力则掌握在官僚政治系统手中而不在皇帝手中。
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官僚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官僚政治系统的核心是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责处理全国的一切政务。
一方面是皇权的至高无上，一方面又是宰相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决定了这种双权力中心的政治格局必然会产生权力与权力的争夺。
从整个历史的进程看，在君权与相权这一对矛盾中，君权是一路高歌猛进，而相权并无什么招架之力，如前所述，中国式的皇权制度在理论上全是为君权开绿灯的，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另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土地和人口都是皇帝一人的私家财产，该怎么欺负你又有什么好说的！这是整个的政治文化背景使然。
先秦的孟子还发表过“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这样的看法，但就是亚圣这点可怜的呐喊到了朱元璋那里也给从儒家经典里删出去了。
所以，为臣的若要保持自己的一点尊严，似乎只有谋反和篡权一途：因为你要想安安生生地做你的丞相，似乎是不可能的。
像明朝的中兴之臣张居正，在世时权势熏天，甚至可以用眼睛瞪皇帝，但在死后也免不了遭到“反攻倒算”的下场，给家人带来无尽的灾难。
还有雍正手下的陕甘总督，先是年羹尧，后是岳忠琪，均为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但其结局却是前者被赐死，后者被判一个斩监候。
然而废除宰相严重违背了自秦以来这种官僚帝制的客观规律。
这种官僚帝制的关键环节在于官僚体系与皇权之间的平衡，以及官僚体制的有效性。
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之争在我们从小形成的观念中，古代社会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全中国皇帝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而且现在人们心中对于传统文化都有一种排斥的心态。
因为在现在的人心里中国的传统政治就是皇权专治。
误以为满清的政治制度完全就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
于是清灭亡后人们对于满清政权的不满意，同时也造成了对中国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意。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这会导致国人对中国以往传统“权”的尊重和信心都没有了，而政治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东西。
所以从相权和皇权的斗争来说明明清时期根本不能代表整个古典时期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
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传统政治。
在明清以前完全不是皇帝一个人决定一个国家。
细想一下，中国这么大每天发生的事怎么可能皇帝一个人处理的过来。
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宰相负责制。
汉朝的三公九卿，三公中的丞相就是宰相的正式名称。
丞相是政府的最高领导者，管理国家一切政府的事物。
御史大夫就是副丞相协助丞相处理国家大事。
其中御史大夫下有一个御史中丞。
这个官是驻扎在皇宫的，皇宫中的一切事物都归他管，而御史中丞又归御史大夫管，御史大夫又归丞相管，这样就相当于连皇室一切事都归丞相管。
从这个角度来看丞相管理一切事包括皇帝的家事。
其实这是从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个时候是家天下，丞相相当于皇帝的家臣，当然也管家事。
所以这是制度发展还不完善的时候。
这就导致了相权过大，当遇到了比较强势而权力欲望大的皇帝时必然会发生矛盾。
比如西汉的汉武帝因为不能忍受权利受到节制。
而设立“中朝”也叫“内朝”。
这是相对与“外朝”而言的。
他们随侍在皇帝左右协助办公（很像明朝的内阁），让他们处理朝政，从而培植出一批立足于宫中、与以丞相为首的原有外朝分庭抗礼的内廷官员。
这些内朝官员多是皇帝的宠臣，能很好贯彻皇帝的旨意，不受到外朝大臣的制约。
而且皇帝可以随意更换，这样在保存传统相权稳固的同时，又可以加强皇权对相权的制约力量。
到了唐朝时期相权和皇权是一个非常和谐的时期，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很理想的一种状态，甚至有点像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制。
唐朝的宰相是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部分组成的。
相当于三个人共同组成宰相。
这是对汉朝的进步。
政府一切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经过皇帝同意后下达门下省。
所以唐代政府定旨出命之权是在中书省，皇帝只是同意画敕即可。
也就是说政策的制定是在中书省。
而旨意达到门下省以后要对它审核，如果反对诏书的意见可以将诏书批注送还，也就是“封还”。
也就是说一个命令如果门下省不同意就不能下达。
这两个部门同意了以后才送达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只有执行命令的权利而没有决定命令的权利。
这是唐朝的政府制度，当然这是基本的，扩展开来还有政事堂。
明显可以看出皇权重新受到限制，但是皇帝还是有决定权的。
在这种情况下宰相的行政能力高低就直接决定国家的治理，所以唐朝的皇帝只要选好好的宰相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而一旦出现奸相就是一场灾难，当然唐朝的灭亡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节度使造成地方藩镇割据，此处不提。
所以唐朝有很多名相，因为宰相权力大，只要遇到明君就可以发挥他的才华。
当然也有奸相如杨国忠，也是因为权利大而又得到皇帝的宠信造成太大的社会危害。
再说到对皇室和政府的监察制度。
汉代是政府监察一切包括皇室。
而唐朝是御史台监察政府，御史台是脱离于相权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对政府的监察不隶属于宰相了，而对皇帝和宫廷的监察则是靠谏官。
而谏官是隶属于宰相的，所以宰相还是有监察皇室的权利。
到了宋代相权就要比唐朝低很多，宋代是中书省单独取旨。
中书长官就是丞相，门下和尚书两省不再预闻政府最高命令。
但是相权却被分了，第一是军事权归枢密院管，他跟宰相是对立的。
第二是财证权又归三司管（盐铁司，户部司，度支司）他们独立起来掌握国家的财政大权，这是极不合理的。
第三是人事权又归考课院管，以前人事任免都是宰相下面的吏部来管理的，而现在都归考课院，这样宰相就没有用人之权。
这些都是宋朝的皇帝蓄意要减少相权而设立的。
在说到宋朝皇权的加强就是诏书，以前唐朝中书省递交给皇帝的诏书是已经你好的诏书皇帝只要盖章就可以了。
而宋代是对某事提出几条意见，写成条子，送给皇上让他决定，然后宰相按照皇帝的旨意正式拟旨，唐朝的皇帝只有政令的同意权，而宋代的皇帝有政令的决定权，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
在说到监察制度。
唐朝的谏官还是隶属于宰相的，是对皇帝进行监察，而到了宋代，谏官独立了，没有长官，这些谏官不准宰相任命而由皇帝任命，这样谏官就由监察皇帝而变成了监察宰相。
这样皇帝就不受到监察了，而宰相却要受到台官的监察又要受到谏官的监察还要时刻提防皇帝。
是不可能施展政治抱负的。
慈宁宫宋代的皇权和相权可以看出这时的皇帝已经开始从制度上要从宰相手中夺权了。
但是他还没有像明清时期那么夸张，最起码政府还是要靠宰相来维系的。
皇帝不能直接控制下面的官员。
而到了明朝，由于朱元璋废除丞相。
以前丞相的事都有皇帝来干这肯定是干不过来的，这是就设立一个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机构（内阁），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处，所以刚开始他们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在皇帝手中。
内阁大学士官位都是很低的，在朝堂上地位也不高，这种制度在皇帝精力旺盛的时候内阁的地位还不可能上去，但是一到皇帝勤于政事的时候，政权肯定就交与内阁了，他们的地位就慢慢抬高了，地位虽高，官阶却还是很低，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任。
即使后来内阁的地位提升了，但是制度上也就是法理上他还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明朝的制度上六部是代表政府的。
而内阁只是受皇上的委托来办事的，并不是名义上的国家机关。
所以明朝张居正要各衙门奏章要送一份给内阁，就受到别人的反对，因为内阁并没有预览奏章的权利，只是皇帝让你看你才能看，法理上说不过去，所以张居正被说成权臣，在当时来看是没有错的。
因为明朝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明朝由于宰相的废除，六部就不属于尚书省而是并列独立存在的，互不相属，再加上一个督察院，和通政司，大理院，明朝的九卿上面没有首长，各部长官全是平级的，上面总其成的就是皇帝。
所以一切大全就都集中在皇帝。
这是皇权加强的一个重要时期。
但是皇帝还是有一定限制的。
并不全是由皇帝独裁，有许多事要经过众臣商议的，比较大的官都要廷推产生，小官是吏部尚书来管，遇到大事也要廷议。
虽然没有了宰相但是政府还在发挥作用，政府还是有很大权利的。
其实宰相就代表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虽然没有宰相但是相当于皇帝来当宰相，原来宰相下面的行政机构还是照旧工作的。
九卿还是有很大的权利的（相对于清朝）。
另外一个对皇权的限制就是清朝的言官，清朝的六科给事中对皇帝的诏书有封驳权，只要他们不同意，即可原旨返还，而且给事中没有长官，可以独自发言。
所以在明朝皇权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但是也还是有一定限制的。
终于到重点清朝了，古典时期最黑暗的时刻到来了，绝对是中华名族的悲哀。
远，清朝的统治和以往的各朝各代都不一样，他们是异族入侵，他们是一种部族政权，代表的是部族的权益，所以他们的统治要维护这些部族的利益。
正是因为维护了这些部族的利益，得到他们的支持，才有了清朝皇权的高度独裁。
以往的任何朝代都没有这个条件。
清朝继承了明代的内阁制，又设立军机处，这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军机大臣也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不属于政府范畴，军机大臣直接想六部尚书以及各省总督下命令。
清朝发布命令的最高手续有一中寄信上谕，直接有皇帝寄给受命令的人。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说政令是不透明的，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皇帝下一个命令到地方不需要经过中央政府的官员直接到达，比如不经过吏部尚书直接下命令给各省巡抚。
这样就和明朝很大不同，明朝虽然没有宰相，但是宰相由皇帝兼职，下面的部门还是照旧行事，而在清朝六部已经不是一部首长了。
他下面的官员都可以单独向皇帝上奏章，而前面皇上又可以直接下命令给下面的官员，六部首长就没有意义了，而且清朝一个部门有汉族的官员一定有满族的官员，一个部门可能两个尚书，四个侍郎，反正就是乱套了，六部已经不能处理政务了。
自然政务都由皇帝处理。
在说监察体系，明代还有给事中封驳奏章，而清朝根本不用想，清朝规定：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能刊刻文字，也就是不准言论，结社，出版自由。
还大兴文字狱。
所以说皇帝坏话那就是死。
明朝言官可以随便骂皇帝都不会死，最多廷杖罢官。
清代是刻意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许服服帖帖，就形成了平庸、奴性、腐败的性格。
而清朝离现代最近，还在影响这现在中国人的性格。
所以批评中国人的奴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也不能把他放大，因为这是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
也许若干年后受其他思潮的影响这种情况就会自动消失了。
其实想想明朝的言官冒死直荐，刚正不阿，哪里有半点奴性。
通过上民的分析。
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唐朝是最好的，很多地方是值得借鉴的。
他有很多现代君主立宪制的影子。
汤，乃至后来的宋，明两朝虽然皇权加强，但是整个社会还是很开明的。
起码言论自由。
官场也还在可控范围内。
制度不是一个人决定的是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
不能因为清朝的黑暗而整个否定中国传统制度甚至于整个传统文化。
（参考自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