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及启示黄 晔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摘 要!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从∀亚洲奇迹#中清醒过来,开始思索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亚洲发展的所谓∀东亚模式#,这种模式是以∀出口替代战略#为核心,政府指导为特征的,在区域关系上则形成一种∀雁形模式#。
它在为东亚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东亚发展模式#下各国的内部经济结构不完善并且都具有同质性,各国普遍盲目吸引外资,这就造成了债务结构失衡短期债务偏重的结果。
同时,在金融监管上盲目追求自由主义,过早地开放了金融市场,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其在金融危机下的不堪一击。
关键词!亚洲金融危机 东亚模式 出口替代 雁形模式 清迈倡议一、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7月2日。
早在1997年1月开始,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就开始拼命做空泰铢,他们在现货市场上用外资银行借来的钱抛售泰铢,同时在期货市场上买入泰铢对美元的期货合同。
泰国政府针对这一情况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最终败下阵来。
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
当日泰铢就狂跌20%,在泰铢率先贬值的冲击下,菲律宾的比索、马来西亚的林吉特以及印尼盾等都纷纷步入贬值的大流之中。
随之而来的惊恐气氛造成了大量资金撤离东南亚各国,这又反过来加剧了货币贬值的压力,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场危机随后又从东南亚各国波及到了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日本甚至俄罗斯。
二、危机产生的原因分析∃∃∃东亚模式的缺陷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受害国家的民众普遍将这次灾难归结到索罗斯等国际炒家的头上。
然而,索罗斯等国际炒家的金融操作从法律角度上来看是完全合乎泰国相关法律的,其行为并没有任何的违规。
因此,将整个危机归因于国际炒家实在有些言过其实,他们的炒作行为仅仅是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而真正使得这次危机爆发并蔓延的原因根植在∀东亚发展模式#之中。
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模式及启示【摘要】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在背景和重要性的引言中说明，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作为重要的政策措施，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
在分析了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模式、特点、成功经验，并探讨了其启示和对其他地区的借鉴意义。
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了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指出了对全国金融创新的重要意义。
通过这篇文章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贡献和影响，以及对于中国金融行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模式分析、特点、成功经验、启示、借鉴、重要性、发展、全国金融创新、意义、展望。
1. 引言1.1 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背景上海自贸区成立于2013年，是国家为探索创新改革而设立的自由贸易区。
作为全国首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备受关注。
上海自贸区地处长三角经济区域，拥有便利的交通和先进的基础设施，同时聚集了大量金融机构和企业。
这为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背景还在于国家经济发展需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金融领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上海自贸区积极探索金融创新模式，以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在开放的政策环境下，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正逐步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和活力。
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背景是一个融合了地区优势和国家发展需要的时代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丰富的机遇。
1.2 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重要性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够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和开放，为金融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
上海自贸区通过金融创新，可以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促进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与合作，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金融创新可以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提升金融业的综合竞争力。
金融创新还可以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提高金融行业的智能化水平。
上世纪末两次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及给予我国的启示一、概览1. 金融危机定义与重要性作为金融领域的重大事件，是指金融资产、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出现严重危机，导致金融功能无法正常发挥，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现象。
它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往往具有跨国、跨市场的特征，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对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金融危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必然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导致生产下降、失业增加、消费减少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金融危机还会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
金融危机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深入理解和分析金融危机的成因、特点和发展规律，对于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维护经济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上世纪末两次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我国未来的金融发展和风险防范提供有益的启示。
2. 上世纪末两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与概述上世纪末，世界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金融危机，分别是1929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这两次危机不仅给当时的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9年的大萧条，其背景在于工业革命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繁荣。
这种繁荣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失衡。
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限制了社会消费的增长，而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开始大量采用分期付款和赊购制度。
这种制度的盛行使得金融市场异常繁荣，但企业的实际资金状况却并不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股市的异常繁荣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而非真实的经济增长。
当这个泡沫最终破裂时，股市的崩溃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银行破产、信贷紧缩、生产下降和失业率飙升，整个社会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
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其背景则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失控密切相关。
在21世纪初，为了刺激经济，美国政府推出了零首付贷款政策，这使得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
农村金融服务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借鉴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背景、政策支持、服务内容及其成效各具特点。
了解这些差异与共性，对于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对多国农村金融服务模式进行比较与分析，并为我国农村金融创新提供借鉴。
一、国际农村金融服务模式的多样性1. 欧洲：小额信贷与合作社模式在欧洲一些国家，小额信贷已成为支持农村发展和农民生计的重要方式。
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这些国家的金融服务多依赖于地方性合作社银行。
这些银行通常不仅提供存贷款服务，还参与农民的生产和市场流通，帮助农民获取必要的市场信息和技术支持。
合作社银行通过集体形式降低了农民的融资风险，提高了信贷的可获得性。
2. 美国：农业信用体系美国的农业金融主要依托于农业信贷机构和全国性的农业信贷银行。
由联邦政府支持的农业信用体系能够在危机时刻为农民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美国还设有农业补贴、保险等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帮助农民减少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风险。
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美国农业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迅速推进，在线贷款申请及风险评估系统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
3. 亚洲：微型金融及农户贷款在东南亚，微型金融逐渐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趋势。
以菲律宾为例，微型金融机构通过小额贷款和储蓄产品，显著提高了贫困农村家庭的经济自主性。
这种模式不仅帮助农民解决了融资问题，也促进了女性的参与与经济独立。
同样，印度的自助小组（SHG）模式也以类似方式运作，基层合作组织通过互助贷款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提升。
4. 非洲：移动金融服务非洲的农村金融服务正在迅速向移动互联网转型。
例如，在肯尼亚，M-Pesa成为了改变农业金融服务的重要力量。
农民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资金的转移、储蓄及小额贷款服务，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效率。
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金融包容性，也加速了农村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流动性。
二、农村金融服务模式的比较分析尽管各国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在某些方面体现出共同的特征。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发展及其启示陈万灵唐曦宁2012-7-28 17:41:12 来源：《南方金融》2011年12期内容摘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高度开放、透明的经济体制和公平、自由的竞争市场环境。
本文回顾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总结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主要经验，提出中国内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对策建议，包括提高金融市场的自由度和透明度、实施对金融业的适度监管、充分利用经济腹地因素、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拓展国际市场等。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中心香港作者简介：陈万灵（1964-），男，四川武胜人，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教授；唐曦宁（1986-），女，广东清远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香港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起步于香港开埠。
二战后，香港金融业先后经历了多次内外部冲击。
通过不断摸索和完善，香港建立了一套自由、透明并受国际标准规管的成熟金融体系。
而得益于有竞争性的金融制度、经济体系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香港受到国际资本、机构以及客户的青睐，逐步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市场之一，奠定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经验为内地发展金融业和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一)香港金融业的起步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资银行相继进入香港；同时保险业开始出现，并于19世纪末成立了首个证券交易市场。
在二战期间香港金融业遭到了破坏。
战后，香港经济经历了恢复、发展和转型，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催生了对融资和结算等与贸易相关的金融业务的需求。
这一时期，港英政府采取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推动香港金融业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香港的商业银行由29家增加至73家。
20世纪60年代，港府冻结新银行牌照发放和规管银行股本、核数和流动资产数额的措施，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和发展设置了障碍。
60年代末，港府不愿放弃15%的外币存款利息税而丧失了在香港建立亚洲美元市场的机会。
３３９《商场现代化》２００６年９月（中旬刊）总第４７９期国上市公司质量的改善注入了新鲜血液。
小天鹅公司、贵州茅台、浦东发展银行等，都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这是我国股市健康发展良好的开端。
２．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树立人大权威完善企业治理非流通国有股分阶段可流通，帮助了国家股、法人和管理层持股的变现，尽管可以充实社保资金，但一股独大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只是变成可流通股份的控股股东而已。
内部治理问题的改变，首先可以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对企业管理层随意造假行为，他提供了一种控制权争夺的最后约束机制）、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但更为根本的是改变我国证券监管方式，实施依法监管，而非依靠过细的、缺乏足够操作性的部门法规或规定，否则，会在各地政府和中介机构的合力作用下，成为放纵国企和大机构投资者的许多不乏行为“避难（社会普通股民责难）所”。
而且，《公司法》、《证券法》修正案等等，必须由全国人大自主参与立法来进行，否则，极易为部门利益左右。
另外，还要提高人大对法律执行的跟踪监督，并辅之以媒体和股民的有效监督。
另外，还必须改变我国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陋习，不然，法院会变成各级政府自作主张处理证券纠纷的橡皮图章。
３．要为不同所有制企业上市提供相对公平的机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一个重要目的在于，通过提供一种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各市场主体在竞争中享受各种机会、承受各种考验并不断壮大；同时，对政府官员相关行为（包括我国大型垄断国企海外上市中管理层股权激励的适当规制）的管理，则要遵守非经济导向的原则，否则，极易造成官民争利的寻租行为。
而目前我国国企在上市环节上同非国企相比，实际上享受了超国民待遇，这主要是中央各部委对大型国企、地方政府对地方性国企上市提供了各种便利。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国企上市的资格要求普遍难以达到（国家和银行资金供给几乎为国企垄断，资本实力较差，同时还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市场和非市场压力），而非国企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机会的提供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关于上海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启示［论文关键词］金融中心形成发展［论文摘要］上海从北宋起，已拥有相当繁盛的海上贸易，后又逐步成为沿海贸易主要中心。
开放口岸以后，外贸中心迅速北移，上海逐步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和手工业中心，并随之而形成全国的金融中心。
本文通过对上海经济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对于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的若干看法。
并就上海今后的发展给出了个人的理解。
一、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概述上海从北宋起，已拥有相当繁盛的海上贸易，后又逐步成为沿海贸易主要中心。
开放口岸以后，外贸中心迅速北移，上海逐步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和手工业中心，并随之而形成全国的金融中心。
近代上海主要的金融机构有典当、钱庄、银号、票号、外资银行、华资银行等。
这些金融机构运用各种不同的业务方式，在不同时期发挥不同的作用，以适应不同的业务需要，成为人们生活中体现价值形态运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经济部门。
现在，上海正在向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方向努力，在这期间，除了对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横向研究外，纵向地对旧上海金融中心的逐步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其所发挥的主要作用进行研究，也是一项极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二、上海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众所周知解放前上海是旧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
作为金融中心当时主要特征是：(1)金融首脑机关集中在上海；(2)社会货币资本的大量集中；(3)金银、外汇的总汇，货币发行的枢纽；(4)全国利率和金、银、外汇行市以上海为转移；(5)银行经营各种金融业务，运用多种信息工具；(6)按经济区域设立分支机构。
总的来说，过去上海金融业务活动经验丰富，金融知识和技术也有相当高的水平，只要撇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是有许多地方可以借鉴的。
(一)金融机构密集和社会货币资本的集中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诞生，为我国开办新式银行做了先导，随即，一大批银行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创设。
到1935年，全国银行164家，总行设立在上海的58家，占总数的35%。
金融-金融中心形成模式比较及启示.txt假如有一天你想哭打电话给我不能保证逗你笑但我能陪着你一起哭。
坚强的基本，就是微笑。
面具戴久了丶就成了皮肤≈摘要：金融中心的形成有自然形成和政府主导两种模式，这两种金融中心形成模式在不同的金融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其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更倾向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当经济和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形成模式又居于主要地位。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上海只能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模式。
关键词：政府主导模式；自然形成模式；金融中心一、金融中心形成的两种模式金融中心的主要活动是借贷、证券(包括债券、股票和金融衍生产品)发行和交易、资金管理和保险。
衡量金融中心的典型指标是银行数量、银行资产、国际间银行债务、交易所资产估价、交易的合约数量、上市公司数量、会员数量、证券发行量、国外股票交易比重、管理的资金数量、外汇交易量以及衍生物在所有交易产品中所占的比重等。
可见，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与金融体系的发展过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表明，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发展不但具有“供给推动型”和“需求引导型”两种发展路径，而且这种因果关系还存在互为因果联系。
金融发展路径依赖的这种规律性反映到金融中心形成的路径上，就表现为金融中心形成的两种模式：自然形成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
(一)自然形成模式。
金融中心的自然形成模式指随着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和区际贸易及投资的不断扩展，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必然增加，进而产生新的金融需求。
因而，金融市场得以扩张，国家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法规也随之发生变化。
通过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金融机构集聚状态中各市场主体相互作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稠密市场效应”，伴随着规模经济效益，产生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不断发展，使金融机构在空间上进一步集聚，逐渐形成金融中心。
(二)政府主导形成模式。
金融中心的政府主导形成模式指金融市场在独立于实体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在实体经济及其规模相对弱小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刺激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加储蓄，刺激投资，推动经济发展。
在这种模式中，金融体系的扩张通常是在政府的扶持下，通过政府部门的设计、强力支持而产生，金融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超前性。
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和金融政策，吸引金融机构集聚。
通过金融机构空间集聚，以及金融机构集聚状态中各市场主体相互作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稠密市场效应”，伴随着规模经济效益，产生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不断发展，使金融机构进一步在空间上集聚，最终形成金融中心。
这种金融中心形成模式在本质上是通过金融体系的超前产生和发展刺激经济增长，发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先导作用。
金融中心两种形成模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呢?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理解金融中心两种模式及其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矗一方面。
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是实体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
经济增长是“因”、金融发展是“果”。
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反作用，金融发展可加速推动实体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下，金融发展是“因”、经济增长是“果”。
同时，金融发展路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表明，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发展不但具有路径依赖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因果关系还具有复杂的互为因果联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低均衡”、“高均衡”和“多重均衡”的特征。
因此，在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要充分考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及其复杂性和多样性。
金融中心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政府主导模式不能完全独立于经济发展的水平。
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反作用，可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政府主导模式归根到底要以自然形成模式为基础，而政府主导模式对自然形成模式有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加速促进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模式选择从金融中心两种形成模式和两者间的关系看，金融中心的自然形成模式与“需求引导型”的金融发展路径相对应，强调金融中心是实体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自身发展的结果；政府主导模式则与“供给推动型”的金融发展路径相对应，强调金融发展在先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有关金融政策，优先发展金融，并把金融作为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
这两种金融中心产生的模式存在着本质区别。
自然形成模式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通过市场机制而自发产生；政府主导的金融中心形成模式则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甚至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全面发挥作用时，在政府的引导下被动形成的。
金融中心两种形成模式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上海只能选择政府主导型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模式。
原因如下：(一)未形成成熟的市场机制。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上处于转型时期，原有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与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不相称的机制尚未完全消除，市场体系尚待完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中国目前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地方政府实际上对各地资源有较强的控制力，甚至由于政府的干预使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过程中断等等。
这是目前我国经济所处的客观整体环境，只有不断加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才可能最终改变这种状况，逐渐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因此，这一环境是我国在金融发展和金融中心形成路径上必须走“政府主导模式”的最根本原因。
(二)缺乏完善的金融体制基矗目前，上海的国有商业金融机构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历史原因，尚未形成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仍不能称为真正的金融企业，缺乏足够的竞争力。
有的金融机构虽然规模较大，但综合实力不强，而且金融创新机制不顺，使金融创新尤其是在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上，处于不利地位。
同时，中小金融机构比较分散，整体抗风险能力不强，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整合和治理。
这一系列金融体制方面的不足，使国内金融机构创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不够，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缺乏健全的金融法规体系。
上海还存在法律和法规不健全、监控和法规的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法规和监控有多方面的内容，如汇率和利率调控、央行储备金、银行的最低资本金比重、强制性保险计划、资本收益、收入和利润的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信息披露制度等等。
由于金融体制和金融法规体系不健全，再加上行政和执法随意性的存在，使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方面除面临市场风险外，还可能面临一些非市场风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创新。
在这些问题上，上海市一方面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可利用“先行先试”的特殊地位，加快制度建设。
克服金融机构集聚的制度障碍。
(四)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金融机构集聚力度不够。
从金融市场环境上看，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偏低、透明度较低，货币市场建设相对落后，金融信息化发展不快；从金融市场参与者方面看，上海过分重视金融机构有关业务的扩张而弱化了功能开发，使金融机构大而不强、创新力不足、内部控制水平不高，金融专业人力资源密集度不足；从金融市场深度方面看，目前上海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
如，外汇交易量较孝金融产品种类较少、居民的投资机会不多，金融市场对周边腹地的影响力差，甚至存在一定的地区保护主义倾向和金融资源配置效果不理想等问题。
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足，严重制约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
金融机构是金融中心的细胞，金融机构集聚是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特征。
国际金融中心通常集中了大量的银行。
从国内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及其结算和大宗业务都不在上海；上海的外资银行虽然占银行总数的70％，但其规模和结构都受到较大限制，外资银行和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仍不多。
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和现状表明，金融中心如果仅有银行是远远不够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机构是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目前，上海的金融机构比较单一，银行占主要地位，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发达，这种状况不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
这种情况不是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就可解决的，政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激烈的外部竞争迫使上海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中心建设的主导作用。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着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挑战，同时还面临国内一些城市的挑战。
从国内看。
中国政府虽然已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放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但这个战略在地区相对分割和地区保护主义的作用下，实行起来却受到一些阻力。
从国际上看，一些国家金融业的崛起，客观上都与上海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
这些因素使上海不仅面对资金、市尝客户和人才方面的争夺，而且使上海获得中国金融改革和试点的优先权和特许权也受到挑战。
总之，政府在促进金融发展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不可替代。
上海只有走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中心形成模式，才有可能尽快地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三、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措施(一)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
采取多种方式促进上海全国性票据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以抓紧落实国务院9条意见为中心，以上海证券市场改革与发展为重点，争取使上海证券市场尽早成为中国的主板市场；推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创新与联动，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机制。
(二)建立组织领导体系。
在国务院的授权下，由上海市政府牵头，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建立“4+1”联席会议机制，构建一个上海地方政府与国家各金融管理部门之间顺畅的沟通渠道，统筹考虑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与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关系。
(三)优化金融环境。
上海的外滩金融街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还处于浦江两岸割裂状态，未能形成有机联动和优势互补。
建议上海以外滩、陆家嘴地区的四D建设为中心，借鉴国外金融城区如伦敦金融城的建设经验，注重金融发展地理形态的完整性，建立一个隶属于市政府直接管理的上海金融城。
尽快完善促进上海金融稳健发展的服务体系；尽快建立上海金融安全体系；不断健全上海金融人才体系。
要促进上海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即建设目标的国际化；标准的国际化；产权制度的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四)组建金融控股公司。
近期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层次的工作。
第一个层次，整合地方金融资源，组建地方性的金融控股公司，为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培养有竞争力的本地机构。
第二个层次，推动相关全国性银行、证券及保险公司的业务、营运中心机构化并争取其落户上海，同时争取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上市后，其上市公司总部落户上海。
第三个层次，继续大胆吸引外资银行中国总代表处或主报告行、管辖行等落户上海，把上海打造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管理、运营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