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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安忆城市小说中的上海情结作者：郑佳琪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6年第02期内容摘要：王安忆是我国当代文坛上一位十分独特且高产的作家，三十多年来创作的无数优秀作品奠定了她在文坛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仔细阅读她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城市题材小说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而在这些城市小说中，又有大多数都是以上海这个城市为背景呈现的，可见王安忆对于上海的特殊感情。
本文将从上海的风貌、上海的景象、上海的女人以及上海孤独与悲剧的内涵主题这四个方面来分析王安忆城市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上海情结”，感受其笔下上海独特的魅力。
关键词：王安忆城市小说上海情结上海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大都市，也是王安忆生活的地方。
自幼便迁居上海，生活在上海的王安忆对于这个城市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与城市长期的融合中自然也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因而在她的作品中上海的背景随处可见。
王安忆的作品新颖多变，并无固定的流派风格，而她对于叙述上海的热情却始终未变，从《流逝》到《海上繁华梦》，再从《长恨歌》到《妹头》、《富萍》，上海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给了她太多的灵感；从开始的寻找上海，到后来的文本化上海，王安忆似乎越来越执著于对上海这个城市的书写，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安忆更是将视线定格在了上海，可见王安忆对于上海这个城市难以割舍的“情结”。
本文将以王安忆的城市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上海的风貌、上海的景象、上海的女人以及上海孤独与悲剧的内涵主题这四个方面来重点分析王安忆小说中体现的“上海情结”，感受其笔下上海独特的魅力。
一.上海的风貌——世俗化的日常展现王安忆在《上海和小说》一文中写道：“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相投，那就是世俗性。
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是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
因为它俗，也是民主的另一面，消除等级差别，难免沉渣泛起。
”可见王安忆在小说中对世俗性的关注，而这种世俗性，则体现在其注重对市民世俗化的琐细日常生活的展现上。
简论王安忆的“上海世界”——从《长恨歌》到《天香》简论王安忆的“上海世界”——从《长恨歌》到《天香》王安忆作为一位著名的作家，以她的独特视角和细腻笔触，创造了许多描绘上海生活的文学作品。
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真实而活力四溢的“上海世界”，这是一个特殊而独立的存在，也是王安忆独有的情感宇宙。
《长恨歌》和《天香》是王安忆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上海世界”。
《长恨歌》是一部饱含着浓厚上海风情的小说。
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故事。
作品中的上海，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繁荣与动荡交织的画卷。
王安忆通过丰富的细节描写和深入的情感刻画，带领读者穿越时空，感受上海的历史变迁和人们的心灵起伏。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真实，他们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展现了上海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
《天香》则是一部展现了上海人精神世界的小说。
小说以198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通过一个女主角的眼睛，展现了这个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氛围以及人们的心理变化。
小说以描写故事发生地“天香火锅底滩”为主线，表达了上海人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精神。
从《长恨歌》到《天香》，王安忆在描述“上海世界”的同时，也在探索自我与城市的关系。
她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深入探讨了人与城市之间的纠葛与互动。
在王安忆的笔下，上海成为一个动态的城市，不仅是物质世界的聚焦点，更是人们情感的源泉。
在这个城市里，个体的追求与集体的历史瞬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共鸣，也彰显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正是通过对“上海世界”的描绘，王安忆成功地打造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语言和艺术风格。
她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想象力，让读者深入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
她通过小说，探索了个体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传达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坚持。
总之，王安忆的作品展现出了一个真实而丰富的“上海世界”，她通过文学的表达，展示了上海这座城市与时代的互动，也传递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情感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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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书写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书写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书写摘要:王安忆是当代文坛创作丰富多产、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上海是其永恒的书写对象，她的作品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独到的不一样的上海。
本文试图通过作家笔下的代表环境――弄堂和代表人物――城市女性作为着眼点，论述阐释其上海书写的终极目的及文化意义。
关键词:上海书写弄堂城市女性上海，是王安忆作品永恒的书写对象。
王安忆将目光定格在上海，不仅因为她生长于此，更因为上海本身就充满生活气息和文化底蕴。
在许多人眼中，上海是一座摩登奢华、光怪陆离的国际大都市，它不断吸纳着来自全球最新的时尚，充实着中西合璧的元素，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相融。
提起中国上海，人们总是会想到十里洋场、歌舞升平，处处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纸醉金迷的繁华。
中国有很多传奇经历、风云故事都是以上海为背景来演绎的，这些故事代代流传，为它的书写者提供了说不尽的话题。
就在当今社会，这种繁华依旧延续，传奇仍然不断，人们也乐此不疲。
王安忆说:“上海是一个大的舞台，那儿上演着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我还没有写完。
”?不过在她的上海故事里，呈现给观众的不再是风起云涌，而是风平浪静，世俗的琐碎芜杂瓦解和抵消了历史的“宏大叙事”，政治背景被模糊了，日常生活成了小说实实在在的主线。
故事的主人公也不再是商业家、大老板等社会精英，转而变为普通市民。
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感触，关注着上海这座城市浮华表像下聚集起来的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小人物的生活，把“大上海”书写在了弄堂儿女的衣、食、住、行上，真实入微地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塑造了一个个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市井场景，将上海的故事在这种环境氛围中继续讲了下去。
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实际上是生活在小市民堆里的……我对这里的生活有自己的情结，我在他们中间长大，我观察他们，我向他们学习，这组成了我整个六十年代的经历。
”上海的水土养育了王安忆，上海的弄堂文化熏陶了王安忆，这些成为了她创作中最重要的经验背景。
浅谈王安忆笔下上海的叙事视角作者：马晓玲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2年第07期摘要：王安忆描写都市上海的小说，主要通过女性的群体来书写她对上海的理解，并建构了一种独到的上海/女性之间的想象关系。
本文以王安忆的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女性/上海的叙事视角、这个方面的论述来阐释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关键词：王安忆；上海；女性；文化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026-01面对上海的日常生活，王安忆让女性登上了舞台并成为主角，由女性的视角叙述上海历史。
女性作为现实处境的诉说者，与城市相互缠绕，拥有共同的焦虑、不安、失望和希望。
从20世纪80年代的《庸常之辈》、《流逝》，到90年代的《米尼》、《长恨歌》，再到本世纪的《富萍》、《桃之夭夭》等，王安忆以女性视角构成了上海叙述的主体。
在王安忆眼中，上海是感性的，有声有色的，上海的繁华是女性的风采。
这些创作一方面展露她作为女性作家所持有的细腻温婉，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通过小说中城市女性的吃穿住用、生计理想等生活细节真正理体会到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
《流逝》中欧阳端丽受过高等教育，但她放弃了工作的机会，因为富裕的家境无需自己去吃苦，而当一家跌到贫困之时，她却在生活的变化中成了里里外外的一把好手，成了整个家庭的经济和精神支柱。
在欧阳端丽的生活中，精致的吃穿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脚踏实地的自食其力，这恰好就是王安忆对上海女性最真实的认识：“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也给她们好舞台，让她们施展身手……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
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
”在这过程中，城市女性表现了与众不同的独立。
《长恨歌》浓缩了大上海40多年岁月的整体风貌。
王安忆把故事写成了她关于上海的评述，把她所见过的和所想象的所有上海女人的典型风范一起赋予到王琦瑶身上。
这个女人几十年间的命运变幻，恰好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心灵和灵魂，她的生活历程就是一部上海的兴衰史，她简直成了旧上海的象征。
王安忆小说创作论一、本文概述王安忆，这位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厚一笔的女作家，以其细腻入微的笔触、对生活的深度洞察和对人性的精准描绘，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文学界的赞誉。
她的作品不仅在题材上广泛涉猎，从都市生活到乡村风景，从历史文化到人性探索，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颇具创新，既有传统的叙事手法，也不乏现代主义的实验性尝试。
本文旨在全面而深入地探讨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从她的创作历程、主题选择、人物形象塑造、叙事风格以及艺术特色等多个维度进行解读。
我们将首先概述王安忆的创作历程，分析她的创作背景与影响，揭示她的文学观念与创作理念。
接着，我们将深入探讨她的作品主题，揭示她如何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以及对历史的反思与重构，表达她对人性、命运和社会的深刻见解。
我们还将分析她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风格，探讨她如何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将人物形象塑造得生动鲜活，将故事叙述得引人入胜。
我们将总结王安忆小说的艺术特色，揭示她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王安忆小说创作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她的作品，同时也为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二、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主题与风格王安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其小说创作独具特色，主题深刻且风格鲜明。
她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对人性、社会、历史的深入洞察，也体现了对女性命运的特别关注。
主题多元而深刻。
王安忆的小说涵盖了从家庭生活到社会变迁的广阔领域，她的笔触常常触及到人性中的善恶、美丑。
她善于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生动的情节叙述，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同时，她也不回避社会的阴暗面，敢于直面现实，以文学的方式反映社会问题，引发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思考。
在《长恨歌》中，她通过对主人公命运的刻画，探讨了女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在《小城三月》中，则通过描绘一个小城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
风格独特而鲜明。
王安忆的小说语言优美，叙事流畅，结构紧凑。
王安忆小说主题研究王安忆小说主题研究王安忆，是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和文化评论家，以其细腻的叙事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而闻名于世。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充满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家国情怀，深刻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传统文化的衰落。
本文将对王安忆小说的主题进行研究，探讨其作品中反映的思考、记忆与文化等重要主题。
一、思考与思想反思王安忆的小说中流淌着丰富的思考与思想反思的脉络。
她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剖析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以及人在社会中的处境和心理状态。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描绘年轻女孩若干心理想法的转变，对于女性自我认同、婚姻观念以及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冲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她通过小说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女性地位的演变，以及女性在这个历史转型时期面临的困惑、迷茫和挣扎。
王安忆的小说中，思考是她一直以来的笔耕不辍，使读者能够在虚实之间揣摩和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二、记忆与历史记忆是王安忆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
她通过叙述家族和个人的历史，展现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曲折变迁，并呈现出对个体和家族命运的思考。
在《春蚕》中，王安忆以自传方式描写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场悲剧，通过将自身的经历与家族、社会历史相结合，深刻地反思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黑暗时刻，以及很多人在那个特殊时刻被抛弃和伤害的命运。
她的小说不仅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记录，更是对那些历史背景下的普通人的声音的回应和抒发。
三、文化与传统王安忆小说中的文化与传统是她的创作核心和灵魂所在。
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解读，使得她的小说成为了一张展现中国文化的丰富画卷。
在《一个女剧院》中，王安忆以戏剧艺术为线索，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困境，通过女主人公和剧院的命运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王安忆小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呈现出了一幅富有魅力又多元的文化图景。
总结：王安忆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思考，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传统文化的衰落。
I读写大视野本期特稿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独特性林黄琳内容摘要：本文以王安忆有关上海题材的小说《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考工记》为主要研究着眼点，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具体分析，归纳总结出王安忆上海书写的三个独特性:人物形象的非典型性、创作风格的9常化以及女性叙事的全知视角，从而较为完整地呈现出王安忆所建构的"上海世界”。
关键词：王安忆;上海书写；独特性自1980年代以来，关于都市文学的研究逐渐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都市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事格局中的地位也日趋重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作者更是将“'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峙与互渗”作为现代文学的主流之一。
而上海，这座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下高歌猛进的城市，更是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王安忆便是上海书写者中的一员。
正是在上海,王安忆开启了她的创作生涯，创作了多部以上海为背景的作品。
四十多年来，王安忆坚持写作，不断创新，勾勒出了上海的一幅幅生活图景与市民群像，挖掘出了这座城市摩登背后的本真生活与城市精髓。
上海为人物活动提供了历史舞台，从人物的命运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城市的历史。
同时,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蕴与文化精神也通过人物传达和体现。
人与城互相依托、互为表里，呈现出愈加深刻和丰富的内涵。
因此，关于王安忆上海书写独特性的研究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本文就将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具体分析王安忆的四部作品《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以及新作《考工记》,试图梳理总结出王安忆书写上海的独特性，进而挖掘出王安忆笔下上海的城市精神与文化内涵。
一、人物形象的非典型性王安忆笔下的人物形象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性，他们是大千世界中随处可见的人物,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人物，无关历史变革，也未曾经历过大风大浪，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经营着他们恒常不变的琐碎生活,以一种具体而又抽象的形式出现，代表着自己，也同样代表着那个时代下的一群人。
1.不要特殊环境和特殊人物众所周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重要原则。
自1980年发表处女作《雨,沙沙沙》初登文坛至今,王安忆的创作已逾三十年,在这三十多年间王安忆孜孜不倦,不仅时有新作,而且始终维持在相当高的艺术水准,是当之无愧的“高产”作家,王安忆骨子里似乎把写作视为一种劳动,从作家本人身上,上海人那种精益求精、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或可见一斑。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安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长期投注关照,从《长恨歌》到《富萍》《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月色撩人》等等,王安忆完成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现当代建构,俨然成为上海叙事的代言人。
尽管作者本人对“为上海立传”的说法予以否认,但其丰厚的创作实绩却实实在在地书写出一部上海的历史。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更进一步,追溯到上海的“史前”时代———明嘉靖年间,开始挖掘“海派精神”和上海物质文明二律悖反的起源,从“精致”与“务实”两面塑造出一座“海派精神的历史造像”(王德威.虚构与纪实———王安忆的《天香》[J].扬子江评论,2011〈02〉:33-35.),《天香》也因此成为王安忆为上海所作的最后一块城市拼图,为“海派精神”提供了一个发展演变的原初形态和恒定内核。
一“王安忆属于上海……她是一个对生活于斯的海派文化环境抱有深刻见解的作家。
”陈思和先生在2018年第5期《当代文坛》评论《天香》时如是说。
上海不仅是王安忆生长的地方,更是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和素材源泉,王安忆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始终持有超越流行思潮的深刻理解。
在《上海与北京》中,王安忆对这两座中国大都市的城市特色做了生动精确的概括,在她看来,上海和北京的区别在于小和大,北京“让人领略大的含义,它传达大的意境是以大见大的手法,坦荡和直接”,上海却是使人欣赏精微,欣赏小的妙处,“针眼里有洞天”“螺蛳壳里做道场”成为上海的形象写照。
尽管她笔下的上海充斥着弄堂市井的喧嚣和历经起伏的沧桑,但在细节深处蕴含着的却是上海这座江南城市的文化特质———对精致和体面的追求。
建构的历史)))略论王安忆90年代以来小说的上海文化精神韩敏1955年,一岁的王安忆跟随革命作家母亲茹志鹃到了上海,从此,减去/文革0期间在安徽的生活,王安忆人生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上海。
王安忆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一半农村,一半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就是上海了。
王安忆曾说,上海这样的一座城市,她是鲁迅的城市,她是巴金的城市。
其实,从1993年开始的5纪实与虚构6、5伤心太平洋6和5长恨歌6,2000年的5富萍6,直到2003年的5桃之夭夭6,流淌在这些作品中的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想像,为王安忆这棵当代小说界的常青树灌注了时代的关于存在意义的追寻意义,上海也在慢慢地变成王安忆的上海。
现代化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发展的内驱力,造就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场景就是以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化城市。
30~40年代的上海的出版业以及发达的娱乐业,造就了上海现代化的文化形象;9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上海经济无疑造就了现代化的物质形象,上海由此而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现代化生活图景的中心想像。
从世纪末的城市文化怀旧到新世纪的席卷网络和电视的/城市地形图标0寻找活动,无一不是浸透了人们对所居之城的归属感的追寻。
在城市文化的书写中,作家无疑是城市最好的知音,在他们与城市的高山流水一般的交流中,我们可以听到来自城市的隐秘的也是本质的声音。
这种声音消弭了媒体时代的伪饰,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才得以与某些城市成为天然的共同体,如重庆的红岩村、渣滓洞、白公馆与5红岩6;北京的四合院与老舍的5四世同堂6;以及范仲淹的5岳阳楼记6与岳阳等等。
正如王安忆说的,文学可以提高一个城市的文化格调。
其实一个城市的真正的文化地形图标来自于作家,来自于文学。
90年代以来小说世界的一个亮点就是对城市文化的书写,池莉与武汉,张欣与广州,王安忆与上海,叶兆言与南京,,在对城市文化的书写中,女性作家似乎与城市更具有亲和力。
王安忆在5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6一文中写到,城市作为人类的再造的生活空间,女人在此获得了与男人同样的生活起点。
在王安忆看来,男人与土地相关,女人和城市相连。
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淹没的是我们曾经熟悉的物像,是那些与我们某一段生活相关的物像。
城市改造中挖掘机推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处老屋,这种/发展0的文化症候更多的是阻断了我们与过去的联系。
当我们漂浮在这个充满着/不确定性0的生活空间的时候,寻找雅斯贝斯的所谓/自己的联系0的欲望就愈加强烈。
因为/人只有通过联系才获得命运0,这种联系是/被他自由地领悟到的联系,他使这联系成为他自己的联系0¹。
王安忆从1993年的5纪实与虚构6和5伤心太平洋6开始对所居城市的联系进行了文学的建构,这是她90年代以来小说发展的主线。
1995年张爱玲的去世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对/张派0小说热潮的探讨,它或许激活了王安忆的上海城市文化的书写者的身份意识。
尽管她一再努力地将自己与大众视野中的上海小资情趣书写者张爱玲相区别,但是她们对上海市民文化的共同热爱,也使读者将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上海书写者置于共同的视野之中。
王安忆说过这样的话:/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都是潜心关注的。
0º对于张爱玲来说,上海是她写作的重要场景,她说自己在写作5倾城之恋6等七篇香港传奇时,/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
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词不达意的地方0»。
王安忆对上海城市文化的书写与张爱玲相比,书写的立场和身份是不同的,她没有张爱玲那种没落贵族的气息,也不是对那种逝水一样的电光声色的迷幻世界的留恋。
她在5纪实与虚构6中就表明了自己在这场上海城市文化建构中的文化身份:从整体上说,像我们这些/同志0是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进入上海的。
,,而个别到我们家,再个别到我们家的/我0)))一个/同志0的后代,则是乘了火车坐在一个痰盂上进的上海。
王安忆作为/同志0的后代进入上海,就像她在小说中写到的,这个不满周岁的/同志0后代进入上海的第一夜就因为/打针引起的哭嚎声惊破了上海优雅的夜空0。
这个/同志0的后代惊破的是张爱玲的上海世界。
2003年新浪网和湖南卫视联合举行了/哪部电影最能表现上海的精神?0的调查活动,在5马路天使6、5十字街头6、5阮玲玉6、5花样年华6、5苏州河6以及/其它0六个备选答案中,5花样年华6以46.62%的选票名列第一。
由此看来,大众视野中的上海还是那个在风花雪月中穿着旗袍唱/夜来香0的时髦女郎的上海。
这样的上海随着/同志0的进入,迷离梦幻的想像就停滞了。
当/同志0进入到上海的里弄世界后,他们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获得上海人的真正身份。
尽管他们也为自己进入上海举行了系列的仪式,比如对地名的改造,尽管上海的主要干道已经具有了/同志0的特色,但是这些完全不懂得老上海生活情趣的/同志0对上海而言依然是异质的,这也是王安忆小说中/保姆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缘由。
在王安忆的小说世界中,保姆是上海新旧文化秩序中的悠游者。
5纪实与虚构6和5富萍6中一再提及到保姆,5富萍6中的重要人物/奶奶0就是保姆。
保姆是/同志0们与上海的衔接点,她们穿梭在新旧秩序之间。
她们看到过上海昔日的荣光,懂得过去的礼仪,谙熟旧日的风情,她们承载着往昔生活的程序,在她们对/东家0(当然这个称呼也是旧式的)不变的称呼中也就延续了老上海的风情:由于保姆她的带领,人们也相继以/先生0和/师母0称呼我的父母,这使我欣喜若狂,我认为这是我们一家真正走进这个城市的第一个信号。
(5纪实与虚构6)奶奶一方面坚持旧称,比如/师母0,比如/先生0,另方面,也善于说新名词,什么/小朋友0。
(5富萍6)旧式的称呼是对过去生活秩序的延续,新式的称呼是对现在生活的接受。
保姆在新旧两种称呼的转换中表现得优裕自如,这也就成为了作为保姆的/奶奶0在新上海生活的资本:她在上海已经很自如了,自信在保姆这一行里,只有她挑人家,不会人家挑她。
而且她拿定了,只在西区的淮海路上做,只做上海人,那些说山东话的南下干部家里,她是不做的。
(5富萍6)那些南下干部在/保姆0的引领下,开始不自觉地融入上海的生活,而跨越新旧上海的保姆由此成为/同志0进入上海的领路人。
保姆如鱼得水地生活在最具有上海风情的淮海路上的时候,也得到了那些棚户区的居民的认可。
奶奶到居住在棚户区的富萍舅舅家,她演绎的是一场上海人进入棚户区的仪式。
棚户区的居民将奶奶奉为上宾,确认了这位来自淮海路的保姆才是真正的上海人。
闸北的棚户区与淮海路之间的距离不仅仅是地图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
尽管在棚户区的居民看来,在淮海路上当保姆的奶奶已经是很/上海0了,但是生活的优裕自如并没有让/奶奶0放弃回乡下养老的计划,于是,她为乡下的女儿抱养一个孩子,还要成天看着自己的孙媳妇富萍。
她知道在上海的变数太多,于是,试探富萍成为她重要的生活内容。
但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彼此的关系都是疏淡的,以至于在5富萍6中人物没有任何的亲近关系。
富萍仅仅是奶奶抱养的孙子的还未过门的媳妇而已,因此/奶奶0的称呼也仅仅只是一个漂浮的能指而已;与/富萍0有血亲关系的舅舅也是多年未见,富萍的奶奶并不是真正的/奶奶0,富萍其实就是/浮萍0。
不仅是富萍,即使在淮海路上做保姆做得优裕自如的奶奶,以及在棚户区的舅舅,他们相对于自己所居的城市来说,都是无所凭依的/浮萍0。
都市就是产生陌生人的地方。
城市就如英国文化学家鲍曼说的/是一个视若陌路的地点0¼。
对于城市的陌生感和漂浮感,王安忆也是感同身受,她说:/在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也从不知道,别人从哪里来。
0½在人类密度最高的地方,物理空间的紧密并没有带来心灵的亲近,他们都是这样一群与别人不相关的存在。
朋友问王安忆,在一个一无所有的荒岛上,你第一个需要的是什么。
王安忆说,她需要一个男人。
我理解这样的回答,需要男人并不是意味着王安忆的不独立,她需要的是一种归属感。
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就是一种相互的归属,就像我们与自己所居的城市的关系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在这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中寻找到自己的归属,于是,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某一个酒吧,某一条小巷,或者仅仅是某一时刻的鸣笛,它们因为与我们的某一段生活体验相关而引发我们的颤栗,于是,我们寻找和追问自己的所居之所,所居之城,追寻我们与所居之城的关系。
从5纪实与虚构6到5富萍6以及在新作5桃之夭夭6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王安忆对所居城市的存在之问:我曾经在一篇小说的开头,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
0其实,要追究也很难,这样的地方与现实联系得过于紧密,它的性格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它对于我们太过真实了,因此,所有的理论性质的概念就都显得虚无了。
(5寻找上海6)1993年发表的5纪实与虚构6和5伤心太平洋6显示了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建构与所居之城关系的历史的欲望。
在这次历史的虚构中,作家选择了母系家族而放弃了父系历史,与5纪实与虚构6同年发表的5伤心太平洋6是对这种选择的阐释。
5伤心太平洋6在对父系家族历史的回顾中,看到了父系家族的/漂泊0本质。
故乡同安对于父系家族来说只留下概念的意义;出生新加坡的父亲对于上海来说,也应该是异乡人。
以漂泊为本性的父系家族对于建构/我0与上海的关系史无法提供知识的援助。
/我0散居在上海的市民阶层中,这里是老上海的世界。
作为/同志0后代的/我0在进入上海的第一天晚上就因生病打针的/哭嚎声惊破了上海优雅的夜空0, /我0/惊破0的是/同志0与老上海的关系。
散居在老上海市民之中的/我0试图修复被惊破了的关系。
于是,建构母系家族的历史成为延续/我0与上海之关系的一个途径。
对于坐着痰盂进入上海的/同志0的后代来说,/我0在空间上只有自己,在时间上没有过去,只有现在,/我0是孤独的,相对于自己所居城市,/我0是一个彻底的陌生人。
/我0置身其间的又是上海市民集居之地,而不是代表/同志0文化秩序的徐汇区。
建构母系家族历史才是/我0进入上海的真正仪式。
在这种确定性的历史建构之中,寻求与这个有着/最高尚和最繁华的街道.的上海的关系,使/同志0搭上上海的文化历史的火车成为王安忆90年代以来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从90年代末期开始的上海文化研究的热潮都将视野集中在对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的/孤岛0文化的再现,而对30年代初期的/左联0文化则采取虚置的态度。
对/左联0有意无意的遗忘,实际上是将革命文化从上海的现代化文化图景中驱逐的欲望表现,这也是作为/同志0的后代进入上海后的/外来户0心情的映照。
这些/同志0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优越性并没有为他们带来上海城市文化认同感,他们依然是/硬挤进人家的地方0的/外来户0。
作为/同志0的后代,/我0努力寻找与所居城市的联系,建构与城市的历史关系,/我0的起点就在母系家族的历史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