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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上海，这个都市文化高度发达的大都会，以其独特的人文内涵孕育了许许多多的作家，张爱玲和王安忆就是其中的两位。
张爱玲和王安忆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坛颇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共同选择书写上海的故事，为传承中的上海叙写别样的传奇。
共同的地域文化、深厚的地域情结使得二者在创作中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和可比性。
本文试图以《倾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从上海的变迁、上海主题的创作情结、上海女性的宿命与守望等方面具体分析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从而勾勒出从张爱玲时代到王安忆时代，上海在自身解放道路上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展现出上海这座大都市半个世纪左右的风雨历程。
一、上海的变迁：张爱玲的上海到王安忆的上海。
（一）张爱玲———上海的亲历者张爱玲这位天才奇女子出生于上海，除了在香港三年的大学生活外，直到游走他乡前，她一直生活在上海。
她所写的庸人琐事都聚焦在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有时也写香港，但香港仅仅是张爱玲演绎上海人生传奇的另一空间而已。
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人的。
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上海给予了张爱玲想象的空间和自由飞翔的感觉，这里没有束缚，没有条条框框，而是她成功的沃土。
上海之于张爱玲，真的太熟悉不过了。
土生土长的身份使张爱玲很有优越感，对于上海大都市的叙述，张爱玲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因为她的上海是融进她心里的。
她喜欢上海，喜欢上海人。
她与上海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上海的公寓、小贩的吆喝声、电车的哐当声、街头小报都是她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她是非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的。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讲述的是发生在上海20 世纪30 年代左右的故事。
1920 年出生的她作为亲历者，融入了自己的内心情感，将心底里的上海向读者缓缓道来。
对于故事发生的背景———大上海，虽没过多笔墨直面书写，却处处渗透着那个年代上海的独特色彩，无论是像神仙洞府的白公馆还是咿咿哑哑的胡琴，都是张爱玲的记忆。
■ 白宝善（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个奇异的亮点。
在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传奇的书写与建构中，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张爱玲；王安忆；人文关怀一、引 言二、奴仆到女人的回归[1]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的女性安忆则是以自觉的姿态来正视女性的。
当女性摆脱了男权意识的控制，她们逐渐变得独立、成熟而坚强，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中相继投入到社会生活中，饰演自己的角色，展现自己的风采。
[2]王安忆的作品更多地关注女性的成长，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人文关怀。
三、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承传与拓新张爱玲可以说是现代女性主义小说的第一人。
张爱玲将自己对人生的观照凝定在普通人的身上，正如她在《传奇》的扉页上所写：“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4]王安忆作为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中成就最大，对海派精髓领会最深的一位，在小说创作中继续拓展着自张爱玲以来建构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新天地，并对“张派”一脉作最富有创造力的延伸。
对上海这个多面体，王安忆有着理性的认识，在她的上海书写中，没有对时尚的炫耀与展览，她聚焦的是城市的日常生活。
她紧紧依偎着多姿多彩、新鲜润泽的日常生活本身，在貌似风花雪月的故事演绎中，渗透着包括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文化意蕴、市民情趣在内的民间写作立场。
“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投缘，那就是世俗性。
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
”[5]我们在王安忆的女性主义小说中实实在在地读出了历史的沧桑，看到了人性的善恶，可以说，王安忆是在一步步地向坚韧的人生态度靠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小说创作是承接了张爱玲透视世俗人生的衣钵，但她对女性主义人生的体会更带有主动性和自主性。
在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上，王安忆也表现了她独特的人生态度和鲜明的个人立场。
作品在展现女性主义生活世俗的同时，也在向我们展现人性，不是知识分子的某一群体而是大众的人性。
如果说张爱玲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关于苍凉和凄美的追忆，王安忆更多的带给人们的是关于人生的感悟和一种临危不乱、处事不惊的人生哲学宣言。
从日常生活叙事比较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题目：从日常生活叙事比较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文学史上备受关注的女作家，她们的小说以日常生活为素材，通过细腻刻画的笔触，将生活中的琐碎和复杂转化为艺术作品。
本篇论文将比较分析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小说，着重从叙事角度探讨她们在写作中是如何处理日常生活题材的。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小说、日常生活、叙事一、引言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女作家，她们的小说以日常生活为素材，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出生活中的细节和情感，表现出她们独特的叙事艺术风格。
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生活的本真面貌，同时也感受到作家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考。
本篇论文将比较分析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小说，着重从叙事角度探讨她们在写作中是如何处理日常生活题材的。
二、张爱玲的小说叙事张爱玲的小说以“情感”为主题，她通过细腻的笔触，刻画出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困境。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优美含蓄，情感深邃，常常将情感与理性交织在一起，表现出女性在感情选择上的犹豫和无奈。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日常生活成为她塑造角色性格和情感的主要素材。
她通过叙述平凡的场景和生活细节，展现出人物内心的感受和情感状态。
例如在《金锁记》中，她通过描写主人公金锁和樊哥在外滩的一次晚宴上的互动，展现出金锁独特的个性和她与樊哥复杂的情感关系。
另外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小说家通过对白玫瑰和红玫瑰之间复杂的交往关系的细腻刻画，展现了女性在传统家庭生活中的种种挣扎和矛盾，表达出作者对于女性困境的深刻关注和思考。
三、王安忆的小说叙事王安忆的小说中，日常生活也是她的重要素材之一，小说家熟练运用生动的场景和善于刻画人物的技巧，描绘出特别的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家庭生活。
她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是虽然性格差异很大，但又常常有着生活中不能分离的联系，讲述的是寻找自己在自己生活和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故事。
通常王安忆的小说叙述比较直白，但是非常丰富。
第42卷第6期Voe.42No.6荷泽学院学报JouanaeooHeaeUnoeeasoiy2020年12月Dea.2020张爱玲王安忆小说悲剧叙事比较张木花（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公共教学部，福建福州350202）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书写风格最为相近的两个作家，她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都将自己对生命悲剧的体验诠释注入到平凡人物的写作中。
她们都以悲悯的情怀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或透过人性的灰暗，或通过个人追求与历史的错位书写女性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情感。
她们的悲剧叙事为都市文学和女性写作带来了新的高度。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悲剧叙事；根源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03（2020）06-0095-0420世纪40年代，出生于上海的张爱玲以特有的精致笔触描绘出上海这座城市的世俗之芯,勾画出普通人生的传奇。
五十年后，王安忆作为一个知青女作家，在出离与回归后，以一部《长恨歌》连接起了人们对张爱玲书写的久远记忆。
两位作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她们的作品却有着极为相似的艺术气韵。
本文拟从悲剧叙事角度对两位作家的创作艺术进行剖析比较，从而加深读者对两位作家和作品的理解。
受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影响，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有着特殊的偏爱。
自称“俗人”的她,站在俗人的立场上从琐碎的日常中书写着普通人生的悲剧冲突和悲剧结局。
与传统悲剧在强烈的冲突中凸显力与崇高不同，她笔下的悲剧只存在于普通人的世俗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里。
她曾在《传奇》里说她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时代的波澜壮阔对普通人而言是遥远而短暂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只有俗世生活里那些平凡人的婚姻家庭、人情世故里的悲欢的曲折跌宕才是久远的，是“光阴都奈何不了的”，她将之称为“人生真实而安稳的一面”。
因为“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究竟不多”，因此那些小奸小坏的“不彻底的”普通人构成了她小说人物的全部。
“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女性不老是一种长久以来流传的神话，它刻画了一种完美的美丽和永恒的青春。
然而，这个神话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呈现。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与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两部代表作，都以女性不老为背景，但通过“神话解构”的手法，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神话背后的现实面貌。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经典之作，被视为一部揭示岁月流转中人们所经历的变化的小说。
女主角苏妲己被描绘得美丽动人，但同时历经岁月的摧残，逐渐失去了青春。
小说通过苏妲己的角度，探讨了女性不老神话的衰弱和脆弱。
苏妲己的美貌被视为一种资本，但终究逃不过时间的无情侵袭。
她渐渐发觉自己不能再依靠外貌来获得所需的关注和喜爱，她变得焦虑和无助，最终选择了自杀。
小说通过苏妲己的遭遇，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女性不老神话的虚幻和不可持续性。
相比之下，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封建时代的妃子为背景，描述了女性在宫廷中的命运。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丰满鲜活，但她们始终被束缚在封建礼教的牢笼里。
虽然她们通过各种手段保养外貌，努力保持青春容颜，但她们仍然无法逃离宫廷的囚禁和种种压迫。
她们的生活充满了权力斗争、勾心斗角和自我牺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越来越无法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理想，而只能深陷在宫廷悬殊的地位和社会约束中。
两部小说共同揭示了女性不老神话的现实面貌，表达了对这一神话的批判。
女性不老被视为一种良好的品质和价值，但在现实中，它却是短暂而虚假的。
这种神话剥夺了女性真正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权利，使她们陷入了无尽的封建礼教和权力游戏中。
同时，作者通过描写女性的苦难和无力感，也呈现了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展现出的顽强与智慧。
对于读者而言，这两部小说是一次深入思考女性不老神话的机会。
尽管这个神话一直存在，并在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其实质是虚构和不可持续的。
谈张爱玲与王安忆摘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孩子大多数活在物质缺乏的世界里，她们是为生活而选择了爱。
而王安忆的作品恰恰相反，她直接切入女性情感的话题，说出她们是为了爱而选择生活。
从谋生出发的张果断勇敢地塑造了女性神话，从谋爱出发的王安忆则着意要塑造一种地母精神。
这中间的不同与她们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所以在张爱玲的眼里人生不过就是一个魔幻般的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空有的，飘渺的。
而在王安忆看来人生不仅仅是一个魔界还充满了神奇。
神界是对虚无缥缈的超脱关键词：女性神话、地母精神、魔界、神界王安忆与张爱玲有相似的地方，她们都是以旁观者的眼光用细致深入的描述，给世人展现了一道真实而隐秘的人生风景。
她们都写过都市，都对女性的命运和人性困境有不一样的热情。
单从最后一点谈，对女性命运和人性困境的书写构成了彼此巨大的分野，使王安忆从张派或者海派传人的位置上彻底独立了出来，避免因《长恨歌》之一叶障其整个创作天地之目的批评视线。
一、从女性神话到地母精神：谋生与谋爱张爱玲的妈妈出国七八年，这段时间正是她人生成长中的关键时期。
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道：“最初的家里面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
”更何况是一个与父亲离了婚的母亲。
她觉得她与母亲简直如同年岁相隔较远的姊妹[1]，十分生疏与淡漠。
没有享受过母爱一方面使她对母爱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对母爱产生了渴望。
所以她会说：“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郎’一剧中的地母娘娘”。
[2]这个地母形象确实分量很大，在中西文学中可以说是独步。
她以博爱包容死，创造生，想要消除一切生灵的苦痛；她明明知道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死亡，可还是带着“痛切的忧伤”的情感去迎接一次次恋爱怀胎和生产的痛苦，然后去安抚一个个死去的生灵。
为了表达对她无限的敬意，张爱玲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拥护：只有地母娘娘，“这才是女神”[3]。
在她面前，除了地母娘娘所有的神灵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比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4]但她对女性的认识又有一些矛盾。
传奇性展示与神话式阐释--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比较
傅建安
【期刊名称】《华文文学》
【年(卷),期】2005(000)001
【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两位重要的女作家.她们都从都市市民最具特征的家常事落笔,大多以都市中的女性作为描写对象,对都市人性作了传奇性与神话式的细心的探索与刻画.张爱玲的小说多从感性体验出发,通过回归传奇式世俗世界的方式表达自己惶惑、虚无的人生感受,她以冷漠的态度站在人生戏剧的边缘,似乎成为人生戏剧的鉴赏者.王安忆在感性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概括,通过回归神话、回归原始的方式找寻生活的本质,并对现实人生作一种形而上的超越,她被誉为精神之塔的营造者.
【总页数】8页(P27-33,44)
【作者】傅建安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湖南,益阳,41304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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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爱玲王安忆小说悲剧叙事比较 [J], 张木花
5.王安忆与张爱玲小说怀旧意识比较研究 [J], 许露予;石秋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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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王安忆作品比较鉴赏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
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半生缘》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的。
闺阁还是上海弄堂的幻觉，云开日出便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
—————《长恨歌》《半生缘》原名《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它从男主角沈世钧的立场回忆往事，以沈世钧和顾曼桢的悲欢离合为轴心，描写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在乱世睽隔中的阴差阳错。
世钧的善良与软弱，曼桢的痴情与不幸，曼璐的自私，祝鸿才的无耻，在小说中无不栩栩如生。
而中国近代社会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也隐隐约约为故事刷上了一笔动乱的底色，让读者荡气回肠为之嗟叹的，是乱世里那脆弱的爱情与捂住面孔的无奈。
《半生缘》把张爱玲精妙绝伦回味无穷的语言风格表露无疑，张爱玲略感伤感的笔调，正好用来缓缓叙述这一段漫长的不了情。
流年似水滔滔逝去，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慢慢淡去；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已经远去；而那些曾经摧肝裂胆的恨，也变得轻如飞絮。
《长恨歌》是一出精致而破碎的上海旧梦。
王安忆以浮雕和工笔交错的手法，描写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由绚烂归于幻灭的人生沉浮。
作品主要围绕王琦瑶和她生命中不同阶段遇到的男性展开，包括帮助她选美的程先生，包养她的李主任，与她相爱却畏于人言的康明逊，还有为了怀旧而亲近她的老克腊，以及抢劫未遂而将她掐死的长脚。
《长恨歌》是王安忆最接近纯粹的女性叙事的作品。
她的用心不在于构造故事，而是试图以明确的理念去掘尽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
她在王琦瑶身上寄放了对时间本质的追问，在人物命运历程中永恒流逝的时间，令通篇透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和宿命感。
纯真对于女性人物的塑造，张爱玲和王安忆有一个共通之处：女主人公的人生总是从最纯真无暇的一段开始，无论日后的命运如何多桀，行为多么乖戾，心态如何卑劣，她们都曾经如春日的阳光般灿烂过。
分析题（50分）
①王安忆小说与张爱玲小说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二者相比较，基本上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以《长恨歌》为例简要说明。
王安忆与张爱玲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同样生长在上海，深得上海的灵气，也深谙海派的精髓，同为女性，深知女人的处境，对女性生命都有独到的观察和思考，她们作品的魅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读者。
有人认为王安忆是张爱玲的传人，是张派作品的延续。
在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家均选择了一个城市作为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活动的场所，都市成为现代文化下一个有代表意义的社会景观，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时代表征。
她们的小说创作在表现都市与女性的题材上都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鲜明的市民立场和女性关怀意识。
但是细读作品，不难发现，二者虽同为女性，同样生长在上海，但二者作品却各有各的特点，生活的顿悟、情感的理解和城市的印象各有不同。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也描写了三十年代的上海，但是感觉却更象我们已经看惯的电影，是一种油画式的，遥远的、朦胧的梦的追忆与感伤，远不及张爱玲笔下的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样真实。
《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典型的上海小姐，她似乎被动地被上海所塑造，所接纳，自然而然地、按部就班地走着上海女性走过的或期望走过的路，而在这漫长的路上，她领略并保存着城市的精华，是的城市记忆。
王安忆的城市非关风云，王安忆的城市也不是我们由城市这一语词在人们接触它的第一时间所想到的时尚与新潮，她关注的是更为感性也更为真实的东西。
张爱玲作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都市作家，对现代社会化的大都市怀有相当矛盾的心理，但王安忆作为上海大都市的寻梦者，对社会化大都市有一种迫切拥抱的心理。
面对世俗人生，张爱玲是以俯视的眼光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与暗淡，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判；王安忆则以平视的目光热切地关注女性的成长与变化，表现出一种赞赏和祝福。
相对于张爱玲凝练精简的作品叙事的风格，王安忆的出手则是另一派挥洒洋溢。
《长恨歌》因为是歌，且是长恨，她才要用长歌行板的回环往复来唱尽女人“穿越古今”的心事。
单是开篇洋洋洒洒的背景描写，就已展示了王安忆要长歌不绝的勇气与底气。
在展现上海的文化精神时，王安忆以其知识女性特有的文化气质，表现出一种典型的生活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