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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安忆从1976年出道，王安忆的创作已走过三十多个年头，她的高产、高质、多变，让人们惊喜不已又应接不暇、难以捉摸。
王安忆曾对小说下过定义，她认为：“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
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
”①现实生活、人生经历是王安忆创作小说的“原材料”，是基础。
这篇论文，主要通过文本分析、作家研究，研究王安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分析作品的创作风格、叙述方式等，剖析其创作与其出身、经历、阅读之间的联系，一个作家的经验是如何影响、左右创作的，以此探讨王安忆文学创作的价值意义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贡献。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结束知青岁月回城不久的王安忆，凭借《雨，沙沙沙》一鸣惊人。
她以清新、婉转、温暖、朴素的文风、独特的艺术眼光，独树一帜的行文风格初露人前。
这多少受到她的成长之地——上海的影响。
在她创作的高峰，王安忆突破传统，闯入“性爱禁区”，创作了“三恋”等关于爱和性，以及女性意识的作品，引起文坛的轰动。
这时，王安忆日渐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丰富着她的创作。
九十年代，可说是王安忆的时代。
《长恨歌》涉入了“上海怀旧”、“张爱玲热”、女性主义等等的热门话题和文学潮流，走出一条独特的“上海书写”之路。
她写的何止是女人，上海，更是记录城市的爱恨情仇，家国兴衰历程。
王安忆的小说已相当成熟，此后，她的长篇不再难看，不再累赘，而是“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
《王安忆说》的封面语是这样说的：“从1976年到今天，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20多个春秋，当人们回头观望时，会发现，文学的潮涨潮落，始终没有淹没王安忆这个响亮的名字”②城市成长的精致与知青岁月的粗粝在王安忆身上化合，中西文化在她身上得到了良好的结合，使她能生产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当代女作家之一。
评王安忆《长恨歌》《长恨歌》，当代中国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篇代表作之一、王安忆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该作品讲述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
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
[1]该小说获第五届矛盾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其亮点表现在多个方面上。
题材：《长恨歌》描写的是一个平凡之处大于不平凡之处的上海女人的故事，尽管时间跨越几十年，故事还是发生在与时代潮流紧密相连的上海，但王安忆并没有让人物与政治扯上太多的关系，从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到文革，到开放，尽管人物的命运及生活有受到政治的影响，但主人公始终没有投身到政治潮流中去，而是默默追求自己的安逸和欢乐，过着小人物的平淡日子。
写作技巧：1.散文笔法的运用小说一开始便采用散文化的写法大段地描写弄堂、流言、闰阁与鸽子，而在小说的其他部分也采用这样的笔法，如与阿二相识的邬桥。
这种笔法的运用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意境与诗化美。
2.对比的运用首先是王琦瑶、吴佩珍的友谊与王琦瑶、将丽莉友谊的对比。
王琦瑶与吴佩珍的友情如同流星，一闪而过，美丽而短暂。
但王琦瑶与将丽莉的友谊却一直维持到老，尽管期间出现过矛盾，但最后还是合好了。
前者是小儿女间的经不住考验的友谊，后者是成人间的能经历风雨的真正友谊。
出现这样的反差主要是王与吴交往时王不过是一个未经世事的高中生，而与将交往时两人的心智均已进入成熟期，不再因一些小事情闹别扭甚至分离。
其次是王琦瑶与女儿微微的对比，王琦瑶容貌出众，但女儿微微却姿色一般;王琦瑶对穿着打扮有独特的见解，能引领时尚，但微微却是时代的追随者，穿衣打扮随波逐流;王琦瑶能凭借自己的能力生存，但微微却是一个附庸品，始终依赖别人过日子。
王安忆的短篇小说《乡关处处》收录在小说集《红豆生南国》(2017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写的是一位从故乡绍兴乡下去上海做钟点工的女性。
主人公月娥大约六十岁,小说集里三个中篇写的都是人生辗转、乡愁氤氲,但是与其他两篇身处香港和美国的主人公相比,月娥好像离普通百姓的生活更近,如同王安忆自己在谈这部小说时所说的那句话———“一棵草顶一颗露,出生为人,就得一份生计。
”作为践行着自身独特美学观念和文学实践的小说家王安忆,始终关注平凡世界普通人的生计问题,月娥的故事从她一贯擅长的工笔细描里超拔出生活的世俗,酝酿出生存的诗意来。
一、流动的乡土———现实背景下的家庭离散图景小说发生的背景一半在乡村,一半在城市,还有在往返城乡的路上,月娥从乡下到上虞再到上海,再回到乡下,总处在一个流动的状态。
小说中寥寥几笔勾画出乡村的变迁:月娥的婆婆一个寡母带着六个小子“从四明山下来,参加合作社的农业人口登记,田里收成虽薄瘠,总比没有的好”。
这是农村合作社时期婆婆那一辈人的乡村;月娥自己“有一点记忆回来了,欣欣然,勃勃然的喜悦———包产到户,分地分林,田里是牛犁的吆喝,山上斧斫声声”,这是大包干时期月娥和丈夫五叔这辈人经历的乡村;月娥的儿子“至今三十多岁,从来没往山里进去一步,就也不知道自家的山林在哪一片,有意或者无意,规避着命运的覆辙”,这是当下中国真实普遍的流动乡村图景,诚如王安忆的观察———“自给自足的日子依旧不够循环,这里那里缺了口子,需要进入交换经济。
所以,男人必得外出打工。
下一代呢,也是外出、上学读书,书上的知识多是关于山外面的那个货币世界”。
曾经依赖生存的土地已经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只有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加起来才能维持一个农村几口之家正常的生产消费。
进城务工的青年、留守乡村的儿童和老人、逐渐荒芜的田地和消失的篱笆,这样的乡村图景浮现在现实中和新闻里,也应该被反映在文学创作里。
王安忆这样写乡村人流动到城市“想不到什么时候,公路像一条鞭子,刷地劈开山崖树林,横在脚底,引得青壮年都往外跑,不几年,村落就只余下老的和幼的”,关注现实的作家敏锐把握到全球化后工业时代下人口离散、家庭难圆的政治经济现实,小说中月娥一家五口人分居四地,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这样的家庭是不完整的。
内容提要女性文学是近年来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的创作领域，王安忆的《长恨歌》在女性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长恨歌》以女性化视角，细腻的笔触讲述了王琦瑶的一生，再现了旧上海市民阶层的生活空间和精神面貌。
本文通过对《长恨歌》的分析来研究其女性化的民间叙事方式。
本文从“城”的女性文化载体、日常生活的民间书写、女性体验的审美观照和对《长恨歌》语言魅力的分析，及与其他女作家的比较五方面入手，分析了《长恨歌》独特的叙事方式。
将城市作为女性文化的载体，王琦瑶成为城市的化身，二者是融为一体的。
以民间叙事的方式对日常琐屑之事进行细致的描述，来反映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风情。
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和温婉，反映城市，反映生活。
生动的细节、繁复的叙事方式、抒情性的叙事语言，是《长恨歌》成功的重要因素。
本文还涉及同其他女作家，如张爱玲、梅娘、池莉、方方的比较来说明《长恨歌》的独特之处，及其在女性文学中所占的特殊地位。
关键词：女性化、民间叙事、王琦瑶目录一、引言 (1)二、“城”的女性文化载体 (1)三、日常生活的民间书写 (7)四、女性体验的审美观照 (11)五、《长恨歌》中的语言魅力 (14)六、与其他女作家的比较 (17)七、小结 (22)八、注释 (23)九、中文摘要 (24)十、英文摘要 (27)一、引言在中国，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这样繁华而有韵致，也没有哪个统称能够像“上海人”这样富于特定而又有丰富的含义。
王安忆的《长恨歌》就是通过“沪上淑媛”王琦瑶的一生，向人们展现了上海市民阶层的生活空间和精神面貌。
整部作品采用了女性化民间叙事方式，从平凡琐细入手，表现了女性作家所特有的细腻和雅致。
二、“城”的女性文化载体在王安忆的眼中，上海是琐碎的，也是精致的。
她在市民文化内涵中找到了相融点，她以细腻的笔触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去执着地表现上海的每一个细小部分，她将这座城市看成是一个传奇。
王安忆说：“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文字的边界评王安忆长篇小说《匿名》吴 言写实·写意·写虚空不过是四年的时间,四年前读《天香》时,还能看到王安忆在前方的背影。
现在,再读《匿名》,①发现我们已经跟不上了。
文字从写实开始,然后是写意,写意境,写气象。
还能不能再进一步?王安忆这次告诉我们,能,再往前走,就是写虚空!回顾王安忆近十年的创作,她已渐渐脱离写实。
在《启蒙时代》中,记住了自行车车把上闪过的一束光。
在《天香》里,很多地方写到“气”。
在《众声喧哗》中是写“声”,给人的感觉反而是“静”。
这一次在《匿名》中,这些无形但仍有“态”的东西也被放弃了,无色无光、无形无态,一片空茫,那是什么?那就是“虚空”。
“虚空”怎么写?以王安忆实证主义的风格,一定不是打一句禅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了事;也不是仅仅去写一种模模糊糊的人生苍茫之感;也没有用一串省略号代替,如国画中讲究的留白。
王安忆要逼近,要究竟,用她手中的笔,一字一句地抵达那片空茫。
“虚空”是什么?它表面上是一种感觉,深究起来无非就是针对空间或时间而产生的空旷与孤寂。
在《匿名》中,王安忆很多地方用到了“无限”,这个词既能用来形容空间,也能用来形容时间。
在小说开头,男主人公被绑架,脱离城市来到野外,空间一下子从逼仄走向开阔,“无限的天地在向他收拢,星斗倾倒地面,伸手即可触及似的,无限又变得有限……渐渐地,两者都融入夜空,天地又无限地扩张”。
手机被劫去了,没有手表,时间失去精确的刻度,“没有时间,人就好像陷入深渊,无依无靠”。
绑架的结果是,主人公被哑子放生,“带去山里边,带进无限的时间”。
空间和时间同时可以用“无限”形容,实际触摸到了一个本质,就是空间和时间的一体性。
如果是理论物理学的角度,这一点不难理解,但王安忆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的,完全依靠感性,完全是从表象去看。
所以王安忆会思考“光年”到底是什么概念———是空间还是时间?最终回到文学,那就是“自由”了。
空间再无限,总归还是有形。
《天香》书评:针针如莲，莲开遍地编者按：《天香》是王安忆的一部长篇小说，以江南“顾绣”的源流为线索虚构演绎，编织出晚明时上海乃至中国民间生活、社会文化的面貌，折射世事盛衰、朝代更迭的因。
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篇《天香》书评。
《天香》是王安忆于2011年5月24日出版的长篇小说。
故事讲述晚明期间，上海申县家造“天香园”，申柯海娶妻小绸，又阴差阳错纳闵氏为妾，于是恩怨纠缠。
闵氏系苏州织工之女，有绣艺，带入申家，与小绸共创“天香园绣”;后柯海侄媳希昭又以书画入绣，成天下一绝。
申家家道中落，侄女蕙兰嫁入平常人家，后寡居。
希昭、蕙兰等以绣艺支撑家用，蕙兰更设幔授艺，使“天香园绣”光大天下。
看完王安忆写的《长恨歌》之后，对王安忆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她的文字初看来华美，让你有阅读下去的欲望。
但阅读中却能感受到她文字的“恰如其分”。
《天香》在写景时有渲染，有铺陈，但那渲染和铺陈却丝毫不觉得赘余，读来倒有身临其境之感;写事时也不是那样的紧凑，但就是在这舒缓的叙事中，让你有“休息一下”的偷懒的错觉，不急不慢的阅读完整本书;写人时也不是那样的浓墨重彩，大写特写，而是点到即止，倒是有种不同的韵味久久不肯散去。
《天香》分为三卷，第一卷《造园》，从明嘉靖三十八年的上海写起，写到江南造园的风气之盛，鱼米丰硕的江南大地的士子们在入仕为官之余更加着意于普通凡俗的日常生活，园子便成为了他们生活怡情的重要场所，因此这些园林个个争奇斗艳、各具奇姿。
申家不过是淞沪一带的殷实富户，园林之风大兴之时，“天香园”应时而生。
天香园的种种奇巧精卓之处就如同“大观园”一般，有着无法说道的风流韵末。
同所有丰裕之所一般，园子里的故事真可谓，“开到荼靡花事了，葡萄架下说闲情”从造园到建庙、裱字、制墨、养蚕、创天香园绣，无不要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势，方成此事。
园中的男子均有着贾宝玉般“精致的淘气”，而那女子也个个钟灵毓秀，仿佛不是凡俗中人。
《造园》可以看做是“天香园绣”的起势阶段，小绸和柯海的闺阁情深造就了日后的反目，情有多深，日后便有多少余恨。
评《本次列车终点》落叶归根从来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愿望。
看到中国春运的巨大人潮，我们不得不承认列车的终点往往就是那个幸福的彼岸。
然而，当我们远离故乡多年，乡音不改但人事已全非的时候，故乡也许就已不是那个温暖的港湾，而是另外一个异乡。
王安忆，这位曾获茅盾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等奖项的作家，其《本次列车终点》一文就为我们叙述了一段回乡的忧愁。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一个回乡知青的故事就在这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发生。
主人公陈信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家乡上海。
一开始，自己的成功回归，家人的关心使回家的一切都变得无比圆满。
然而，故乡的变化又让他猝不及防。
上海过于井井有条的冷漠，繁华背后隐藏的贫穷，都让真实的上海和他心中的故乡渐行渐远。
再后来，哥哥为霸占房屋提出分户口的行为，更是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上海与故乡的联系已经完全断裂。
陈信带着理解与希望再次远走他乡。
作者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与常态不同的回家的忧愁，更通过这种忧愁提出了时代的变化对人的冲击。
十年的知青生涯，饱含着对故乡的思念，甚至为了能回到故乡放弃爱情，婚姻。
是文章隐含的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冲击。
而更为明显的，则是经济发展时期城市巨大变化对人的冲击。
文章巧妙地设置了陈信这一十年生活在乡村，难以接触城市变化的人物。
因此，陈信一回到上海就敏感地感受到各种的冲击，这些冲击有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提升，更有发展带来的人情感的异化。
上海人对不会挤车的人无情的嘲笑和抱怨，大哥为了房屋宁愿冒着亲情破裂的风险。
“地上的人群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拥挤，天上的星星就像地上的人群那样疏远。
”城市发展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危机。
文章展现了城市发展利与弊的冲突，引发了两者权衡取舍的更深入思考。
时代发展的潮流没有办法阻挡，而个人应当去往何方，则是作者留给我们的问题。
“人生的目的地，总归应该是幸福，而不是苦恼，自己追求的目的地，应该再扩大一点。
对王安忆长恨歌的思考对王安忆长恨歌的思考《长恨歌》表现出王安忆对女性命运的强烈关注。
王琦瑶是作者钟爱的人物，作者因她虽然历经沧桑，仍坚韧地活着，充满生命的力量，作者对她给予充分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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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是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王安忆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一经问世，立刻在中国当代文坛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这部小说获得了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第五届)，还获得了世界华文文学奖(第一届)。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王安忆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受到了她母亲的影响，但二人的创作尤其是在对女性的爱情、命运等方面的看法和理解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
从小说《长恨歌》来看，王安忆把小说的背景放在了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作者从上海的一条弄堂写起，一步一步为我们展现了小说中女主人公王琦瑶的一生。
她的命运和她所经历的情感纠葛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她的情人很多，如：李主任、康明逊、萨沙、长脚、老克腊和王琦瑶最终都是男人与女人的感情游戏，在这些男人的心里，他们对王琦瑶的肉体更感兴趣，所谓的爱情，不过是为了满足肉欲的虚假的装饰品。
王琦瑶就在这样的游戏人生中，一步一步走向了堕落，走向了社会、时代为向她这样的.女性所安排的悲剧命运。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对女性命运寄予女性主义的人文关怀，作品表现出来的同情情感却削弱了女性主体地位。
王琦瑶令人同情之处正在于她过着可怕的生活而不自知。
王琦瑶的人生观是堕落的，她的人生是可怜的，也是可悲的。
而在作者王安忆的笔下却将王琦瑶的一生因色相而换来的短暂的浮华，表现出宽容与理解，甚至对其主体地位的缺失表示认同，把原本悲剧一生的王琦瑶变得毫无价值，这也说明了，在长期以来的男权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时候，女性作家虽然想通过文学的创作，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描写，对女性的悲剧命运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但仍然难以摆脱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影响。
中国安妮宝贝——王安忆的写作特色与思想反思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有着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家，她就是王安忆。
王安忆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思想触角，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学人物。
本文将从王安忆的写作特色以及她所传达的思想进行反思，探讨她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王安忆的写作特色之一就是她对细节的关注和描绘。
她善于通过琐碎的细节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在她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她对生活琐事的敏感和洞察力。
比如，在《长恨歌》中，她通过对街巷、食物、衣物等细节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这种细节描写不仅让作品更加真实，也让读者更加容易沉浸其中，产生共鸣。
另一个王安忆的写作特色是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她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一些普通女性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她试图探讨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困境和挣扎。
她以女性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展现女性的独特魅力和坚强意志。
她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常常是有血有肉的，她们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也有自己的痛苦和矛盾。
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王安忆试图唤起读者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除了对细节和女性命运的关注，王安忆的作品中还经常出现对历史和记忆的追溯。
她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写，试图重新审视历史的真相和人性的复杂性。
她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一些历史事件的背景，比如文化大革命、抗日战争等，通过这些历史事件的描写，她试图唤起读者对历史的关注和思考。
她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对个人记忆的追溯，她试图通过个人的经历和回忆，展现出一个时代的风貌和人们的命运。
通过这种对历史和记忆的追溯，王安忆试图唤起读者对历史和个人命运的思考和反思。
在王安忆的作品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对家庭和亲情的探索。
她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一些家庭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她试图探讨家庭的意义和亲情的力量。
她的作品中的家庭形象常常是温暖而复杂的，她们有着各自的矛盾和纠葛，但最终都能够通过亲情的纽带团结在一起。
通过对家庭和亲情的描写，王安忆试图唤起读者对家庭和亲情的思考和珍视。
第23卷第3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9月Vol.23,No.3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Sept.2002存在的感悟:论王安忆及其90年代小说徐 岱(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浙江杭州 310000)摘 要:王安忆虽然已是当今中国女作家的领衔人物,但目前文艺界对她的作品的评价仍不够充分。
她不仅能跻身于百年中国女性写作的最佳阵容,而且其整体创作业绩也已接近张爱玲的水准,是20世纪以降中国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尤其是她的以长篇 长恨歌 为代表的90年代以来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关键词:小说理念;女性叙事;诗化小说;感悟存在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2)03-0037-07作者简介:徐 岱(1957-),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国际文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A 在当今中国同辈女作家眼里,王安忆已被认为是 综合实力 首屈一指的 大姐大 [1](P4)。
而批评家们则早已承认: 王安忆在诸多的女作家中无疑出类拔萃。
[2](P134)这样的估计现在看来还略显保守。
其实,在百年中国女性叙事文学里,如今的王安忆已能跻身于最佳阵容,同张爱玲、萧红、苏青、杨绛、丁玲等相媲美。
读王安忆的小说能让人联想到两组作家。
一是英国的伏 伍尔芙和简 奥斯丁;一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苏青和张爱玲。
王安忆是一位有着十分自觉的小说观的作家,她对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诗性文体的小说创作规律所进行的深入独到的思考与成熟精辟的体悟,与伍尔芙惊人地相似。
像伍尔芙一样,曾在著名学府登台开讲的王安忆对小说作过理性把握。
在她看来,小说的艺术奥秘在于 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叙述方式 ,而最高的境界便是当故事降生时 便只有一种讲叙的方式 。
她明确宣告: 这种观念已成为我写作小说的理想了。
[3](P25)而她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则以一种 生活流 的方式关注日常生活里的人际关系与庸碌生命里的人性呼吸,她的善解人意与对笔下人物的平视姿态又同奥斯丁的写作风格极其相似。
草房子名家点评
《草房子》是一部由曹文轩所著的长篇小说，以下是一些名家对这部作品的评价：
1. 肖复兴：如诗如画，纯净唯美，意境高远，感人至深。
2. 樊发稼：作品格调高雅，语言优美，人物形象丰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3. 曹文轩：作品写得很美，生动、优雅、忧郁、悲凉，有着无限的美感。
4. 冰心：构思巧妙，格调高雅，风格独特，语言幽默。
5. 沈石溪：作品有着非常强的画面感，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美丽的乡村世界。
6. 王安忆：作品有着非常强的艺术感染力，让读者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7. 毕飞宇：作品有着非常高的文学价值，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瑰宝。
这些评价来自不同的名家，但都表达了对《草房子》的高度赞誉和肯定。
MASTERPIECES REVIEW1980年创刊反讽与克制——评王安忆长篇小说《考工记》⊙刘 姝［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广州 510520］摘 要：王安忆的长篇小说《考工记》自发表以来便被认为是小说《长恨歌》的姊妹篇，是另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
抛开这些标签化的评述，这本小说采用了极其克制的叙述方式，从语言和情境入手，采用反讽的手法，表达了对自我写作立场的坚守。
关键词：王安忆 《考工记》 反讽 克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考工记》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一唱三叹，《长恨歌》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
”很显然，这部小说被非常明确地界定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别传”，甚至有学者把《考工记》与《长恨歌》进行对读，称《考工记》是《长恨歌》的姊妹篇。
当然有这样的联想不无道理，首先两篇小说都是采用古代的著作命名，未读小说，便已形成预设的语境；其次，两篇小说都是以普通人的生命悲欢来反映时代或是城市的变迁及城市精神内核；再次，甚至两篇小说的叙事动力也不无相似之处，前者是“金条”，后者是“老宅”；最后，小说的主角“王琦瑶”与“陈书玉”，用王安忆的话来说，都是“跨越新旧两朝的人，就像化蛹的蛾子，经历着嬗变。
新时代总是有生机，旧的呢，却在坍塌，腐朽，迅速变成废墟”。
但是，王安忆并不太认同这样的界定。
她在小说后记中写道：“我将小说题作‘考工记’，顾名思义，围绕着修葺房屋展开的故事。
又以《考工记》官书的身份，反讽小说稗史的性质……这个人，在20世纪最为动荡的中国社会，磨砺和修炼自身，使之纳入穿越时间的空间，也许算得上一部小小的营造史。
”由此可见，《考工记》并不仅仅是上海的“别传”，小说具有“稗史的性质”,但作者以官书《考工记》为名，便是对这一性质的反讽。
正如小说中所写：“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
”a可见作者对于为城市作注或者作传并无多大兴趣。
正如她一直在逃离“海派作家”“怀旧热”“女性主义作家”“寻根作家”等一系列标签一样，王安忆在小说中采用反讽这样的充满机趣与张力的叙述方式表达自己的创作态度和立场，就像她在面对小说《长恨歌》被当作言情小说或风情怀旧小说被消遣误读时，自证道 ：“本人写于1995年的长篇《长恨歌》,可说迎头赶上风潮,但又带来另一种不幸,它被安在潮流的规限里,完全离开小说的本意。
王安忆作品鉴赏读后感王安忆，一位享誉文坛的中国女作家，以其细腻的文字和独到的观察力深受读者喜爱。
在阅读了王安忆的作品之后，我深受感动和启发。
她的作品中洋溢着对家庭、乡土、历史与人性的思考，以及对现实社会中社交伪善和人性的剖析。
下面，我就其中几部作品进行鉴赏和读后感。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作品，通过回忆和叙述，展示了作者对于家庭与身世的思考。
作品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基础，以自身的亲身经历为主线，深入描述了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和纷争。
阅读这本小说，我仿佛置身于作者的家庭，感受到了她对于家庭、亲情和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解。
《边城》是王安忆的另一部耐人寻味的作品，以小说的形式揭示了乡村的百态和人性的种种。
小说以浓重的地方风情和独特的语言描绘了四川乡村的生活，通过主人公的成长历程，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诸多矛盾。
阅读这本小说，我被王安忆准确而真实地刻画出了乡村人性的细腻和丰富。
此外，王安忆的散文作品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散文以生动的细节和独特的视角描绘了都市生活与人际关系。
通过对社交场景的描写和对人性的观察，她勾勒出了现代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表面交往和内心真实的落差。
阅读她的散文，我不禁思考起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交中的真实与伪善。
总的来说，王安忆的作品给我带来了很多思考和感悟。
她以细腻的笔触和独到的观察力，揭示了家庭、乡土、历史与人性的复杂关系。
她的作品告诉我们，人性的底色是复杂和矛盾的，社会的表面交往充斥着虚伪与利益，但我们依然要保持对于真实的追求和对于人性的理解。
读完王安忆的作品，我更加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复杂处境。
通过她的作品，我收获了对于生活的思考和对于自身价值的探索。
在以后的阅读中，我将继续关注王安忆的作品，希望能够从中汲取更多的智慧和启示。
王安忆小说《长恨歌》评价
本人看了《长恨歌》这部小说感受颇深，于是我又上网看了根据小说改版的电影和电视剧。
其中我对电视剧中的程士砥程先生这个角色相当敬佩，虽然原著中的程先生形象跟电视剧中的有点出入，但是电视剧中的他真是专情到了极点。
爱了王琦瑶一辈子，疼了她一辈子，无怨无悔，直到死，还是念念不忘王琦瑶。
我在想王琦瑶何德何能？身边有这样一位痴心绝对的追随者，她还求什么？电视剧中有很多镜头都看的我好心酸。
一个人，前世要修多少行，下一辈子才会遇到一个如此绝对的追求者？一个人要有多爱另一个人，才会放下尊严，放下一切只求她一切安好？。
女性身份的自我认同——读《我爱比尔》《我爱比尔》是王安忆创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一部经典小说。
它直接回应了那个年代的中国文化现实，凝聚了王安忆个人对于在愈演愈烈的"全球化"的境况下，第三世界的国民，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如何建构自我身份问题的严峻思考。
小说主要表达的是对误入性爱的迷途的女性的悲悯。
这是一个关于情爱、男人和女人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９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上海某师范大学的艺术系女大学生阿三经历了与美国驻上海办事处的外交官比尔、法国来华画商马丁的恋爱，最后都以对方的离开而结束。
为此，阿三先是放弃了大学的学业，随后绘画的事业也被摧毁。
从此，阿三精神彷徨放逐，陷入了对异国恋情的无端幻想而无法自拔，渐渐变成一个穿梭在酒店大堂，兜搭异国人的妓女，最后在一次偶然的争端中，莫名地以暗娼罪锒铛入狱。
数月后，阿三从劳改农场逃跑。
一、阿三与比尔入狱前，阿三的生活如她的梦境，梦虽然飞得很高，却离现实太远；梦虽然很美，但却有太多的悲哀。
阿三碰到了比尔，阿三和比尔用英语交谈，阿三和比尔在宾馆里喝咖啡，阿三和比尔在周庄的小桥上，染金的流水上，奶色的晨雾中，默默相对。
阿三和比尔在华泾村飘满菊香的，挂满白色丝巾的小屋里，在上海市中心撒满阳光，挤满丝绸坐垫的公寓里，做爱。
阿三说，她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爱比尔”。
在上海五光十色的霓虹下，在那种都市的媚俗与浮躁中，对阿三来说，比尔是铜像，是异国情调，充满诱惑。
阿三认为，“他们那种希腊种的长相，就像是一层浪漫的底色，无论何种身份，都可兼谈爱情……”当阿三和比尔从酒店出来，漫步街头，“两人都有着欲仙的感觉。
比尔故作惊讶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阿三听到这胡话，心里欢喜得不得了，真有些忘了在哪里似的……”阿三的心底对外国生活的向往可见一斑。
而对比尔来说，阿三则是九命猫一样的女人，亦似“幽灵”。
他爱阿三身上东方文化孕育出来的神秘气质，甚至抱着阿三时，比尔还想着中国古代烈女的崇高与恐怖。
王安忆小说主题研究王安忆小说主题研究王安忆，是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和文化评论家，以其细腻的叙事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而闻名于世。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充满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家国情怀，深刻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传统文化的衰落。
本文将对王安忆小说的主题进行研究，探讨其作品中反映的思考、记忆与文化等重要主题。
一、思考与思想反思王安忆的小说中流淌着丰富的思考与思想反思的脉络。
她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剖析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以及人在社会中的处境和心理状态。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描绘年轻女孩若干心理想法的转变，对于女性自我认同、婚姻观念以及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冲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她通过小说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女性地位的演变，以及女性在这个历史转型时期面临的困惑、迷茫和挣扎。
王安忆的小说中，思考是她一直以来的笔耕不辍，使读者能够在虚实之间揣摩和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二、记忆与历史记忆是王安忆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
她通过叙述家族和个人的历史，展现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曲折变迁，并呈现出对个体和家族命运的思考。
在《春蚕》中，王安忆以自传方式描写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场悲剧，通过将自身的经历与家族、社会历史相结合，深刻地反思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黑暗时刻，以及很多人在那个特殊时刻被抛弃和伤害的命运。
她的小说不仅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记录，更是对那些历史背景下的普通人的声音的回应和抒发。
三、文化与传统王安忆小说中的文化与传统是她的创作核心和灵魂所在。
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解读，使得她的小说成为了一张展现中国文化的丰富画卷。
在《一个女剧院》中，王安忆以戏剧艺术为线索，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困境，通过女主人公和剧院的命运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王安忆小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呈现出了一幅富有魅力又多元的文化图景。
总结：王安忆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思考，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传统文化的衰落。
评王安忆的小说观
王安忆，在中国当代文坛可谓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她不仅在小说创作上独树一帜，个性鲜明，而且在小说批评理论上也很有建树。
她当年凭借写知青生活、文工团生活走上文坛，到现在在文坛上已经是颇有成绩了。
从“雯雯系列”到《小鲍庄》，到“三恋”，到《叔叔的故事》，到《乌托邦诗篇》，到《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到《长恨歌》等。
写的东西虽然都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但却表现出王安忆不断想摆脱个人经验的束缚，而去追求小说自身的一种内在的本身的东西。
这是她个人对小说的一种探索与追求，除此之外她还创作了不少文学理论，她对小说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她的小说理论可以说是对传统理论的颠覆。
这里主要谈一下她的“四不要”理论。
她的小说观很明显也很集中地体现在“四不要”小说理论。
所谓“四不要”便是：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
初看到王安忆的这“四不要”感觉简直就是惊世骇俗，这完全是颠覆了传统的小说观了。
这也可能是她自己对小说的深层的体悟吧。
她自己说道：“在最初的时期，我写小说，只是因为有话要说，我倾诉我的感情，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所获得的经验与感想。
······但是，我渐渐地感到了不满足。
其实我在选择写小说作为我的倾诉活动的时候，就潜伏了另一个需要，那就是创造的需要。
这时候，自我倾诉便无法满足创造的需要了。
”可以说是现实的生活把她最初的那种对生活的体悟给打破了，所以她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了，她也对她的小说创作重新以另一种眼观去看待，去探求一种小说的创作准则。
就是这样，她提出了“四不要”理论。
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
这句话一看就是违反常态的，就是在我现在看来都觉得很是诡异，在当时那个年代应该更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传统的看法是小说中创造的人物要力求个性化，每个人物即是典型但又是单个人。
而王安忆不要特殊环境不要特殊人物，这表明她放弃了传统的那种艺术的塑造方法，而采取她的新的创作方法。
王安忆认为把人物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去而逼使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别的行为是以一点来看全部，不符合她的总体性原则。
而且这样会把偶然性夸大，而使必然性缩小甚至被取消，这样会纠缠于细枝末节，而反而忽略了大的悲痛与大的欢乐。
也许那样会有点小的乐趣，并陶醉于这种小乐趣之中，但这并不是王安忆想要的。
王安忆的这一不要表明她很注重整体性，个性化的人物在很多时候是人为的假定的，存在很大的不真实性，脱离了生活的真实。
这种人物需要作家去自己加工，而失去了真实性。
比如说《鹿鼎记》里面韦小宝这个人物，大家一看便知道这是很假的，虽然金庸先生做了很精彩的塑造，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始终觉得那就是塑造出来的东西，脱离了生活的真实性。
还有其中的特殊环境的设置，这些都不能不说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艺术效果。
而王安忆的人物塑造并不作过多的艺术性的加工提炼，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世界中随处可见，作者不需要去费尽心机的构造而只需要直接从生活中取材就行了。
这样的人物自然会更加接近生活实际，而且王安忆的不要特殊环境也是如此，环境不是作家构建的多种巧合的聚合体，而只是现实生活的直接提取，也是更加贴近真正的生活实际。
这样给人的才会更加像生活，而不像是艺术品，更具天然而少了雕琢的痕迹。
当然这样的话会对她的创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她想要去写出那种很吸引人的人物就很难，读者就可能不会爱读她的作品，或者说她要写出那种很吸引人的人物的话就更加需要功力，这也算是她自己给自己的挑战吧。
二，不要材料太多。
王安忆认为“所有一切有力量都具有单纯的外。
材料太多会使人被表面复杂实质简单的情节淹没，而忽略了重要意义的情节”。
这样说来的确也是非常的有道理的，而且王安忆提出了有好多经验性的材料表面上看是有联系的，实质上是并没有联系的，这些材料放在一起会使它们互相拉扯消耗反而使小说的很多东西变得模糊不清，掩盖了本质，而且这也会影响小说的精神层面的建构。
从这点还是可以看出王安忆是很重视小说的内在的，也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她的这个“不要”已经把小说的情节都抛弃了，也就是把小说的很重要的特征都抛弃了。
她这样是抛弃了过于重视外在的情节而忽视了内在精神，这样她的小说作品呈现出很明晰的脉络，而不像有些做接的作品貌似曲折回环但实质是那种给人拼拼凑凑的感觉，人为的感觉太强了。
王安忆这里强调了材料的筛选，必须筛选出那种可以在逻辑力量上推动小说发展，具备这种高动力的材料。
但王安忆也承认了这便是难点所在，好多人可能会被材料的表面所迷惑了，这也可能是考验作家的时候吧。
但是王安忆这样处理，把情节抛弃掉的话，可能会造成她的小说给人的初次阅读的乐趣感不强，也许读者需要多次阅读才能体会到里面的内涵。
这样的话就可能会使她作品的读者数量不多。
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
王安忆认为风格性的语言是一种标记性的语言，它一旦脱离读者对此标记的了解和认同，便会无法实现，而且风格性的语言是一种狭隘性的语言，缺乏建造功能，它只能借助读者的想象来实现它的目的，它无力承担小说是叙述艺术的意义上的叙述语言，而且会使人强调局部的，会有趣味性的倾向。
这里王安忆是在强调语言本身应该具有一种建造性的功能而且具有一种涵盖力的功能，这是一种抽象性的语言，也是在强调一种整体的作用，而非局部的。
这里在此可以看到王安忆对传统的小说的创作上的对立，个性化的语言是小说的一种个性，如果小说中的人物不分性别身份都是说几乎相同的一种话的话，那么这个小说的趣味性生动性将会大打折扣，但是王安忆就是要这么做，可能她
就是要做这么一种超越吧，超越传统的束缚。
其实这也是和她前面的那几个不要相联系的，她既然可以不要特殊人物就可以不要个性化的语言了，这是的确可以的。
但这样的代价就是作品无法得到广大的共鸣，影响力会有限，这种影响其实在前两个“不要”中就已经产生了。
四，不要独特性。
这点其实就王安忆的上面的几个观点来看也是必然的，她必然会反对独特性的，她不要风格化，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过多的材料就很是可能不要独特性。
她认为独特性是很容易被模仿的很容易被重复的，所以也是极易被取消的，独特性会使人忽略了整体性，容易把个别的东西无限制无根据地扩大，而忽略了经验的真实性和逻辑的严密性。
这里王安忆还是强调了作品的整体性和真实性，她还讲求逻辑的严密而反对那种为了作文而盲目的构建捏造而违反了逻辑的真实性。
王安忆努力营造作品的整体效果，追求在总体上的形式而不是局部的一种特殊，这种特殊可能会破坏了总体的均衡效果。
其实王安忆的这种取消独特性的追求又在另外的方面形成了她的独特性，当然这是另外的一种独特性。
她这是在追求一种永恒的独特性，而不是那种暂时用来取巧以便取得自己在文学上的一席之地的独特性，不是那种个人经验的独特性，因为这种独特性是容易被取消的。
她所谓的这种独特性是一种完全高出一般作家的，无法侵略的，是能使作品更上一层楼的。
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好多人都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独特性的作品一夜成名，功利主义极强，而不再是追求那种在作品深层面的崇尚创作的精神。
这种人的作品往往是出名快但被人遗忘同样是快，王安忆反对这种，她提倡的作品是有整体效果的，也许是那种能经受住时间的沉淀的吧。
整体来看，王安忆的这“四不要”也是相互关联的，第四个“不要”是前三个“不要”的总结，前三个“不要”是第四个“不要”的具体表现，第四个“不要”是核心，也是王安忆所追求的最高的目标，最终要达到的境界。
她的这个“四不要”小说观是一种全新的小说观点，对传统的小说观、小说理论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否定。
这也是她自己通过写作实践所体悟出来的，而不同于有些纯粹的小说批评理论家。
她的这套理论总体来说是强调一种整体性的，而且是整体内部的均衡性，强调了作家的主体精神意识，而且这种主体精神意识要突破客体的一般经验的束缚，从而使作家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她在“雯雯系列”中的《69届初中生》里，前半段是与她的经验有关的，而后半段她让“雯雯”脱离他的个人经验，力求以她来表现更大多数人的命运。
虽然她承认自己的做法是有点失败的，但是至少她在向着自己的理论的方向去努力，就如她自己所说的一样，与这“四不要”相对的就是她现在和将来要努力所追寻的，她现在也在一边思考一边努力去做，去实践，她在她的创作之路上也的确是这么努力的。
虽然不能完全达到自己理论的高度，但却在尝试。
她的这种理论的不足便在于损害了小说叙事的
感染力量，无法在感性上很容易的感染读者，使小说的审美变得复杂。
但是不管怎么说王安忆的小说观是全新的，这也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看小说的视角，这是非常可贵的，更可贵的是，她还在实践她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