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机构改革为什么要向社会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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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考摘要:我国应在行政体制改中不断推陈出新,建立起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行政管理体制。
本文运用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对我国政体改革的历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等方面的简要阐述,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目标提出几点略见。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思考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1.改革开放前的行政体制改革(1)1949―1954年政府机构改革。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撤销大区一级地方政府并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
1954年,改政务院为国务院,撤销4个综合性委员会;设立分别协助总理处理政务的8个办公室;增设24个主管部门。
调整后的国务院一共设置了64个工作机关。
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较大的行政改革,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略见雏形。
(2)1958―1959年政府机构改革。
1959年底,国务院所属部门机构总数减少到60个,形成了第二次较大的国家行政改革,成为建国后关于国家行政体制分权的第一次尝试。
由于当时机构的设置和调整存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科学规范和法律依据,所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1961―1965年政府机构改革。
1965年底,中央各部门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由1959年的2400余个,增加到10500余个,国务院机构总数达到97个,形成了中央政府机构设置的第二次高峰,但文革时期受到严重破坏,行政管理工作几乎瘫痪。
2.改革开放后的行政体制改革(1)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
国务院通过下放经济管理权、财政收支权、人事管理权,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国务院机构总数缩减到61个,提出干部队伍的“四化”方针,重点解决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
(2)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
国务院着重对一些非常设机构、政企不分的公司、政事不分的事业单位进行整体改革,在继续下放权力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
(3)1993年政府机构改革。
重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中心内容是政企分开。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199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撤消了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省级分行,成立了按经济区划设置的大区行。
一、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的内容1998年11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撤销省级分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九家分行。
人民银行设立的九个跨省区市分行分别是:天津分行(管辖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沈阳分行(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分行(管辖上海、浙江、福建);南京分行(管辖江苏、安徽);济南分行(管辖山东、河南);武汉分行(管辖江西、湖北、湖南);广州分行(管辖广东、广西、海南);成都分行(管辖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安分行(管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撤销北京分行和重庆分行,分别由总行营业管理部和总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履行所在地中央银行职责;非分行所在地省会城市由原省、市两级人民银行合并重组;非省会城市所在地级城市人民银行统一要更改名字;与此同时,在各省会设立以城市定名的监管办事处,各监管办事处直接隶属所在区域分行领导,主要承担对所在省区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之职责。
2001年起,原由分行承担的各项业务管理工作职责在人民银行总行的统一组织下,陆续划归各省会城市中心支行承担。
二、央行分支机构改革的评价大区行体制是按照经济区域设置分支机构的,与以往的按照行政区域设置分支机构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
大区行体制实施十多年来,在增强央行独立性,加强监管,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发挥了特有的作用,实现了设置的初衷目的。
一方面,大区行在认真研究、分析辖区内的经济金融形势的基础上,为总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大量切合实际的建议。
另一方面,大区行监管的独立性减少了地方干预,有效的防范和化解了金融风险。
再有,相对于以前的按行政区划分分支机构的体制,大区行体制深入到基层,根据辖区内的经济金融形势提供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
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近几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从官方到民间,从平面媒体到电视网络媒体,似乎大部分人都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了解决中国尖锐矛盾的最锐利的工具,我也多次谈到过“政改”,但我对“政改”的预期没有大家那么乐观,据我的观察,90%以上的老百姓其实也许并没有看懂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什么回事,“政改”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更没几个人能够洞悉,本文我先不对“政改”下结论,到最后一章我再下结论,我现在只是谈谈当前中国为什么热衷于搞“政改”。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大家注意:上面谈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和目标并非是一个很新鲜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提出“政改”已经将近快三十年了,但是,政治改革却越改越倒退,越改越僵化,当今中国的政治环境,如果直爽一点讲也许不如六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样停滞和倒退势必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一次“政改”高潮如期而至,我这样说可能还带有一点大道理的成分,如果再进一步具体化一点,我想此次政热潮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与经济体制改革脱钩。
我这种提法与主流中国政治改革专家是不同的,官方人物通常表述为“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我为什么不这样表述呢?因为我不认为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滞步不前的根本原因,近三十多年来,人们的思想都完全“经济化”了,任何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符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只有经济是永远正确的,经济是整个国家评判对错的唯一标准,我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观点,更不符合真理标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发生碰撞,肯定是双方面都各自存在相互抵触的地方,比如说:经济体制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大方向,完全资本主义化了,那么你怎么要求政治体制适应经济体制?这个时候单纯要求政治体制转向实际上就涉及到要社会主义转向的问题,这又与当时提出的“社会主义总方向”相抵触,所以,这个时候再谈两者如何适应的问题,就要涉及到宪法原则问题,宪法不调整,政改自然不能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政改快三十年了,还是无法推动的原因之一。
全面深化改革要分几步走?郑永年2014-03-24 09:33:06编者按: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处的专家学者共同关注“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
郑永年教授在论坛上发言时,“担心中国下一步风险还是来自不改革的局面”,因为有四个问题在全面束缚着中国的改革:权力集中与改革之间的矛盾、反腐败与改革之间的矛盾、改革主体还不是很明确以及改革本身与社会几代人之间的矛盾。
这四个问题,不仅仅束缚这改革,也是改革最为核心的问题。
那么,中国改革究竟该遵循着怎么样的大致过程才能逐渐破解以上问题呢?让我看回顾一下郑永年教授在《中国改革三步走》中所提到的三个步骤。
1.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先开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
大家对经济改革的过程比较清楚,这里无需详细论述。
在此我主要总结一下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分解式的改革,即先农村改革,再城市改革。
要再细分的话,就会发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本身也是分不同阶段进行的。
第二,分权性,即中央政府向地方和企业分权。
分权过程也是渐进性的。
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主要是从中央政府向地方各级政府的分权。
当时改革者也是希望把权力直接分到企业,但大多下放的权力被地方政府所把持。
90年代主要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分权主体是从政府向企业的分权,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战略上。
其中,“放小”就是中国式的民营化,也就是西方所理解的分权。
而近年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央国有企业的大扩张,经济权力又再次向中央集中。
这一点,会在后面详细论述。
第三,开放性。
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强调这一特征。
比起改革的其他方面,开放性最为重要。
开放分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
对外开放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开放,就是把国门打开,开放给外国资本。
这一过程最早始于中国70年代在国际关系上的改弦易辙。
事业单位机构如何去行政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增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
”事业单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是当前改革亟待破解的难题。
事业单位行政化的表现及影响事业单位行政化是我国当前普遍的社会现象,表现在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多个方面:在管理体制上,事业单位具有行政机关的科层结构。
从国家层面看,在整个行政体系的科层结构中,事业单位是其庞大结构的一部分,与政府机关一样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政府将事业单位作为行政机构实行管理;从事业单位内部结构看,事业单位也按照科层结构设置内部机构,并按照行政管理模式管理内部事务。
在运行机制上,事业单位发展所需要的主要资源按照行政级别实行分配。
在整个国家的行政体系中,根据行政级别的高低实行资源的分配,级别高的事业单位拥有更多话语权,能够获得更多资源;在事业单位内部,也主要按照行政级别分配内部资源,级别高的内部机构和人员会得到更多的内部资源。
当前事业单位行政化愈演愈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负面。
从职能定位上看,事业单位的基本职能是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因为过度行政化,这个职能定位发生严重偏移:从事业单位外部看,事业单位的领导、经费等主要资源来自于政府主管部门,事业单位要向主管部门负责;从事业单位内部看,内部资源主要按行政级别分配,公共服务依附于行政级别。
这样,事业单位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公共服务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属,而公共服务的对象只能被动地接受事业单位所提供的服务,事业单位的职能定位严重背离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取向。
在发展活力上,社会成员的公共服务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需求结构持续升级,这就要求作为公共服务主体的事业单位主动适合这种复杂性和深刻变化,在职能定位、组织结构、管理方式上做出相对应调整,但是事业单位依附于政府部门,自主性不高,公共服务主体意识淡薄,这种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与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严重制约事业单位的发展活力。
行政管理简答题行政管理简答题一、行政管理的三个特点?1行政管理的主体是政府行政机关。
2、行政管理的对象包括社会公共事务和政府内部事务。
3、行政管理必须依法进行,是一种执法活动或执行政策的活动。
二、研究和学习行政管理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理论意义:有助于我们了解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为我国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提供理论依据。
实践意义:1有助于我们弄清我国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目标、任务、方式,为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和发展指明方向。
2、有助于提高我国公务员素质,进而提高我国行政管理的整体水平。
3、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政策水平,促进企事业单位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水平。
三、古典学派行政管理学理论成就的重要意义。
1、古典学派不仅仅开创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先例,而且基本上建成了比较完整的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对于当时的行政管理实践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2、古典学派将研究重点放在组织管理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古典组织理论体系。
3、明确提出了行政管理的几个基本原则,即命令统一原则、权责相符原则、较小的管理幅度原则和系统计划原则,这些原则对于指导行政管理实践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我国现行政治环境的基本特点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3、迅猛成长的社会团体组织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五、我国现行行政文化环境的基本特点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1、管制型行政总体价值观向服务型行政总体价值观的转变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2、全能普化型行政功能文化向有限分工型行政功能文化的转变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3、自律本位型行政运行文化向法律本位型行政运行文化的转变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4、依附服从型行政公共关系文化向自主参与型行政公共关系文化的转变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六、我国现行经济环境的基本特点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清末:中央机构大改革作者:雪珥来源:《领导文萃》2015年第08期1906年,大清国为一场注定空前、甚至可能绝后的政改,确定了主攻方向。
在对“官制”所存在的弊病,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之后,体制内的改革者们,分别为中央和地方机构的改革,开出了药方。
根据中央对政改的安排,先实行中央机构改革,而后是地方机构改革。
机构改革的主导者,就是出洋考察的戴鸿慈与端方。
对于中央“官制”存在的问题,戴、端建议,应该推行“责任内阁之制以求中央行政之统一”。
至于中央各部主任官与辅佐官之间的权责不清,“定为一大臣,一次官,大臣负阁臣之责成,次官综一部之庶务。
其次则如商、学、警三部成例,设一尚书、两侍郎,不置管部,以尚书为主任官,而侍郎为之辅佐,受其指挥。
更设压参各官,划定职权。
”戴、端还同时建议,在内阁之外,增设“会计检查院”(审计)、“行政裁判院”(受理行政诉讼)、“集议院”(议会的雏形)、“都裁判厅”(最高法院)等独立机构。
甚至,他们还考虑到了原有之大学士及各部裁缺之大员的去除,可组建“枢密院”,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安置老干部们,以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
根据这一设想,中央机构将由原先的六部及刚刚设立的巡警部,重新组合,建立九个部:一、新设立的巡警部改为“内政部”,将原来由户部主管的户口、工部主管的工程,合并在内;二、将户部改为“财政部”,执掌国税、关税、货币、国债、银行以及田赋;三、成立于1901年的“外务部”,因“法制略具”而不予更动;四、将兵部改为“军部”,并将“练兵处”归并入内,统筹全国军政;五、将刑部改为“法部”“各省执法司、各级裁判所及监狱之监督皆为本部分支”,这等于是将司法系统垂直领导;六、“学务部”也因“法制略备”,继续保留不改;七、设立“商部”,主管农工商,此三者“为富国之本源,各国皆设立专部,中国农工诸学尚未讲求,将农工诸事暂归已设之商部管辖,日后再议增设”;八、设立“交通部”,将轮船、铁路、电报、邮政等事务都纳入其间;九、参考西方做法,改理藩院为“殖务部”,“凡东三省、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开拓之政策,皆于是统焉”。
新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探析作者:郭星星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3年第21期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
但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当前行政管理体制存在问题主要有:行政职能转变不彻底、行政权限界定不清楚、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行政人事制度不灵活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转变行政职能、理清行政权限、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创新行政人事管理方式的工作势在必行。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行政职能行政权限行政监督机制人事管理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改革开放以来,在塑造政府施政理念、科学设置政府机构、完善政府运行机制、规范行政行为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且提高了政府执行力,基本适应了政府经济社会工作的要求。
但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仍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体制改革长期存在的这些问题,对以“新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探析”为题的探讨就势在必行。
1现阶段我国行政改革的现状1.1行政职能不健全,行政权限界定不清楚行政权限边界不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有:凡有利可图的领域,政府都会以发展经济为由进入;凡无利可图或要政府承担很大公共责任的领域,政府则会以市场经济的话语加以退出,从而使得政府的经济功能畸形强大,而公共职能很弱。
导致政府执法功能弱化,依据权力大小,也会导致无穷无尽、大大小小的行政垄断。
1.2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效率的低下中国地方政府还存在着部门内设机构膨胀,内部层级过多,以及大量设置非常设机构等问题。
在机构设置上只通过增加层级的方式,不从根本上依据职能设置职位,就无法扭转这种局面。
1.3中央与地方行政权限界定模糊,行政政策低效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行政区划层次过多,基层政权软化膨胀,造成了当前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调,诱发基层政权软化膨胀。
现在中国的政治体系内,横向分割严重,纵向分割也严重,中国的政治整合能力一直是落在其它国家后面。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集权-分权”悖论主讲人:周黎安评议人:周业安徐家良杨永恒杨凤春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今天由周黎安教授给我们做有关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问题的报告。
中国是个大国,地方官员数量很多而且在地方发展改革中起的作用很大。
所以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今天将有幸听到黎安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这是很有意义的。
先请周教授做报告,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周黎安:谢谢张老师,特别感谢天则所对我的邀请。
我回国以来和天则有很密切的联系,参加了很多天则所组织的学术会议。
今天能到这里来做双周的学术讲座,对我来讲也是很好的机会。
今天给大家报告的是初步的研究,如果得到大家的意见和反馈将对我很有帮助。
在开讲之前,先说说这个研究的背景。
我从做博士开始就对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就非常关注。
前一些年我在《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政治锦标赛”的概念。
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观察地方官员的激励,地方官员从最低的村干部或者乡干部开始一级一级地往上晋升。
这个晋升过程有点像比赛。
比如三十二支球队选出十六支,十六支里面决出前八,前八里决出四强,这样一直竞争下去。
地方官员实际也是在这么一个层级的体制里面寻求晋升。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地方官员的激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研究窗口。
我提出政治锦标赛的概念也借鉴了契约理论里面一个关于锦标赛的理论。
我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地方官员不太愿意合作。
相对来说,商人更愿意合作。
这和竞争博弈(也就是刚才讲到的锦标赛的内在性质)是相关联的。
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多自身的特征。
这些特征在西方主流理论看来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是中国地方政府又发挥了那么多的作用,怎么去理解他们的激励?另一方面,中国在高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又遇到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也和地方官员的激励有关。
我发表在最新的《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就是系统地研究锦标赛模式带来的积极的后果和负面的效应。
这里我不会细谈这个。
后来我发现用锦标赛模型研究地方官员的治理还是不够的。
论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改革*姚成林【摘要】[摘要] 建国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由建国初的中央高度集权,到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放权又收权,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扩大地方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进一步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经济放权与政治放权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平等放权,健全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期刊名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26)005【总页数】5【关键词】[关键词] 权力调整; 权力制约; 政府改革; 社会变革中央集权是各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既不能有效地捍卫国家的主权,也不能保障社会稳定与发展,更谈不上实现现代化。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多次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回顾总结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特点,明确当前改革思路,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多次进行动态调整,但总的说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缺乏稳定性和规范性,权力不是过于集中,就是过于分散,往往陷入“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循环圈。
因此,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
1.中央高度集权——建国初我国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形成。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相关规定,1949年10月前后,中央各部和其他国家机关相继成立,同时还先后组建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以委任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
浅谈大部制改革一、“大部制改革〞根本概述所谓“大部制〞改革,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展管理,最大限度地防止政府职能穿插、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到达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本钱的目标。
大部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拟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比方“大运输〞、“大农业〞等,并在公共管理变革中有了新的开展,如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别离等。
“大部制改革〞最早起源于西方,但是历数我国近代维新的各项举措,不难发现中国在“西学东渐、洋为中用〞的过程中,也曾对大部制有过试验。
然而由于改革过于急迫,机构改革缺少事前筹划和事后补救,缺乏对裁撤官员的安置方案。
改革的效果如何还不能确定。
在国外,“大部制改革〞也是近几十年来进展的一系列的长期的摸索、探索的过程,比拟成功的是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他们的内阁核心部门的数量一般都不超过20个,比方说美国是15个,法国15个,德国14个。
“大部制〞实行顺畅的这些国家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市场经济比拟完善、兴旺,同时政府的主要职能根本覆盖到了社会各领域,但政府不是什么都管,主要负责经济调节。
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效劳,所以核心机构数量相应较少。
从国外几十年的改革成果不难看出,“大部制改革〞绝不是简单的部门相加,关键是要出台行政组织法确定好每一部门的职责权限,并且尽可能使其职责权限相互不发生冲突,这样以来,不管大部门体制的运行有多复杂,它还是可以顺利地履行好政府的职责。
然后,随着决策权、执行权、监视权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机制逐渐在每一级政府内部和每一个大部门内部形成,不仅能使行政管理辞别过去的职能穿插、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所带来的扯皮多、效率低、本钱高等问题,而且使管理水平不断向科学、XX、法治的目标迈进。
从1982年到2003年我国先后进展了五次机构改革,五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政府机构数量有所减少。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患上了疲乏症?郑永年1.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动员型体制,这个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做什么都首先需要有一个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然后再去做动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目标。
2.在任何时候,既得利益的存在是常态。
3.在任何国家,中层官僚机构大都是和改革对立的。
4.官僚部门要追求部门利益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改革”的名义进行。
结果,改革越多,问题就越多。
5.在很多方面,改革甚至已经演变成对民众利益的剥夺。
6.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征。
7.为了批评而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
8.民众不相信政府知识分子,但又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因此只好选择相信偏激的公共知识分子。
改革没有了明确的大目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改革越来越迫切。
中国领导层提出了“改革就是红利”,就是要通过继续的改革求得可持续的发展。
不过,人们也发现,体制改革越来越困难了。
为什么需要改革但又改革不动?归根到底,人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体制改革变得那么困难?只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可寻找下一步改革的路径。
对改革的困难,人们一般都指向中国的既得利益。
尽管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仍然需要人们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至少可以从高层、中层和社会底层三个层面来分析改革的难度。
在高层,改革出现困难主要有两大因素所致,即改革目标和权力运作。
改革的目标属于顶层设计。
几年来,顶层设计出现了大问题,主要指的是改革没有了明确的大目标。
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动员型体制,这个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做什么都首先需要有一个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然后再去做动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进程。
1980年代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但经过了整整十多年,到中共十四大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目标。
这个大目标的确立,有效推动了十四大之后的各方面的改革和进步,包括内部的各项经济制度改革,例如税收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和国有企业和外部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中国机构改革为什么要向社会分权?
[郑永年](2013-02-26)
中国的大部制改革为什么必须向社会分权?道理似乎很明显。
向社会分权是大部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
向社会分权有三个基本目标。
其一是真正促成政府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其二是赋权社会;其三是构造政府能够监管社会的制度结构。
向社会分权是关键。
很简单,如果政府不能把权力下放给社会,什么权力还是自己掌握,还是什么事情都管,那么就很难实现“大部制”的目标,很难实现有限政府。
但政府向社会分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里有几个重大问题需要厘清: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什么权应当留在政府、什么权应当下放给社会?社会应当作什么、不应当做什么?
从各国经验看,有一些事情必须由政府来做,例如外交、法律、司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暴力垄断等等。
在这些领域,政府必须花大力气来做,不管有什么样的代价也必须做好。
例如,既不能让社会来管理监狱,更不能让社会来设立和经营类似监狱的组织,否则就会出现前些年那样的“黑监狱”的情况。
再如,警察的权力不能下放给社会,否则就会导致暴力的滥用。
警察领域专业性非常强,不可随便下放给社会。
但在其他很多领域,尤其是社会、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权力可以下放给社会,社会在这些领域可以扮演很大的角色,甚至是主角。
尽管这些领域政府也可以自己来做,但还是下放给社会更有效。
广东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实行“大部制”之后,也产生了只有“物理反应”而没有“化学反应”的情况。
就是说,在把很多政府功能部门整合起来之后,没有及时地把权力下放给社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局存在很多副局长的情况。
如何从“物理反应”进展到“化学反应”?就是要把大量的行政权力(主要是行政审批权)下放给社会。
这个目标,广东已经相当明确。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出现很多个副局长的现象是转型性的,就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的一种阶段性安排,那么也无可非议。
但必须强调的是,政府权力必须下放到社会,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部制改革。
如果不把很多权力下放给社会,这种做法只是机构的整合,并且是毫无意义的整合。
下放权力实现小政府和有效政府
也很显然,这种情况在中央层面也存在着。
“大部制”改革首先在中央层面展开,然后再扩展到地方层面的。
在中央层面,这一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机构的整合。
但机构整合之后,并没有真正放掉权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减少。
这尤其表现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变化方面。
顾名思义,发改委本来就是要做宏观发展和改革方案的。
但是,现在这个机构已经演变成为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管理的庞大机构。
其它部委机构也差不多,每次改革会取消一些部门,但每次改革之后,各种部门又会以各种方式重新出现。
中央29个部委就有2000多个挂靠机构(根据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统计)。
这是没有向社会分权的必然结果。
直到前不久,国务院才根据广东等地方的经验,开始出台相关下放行政审批权的文件。
不向社会下放权力,就实现不了小政府和有效政府。
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指出,
向社会分权的过程中,不能把社会过于理想化。
很多人因为对政府行为不满,往往把社会过度理想化,相信一旦分权给社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这样的想法也不符合实际。
实际上,“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在改革开放早期的198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
当时有关方面想在海南省进行试验,但并没有结果。
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这个思路问题,而是因为当时社会力量还不发育。
市场、社会,这些概念并非抽象,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
也就是说,它们的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很长时间。
到今天,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但即便如此,在很多地方,社会还是不发达,政府还是在操控一切。
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其社会力量远比其他地区发达。
但即使在沿海地区,社会力量成长快,并不能简单地说社会就已经具备了能力来自我管理,或者有能力接受政府下放来的权力。
鉴于社会不够发育这种现状,广东等一些地方的现实主义方法就是设置“法定机构”。
法定机构(statutory board)介于政府和社会之间,是一种半政府和半社会的机构,新加坡、香港等地相当流行。
因为社会力量还没有发达起来,还没有能力来承担政府下放的权力,政府就首先把权力交给法定机构,由法定机构代表政府来行使权力。
法定机构可以是永久性的,也可以是转型性的。
在社会发育成长之后,法定机构就可以完全社会化,或者把权力移交给其他社会力量和组织。
但也可以是永久性的,在一些领域,权力的行使需要政府的参与,法定机构就是政府和社会合作的平台。
但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现实地说,法定机构不失为政府分权于社会的最有效有序的方法。
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事业单位的改革,实际上也可以在法定机构这个概念构架内进行。
事业单位就类似于法定机构,只不过是较之法定机构,事业单位更靠向政府。
中国的事业单位设置基本上参照公务员系统,是政府的延长。
事业单位实际上可以通过改革转型成为法定机构。
尽管政府仍然可以向法定机构拨款,但法定机构则可以独立操作,引入市场机制,从而提高运作效率。
从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看,设立法定结构是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有效方法。
也应当意识到,政府向社会分权并不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完全不相关了。
恰恰相反,政府一方面从直接控制和管理社会退出,另一方面也必须对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进行规制,实行法治。
不能天真地假定社会就是好的。
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好社会,而不是坏社会。
恐怖主义、邪教、黑帮等等都不是人们想见到的社会力量。
如同政府会犯错,社会也同样会犯错。
因此,正如在经济领域政府要规制市场一样,在社会领域政府也要规制社会力量和组织。
就是说,政府在实行向社会分权的同时,必须建立起一整套规制社会的制度。
规制社会是“大部制”改革的有机部分。
分权和立法监督社会过程并行
现在一些地方开始实验向社会分权,但是如何通过立法来规范社会和监管社会,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人们可以从早期经济领域的分权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中国的经济分权主要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来的民营企业。
第二种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放小”的产物,也就是原先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民营化”演变成为民营企业的部门。
第三种就是国有企业内部的分权,就
是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
但是在所有这些领域,权力分到企业了或者地方政府了,但中央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没有到位。
结果造成了大量的企业经济行为,和社会整体利益背道而驰的情况,例如大量的毒食品、违规生产、不安全等等。
当然,这些现象的产生也并不符合企业本身的利益。
如果分权和法治基础之上的监管同时进行,这些情况可以得到控制,甚至避免。
等到企业在没有监管的情况发展成长起来之后,政府再要去实行监管,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
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
社会领域也会是一样的逻辑。
如果当社会力量成长起来之后,再去立法规范和监督它们的活动,那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各国的经验都是如此。
中国本身也有这样的情况。
例如互联网的实名制制度。
如果一开始就要求实名,什么困难也没有。
但现在等到互联网已经壮大,再要去实行实名制,不仅很困难,成本也极高。
今天的情形就是这样。
不仅企业(互联网公司)反对这样做,顾客(社会成员)也反对这样做。
前者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后者则倾向于把实名制视为是政治控制。
所以,向社会分权的过程和通过立法监督社会的过程应当同时进行,是同一个过程。
尽管中国有关方面已经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但实际上社会立法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立法是经济立法,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
这种局面有其历史性,因为早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发展经济,没有条件把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但到现在这个阶段,当社会改革变成改革主题的时候,必须把重点转移到社会立法上来。
政府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宗教组织的关系、宗教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新型非政府组织和传统社会组织(例如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等,都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
从2003年到2013年,大部制改革从中央开始到地方已经有10年了,但除了一些机构的整合之外,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
这主要是由于改革者所强调的是行政体制的内部改革,即权力在官僚机构之间的重新调整,而没有考虑到从行政体制到社会的分权。
如果不能向社会分权,大部制改革不会有很大的前途。
向社会分权,则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超出了自己本身的范畴,而进入政治改革领域。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行政体制改革到了今天的阶段,需要政治改革的推动,否则改革者难以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机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