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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有了大致的了解，这里作者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中国宋明时期就有着良好的现代化基础，但却在18世纪错失了现代化的历史机会，尔后在19世纪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原来有利于现代化的基础逐渐退化，新的阻碍现代化的因素不断涌现。
但这只是作者的整整百万字的书中一个观点，还有很多的观点都非常有意义，但是这其中给我们小组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作者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中集权与分权的思考。
下面就由我来集中介绍一下作者对这个我们在课堂上也讨论过的问题的观点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在现代化的各个时期的集权和分权状况。
在满清时期，皇帝越来越拥有几乎是无限制的特权，内廷以削弱外廷作为代价而扩大了自身的权力；京城以削弱省城和道府为代价而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清廷赋予省级官员的权力很小，缔造了一个头重脚轻的政府，而没有通过中下层官僚将自己的控制权伸展到地方一级。
然而中国广阔而分散的资源现状是需要地方政权得到正当发展的，地方要发展需要一个组织协调者，而中央政府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于是中国出现的格局是，地方出现了一种不正当的个人专权形式，地方上的权势人物在家乡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上面派下来的外籍官员只有在不过多干预地方事务的情况下才被承认是这个地方的一员。
而且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叫作宗族势力，它在地方借助各种手段将各户团结起来，为狭隘的宗族利益而奋斗，成为地方上的稳固的力量，这他妈就很尴尬了。
（加一个页面表达地方势力，宗族势力的泛滥）由于权力集中于内廷，朝野精英阶层的创造性和责任感被抑制，由于放任地方势力和宗族利益的泛滥，地方的资源的征调得不到有效的组织。
在军阀时期，由于清政府的垮台和本来在地方上就很活跃的众多势力崛起，曾经的中央集权化势力衰落，各派军阀割据称雄，为自己的利益盘算，对外投靠列强，对内在辖区征募士兵，强派夫役，勒索财物以供混战开销和私欲挥霍。
这时军阀占据的城市得到很大发展，现代化因素大量集中，然而农村完全脱离了现代经济的潮流，农业也大大落后了。
中国式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支农行为（1）中国式分权目前并不能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无论是经典的财政分权理论还是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都肯定了分权有利于改进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激励，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但是中国式分权因为是不完全意义上的分权，分权的资源配置效应在城乡之间并不均衡。
农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税收能力低，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度在不断下降。
同时，农村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于城市，再加之2006年农业税免除之后，极大束缚了农村政府在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公共产品提供的数量与质量。
户籍制度、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供给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严格限制着居民流动，特别是农村居民基于偏好的自由流动，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蒂伯特（Tiebout，1956）模型中“用脚投票”“用手投票”机制。
中国式分权本身存在制度供给的失衡（姚洋和杨雷，200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滞后的严峻现实，需要中国的分权制度持续优化，增加高效率的制度供给。
具体的机制设计是中央政府应该调整优化政绩考核和完善“纳税人”话语权制度。
在中央政府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如果农民的“以足投票“”用手投票”机制得到有效发挥，农民的偏好得到充分显示与尊重，使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占有信息优势，财政分权可以促使地方政府提供满足本辖区居民偏好的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三农问题”虽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但有中国特有的客观实际。
中国的众多经济社会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需要多取少予放活，切实加大对农业的持续投入，积极建设现代农业，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才能又好又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增进全社会的福利。
（2）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非均衡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障碍。
就政府掌控的财政资源来看，城乡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资源配置机制。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机理分析于长革一、引言在我国，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是通用的，并没有对公共服务的概念加以严格的界定。
温家宝总理2004年2月21日的讲话中对公共服务的定义是见诸报端的最早的界定，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概括起来，公共服务包括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等基础性公共服务，科技推广、信息咨询和信贷政策等经济性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等社会性公共服务，以及军队、警察和消防等公共安全服务。
与私人产品不同，公共产品和服务具有联合的、共同的、公共的消费性质。
它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生产的非竞争性两个基本特征。
在市场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市场活动主体的理性行为，而公共产品的共同消费性很容易使消费者“免费搭车”。
这就决定了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等手段予以配置，如果出现配置失当的情况也必将由政府自身加以纠正。
因此，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公共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并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分权为特征的财政体制转型也随之启动，从财政包干体制到分税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分税分级的财政管理体制。
分税制作为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在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尝试，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并不完善，经过十几年的运行实践，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逐步显露。
加之政府官员晋升激励机制的影响，造成中国GDP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总量不足、质量低下以及地区和城乡间的严重不平衡。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_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引言：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分权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然而，在这个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所带来的代价也变得愈发明显。
本文将探讨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一、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与特点1.1 分权的背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央政府面临着庞大的管理压力。
为了有效应对各种复杂问题和促进各地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逐渐引入分权机制，将一些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
1.2 分权的特点中国式分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地方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其次，地方政府在企业和项目审批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
地方政府可以更快地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手续和服务，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和投资。
最后，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和资源开发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土地和资源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当的管理政策和措施。
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原因和现状2.1 原因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主要是由于政府间竞争和地方政府发展的需要所引起的。
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来吸引投资和人才，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2.2 现状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明显偏向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很多地方政府都将财政支出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比如修建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
另外，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
三、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影响3.1 经济发展速度快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一个明显影响是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地方政府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提高了当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吸引了大量投资和人才。
3.2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加剧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也带来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
中国古代分权的特点和作用一、分权制度的历史背景1、封建社会的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在这个时期，周朝的统治力量逐渐衰弱，各诸侯国纷纷崛起，形成了封建社会的雏形。
封建社会的形成，为分权制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2、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随着封建社会的形成，中央集权制度也逐渐发展起来。
在秦朝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实行了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权力被大大削弱。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势力逐渐壮大，与中央集权制度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3、分权思想的起源古代的分权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活跃。
其中，法家和儒家对于分权和集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法家主张分权，认为分权可以防止权力滥用；儒家则主张集权，认为集权可以维护社会稳定。
这两种思想流派对于古代分权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分权制度的特点1、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并存在中国古代，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并存是分权制度的重要特点。
地方各级官员拥有一定的地方治理权力，同时中央政府通过监察、考核等手段对地方进行控制。
这种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平衡机制，既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又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2、分权与集权的动态平衡在中国古代的分权制度中，分权与集权的动态平衡是其重要特点之一。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也会随之调整。
在某些时期，中央政府可能会加强集权；而在其他时期，地方政府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权力。
这种动态平衡使得分权制度能够适应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
3、分权与专制的交织在中国古代的分权制度中，分权与专制是交织在一起的。
虽然地方官员拥有一定的治理权力，但最终决策往往取决于皇帝的意愿。
皇帝可以通过任免官员、颁布法令等方式对地方进行干预和控制。
这种专制色彩使得分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三、分权制度的作用1、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古代的分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一、本文概述《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这篇文章旨在探讨和量化分析中国特有的财政分权现象。
财政分权作为一种政治经济体制，指的是中央政府将一部分财政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税收征管、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中国式财政分权，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背景，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对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财政分权在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后，文章构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分权数量测度指标体系，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对中国财政分权程度进行了实证测量。
研究过程中，文章不仅关注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权力分配，还深入探讨了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影响。
文章也注意到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如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公共品供给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
本文提出了优化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的政策建议，旨在提高财政分权的有效性，促进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文献综述中国式财政分权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现象，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揭示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的基本理论框架上，探讨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这些研究普遍认为，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和支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数据，对于中国这一特殊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分权现象解释力有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政分权实践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特点和效果。
他们通过对中国财政分权实践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理论和假说。
分层授权-分权管理(曾仕强).★讲师简介曾仕强☆中国式管理之父，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学博士，美国杜鲁门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台湾兴国管理学院校长，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成功》杂志首席顾问，中国统一促进会理事长；☆被业界誉为：中国式管理大师、华人三大管理学家之一，被《民生报》调查为交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生产力中心调查为最受企业界欢迎的十大名嘴之一。
★课程对象——谁需要学习本课程★企业各级管理者★有志于成为管理者的职业人士★课程目标——通过学习本课程，您将实现以下转变1.了解分层授权与分层负责的差异2.学习实质授权的具体运作方式3.掌握防止被授权者滥用职权的方法★课程提纲——通过本课程，您能学到什么？第一讲分层授权的优势1.前言2.组织中的责权利3.分层授权的益处第二讲分层授权的弊端1.关于权力的三种误用2.分层授权的不良后果第三讲用分层负责代替分层授权1.什么是分层负责2.分层负责表的制定与作用第四讲接受授权的艺术与授权抽查1.让领导放心授权2.授权之后进行不定期抽查第五讲上下有默契的授权1.授权要慎始善终2.被授权人应注意及时汇报3.授权的默契4.不成文授权第六讲重视获得的授权1.引言2.获得授权是最高的荣誉3.避免怀疑长久获得授权★课程意义——为什么要学习本课程？（学习本课程的必要性）☆授权的好处当是无容置疑，但实施起来却障碍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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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讲分层授权的优势【本讲重点】组织中的责权利分层授权的益处授权有授权的好处，但也有不为大家所知的坏处。
三维分权视角下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出路：中国式分权主义研究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行政改革和政府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建立更加有效和灵活的行政体制，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全球化的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分权和去行政化已成为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和方向。
然而，如何实现分权和去行政化，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
因为这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也需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深入理解和评价。
因此，深入探讨中国式分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及未来的前景和出路，就成为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研究目的和问题本课题旨在分析中国分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中国式分权主义并实现政府治理创新。
在此过程中，需要回答以下问题：1. 当代中国分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什么？2. 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困难是什么？3. 中国式分权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4. 如何有效实现去行政化和分权？5. 中国式分权主义的未来前景和出路是什么？三、研究方法和途径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的方法。
首先，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构建出当前关于中国分权主义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其中，综述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以及政策文件和政治报道等其他资料。
其次，对分权和去行政化的相关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以探讨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方案和成果。
最后，通过分析和对比不同地区和政府级别的实践，总结出实现分权和去行政化的最佳实践和策略，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
四、研究组织和进展计划本研究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背景和意义。
主要介绍中国分权主义的研究问题和意义，以及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和进展计划。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
主要论述当前关于中国分权主义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
第三部分：案例研究。
专题3：中国式分权中国式分权的内涵n钱颖一等（Qian and Roland, 1998）较早提出了“中国式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hinese Style）概念，认为中国式分权主要是指中国分散化的财政体制。
n Blanchard and Sheleifer(2001)将中国的政治集中和经济分权结合在一起，强调了中国与俄罗斯等国政治体制的不同激励。
n当前，对中国式分权的内涵的一个共识是，中国分散的财政体制和集中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紧密联系。
从更宽广的视角看，是中国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的渐进道路的一个表征。
中国式分权的内涵n财政分权的意义在于向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激励。
在分散的财政体制下，由于要素流动下的财政竞争增加了政府援助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地方政府不再有激励向经营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援助，从而确立了所谓的“市场维持型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Weingast,1995; Qian and Roland, 1998)。
中国式分权的内涵n但是，分权是一个世界现象，增长却不是。
（傅勇，2010）。
发达国家（美国）、发展中国家（印度、玻利维亚）、转轨国家（俄罗斯）等都有很大程度的财政分权，但其经济发展成就远不如中国。
为何？n这是因为，经济分权还不足以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激励。
n在上述国家中，与财政分权相伴随的是政治上的联邦主义。
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认为，在其“蹩脚的民主”机制下，俄罗斯的重要政府缺乏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在中国，是在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下的独特的财政联邦主义，重要政府有足够的能量来对地方政府进行惩罚，地方政府官员不得不追随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
中国式分权的内涵n具体而言，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对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影响是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
中国分权治理的实践与探索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分权治理的实践一直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分权治理是采取多种形式，包括行政和财政分权、政治和民主参与分权、制度和机制创新分权等方面，旨在通过更好的分权控制，使得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决策，并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一. 行政和财政分权在分权与集权的辩论中，行政和财政分权指的是中央和地方两个行政层级之间的权力划分和财政资源分配。
这种分权可以减轻中央政府的负担，促进地方政府的发展和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感。
此外，将权力和财政分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可以更好地反映出地方情况，让决策更加符合实际需求。
目前，中国正在逐步推进行政和财政分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和发展能力。
例如，2013年“一张纸”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提出了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完善地方财政体系的目标，并提出要加快实行“税收下放、财力保障、地方债务监管、金融综合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五大行动计划”。
这些举措旨在推进行政和财务分权，加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协调，让政府更加高效和精准地服务于人民。
二. 政治和民主参与分权为了加强政治分权和民主参与，中国政府正在推动集体领导和依法决策。
集体领导是指不依赖个人，而是通过决策组织来共同完成决策的方式。
这样做可以避免任何一个决策者的个人偏见，避免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
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常委会和政府的内阁制度有助于集体领导和决策。
在民主参与方面，中国已经制定了许多保障公民参与的法律和措施。
例如，国家建立了留言板和在线问政平台，让公众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一些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国政府还开展了专题研讨会、公开听证、公民评议等参与机制，使研究和讨论形成一个开放和包容的环境。
三. 制度和机制创新分权除了行政和财政分权、政治和民主参与分权之外，中国还在制度和机制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于分权的创新。
例如，中国成立了公共事务部门，促进政府决策和反馈之间的交流。
另外，中国还成立了试点城市的制度，让城市和地区决策更具包容性和弹性，逐步推进了中国的分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