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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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史学家之一。
他的巨著《史记》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影响深远。
本文将从司马迁的生平经历、《史记》的写作背景以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等方面进行探讨。
司马迁,字子长,汉族,河南温县人,出生于公元前145年,逝世于公元前86年。
他出身于一个学者世家,家族世代都以记述历史为己任。
司马迁自幼聪颖好学,对史书情有独钟。
然而,他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
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司马迁的父亲因被树立为反面典型而被判处酷刑,进而自杀身亡。
司马迁为了维护父亲的名誉,以及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决心要将真实的历史呈现给后世。
为了完成心愿,司马迁先后游历各地,搜罗史书,查阅史料。
他收集到了大量的历史典籍,并亲自访问了许多资深的老者和精通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
通过这些调查和研究,司马迁最终完成了他的巨著《史记》。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为后世的史学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首先,《史记》采用了纪传体的写作形式,以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
这种叙事方式使得读者可以通过生动的历史故事和人物形象,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变迁。
同时,《史记》还特别注重真实性和客观性,尽可能呈现历史真相。
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坚持笔记精神,亲自采访当事人和目击者,以确保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尽可能真实可信。
其次,《史记》在内容编排和分类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迁将历史按照帝王纪、列传、世本、表等四个部分进行划分,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编年体框架。
这种分类方式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便利,使得读者可以有针对性地查阅和分析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和人物。
《史记》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演变,还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和思想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思想启示。
司马迁在《史记》中同时关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见解,为后来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角度和方法。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有什么关系司马迁的一生,据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当是“与武帝相终始”。
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有三点与他的写作《史记》有重要关系。
其一,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
司马迁的先代都是周代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把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对阴阳等前五家作了分析批判,而对道家作了肯定,认为道家是兼具五家之长而无五家之短。
司马谈立志修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并为此做了一定的史料准备,遗令司马迁完成。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着手起草。
可见,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事业理想均受到他的家庭环境和他父亲的影响。
其二,青、中年时期的漫游。
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开始了漫游生活,广泛地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各地社会状况和了解风土人情。
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江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
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三,遭李陵之祸。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
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机报答汉朝。
正好汉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汉武帝。
武帝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李广利。
司马迁就这样遭受“腐刑”。
他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述的宏愿。
司马迁写史记的背景简介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发愤著史记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
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司马迁与《史记》(精选13篇)司马迁与《史记》篇1(2023-01-02 10:51:12)韩兆琦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
《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
《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
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
这种囊括古今各类学问、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穿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独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雄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感动人心的思想在今日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
司马迁汲取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进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公平友好地和谐相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伴侣。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
这包括强调进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卑视,而歌颂他们的本事、才能,并特地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剧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
《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司马迁及《史记》内容介绍《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
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
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
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
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
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
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
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
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
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
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
“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
为什么司马迁要忍辱著《史记》?司马迁,中国古代重要的史学家及文学家,应历帝时人,多部史著作流传至今,令我们给予重视,铭记古往今来的历史脉络,而其最著名的着作《史记》何以能如此兴盛,面对此,司马迁为得到官方认可而不得不受辱,也正因此,才让这部古典盛著具有永恒的精神魅力:(1)司马迁将传统史籍巧妙融合司马迁之所以会出现,即是两家传统史籍《左传》和《春秋》之间空白,司马迁自小便深居读书,其熟悉《左传》与《春秋》,同时也懂得社会之道流行更迭,了然社会变革,令司马迁能够撰写完善一分子志史,将两传之间空白补充完整,而此乃历史学家司马迁之聪明所在。
(2)司马迁晓畅礼仪之道至于司马迁令宗室虽令口口声声赞誉,但实拒其作品的却是官方的原因,司马迁不断遵历史传统男子以性格强烈,艰难坚持,要求自己勤奋好学,强调礼法,不断改进,此乃司马迁如何利用礼仪之道得到官方认可之捷径。
(3)司马迁以史记言礼仪把读史行为般拿来论证礼仪,以史记言礼仪,“然言与行,遗载于史”,“若礼行,亦可遗载”等等,完善一部中国最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着作,司马迁微言大义,令读者充满启示,让学习的道路永无止境。
(4)司马迁表彰礼礼仪此外,司马迁亦在《史记》中提及众多有关礼法的概念,如文宗论伯温之案,其认为若只是读书,则造成虚浮,修身行礼,则为表彰,司马迁以此说明,无论是冒险新知,还是孜孜可尽精神报效,都需以学习与礼法相结合,提倡要以礼代治,令读者从中引以为鉴,不仅在史书之中,而且在实践中施行,以礼让世间弥漫芬芳之气。
(5)司马迁善表达文化价值通过《史记》的编撰,正是司马迁将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以文字的形式传播,让我们得以透过史书认知历史,把中国传统文明中的文化价值展现无疑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司马迁尽职尽责,以忍辱而著述不为官方认可所容,而今,所有人皆能受用于《史记》之宝藏,今见之皆令人欣慰。
可见,司马迁为“让文明继续荣耀”,忍辱著书《史记》,以此洗礼古代文明,让我们理解历史,继承文化,以此延续一百古,愿此多此颜而拥谱而致,让历史盛本之辉耀永不湮没。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
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
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壮年游历司马迁大约22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
他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
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
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
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
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
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
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
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古代文化常识之【司马迁和《史记》】古代文化常识之【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和《史记》:
1、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之外,还有书信,《报任少卿书》和赋《悲士不遇赋》等。
3、《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有五十二万多字的巨著。
4、《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
5、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6、《史记》的五部分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是以写人物为主的。
7、“前四史”是指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它们是我国正史的名著。
8、《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则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9、《汉书》共一百篇,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录了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间的史事。
其中写得最好人物传记是《苏武传》。
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故事简介众所周知,《史记》是西汉著名的也是最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著作,司马迁倾其一生,最终完成了这部经典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这其中也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为后人所知。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司马迁与史记的故事简介,希望大家喜欢!司马迁与史记的故事司马迁子承父业,父亲司马谈在临死之前将家族的使命和自己的遗愿都托付给司马迁,希望司马迁能够接着编写自己的论著。
司马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早年间游历山水,了解风土人情,搜集古事旧闻的司马迁为编写《史记》积累的大量的素材。
公元前104年的时候,司马迁就着手开始编写《史记》了。
但是不幸的是,在公元前98年的时候,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被匈奴俘虏做了战俘,汉武帝对此非常的生气。
但是司马迁却没有逢迎汉武帝的意思,司马迁为李陵解释求情,认为李陵是一个孝敬爱国的人,投降匈奴是迫不得已,心中一定还想着他日能够重新回朝。
但是汉武帝却将司马迁逮捕入狱,司马迁被捕入狱之后遭受到了酷刑拷打。
李陵投降匈奴的罪名被“坐实”之后,司马迁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受到了宫刑的处罚。
在身体和精神都受到重大的创伤之后,司马迁忍辱负重,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写《史记》之上,完成《史记》也成为了司马迁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前后十四年,司马迁最终完成这部传世的巨著,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也被人们所传诵。
司马迁究竟有没有女儿在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司马迁有没有儿子,但是司马迁女儿却是有明确记载的。
而且司马迁的女儿还嫁了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司马迁女儿姓名不可靠,也就只能称之为“司马迁之女”了。
司马迁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杨敞,这个杨敞是谁的呢?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死后幼子汉昭帝即位,汉武帝的托孤重臣霍光,杨敞原先就是霍光身边的人。
但是后来杨敞行事小心谨慎,又非常有才能,霍光非常赏识他,后来杨敞官职丞相,一时位极人臣。
杨敞和司马迁智能表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杨忠,另一个叫杨恽。
相传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之后就是藏在女儿处的,第一个读者就是他的外孙杨恽。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
《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
《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
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
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
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
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
《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他
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
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
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为了完成《史记》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
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
有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项羽、刘邦、汉武帝;有家喻户晓的朝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有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其他节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辩型的有张仪、苏秦、郦食其;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优旃等等。
他们千姿百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一百多个。
《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鲜明的个性。
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
我想只要我们细心地把《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列传》中有关“完璧归赵”“渑池会”“易水送别”“秦庭惊变”等情节、场面的具体描写分析一下;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有关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物的对白分析一下,我们会深深为作者那种出神入化的匠心独运所倾倒。
《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相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这对刘邦那种绝顶聪明,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速而自然的随机应变,而同时又是“恢宏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是多么生动的刻画!当项羽被围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时候,他“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此话可谓道出了《史记》文学性的某些重要诀窍。
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我说《史记》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似乎有一种飞跃性的超前的成熟。
《史记》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抒情性。
《史记》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长,而通篇像一首诗,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就是这样的。
但《史记》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夹叙夹议,以及融浓厚的爱憎感情于叙事、描写之中。
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就是这样的。
整部《史记》是一曲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饱含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
鲁迅曾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汉文学史纲要》)《史记》的主观色彩与其抒情性,在历朝“正史”中是最浓厚、最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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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出现,确定了我国古代传记的基本格局,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为鉴,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强调表现人物性格,而不在堆砌材料的多与全,以及语言的精美、抒情等等。
而《史记》写人物、写故事的方法则又给我国后世小说、戏剧以深刻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
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
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
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韩兆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