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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
《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
《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
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
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
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
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
《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有什么关系司马迁的一生，据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当是“与武帝相终始”。
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有三点与他的写作《史记》有重要关系。
其一，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
司马迁的先代都是周代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把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对阴阳等前五家作了分析批判，而对道家作了肯定，认为道家是兼具五家之长而无五家之短。
司马谈立志修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并为此做了一定的史料准备，遗令司马迁完成。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着手起草。
可见，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事业理想均受到他的家庭环境和他父亲的影响。
其二，青、中年时期的漫游。
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开始了漫游生活，广泛地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各地社会状况和了解风土人情。
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江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
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三，遭李陵之祸。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
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机报答汉朝。
正好汉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汉武帝。
武帝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李广利。
司马迁就这样遭受“腐刑”。
他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述的宏愿。
古代文化常识之【司马迁和《史记》】古代文化常识之【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和《史记》：
1、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之外，还有书信，《报任少卿书》和赋《悲士不遇赋》等。
3、《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有五十二万多字的巨著。
4、《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
5、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6、《史记》的五部分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是以写人物为主的。
7、“前四史”是指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它们是我国正史的名著。
8、《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则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9、《汉书》共一百篇，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录了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间的史事。
其中写得最好人物传记是《苏武传》。
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故事简介众所周知，《史记》是西汉著名的也是最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著作，司马迁倾其一生，最终完成了这部经典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这其中也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为后人所知。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司马迁与史记的故事简介，希望大家喜欢!司马迁与史记的故事司马迁子承父业，父亲司马谈在临死之前将家族的使命和自己的遗愿都托付给司马迁，希望司马迁能够接着编写自己的论著。
司马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早年间游历山水，了解风土人情，搜集古事旧闻的司马迁为编写《史记》积累的大量的素材。
公元前104年的时候，司马迁就着手开始编写《史记》了。
但是不幸的是，在公元前98年的时候，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被匈奴俘虏做了战俘，汉武帝对此非常的生气。
但是司马迁却没有逢迎汉武帝的意思，司马迁为李陵解释求情，认为李陵是一个孝敬爱国的人，投降匈奴是迫不得已，心中一定还想着他日能够重新回朝。
但是汉武帝却将司马迁逮捕入狱，司马迁被捕入狱之后遭受到了酷刑拷打。
李陵投降匈奴的罪名被“坐实”之后，司马迁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受到了宫刑的处罚。
在身体和精神都受到重大的创伤之后，司马迁忍辱负重，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写《史记》之上，完成《史记》也成为了司马迁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前后十四年，司马迁最终完成这部传世的巨著，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也被人们所传诵。
司马迁究竟有没有女儿在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司马迁有没有儿子，但是司马迁女儿却是有明确记载的。
而且司马迁的女儿还嫁了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司马迁女儿姓名不可靠，也就只能称之为“司马迁之女”了。
司马迁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杨敞，这个杨敞是谁的呢?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死后幼子汉昭帝即位，汉武帝的托孤重臣霍光，杨敞原先就是霍光身边的人。
但是后来杨敞行事小心谨慎，又非常有才能，霍光非常赏识他，后来杨敞官职丞相，一时位极人臣。
杨敞和司马迁智能表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杨忠，另一个叫杨恽。
相传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之后就是藏在女儿处的，第一个读者就是他的外孙杨恽。
关于司马迁的故事1（诚实）.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
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
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
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
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为什么司马迁要忍辱著《史记》？司马迁，中国古代重要的史学家及文学家，应历帝时人，多部史著作流传至今，令我们给予重视，铭记古往今来的历史脉络，而其最著名的着作《史记》何以能如此兴盛，面对此，司马迁为得到官方认可而不得不受辱，也正因此，才让这部古典盛著具有永恒的精神魅力：（1）司马迁将传统史籍巧妙融合司马迁之所以会出现，即是两家传统史籍《左传》和《春秋》之间空白，司马迁自小便深居读书，其熟悉《左传》与《春秋》，同时也懂得社会之道流行更迭，了然社会变革，令司马迁能够撰写完善一分子志史，将两传之间空白补充完整，而此乃历史学家司马迁之聪明所在。
（2）司马迁晓畅礼仪之道至于司马迁令宗室虽令口口声声赞誉，但实拒其作品的却是官方的原因，司马迁不断遵历史传统男子以性格强烈，艰难坚持，要求自己勤奋好学，强调礼法，不断改进，此乃司马迁如何利用礼仪之道得到官方认可之捷径。
（3）司马迁以史记言礼仪把读史行为般拿来论证礼仪，以史记言礼仪，“然言与行，遗载于史”，“若礼行，亦可遗载”等等，完善一部中国最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着作，司马迁微言大义，令读者充满启示，让学习的道路永无止境。
（4）司马迁表彰礼礼仪此外，司马迁亦在《史记》中提及众多有关礼法的概念，如文宗论伯温之案，其认为若只是读书，则造成虚浮，修身行礼，则为表彰，司马迁以此说明，无论是冒险新知，还是孜孜可尽精神报效，都需以学习与礼法相结合，提倡要以礼代治，令读者从中引以为鉴，不仅在史书之中，而且在实践中施行，以礼让世间弥漫芬芳之气。
（5）司马迁善表达文化价值通过《史记》的编撰，正是司马迁将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以文字的形式传播，让我们得以透过史书认知历史，把中国传统文明中的文化价值展现无疑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司马迁尽职尽责，以忍辱而著述不为官方认可所容，而今，所有人皆能受用于《史记》之宝藏，今见之皆令人欣慰。
可见，司马迁为“让文明继续荣耀”，忍辱著书《史记》，以此洗礼古代文明，让我们理解历史，继承文化，以此延续一百古，愿此多此颜而拥谱而致，让历史盛本之辉耀永不湮没。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
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
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壮年游历司马迁大约22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
他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
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
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
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
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
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
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
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
关于其生卒年，学界颇多争论，现取较为可信的说法：约生于公元前145年，卒于公元前90年。
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从小聪明好学，十岁就能阅读古文，浏览先秦典籍。
二十岁开始游历各地，考察了大量历史遗迹和采集民间传说。
他起初任职郎中。
公元前111年，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安抚少数民族。
翌年父丧，立志继承父愿，潜心述史。
两年后，继父职为太史令。
公元前99年，因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被牵累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专心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巨著《太史公书》，后人称为《史记》。
在秦汉时期的夏阳县，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南18里的高门原。
司马迁少年时在这里读书、耕牧。
在他死后四个多世纪的西晋永嘉年间，后人才于此地建立纪念祠及祭祀塚。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龙门在夏阳之西北，即今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之间、跨越黄河两岸的一道天然门户。
司马迁一生有三次重大游历，（一）二十壮游之旅，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第一次漫游祖国的名山大川。
（二）奉使西征之旅，公元前111年，司马迁任职郎中，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任务是在边邑地区推行郡县制度。
此行不仅完成了经略西南的任务，还为撰述民族史传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三）泰山封禅之旅，司马迁从公元前118年出任郎中以后三十多年中，常扈从汉武帝到各地巡游，其中泰山封禅是隆重而排场的典礼，对他写作《今上本纪》和《封禅书》等篇章很有帮助。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命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从居延出发，北击匈奴。
初时颇为顺利，但不久被三万强敌围困，李陵因寡不敌众而兵败降敌。
武帝大怒，群臣都说李陵有罪，司马迁则根据对李陵的印象，并认为李陵降敌并非真心，只是等待时机回报汉朝。
武帝起初接受了司马迁的意见，但后来捕获的俘虏称李陵助匈奴练兵以对抗汉军，武帝于是族灭李陵全家，并对司马迁处以残酷的腐刑（即宫刑），司马迁因此陷入耻辱与痛苦的深渊。
支持他活下去的精神力量，就是《史记》还没有完成，他要生存下去。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我痛惜全书没有完成，所以，即使受极残酷的刑罚也没有怨愤。
如果我完成这部著作，使它流传后世，那么，就还了受屈辱的债。
即使受刑被杀一万次，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