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hird essay for abnormal psychology一位HIV阳性男同志的个案分析庄文旭 1008175012109心理学系 基地班2011‐12一位HIV阳性男同志的个案分析：疾病应对、社会支持及污名A Case Study of an HIV Positive Gay Man庄文旭 1008175012109心理学系 基地班1 相关背景根据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2007)发布的流行病学统计，截止至2007年10月底，全国累计艾滋病感染者/病人为223501例，死亡22205例。
其中通过男男性行为(MSM)感染的比例为1.0%，MSM感染人群多分布于大、中城市和流动人口集中地区。
在2007年新发的5万HIV感染病例中，MSM感染途径占到了12.2%，而在2009年新发的4.8万病例中，MSM传染上升到了32.5%(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10)，同性性传播艾滋病的比例上升势头迅猛。
一般来说，在感染HIV后，感染者会经历窗口期、急性症状期、无临床症状期，如果不采用任何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后续的潜伏期为7‐10年，一旦病症发作，个体平均在1年内死亡(Carey & Vanable, 2003)。
2006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艾滋病的病死率为20.0%，患者平均死亡年龄为37.6岁(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 2007)。
在这一背景之下，我联系了一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男同性恋者，通过访谈，一方面可以了解个体对疾病的应对情况，另一方面也可分析艾滋病所带来的污名及相应的医疗系统问题。
访谈时间为2011年12月19日下午4点至5点，地点为上海定西路上的亭枫宾馆大厅，整个访谈涉及当事人的身体状况、疾病相关的应激及应对策略、社会支持和污名化情况。
同时，当事人也向我描述了许多其他感染者的情况以及对中国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一些意见。
2 基本现状描述肖是一位33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时也是男同性恋。
主观报告目前总体身心状况良好，最近一次CD4+细胞计数为225/mm3(健康者为400‐1300不等)，虽然偏低，但并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有的也只是抗病毒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如皮疹。
访谈后，我让肖填写了第2版中文版的贝克抑郁量表(王振等, 2011 )，量表最后的得分为3(可参见附录)，无抑郁情况，所得的3分也多与药物副作用有关(食欲、体力、性欲)。
在整个访谈过程中，他也总是面带笑容，精神状态很好。
肖目前是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的理事，也是华东地区感染者协作网络的总协调员，同时是上海爱的家园互助小组的负责人。
本科学历，拥有材料科学和国际贸易双学位，现和朋友合开公司，经济收入状况良好。
3 历史情况描述3.1 应激及其应对过程肖因为男男无保护的性行为而受到HIV感染，确诊为阳性的时间为2008年4月25日，他告诉我日期时，笑了一笑，表示大多数感染者都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在确诊后，肖经历了1个月时间的人生低谷期，情绪低落、抑郁，当时即有了自杀的念头，他表示，大多数感染者的第一想法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帮助他走出低谷的是网络。
通过QQ群等方式，他逐渐认识了其他的感染者，通过同伴教育和互助，一方面了解到了艾滋病的医学知识和帮助寻求途径，另一方也重新恢复了生活下去的信念。
随着自己的恢复，他也会帮助其他的感染者树立起信心，对他们来说，网络是患病初期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互助途径。
后来肖逐渐成了互助小组的核心人员，也“被迫”地被大家推举为上海爱的家园互助小组的负责人，后来在成立华东地区感染者协作网络时，又被华东地区十多个感染者小组一致推举为华东地区感染者网络的总协调员。
他说，虽然自己一开始也不是主动地想成为负责人，但艾滋病关怀的公益活动的确让他感到人生有了新的方向，从中受益很多。
现在也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
忙碌但却充实的生活让他认为感染后的人生更有意义，“以前也就打打电脑，玩玩游戏，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而现在，则对死亡和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填写贝克抑郁量表的时候，他表示很想给自己打“‐1分”（量表中每个项目0分的选项譬如为“我对自己的感觉同过去一样”），因为他觉得自己要比以前的状况好得多。
他向我说到，有一次在和一位刚知道自己感染的男同聊天时，对方惊奇地反问他：你确定自己是感染艾滋病了吗？说到艾滋病，或许很多的第一想法是消瘦的体型、萎靡的精神、病态的模样这样的负面形象，肖也希望社会能更多地接触到真实的病毒感染者，除了疾病之外，他们与健康人没有任何两样。
肖于6个月前开始服用抗病毒药物(医学规定CD4+细胞计数低于350时需要开始用药，但患者一般都选择在低于250时)。
3个月前的CD4+为210，现在为225，他表示细胞数目增长比较缓慢，但他并没有对此表示非常担忧，自己主观上也没有觉察到什么显著症状，对于治疗配合很积极，对未来更是充满信心。
3.2 社会支持情况肖认为自己主要的社会支持就来自各其他患者。
当初是其他的患者帮助他走出困境，现在他也希望以自己的力量来帮助那些在恐惧和无知之中的感染者。
大家一方面提供情感上的帮助，一方面也提供了信息交换(如药物和相关国家政策情况)的平台。
肖很庆幸自己是创业开公司的，所以在工作和经济收入上就没有问题，同事也知道他的性取向和疾病，但并没有影响到工作或者他们之间的友谊。
对于家里人，他则隐瞒了病情，他觉得艾滋病也是一种很普通的疾病，也没有必要和父母说，由于父母对疾病和性取向没有什么认识，就无需增加额外的麻烦了。
在医疗支持方面，虽然肖不是上海户口，但鉴于目前上海免费领药的政策已经放宽了归属地限制，只要提供用工合同、居住证、租房合同等就可领取药物。
肖认为比起抗病毒药物的治疗，机会性感染的治疗更为困难，这就和疾病的污名效应有关，幸运的是，他目前没有遭到机会性感染而引起并发症。
3.3 疾病的污名由于肖目前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恶化，所以从外表看来也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
在一般的生活中，也就不会碰到别人异样的眼光和对待。
虽然自己并没有具体污名化的经历，但他在谈到社会上总体对艾滋病的认识时则不然了，他认为社会上仍然给予艾滋病患者更多的道德谴责，而偏离了疾病本身的医学问题。
一方面医生会对HIV感染者区别对待，以上海为例，除了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原传染病医院），其他的大型医院都是拒绝为HIV感染者进行手术治疗。
另一方面，媒体虽然现在加大了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但仍然以负性信息为主，正面信息报道得较少，相关医学知识介绍也不到位，譬如大家一般都会听说过艾滋病传染的三大途径，但对传染的一些必要条件，如病毒载量、病毒存活时间等却知之甚少。
这也是社会上不时会产生一些艾滋谣言的主要原因，这些谣言，如艾滋针头、故意在饮用水中滴加血液等，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惧，进一步将疾病污名化。
肖也无奈地说，最为可惜的是在有些政府官员中对待疾病的态度是非常不到位的，一是对感染率有所隐瞒和修饰，二是怀有一种“防人不防病”的想法，将艾滋病感染者视为闹事群体，而对疾病本身的防治却有所漠视。
肖在他的博客上曾分析过《瞭望东方周刊》上的一篇报道。
其题名为《艾滋病男同的自我救赎》。
肖认为，作者视这些人是有罪的，需要去自我救赎，这两类人群再次被污名化，妖魔化。
肖写道，“文章为了宣传而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从而用一种睥睨的眼光来看待同志感染者人群，‘一位感染者在周易帮助下拿到了免费治疗卡，可第二天他就和网友开房去了’，我不能理解这段话的含义，是因为接受了免费治疗，就不能去开房和做爱了吗？这是文章对这位感染者的道德上的谴责吗？”；“文章开头，通过一段骇人听闻的描述，说7月盛夏，青浦一个感染者蔡明（化名）躺在凌乱不堪的床上，成群结队的蚊蝇在他上空盘旋。
这个21岁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全身多处溃烂，散发出腐烂气味。
艾滋病真有这么恐怖吗？这样的描述显然增加了社会大众、甚至是感染者本身对艾滋病的恐惧，一方面增加了艾滋病反歧视宣传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艾滋病感染者心理干预的难度。
”在谈到污名话题时，肖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位感染者打趣地说道：“歧视么见怪不怪了，我这人皮厚也无所谓了。
”他原来就职于事业单位，因为HIV感染，而被领导“劝说回家休息”，每个月只有900元的经济收入。
他说，目前公务员体检标准中明文规定，艾滋病病人不得被录用，而其他事业单位、外服机构等等用人单位也参照了公务员体检标准，造成许多艾滋病碰到就业难的问题。
在就学方面，若在研究生入学体检中发现感染，学校也是会对学生进行劝退。
他觉得，这就是一种歧视。
4 概念化及诠释4.1 HIV相关的应激源确诊的阳性结果对于个体来说是最严重的应激，即使感染者对结果有个负性的心理准备，但依然会遭到这一初期的巨大打击，在随后的1个月左右时间，情绪上的低落，包括焦虑和抑郁会伴随而来(Carey & Vanable, 2003)。
对于肖的访谈也验证了这一点，他在发生高危性行为之后，是自己主动寻求检测的，且第一次的检测结果为阴性，由于不放心，进行了第二次检测，得到了阳性的结果。
可以说，肖自己也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仍然经历了1个月的低谷期。
但庆幸的是，在同伴帮助下，这一应激并没有发展为慢性的。
阳性的诊断对于大多数感染者来说往往是短期的，通过心情上的平静，或者网络上正确的帮助途径，感染者能有心理弹性来度过这一时期。
可是，一旦发展为长期慢性的应激，则是对于感染者非常不利，甚至体现在CD4细胞的更快下降速率上(Balbin, Ironson, & Solomon, 1999)。
没能很好度过这一低谷的感染者往往选择自杀或者并不进行积极的治疗而造成延误。
在治疗开始中，应激源则转变为对于药物疗效的不确定性(Carey & Vanable, 2003)。
肖从6个月之前开始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但CD4细胞的增长没有达到理想情况。
虽然疗效上的不理想可能会给感染者带来新一轮的心境障碍，但是从访谈中，肖表示自己目前并不担忧，身体上也无明显症状，不影响生活和工作。
其他的一些应激源会包括医疗上的经济负担、遭受污名化、身边熟人死于AIDS等(Carey & Vanable, 2003)。
但就肖个人而言，并没有遇到上述问题。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研究发现，对于感染早期的男同性恋来说，更大的社会网络关系更可能预示着病情恶化的加速(Miller & Cole, 1998)。
一方面社会网络大的个体更易发生高危性行为，也就更难确认感染源，另一方面，疾病也逼迫他们缩小社会网络，并做出决策。
疾病确诊带来的一个两难问题是隐瞒与否，对于男同志来说，更包括是否出柜。
包括肖在内，大多数感染者对于朋友和家人都进行了病情的隐瞒。
互助小组也不鼓励感染者向家人坦诚，就算感染者决定坦诚，也一般将父母请到互助小组，大家一起帮忙劝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