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解构策略下的重读马克思主义

解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一、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赛义德发表的《东方主义》为标志。

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除了赛义德还有批评家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

法侬的“民族文化”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对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西方文化中抱有明显的种族优越论。

种族主义认为殖民地国家的种族比被殖民地国家的人在智力上更优越，他认为自己种族里的每个成员都具有高于被殖民地国家种族的品质或者能力，由于这种基于种族的偏见和歧视，自然而然殖民地国家认为自己的文化也高于被殖民地国家。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国家退出了所占领的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的政治之后，侵略并没有真正的停止，他们运用强大的文化武器，将自己的意识并入到文化领域。

在历史上，人们通常会把文化与政治、军事分开来，然而事实上，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区域并在一定的时代政治经济背景中应运而生，不存在任何超越了民族和时代的单纯文化。

文化控制是一种隐形的却影响力巨大的武器。

因为他包括了一定的世界观以及人类关系的方式，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的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将自己看世界的方式渗透到广大群众的意识中去，在无形中，广大民众将这种外来文化作为正常现象接收了。

这说明了西方对于殖民地的直接的政治军事统治虽然停止了但是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侵略一直都存在着。

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那么他的研究范围也就不局限于单纯的文学性的研究，而是将视野拓展到国际政治文化领域等。

后殖民主义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能说是一种有体系的理论了，他更像是一个大的话语场，一个话语批评的集合。

而批评的直接对象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侵略之后所造成的所有后果。

后殖民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中，西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国家的文化侵略，对种族和文化的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的研究。

这种批评是为了研究出帝国主义运用文化的武器对殖民地国家的文化控制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笔记—后殖民主义195.后殖民主义是什么？（1）后殖民主义是19世纪后半叶萌发在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意识和声音。

（2）理论自觉与成熟的标志是1978年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出版。

（3）主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汤林森、阿什克罗夫特等。

新马克思主义的伊格尔顿和杰姆逊对后殖民批评也有重要贡献。

（4）理论主张：①后殖民主义旨在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

②其研究方法大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从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③至今不少第三世界的文化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仍在以一种深广的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远景的思考介入这场深入持久的国际性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有一大批从事文学文化和哲学研究的学者在探讨后殖民主义问题和前景，检视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弄清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传统流失的失语尴尬现象，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5)评价与影响：①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东西方之间殖民性的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保持清醒的头脑。

②在东方主义语境下打破殖民文化的危险就必须打破二元对峙的东西方理论，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力的强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③让中国更好的了解世界，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是中国参与世界性话语并破除文化霸权话语的基本前提。

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文化话语转型时期对潜历史形式加以充分关注，并在反思和对话中重新进行学术文化的再符码化和人文精神价值的重新定位。

196.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什么？（1）赛义德不仅将文本与世界和批评家联系起来，而且将文学经验与文化政治联系起来，进而强调政治和社会意识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推行文化政治批评并强调跨学科研究对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后殖民主义理论“三巨子”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印度裔美国学者伽亚特里·斯皮瓦克的论文《殖民地民族也能讲话吗？》成为后殖民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在其著作中，斯皮瓦克认为，在修辞和逻辑之间获得认知的条件和效应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关系，这种关系为能动者构建世界的关系，如此能动者才可有伦理的行为、政治的行为并有可能在世界上以人的方式生存。

不为另一种语言构建这样的一个模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翻译。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处理这种模式的方式在殖民者语言和前殖民地语言中是不同的，从英语到第三世界语言和从第三世界语言到英语的翻译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活动，在前者的活动中往往会不自觉地接受殖民者的态度，而在后者的活动中民主法则往往会变为强权法则。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揭示了文学与权力的同谋关系。

他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指出“如果我们同意历史上的任何事物，像历史本身一样，都是人所创造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对许多物体、地点或时代而言，人们赋予它的角色和意义，为什么只有在其被赋予之后才可能获得客观有效性”。

赛义德在一系列后殖民理论中坚持了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及对于文化霸权的揭露。

意识形态总是与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意识形态之所以为“颠倒意识”、“虚假意识”，根本原因在于特殊利益被当做普遍的痛惜加以辩护。

无疑，西方作家在描绘涉及东方的文学文本中存在着民族阶级意识的偏见。

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波斯裔美国学者霍米·巴巴著有《民族和叙述》《文化的定位》和《全球的尺度》等后殖民主义研究著作。

其后殖民主义理论代表了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发展的最新阶段，即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

这种批评的特征在于通过其混杂策略消解了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实现了第三世界批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真正实现。

巴巴的批评理论的建树主要体现在：（1）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糅为一体，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批判风格；（2）他的混杂理论影响了当前国际学术界对文化身份认同和少数族裔的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家发出自己声音的具体策略；（3）他的模拟概念对于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反对西方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4）他所发展出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的语言中心主义模式。

德里达与解构批评的启示：重新思考【内容提要】文章从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的批评理论特征及其留给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遗产。

作者认为，德里达留给后人的文学理论遗产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学本文之封闭结构的质疑乃至拆解，对结构主义批评之后的文化转向的推波助澜和对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之终极意义的怀疑，从而为后人对既定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前人已有定论的解释以及传统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铺平了道路。

在新的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在这一时代，虽然解构的大潮早已衰落，但解构的原则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文学理论/文化批评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理论的一代宗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于2004年10月8日在巴黎与世长辞。

毫无疑问，这是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在经历了福柯、拉康、德勒兹、利奥塔等大师的辞世以来西方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又一次最重大的损失。

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述各位大师级人物的相继去世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盛极至衰的话，那么，此时德里达的去世则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postderridian era)，或者说一个“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

在这样一个“后德里达时代”或“后理论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命运及其在未来的前途将如何？正如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leton)在其新著《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中所哀叹的：“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

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杜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

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

2005年7月第32卷　第4期求是学刊SEEKI NG　TRUTHJuly,2005V ol.32　N o.4　□当代文学思潮前沿问题探讨斯皮瓦克和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于文秀(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80)摘　要: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最突出特色是理论与方法上的异质性特征和鲜明的女性主义视角。

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殖民主义和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对于第三世界女性的遮蔽和歪曲。

她通过对西方白人女性的文学文本所作的后殖民的解读,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拓展了新的空间,也使后殖民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斯皮瓦克;后殖民女权主义;双重话语霸权;第三世界女性作者简介:于文秀(1965-),女,吉林通榆人,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从事文学与文化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4036091。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5)04-0087-06　收稿日期:2005-01-20 在后现代主义标举差异、解构中心的文化语境下,一些边缘文化和弱势话语纷纷异军突起,其中后殖民批评是呼声最高、最为引人注目的。

印度裔美国女学者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则是当今著名的后殖民批评家,被誉为后殖民批评“神圣的三剑客”(罗伯特・扬语)之一。

在后殖民理论阵营中,“三剑客”各有自己的特色和所长。

如果说赛义德的理论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霍米・巴巴对殖民话语的解构和颠覆往往通过模拟和戏仿来实施,那么斯皮瓦克的理论则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色彩,而且在后殖民理论阵营中,只有斯皮瓦克真正愿意将自己标榜为“后殖民知识分子”[1](P134)、“后殖民妇女知识分子”[1](P140)。

具体来说,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的最大特色,一是理论与方法上的异质性;二是对双重权力话语即帝国话语和男权话语的反击与批判。

文章来源：2008年第3期《妇女研究论丛》学术期刊斯皮瓦克“属下”研究及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于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许晓琴摘要：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论文中，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重读文学经典，对三部西方女性小说文本进行后殖民批评和分析，并将“属下不能发言”的政治伦理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批判阅读之中。

斯皮瓦克以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对西方白人女性文学文本进行后殖民解读和充满洞见的批评，对后殖民批评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大意义，不仅拓展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空间，并且丰富和发展了后殖民批评理论。

斯皮瓦克所倡导和践行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政治伦理观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使她成为一位颇具影响和独树一帜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

关键词：“属下/贱民”；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批评策略与批评立场1976年盖亚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发表了著名的英文翻译论著, 即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在长达80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充分体现其对德里达思想的准确把握与研究，由此而蜚声北美理论界。

此后，斯皮瓦克开始了她具有解构色彩的大量批评实践以及有着犀利批评文风的著述生涯。

斯皮瓦克逐渐成为当代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与赛义德、霍米·巴巴(Homi K．Bhabha)一起被誉为“后殖民三剑客”。

赛义德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 巴巴的理论有较强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和“少数族群”研究特色，通过模拟、戏仿对殖民话语进行解构和颠覆,斯皮瓦克的理论则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色彩。

她的关于属下不能发言、全球后殖民状况、女性贱民主体、后殖民批评主体身份、国际劳动分工和剥削关系、帝国主义危机控制新方式等论述不仅在文学、文化批评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丰富了发展中的后殖民理论,这使她在后殖民批评领域的学术影响仅次于赛义德，成为继赛义德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后殖民批评家。

后殖民主义一、后殖民主义理论概述1、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一般来讲，殖民主义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旧）殖民主义阶段、新殖民主义阶段、后殖民主义阶段。

前殖民主义：指欧洲殖民者侵略、瓜分、掠夺殖民地的历史，在这个阶段，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直接控制的对象。

新殖民主义：指二战之后，随着亚非拉各个前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它们开始在政治、军事上摆脱帝国主义的直接操纵，取得国家主权。

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文化上受到帝国主义和前殖民地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成为美苏等超级大国争夺的第三世界。

它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明显的依附与不平等关系。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与前两个时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

后殖民主义之“后”（post），与其他后学一样，既有时间上的意义，也有价值取向和批评策略上的“反”之意。

简言之，后殖民主义就是反思批判殖民主义之后的全球文化状态。

与前殖民主义理论侧重政治、军事，新殖民主义侧重经济都不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点是文化及其全球的生产和消费，以及生产和操纵文化的知识分子。

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呼应，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的潮流中崭露头角，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阈和研究策略。

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是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兴盛于20世界末的一种重要的文化批评思潮，它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东方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媒体霸权与文化帝国主义扩张、他者与文化身份书写、民族文化与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文化冲突、内部殖民等等新问题。

后殖民理论集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少数话语、肤色理论等于一身，展现出广阔的文化研究视野和对历史、社会分析的重新强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赵稀方100732）提要：在方法上，斯皮瓦克以“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自居，这既显示了她的犀利，也构成了她的障碍。

在后殖民理论上，斯皮瓦克“殖民话语”和“反话语”两个方面都有贡献。

在殖民话语分析上，斯皮瓦克的贡献主要在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后殖民批判上；在反殖民话语方面，她的贡献也许更大，她参予了印度的“属下研究小组”，《属于能说话吗？》（1988）等文对于殖民统治下的属民的发声问题的讨论很引人瞩目。

关键词：斯皮瓦克，“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反殖民话语。

（一）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以其独特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的身份，在西方学术界素享盛名。

需要纠正的是，论者在引用这一称呼的时候，总认为这一说法来自于柯林·麦肯比（Colin MacCabe）为斯皮瓦克的《在其它的世界里》（1087）一书所作的“前言”[1]。

其实不然，柯林·麦肯比的说法事实上来自于斯皮瓦克本人早年的表述。

在发表于1979年的《解释与文化：旁注》一文的结尾，斯皮瓦克说：“作为一个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我对于教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实践感兴趣，它会让我们在解释产生的时候，建设性地质疑它的特权。

”[2] 在我看来，“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的确构成了斯皮瓦克的独特之处，足以成为本文论述斯皮瓦克思想的起点。

正是这多重立场让斯皮瓦克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从而从多方面拓进后殖民理论。

应该说明的是：第一，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斯皮瓦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解构主义者，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第二，斯皮瓦克的这三种思想并非仅仅相得益彰，而是彼此诘问，不断冲突的。

斯皮瓦克早年毕业于英美文学专业，博士论文做的是叶芝，1974年此书以《重塑自我：叶芝的生平与诗歌》为名出版，这是斯皮瓦克的第一部著作。

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批评与资本主义的媒介原理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斯皮瓦克是当代著名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其后殖民主义批评思想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本文主要考察她对语言符号、货币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相关论述，认为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文本的联贯逻辑线索。

斯皮瓦克不仅通过解构主义视野揭示了西方真理观的客观化原则所掩盖的欲望与权力，同时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揭示了符号、货币和电子脉冲作为传播与交流媒介在这一原则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且把它们与资本主义的殖民历史和全球化时代的危机控制方式联系起来，十分清晰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媒介原理以及这一原理的运作机制和剥削实质。

一十来年以前，“网络”这一名词在我们言辞中的含义通常是不确定的，但今天，“网络”几乎就是一个专名，我们会立即把它同电脑显示器及其身后那眼花缭乱的世界联系起来。

一颗技术世界的幻想种子，如今已长成为巨大而妖艳的隐性怪兽，把整个世界如此众多的人、种族和国家吸进了他那怪异的电子信号空间之中。

互联网典型地体现了媒介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并把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传播模式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过去，“意义”这个人们心目中的传播源头占据着几乎是绝对中心的地位，而今天，新技术支撑的媒介形象本身——传播的工具取得了对“意义”的控制权，它几乎变成了文化和意义等同物。

“在某种意义上说，媒介文化又是当今的主导文化;它替代了精英文化的诸种形式而成为文化注意力的中心，并对很多人产生影响……更有甚者，媒体文化已经成了社会化的主导力量，它以图像和名流代替了家庭、学校和教堂作为趣味、价值和思维的仲裁者的地位……”①但是，媒介文化是否真的预示着一种与西方传统文化的断裂?显然，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角度会造就不同的答案，本文总结和梳理了当代著名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的相关论述，并力图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媒介文化作为今天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实际上沿袭了西方殖民意识形态的逻辑，只不过在高科技提供的控制空间里、在真理权威已经普遍遭到怀疑的状况下，它有了更现代化的装扮和更加让人眩目的色彩，并因此成为帝国主义危机控制最重要的新方式之一。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 )，出生于印度。

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早年师承美国解构批评大师保罗·德曼，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在20世纪70年代曾以将解构大师德里达的De la grammatologie引入英语世界而蜚声北美理论界，后又以演讲的雄辩和批评文风的犀利而驰骋于80、90年的英语文化理论界。

斯皮瓦克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维龙基金会人文学科讲座教授，比较文学与社会中心主任。

由于斯皮瓦克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做出的突出贡献和巨大影响，清华大学聘请她为外语系客座教授。

在斯皮瓦克最新的著作中，她将自己的批评视角转向了90年代的全球化、后殖民和跨文化研究。

相应于已成为制度的规范化知识结构，她的批评可分成四部分：哲学（对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阅读）；文学（重读吉普林、雪莱、柯依茨[Coetzee]、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历史（对档案文献的思考，以及她对自己有关“殖民地人民能否言说”[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一贯回答的修改与重写）；文化（对全球纺织工业及其所体现出的矛盾的关注）。

斯皮瓦克书中各章都针对一个不同的学科，但是各章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却大致如一：在每一章所体现的论断都集中在对具体文本的细读上，并且她还不断提醒读者她自身所处的境域，以及她能得出这些结论的偶发性因素。

的确，斯皮瓦克的修辞风格也是一条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她始终在和她先前的意见进行对话；同时也是在和她自己在写作此书时那些最终被赋予了表述形式的种种想法进行对话。

这种对话形式贯穿文本，在许多情况下也决定了注脚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与当代其他几乎所有的理论家不同，斯皮瓦克将她的的作品引向了对教育方法的思考（她思考如何使学生们受到启发，并超越那些固有的思维限制进行思考，这些限制是由于他们的教育环境推崇逻辑推导而产生的），这一思路体现在其文本的构架之中——这不是一种目的论的、而是散乱但却详尽深邃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