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代诗歌解构传统的策略
第三代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通过重新发现“人”、与“神”对话完成对形而上学的反叛和历史的反叛，并在对语言的反叛中实现与之共谋，进入一个新的诗歌创作世界，达到对抗朦胧诗，消解传统诗歌的目的。
标签：第三代诗歌；传统；反叛
加缪在《反叛与艺术》中认为，人的处境是荒诞的，在荒诞的境遇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反叛”。
对荒诞的体验是个人的苦难，而从反叛的行动起，人的苦难意识便具有了集体性，便成为众人的冒险行为，所以“我反叛，因而，我存在”。
在进入艺术分析之前，加缪分析了两种反叛：形而上学的反叛和历史的反叛。
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反叛是人起来反抗自身的条件和整个世界，是对人的目的和世界的目的持否定态度，这是一种绝对否定的态度，矛头指向上帝。
形而上学反叛者虽然不是无神论者，但他们以秩序的名义辱骂神明，并且把上帝指责为死亡之父、万恶的渊薮。
形而上学的反叛因为其否定一切的立场，最终必将导致虚无主义。
历史的反叛在逻辑上是形而上学的继续，它将历史当成绝对价值，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进行反叛，即通常说的“革命”。
加缪认为，所有的“革命”都容忍恶存在，都将暴力、杀戮合法化。
米兰·昆德拉认为：“背叛意味着打乱原有的秩序，背叛意味着打乱秩序和进入未知。
”第三代诗人在对“人”重新发现与对神的反抗中，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反叛和历史的反叛，并在对语言的反叛中实现与之共谋，进入一个新的诗歌创作世界。
一、重新发现“人”
(一)自觉的普通意识
作为一个人，首先作为一个普通人，第三代诗人自觉地摆出了自己的位置，不管这个位置是高还是低是对还是错，他们不在乎，他们以普通人自居，“他们不以为生活欠了他们什么，他们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使命感，他们是一群小人物，是一群凡人，他们要写什么不知道……他们顶顶重要的是生活……”
其次，平凡事走入诗中。
在以前的诗中有许多重大的题材和事件，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有诗人对历史、对社会发出的深刻的思考和展示的事件的丰富性、复杂性，在第三代诗中，平凡的小事进入了诗的领域，“在我们认为什么都可能是‘诗’：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虚幻的怪诞的胡思乱想。
门外一个人的叹息以及阴天里蚂蚁搬家等等”(新口语宣言)，“那些偶然、无谓、不确定的等等琐事成为我们表现人类日常性最为得心应手的契机”(日常主义宣言)。
诗歌近乎生活现象，日常琐事，什么都可能是诗。
(二)裸体越过圣地
第三代诗歌中女性诗歌是一个不容小视的力量。
这里所谓的女性诗歌，不只
是女诗人写的诗歌，而是女诗人拆解固有的女性话语，以真正的女性姿态书写女性生理与精神，以躯体与性的方式来与自己对话，体认女性特殊的生命意识，重建独立的女性话语的诗歌。
她们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以“找一个男人来折磨／长虎牙的美女在微笑”的方式，瓦解男性中心的话语模式，在男权的天空下竖起一面女性的旗帜。
中国女性诗歌历来是男性诗歌的一个补充，往往是在诗人性别方面作为异于男性的一个因子，蔡文姬、李清照等的诗歌抒写着与男性一样的哀愁一样的情思，在诗歌中较少表现自己作为女性所特有的东西。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她们把矛头对准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权威，抨击几千年来的封建父权制，要求摆脱男性中心，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以舒婷为代表的女性诗人，是伴随着朦胧诗的主体意识觉醒而产生的，是以个体人性话语反叛以往价值体系，同时以女性的性别向男性提出一种独立的要求。
她的《惠安女子》、《神女峰》、《致橡树》表述了女性从渴望反叛到反叛再到重建男性中女性地位的过程，不管是以个体反叛以往，还是对平等双方的吁请，都是在一个柔弱的姿态下，向强者乞求，让男性分给我一部分权利，是从男性“肋骨”中发出的呼喊。
能从一个独立的人、真正的女性地位、独立的立场上发出自己声音的是第三代女诗人。
在翟永明、唐亚平、伊蕾、陆忆敏、海男、张真、小君、虹影、林雪等笔下不仅有个体人性话语的反叛，更有性别意识的觉醒及对生命意识女性经验的强调。
她们的诗歌以异于前代人的姿态为当代诗歌掀起了新的一页。
正如谢冕先生所说：“在中国年青的女诗人前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宇宙，她们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地发现了自己的身体，身体内部的感觉，那些仅仅属于女人的一切体验——生理的和心理的。
也就是说诗歌一下找到了过去未曾深掘甚至是没有真正发现的一个巨大主题：女性的精神性别。
”
二、与“神”对话
(一)文化反抗
第三代诗人是从反抗朦胧诗中崭露头角的，在对朦胧诗的反抗中形成了一些反抗秩序，文化反叛是这一秩序的一个中心环节。
第三代诗人不满足文化史官的角色与对典籍、注脚的发掘。
在反对文化诗的过程中形成反文化观。
在反文化大潮中，最前卫的要数四川的“非非”，他们认为：“反文化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根本性的深刻怀疑，是对人类文化进程的忧郁。
‘反文化’所提出的是一种人类性的问题。
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却以各种方式来束缚和控制人，它成了人的异己力量，这种力量造成了人的异化。
在西方，这种异化表现为人的商品化，人被化为商品的悲剧。
在东方则表现为伦理系统和政治权力对人的压抑束缚。
因此，‘反文化’就作为人挣脱文化束缚的期待而出现了。
”。
在反文化时，对文化进行重新界定。
非非集团的干将蓝马在《前文化导言》中说：“‘文化’，不过是这样一种‘人类行为’——人类为了作为‘社会化的群体’来对宇宙万事万物进行‘利于人类的’操作，而将宇宙万事万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符号化处理’的‘人类行为’。
这一行为无论对所谓物质的宇宙还是对所谓的精神宇宙都采取了同等粗暴的态度——处置!符号处置!”文化成了“符号化处理”的工具。
人们按照约定的指令进行操作，文化只是一块接受“创造神”的场地不能创造与发现。
蓝马认为：“‘前文化’不是‘史前文化’，不是‘任何文化’亦不是‘潜文化’。
”为了使读者能进一步理解前文化，他又举了许多例子：“风”这个词就是文化语言，它在英语民
族中是“wind”(这足以说明各民族具有不同的约定)——但是有各式各样的风。
各式各样的风作为风本身，是前文化语言：它没有语义，但又能使你知道些什么难言的东西。
“前文化”概念的提出使非非主义具有了自己的反文化观。
这个可能的概念促使人们对文化进行新的反思，审视自己既成的文化，具有警策和提醒作用。
撇开这个概念正确与否、是否合乎逻辑不论，它首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至少表明他们是思考的一群，这种独特的思考就是这个概念提出的意义。
为了实践前文化思维，他们在文学实践上采取了“还原”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首先是感觉还原。
《非非主义诗歌方法》这样写道：感觉还原：摒除感觉活动中的语义障碍。
这个障碍使人与世界按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