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解构主义一、解构主义的含义：什么是解构主义？德里达在接受张宁的访谈中这样说：“在某个既定的时刻，我曾说过如果要我给‘解构’下个定义的话，我可能会说‘一种语言以上’，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
”又说：“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
”解构主义拒绝僵硬的定义，它称自己是一种针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套消解语言及其意义确定性的策略。
这些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延异、替补、互文性。
二、解构主义产生的背景1968年，一场激进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
在法国，抗议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可惜它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在随之而来的郁闷年代里，激进学者难以压抑的革命激情被迫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
他们明知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却偏要破坏瓦解它所依赖的各种基础，从它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直到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用而生。
为了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
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是一曲“带着脚镣的舞蹈”。
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
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而是一种迹踪。
它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
换言之，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
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和无终止性。
解构一句话，一个命题或一种传统信念，就是通过对其中修辞手法的分析，来破坏它所声称的哲学基础和它所依赖的等级对立。
三、德里达的解构策略1 反对“语音中心论”德里达解构主义首先是从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开始的。
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指西方哲学中的如下倾向：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现代总是存在着一种二元的等级划分，比如本源与事物、逻各斯与事物、理念与摹本、本体与现象、原子与虚空、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灵与肉、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语言与在者、理解与解释、所指与能指等等，在这诸多的二元划分中，前者总是更根本的、更基础的，前者拥有普遍性与稳定性，而后者以前者为基础，是由前者派生而来的，是不断变动的、暂时性的存在。
因此，在二者之间，前者是实体，后者是实体的属性。
二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德里达就把这种倾向叫做逻各斯中心主义。
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语言学的层面就表现为语音中心主义。
因为在语言学上对语言也存在着二元划分，一是语音，二是字形或符号。
按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点，他们更强调语音的重要性。
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把言说和语音放在首位，就是为了保障传统文化所崇尚的“意义”的“在场出席”（presence）。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语音中心论”，他认为言语和意义有内在的直接关系，言语能直接反映意义（思想，真理），而书面文字则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声音的代替。
同样，索绪尔也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表现语言，是语言这种声音符号的代表。
语言优于文字的另一表现，是讲话人的“在场”。
讲话人在现场，可以准确地解释其“意图”，避免歧义。
与之相对，文字只是一系列的符号，由于讲话人的不在场，它们很容易引起误解。
为了否定这种语音中心论，德里达力图证明书写文字的优越性。
德里达认为符号具有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这验证了他所说的文字优越。
在更大的范围说，总体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
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
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2 瓦解二元对立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集中体现于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中。
在传统二元对立中，两个对立项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一个鲜明的等级秩序中。
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方面占据了强制性位置，它统治着另一项。
以言语/文字为例，言语优越于文字，是更高层次上的存在。
它是确立二者关系的中心，而文字则是从属性的。
德里达则认为，对立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而无孰优孰劣的等级秩序。
不仅如此，对立项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关系。
他身体力行地发起多项针对二元对立及其等级制的解构。
以上述言语/文字为例，他证明文字不仅不劣于言语，作为元书写的文字，反过来还宽宏大量地包括了言语。
3 发明延异概念在《多重立场》一书中，德里达集中地谈论了延异和撒播这两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认为，延异（diffeˊrance）这个主题，当它带有一个无声的字母“a”时，它实际上既不起一个“概念”的作用，也不起一个词的作用。
但这并不妨碍它产生概念上的结果和语言上或名义上的具体物。
而且虽然这一点不能被直接注意到，但是它被这一“字母”及其奇怪“逻辑”的不断作用所印出，同时也被它们撕裂。
这就是说，延异是通过自行的改变来引进一种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从没有过的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这种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没法用西方原有的话语进行定义，因为它本身就是反定义的。
在德里达看来，定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一个结果，因为定义追求的是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最终指向一个本体，而延异要反对的恰恰是确定性。
所以，德里达说延异不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主题”。
延异形成的是不同向度的语言之“束”或者说语言之链，每一个语言之束都是一个历史的和系统的交织中心，要封闭这一网络、中断它的构造、跟踪一个不再是新标记的边缘，这在结构上尤其不可能。
这就是说，延异所形成的文本是没有边际、无限延伸的，它必将在自我的延宕与分延中不断自我生成。
由于延异有这样的变动不居的特性，它可以和不同的主题相互交织，从而形成不同的对延异的替补性的语词。
德里达认为，像书写物、保留、切入、踪迹、间隔、空白、替补、药、边缘—界限—边界等等词语都可以作为延异的替代物，所以，要想说延异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都是困难的。
延异有点类似于“沸腾的熔炉”，将一切确定性的概念都熔烂于其中。
它的结果不只是通过封闭的自身作用简单地还诸自身，它们像链一样扩展到一篇文本的全部实践和理论中，而且每次的方式都不一样。
因此，延异有点类似于尼采的“透视主义”，而不同于黑格尔所说的“扬弃”。
因为黑格尔的扬弃总是一个绝对物设定一个自身的他者，在自身的他者中返回自身，这样，一方面最终造成的是一个封闭的全体，另一方面形成的却是一个具有统一性方向的曲线结构；而延异首先反对的就是这种封闭，同时它是向不同方向扩散的。
关于延异，德里达有个生动比喻，说它就像一把扎束的花，其中有着“复杂的组织结构，不同的花枝和不同的词意，各自朝不同的方向散漫开去。
与此同时，每一枝花又与其它花枝或意义紧密联系，形成一种交错结构。
”需要说明，作为延异特征之一的散漫，除了时间上的延迟、空间上的差异这两层含义外，还含有一种“播撒”之意。
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流动的象征符号游戏，没有人能够约束文字的差异区别。
在德里达这里，语言被看成延迟和差异永无止境的游戏，而意义也只能从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差异中产生。
由于作为意义归宿的在场已经不复存在，符号的确定意义被层层地延异下来，又向四面八方指涉开去，犹如种子一样到处播撒，因而它根本没有中心可言。
德里达认为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它永远无休止地瓦解文本，揭露文本的凌乱与重复。
这样通过播撒，任何文本实际上都宣告了不完整、非自足性，播撒标志着一种不可还原和生生不息的意义多样性。
播撒作为文本的文本性的结果，是宣告任何一篇文本都有裂口而不完整。
任何一种新的解释或误解，都成为原文不完整和不稳定的证据。
解读原文既是对原文意义的发掘，又是对它的意义的抹煞。
这样，德里达的追问已经抵达对“根源”匮乏的分析层次。
4关于“替补”德里达完成了他对于传统二元对立的解构后，自然而然走上一条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替补”之路。
他所谓替补，实质上是一连串无休止的语言代替。
替补是一种漫无边际的延伸系列，它使在场持续不断地被延异。
德里达在《文字语言学》中强调，一方面替补既是一种补充增加，是存在的增补和积累；另一方面，它是虽附加的、次要的，但在增补过程中又成了取代者。
同时，替补不是转换，因为替代者的位置已由结构中的空白标志所确立。
替补因存在的空虚而起，是存在不完善的证明，它的根本指向是彻底否定存在的根源和形而上学绝对真理的神话。
德里达用替补这一概念完成了对形而上学不容质疑的先验假定前提和基本概念的颠覆，将追问本源、追求真理、抱持永恒意义的回归之路置换成一条永远走向不确定性、增补性、替代性的敞开之路。
同时，对形而上学将虚假设定的前提作为出发点并据为真理的做法加以质疑，并提供了一种依据可疑的出发点、一句不真的概念去反向思维以重新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原来有内在结构的文本在德里达那里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东西，文本里面的东西不断涌出，文本外面的东西不断进来对原有的东西进行增补，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文本的“意指链”。
“增补补充自身，它是一种过剩，一种充实丰富另一种充实，是存在最充分的限度”，“它使自己介入或悄悄插进替代的行列；倘若它充填，就好像一件东西充填虚空之处。
如果它再现和制造意象，那是因为存在先前的欠缺”。
这样，文本的原初意义就不可理解，人们在文本的理解上也不可能达成共识。
于是，德里达说，收信人“死了”，理解的权威“死了”，文本成了四处飘零、无家可归的孤儿。
5关于“互文性”解构主义认为，文字不是外在实物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符号的推迟和差异的永无止境的游戏。
文本也不再是外在世界的再现，与之相反，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客观世界也被文本化了。
或者说，整个世界都被归纳为一个文本。
德里达还认为，阅读与写作无孔不入地渗入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世界，而我们的世界除了解释，别无他者。
阐释者无法超越解释，因为他被囚禁于语言牢笼之中，必须面对修辞和差异构成的无休止的符号游戏，所以他的解释也是永无止境的。
在此前提下，德里达提出了他的互文性观念：一篇作品既不属于某一个作家也不属于某个时代，它的文本贯穿了各个时代，带有不同作家的文本痕迹。
所以针对一个文本的解释和阅读也只能是开放性的而且千差万别。
任何一个新文本，都与以前的文本、语言、代码互为文本，而过去文本的痕迹，则通过作者的扬弃而渗入他的作品。
互文性，不仅是语言互文，更是一种文化思想的互文。
四、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除德里达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还有一批文论家从结构主义阵营退出，转向解构主义。
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罗兰•巴特。
巴特对自己原先奉行的结构主义进行了清算和嘲讽，他在《S ／Z》中曾这样说：“据说某些佛教徒凭着苦修，终于能在一粒蛋豆里见出一个国家。
这正是前期作品分析家想做的事：在单一的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作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