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视域中的文化研究摘要：翻译是不同语码之间的转换，也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的重要途径。
以文化因素为突破口来研究翻译活动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本文从文化以及文化研究的内涵，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文化研究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等方面，着重探讨了翻译理论视角下，如何确立文化研究的学科走向以及文化研究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翻译理论文化内涵文化研究翻译策略翻译理论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翻译理论(王鹏，2010)。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活动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照为主要任务。
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往往依靠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言学)和美学这样的学科。
而事实上，翻译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过程。
它还涉及到源语及译入语所负载的文化(孙会军郑庆珠，2000)。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逐步崛起，大批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译研究。
1976年，勒菲弗尔(Lefevere)提出，翻译研究不仅仅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或语言学的一个特定区域，而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
1980年，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sHsan Bassnett)出版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指出翻译研究应该专注于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
为了在新的生活情境中，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中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Lefevere，1992)。
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视野来取代原先占据翻译理论中心位置的美学或语言学的考查方式。
当下翻译理论领域流行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就正是翻译理论文化转向的具体表征(张柏然，辛红娟，2009)。
1、“文化”及“文化研究”的内涵人类学家指出，各个社会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
1871年，英国人文学家泰勒(Edward Tvler)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
文化表现为一定的语言模式和行为方式。
同时也涉及并受限于在共同生活中起实质性作用的物质存在。
在文化的表现形式上，语言有最具意义的重要性。
翻译理论中的原语和译入语文化的差异通常表现在审美、伦理、政治、思维模式以及译者的文化定位等方面。
文化研究初期着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有的文化研究者致力于弘扬经典文学作品，并以此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
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逐步深入，后期的文化研究逐步走出初期的经典文学领域，引入了对社区文化生活、大众传播媒介、当代文化、强势(精英)文化以及边缘文化的研究。
戴锦华(2003)认为，“对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种独有的理论脉络与知识谱系，而是某种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的精神，是某种(反)表意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可能”。
文化研究，自诞生之日，就是一种实践的理论，而不是对文化一精英文化抑或大众文化一的学院式研究(张柏然，辛红娟，2009)。
对于文化研究，欧洲多采用文化结构范式，而美国则采用多元政治范式。
相较于文化结构范式，多元政治范式更注重研究非精英文化现象(如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大众文学等普通文化现象)，有意疏远那些被认为是精英文学的经典文学作品。
现在，这两种研究范式逐步吸取对方的一些主要理论和特点，以期构成文化研究新的范式。
2、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翻译研究致力于研究如何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内容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广义的翻译则着重研究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如何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
翻译理论研究在历史上曾经一度依附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作为语言学或者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寄人篱下。
文化研究的勃兴打破了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天然界限，改变了原来把翻译研究置于语言学科或文艺学科之下的地位。
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开创了译学研究新的局面。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途径，一个重要方面，它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
的确，很多文本中蕴含着为某个特定文化所特有的一些因素，但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如此(Wilss,1996)。
吕俊(2004)认为，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的同时必须防止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进而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弥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使其丧失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皮姆(Pvm,2010)认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翻译理论界围绕着“等值”建立了一系列有共同核心的理论范式：等值、目的(purposes)、描述(descfiption)、不确定性(uncertainty)、本地化(localization)以及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
因此，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方向，它只是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
3、文化研究向度下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策略的文化因素可大致归为以下五个方面：(1)译者所处的时代；(2)译者与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态度、翻译一部作品的目的)与审美取向；(3)诗学(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4)译入语文化与原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5)翻译活动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
其中，意识形态最为重要。
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意识形态决定译者个人和译入语社会的思想架构(conceptual grid)，并通过思想观念和世界观决定读者和译者阐释文本的基本方式。
因此，意识形态决定译者所采取的基本翻译策略，并影响其对原文的改写。
如果译者因既有的思想意识而对原文进行无意识的改写，或者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以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所特有的意识形态。
译者会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
对汉文化经典《论语》的英译版本中。
不乏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例子。
例1：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目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论语·学而第一》威利(Arthur Waley)的英译如下：Tzu－hsia said，“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s 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who into serving father and motherknows to put his whoIe strength，…”(徐瑁，2010)。
作为汉文化经典论作，例1中“贤贤易色”指的是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换(或者改变)爱好美色的心。
对妻子而言，重要的是品德，而非容颜，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丑妻家中宝”一说(同上)。
威利将“贤贤易色”译为“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as betters。
wears an air of respect”，采用了英语固有的语言表达来传达汉语经典词语“贤贤易色”的含义。
根据《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one’s betters(主旧或幽默)指的是“上司们，比自己能力强的人”。
显然威利没有读懂和领会原作的文化的内涵，而此处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明显是受到了译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如果译者为刻意展示“他者”(others)文化中某些思想价值，而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
译者多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例2：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论语·里仁第四》)威译如下：Of the adage“Only a Good man knows how to like people, knows how to dislike them,” the Master said, “He whos eheart is in the smallest degree set upon Goodness will dislikeno more.”雷蒙·道森对“仁”的英译为“humaneness”。
威利将“仁”译为“Good”或“Goodness”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观念“善的理念”(the Form of the Good)不无关系，因为希腊哲学思想是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诠释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立场(徐珺，2010)。
威利对“仁”的英译是其异化翻译策略的又一具体表征。
孔子乃以仁为其理论之基。
作为《论语》的关键词，“仁”并非简单地指做个好人，亦隐含着为人之道(同上)。
雷蒙·道森保守地将“仁”翻译为“humaneness”，而没有做太多的创新，尽可能地传达了原作的意义，是一个成功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案例。
除了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归化”与“异化”，目前翻译界逐渐出现了另一个较新的理论范式——“本地化”。
本地化指为了使产品适应新的文化、市场、环境而作的准备(或专门制作、改写)过程。
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本地化也将可能成为与“归化”、“异化”并行的另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
4、结语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传播媒介。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得以从纯语言层面走向探讨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上。
文化研究逐步开始并将继续占据着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翻译问题并不是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唯一途径：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理论研究多元视角之一。
我们如果能正确看待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以文化研究为突破口，从历时和共识的角度把握影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一定能为更深入地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并建立系统的、全面的翻译理论研究体系，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做出我们的贡献。
参考文献：[1]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M]，London andNew York：Roufledge，1992.[2]Pym，A.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York：Roufledge，2010.[3]Wilss，Wolfram，1996，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Behavior，John Benjamings Publishing Co.[4]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前言)[A]，大众文化的神话[M]，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外国语，2004(4).[6]孙会军，郑庆珠，译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J]，中国翻译，2000(5).[7]徐珺，汉文化经典误读误译现象解析：以威利《论语》译本为例[J]，外国语，2010(11).[8]张柏然，辛红娟，当下翻译理论研究的两个向度[J]，中国外语，20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