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书话的体式特征研究
周作人于１9２8年１１月发表了著名的《闭户读书论》一文.在这个阶段他所结集出版的《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等中多是他对古书的谈论。可以说于古书中讨生活，是周作人那几年生活的常态。在古书的阅读中,他宣称自己是“爱智者",“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4]1５７７于是把自己的阅读所感行之成文,在这个过程中，渐渐了他独特的书话写作体式，进入了创作成熟期。周作人书话创作的第三个时期为时期.这个阶段他的读书更多地集中于古书，而其写出的谈书文章和以上两个阶段有些不同:文章的篇幅一般较为短小，大体上约为4０0字左右,有的还不到200字，用语多为文言，具有明显的古代题跋的色彩。ﻭ
书话内容的自由与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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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在《与周作人》一文中写到:“周作人读书，是以纯粹的静观的姿态出现的。读他的文章，可以想象出他在幽寂的书屋里悠然恬淡地品书论道的情景.这一点不像,他缺少的冲动与入世,倒格外像一个职业的学者，除了书道之外，不旁骛外界.”［５］309在闲适、悠然表层下面周作人的篇篇书话中体现出的是他、自由的精神，是他对自然的博学和热爱，是他不灭的以历史镜鉴现实的沉重.对于人性的重视，尤其是对人的、自由精神的提倡，是周作人书话中非常重要的、堪称主导的思想.这首先从他对孔子的态度可以看出。孔子是还是常人？周作人从个体文本阅读的感受出发，真实地谈出了自己:我把《论语》白
文重读一遍,所得的印象只是平淡无奇四字。这四个字好像是一个盾，有他的两面，一面凸的是切实，一面凹的是空虚。我觉得在《论语》里孔子压根儿只是个哲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教主,虽然后世的儒要奉他做祖师，我总以为他不是而是梭格拉底之流亚。《论语》二十篇所说的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不谈鬼神，不谈，不言性与天道,所以是切实。但是这里有好思想也是属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却不能定作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假如从这边去看,那么正是空虚了.［6]196ﻭﻭ
孔子这位儒家的在周作人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哲人。所以他说：“我自己说是儒家，不过不是儒,我又觉得自己可以算是孔子的朋友，远在许多徒孙之上。”[7]２02一个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现代在孔子那里觅到了为人行事的方式,并且把三千多年前的古人引为同道，以朋友相称，可以想见周作人不为传统所压、不为封建正统所制的、自由的精神，而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所提倡、的。在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中,周作人对进行针砭,他所欣赏倾心的是那些“通达物理人情”“爱真理"的人物，如颜之推、傅青山等.而王充、李贽、俞正燮三人他更为看重，他认为“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论衡》上，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与《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他们未尝不知道多说真话的危险，只因通达物理人情，对于世间许多事情的错误不实看得太清楚，忍不住要说，结果是不讨好,却也不在乎,这种爱真理的态度是最可宝贵，学术思想的前进就靠此力量，只可惜在上不大多见耳。我尝称他们为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８］64周
作人推崇自由、、爱真理,对于文章他倾向的是那些能表现出人的真性情的文字，所以他对书信有着特殊的偏好。在《拜还堂尺牍》中，他说之所以购买这本陶崇道的书信集，是因为尺牍“比别的文章当较客观”.“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练，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9]86因此“，一个人的尺牍常比‘书’要写得好，因为这是随意书写，不加造作，也没有畴范，一切都是自然流露.”[10］1４1同样，周作人爱读那些能够表现出作者自己“见识与趣味”的书，即使这些书所谈的“没有什么很特异之处，只是找到一个平常的题目，似乎很随便的谈几句，所说的话也大抵浅近平易"，但是只要是新鲜真实的,是作者自己所“感到想到的，在这里便有一种价值”［1１］41３。ﻭﻭﻭ在强调个体自由、的同时，周作人并不忽视自然.在现代中，他对自然科学、自然生物和生态的关注是很引人注目的。如在谈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时,他认为此书为他指示了民俗学中的丰富的趣味;在《猪鹿狸》一文中他详细地介绍了讲动物生活的小册子;在《兰学事始》中谈了荷兰医学在的译介；行文优美的《一岁货声》摘录了市面上叫卖的词句和声音等。在《五杂组》一文中,他抄录了原书对一种小虫的记录之后,自然而然地勾连起了《元氏长庆集》中的虫豸诗、《续博物志》中的记载,还有和这类虫的说法。从中我们看到了周作人的博学.虽然他说写这类文章是自己的消遣，但是希望能够把最基本的自然和科学知识通俗、易懂、有趣地介绍给大众的意图是读者能够感受到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对于自然史、自然界的动植物也多有关注,不仅仅只限于对科学本身的兴趣，他的最终
目的还是要通过自然界、生物界来比照人类，从而揭示出人类的堕落。这是他作为一个新型永远不会放弃的责任.如在《百廿虫吟》中,他欣赏这部书对于自然界虫豸的介绍,肯定其格物的作为，但是最终目的是:我这所谓格物可以有好几种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态之记录，于学术不无小补，其次是从这些记录里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做人生问题的参考.平常大家骂人总说禽兽，其实禽兽的行为无是非善恶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人因为有了理智，根本固然不能违反生物的原则，却想多少加以节制,这便成了所谓文明。……我们观察生物的生活，拿来与人生比勘，有几分与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几分能够超出一点，有几分却是堕落到禽兽以下去了:这样的时常想想,实在是比讲道学还要切实的修身工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义的事。[12］177-1７8周作人躲进书斋阅读古书的过程中，虽尽可能将书话写得冷静乃至冷漠,但毕竟还是蕴藏着热切在内的.在写于1934年的《夜读抄后记》中，他明确地表示自己这时的书话杂文作品“从表面看来或者与十年前的略有不同,但实在我的态度还与写《自己的园地》时差不多是一样”［4]15７8.ﻭ
的确，周作人虽身在书斋,但他要用历史为镜来照鉴现实。在《书法精言》一文中,他由王滨洲编辑的《书法精言》被禁,谈到王滨洲本来是清廷的顺民,但却以忠顺被问成大逆,揭示了周作人谈此书的目的在于：“书虽不佳却可宝贵,其中含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古今最可怕的以文字思想的一种蛮俗的遗留品，固足以为历史家的参考，且更将使唯物论者见之而沉思而恐怖也。”在《读风臆补》中周作人谈到陈舜百对《诗经国风》的评语，“陈君别有一特色，为前人所无，即对于乱世苛之慨
叹。”而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读《诗经》,读到这些篇幅时也是“愀然不乐"。由自己的感慨周作人又谈到当下,“现在的青年如或读《国风》诸篇及陈君所评不佞所谈皆觉得隔膜,则此乃是的大幸事，不佞此文虽无人要读亦所不怨也”［１3］35５。从古书联系到自身、现实,一种深沉的关切自然溢出，让我们看到不能忘怀世事的周作人的身影。
抄书体与自在的行文ﻭ
周作人曾被誉为是现代散文创作的第一人，他的文章体式突破了散文所讲的形散神不散的定规，在完全无结构无模式的自在状态中传达出个体独特的情思,这反倒从一定层面显示出他的特色。同样，在书话创作中他也有着自己的文体选择。从周作人书话文体的来看,有一个发生、和成熟的阶段，这个文体的阶段正对应着周作人书话创作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自己的园地》中出现了大量的书话创作，但是书话的体式特征不是很明显,从总体来看,更倾向于现代的“书评"一类。到了第二个阶段,即创作《夜读抄》时期，周作人书话的特色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刘绪源指出：“真正奠定了知堂书话的文体地位的，是初版于１9３5年的《夜读抄》。这里的作品不仅写得更随意更多样,而且出现了一个甚为显著的特色，即如书名所示的那个‘抄’字，-—-周作人开始称自己为‘文抄公’了。将《夜读抄》前半与后半相比，可见其‘抄’的比重愈加增加;到稍后出版的《苦竹杂记》，这种文体就已基本定型了。"［3]11６
ﻭ一般认为,周作人的抄书始于《夜读抄》,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从第一个阶段开始，即在《自己的园地》中，已经可以看到抄书的端倪。如在《歌咏儿童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介绍了高岛平三郎编、竹久梦二画的《歌咏儿童的文学》，为了告诉读者什么是歌咏儿童的好标本,他把原文全部译出，占了有一页的篇幅。介绍小林一茶的《俺的春天》,同样抄录了其作品完整的末尾、作者对女儿的描述及作品中可以见到作者性情及境遇的文字。通过大段的抄录,让读者自己来感受小林行文的好处。这可以说是周作人在做书评时的一种独特做法：他以一个介绍人的身份出现，但是他这个介绍人并不是包办，不是把原作化为他的间接转述，而是以直接展示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让读者通过自己的眼睛去阅读、去感觉,以此来建立读者、原作者及周作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做法,读者被给予了极大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是由周作人所把握的,也即是说，周作人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包办而包办、看似不为而无不为的。
ﻭ除了要直接表现出所介绍作品的好处外,周作人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抄录，保留或记录下比较难得的材料.如在《遵主圣范》中,周作人抄录下了１8７５年,即元年译出的白话文（即平文）内容，让读者看到白话译本出现之早。为了保存正确的版本，周作人也是不厌其烦地做抄录，如《巡礼行记》中就把这本殊不易得的由高僧写的记载唐开成会昌间的书大部分转载下来,给后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基础。通过分析周作人的抄书，笔者最突出的感受有两点:一、要抄录什么内容，第一步一定是要看完全书,这样才能决定什么应该抄、值得抄，所以周作
人的看书应该是“精读”。二、在精读的过程中，周作人又不是盲目的,不是有闻必录的，他的目的性是非常明显的,他要介绍什么,要让读者看到什么，要展示作品，甚至是他自己的什么,都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他的“抄书”是他所特有的。正如他自己认为“：我的标准是那样的宽而且窄,窄时网不进去，宽时又漏出去了……。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14］1605周作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文体家，他抄书的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从《自己的园地》开始,抄书所占的比例同自己的解说、评论相比,是低于一半的水平.随着阅读古书的增多,抄书的比例越来越大了，到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及《秉烛谈》中的部分篇章，几乎全文都为抄书，周作人只是在其中的过渡处加一两句简评。如收入《秉烛谈》的《读书随笔》,全文几乎都为抄书，抄录间隙中周作人自己的评述往往与所抄之文直接相接，格式、内容达到了一气贯通的效果.如果不仔细分辨引号的所在,常会把周作人的评述也认为是所抄录的部分。从这一点上可以考见周作人对原文语言和内容把握理解的功力,充分展示了周作人学识的深厚.同时在文章的格式上，到了后期,周作人的抄书几乎是不分段,全文只有一个段落，密密麻麻的编排对于读者的阅读也是一个较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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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后期的书话,在文体上又有一大变，那就是以整本的《书房一角》及《药堂语录》中的许多文章为代表的题跋式短文的出现。与同时代郑振铎写的题跋式书话《西谛题跋》相比较，《西谛题跋》的格式比较固定，基本上是先谈版本，之后
多写得书经过及得书之后的心情，整体来看内容比较简单.而周作人的此类文章虽然文字不长，但是所展示的内容却很丰富,其中有民俗、世事、掌故、等,真是无所不谈。写法也极为自由,无拘无束，洒脱有致，很是耐读，充分显示了周作人作为文学大家和博物学家的魅力所在。
ﻭ周作人书话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笔致随意舒展，常常似乎是无心为文，没有固定的格式。在《姚镜塘集》中他说到:“余买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记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及龚沤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１5］553这是周作人买书的特点,同时也是他作文的特点之一。他写文章，不会固着在一点上，常常是由某一点蔓衍出去，将与之相关的古今中外的话题一网打尽。总之,周作人以书话来寄寓自己的情思，收缩对人生现状的感悟,造成了书话内涵及体式的异常丰富、繁杂，引导了书话创作的另一条路子.此路和唐弢开辟的书话“四个一点”之路看来不
一、要点梳理 （一）赏析散文的语言特色 1．用词角度 散文写作时，作者会选用很多极富表现力的动词、形容词、叠词等来加强表达效果。 例如《荷塘月色》中，文章运用了许多叠词，传神地描摹出眼前之景，同时也形成一种舒缓的音韵美。如“脉脉”的流水、“静静”的月光、“薄薄”的青雾……既加强了语意，产生了鲜明的实观效应，又使文气舒展，音节和谐，富有韵味，同时也与文章朦胧淡雅的意境相吻合。 文章用词准确生动。如，一个“泻”字与修饰语“静静地”，准确生动地写出了月光既像流水一般地倾泻又绝无声响的特点，创造出幽静朦胧的意境。2．遣词造句：整句和散句 整句是指一对或一组结构相同或相近的句子，形式整齐，声音和谐，节奏鲜明，具有加强语势、强调语义的作用，适于表达丰富的感情，给人以深刻、强烈的印象。对偶句、排比句、反复句等都属于整句。 散句是指结构相异、长短不一、交错运用的一组句子，散句的特点是自由活泼，富于变化。整句、散句各有长处，散句适于叙述说明，整句长于抒情。整散结合，句式灵活，使感情的抒写徐缓激越，张弛有致。 例如《回忆鲁迅先生》作者通过文字和句式的参差错落，长短交错，排比、对偶等修辞的合理运用，使得文字张弛有度，缓急更迭，大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再如《老王》一文中作者用语平淡有味，多用短句，但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感情。如：“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3．各种修辞方法的综合运用 例如：《荷塘月色》中多出运用比喻、比拟和通感的修辞手法形象生动地描写荷塘月色。抓住事物的特征作比：将“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的荷花，比作“一粒粒的明珠、碧天里的星星、刚出浴的美人”；用通感写荷花的清香，用“渺茫的歌声”作比；比拟手法的运用不仅使描绘对象更加形象生动，而且起到化静为动的神奇效果。如“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将荷花仪态万千娇羞不已的情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4．语言风格 优秀的散文语言都能做到精练准确、朴素自然、清新明快、亲切感人。 不同作家有不同语言风格特点，如有的粗犷，有的细腻，有的豪放，有的婉约。如冰心的柔美隽丽，朱自清的绵密醇厚，叶圣陶的清淡平实，徐志摩的繁复浓丽，巴金的热情坦诚，孙犁的真中显美，汪曾祺的融奇崛于平淡，余光中的雅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及研究 摘要：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周作人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他首先发现了“儿童”及“儿童文学”，他以“儿童本位”及“无意思之意思”等教育理念，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周作人及其儿童文学理论体系，无论在理论或是译介方面，都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关键字：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 考察“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及理论批评，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它是与当时中国文学界的那些最辉煌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巨人和文坛精英人士的参与，写下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最富有时代光彩和文化底蕴的一页，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一大人文奇观。本文就中国儿童文学先驱者之一——周作人，论述他在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译介及儿童文学批评方面的突出贡献。 周作人自从在日本留学时直到回国后的抗日战争前夕，从未间断过对儿童问题的关注和对儿童文学的研究。早在1902年2月，周作人就与鲁迅合译了《域外小说集》，集子的首篇便是周作人译英国维尔特的（今译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也是中国最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1911年秋，从日本归国不久的周作人，在1913-1914年间，陆续撰写和发表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等文章，这些文章或转述人类学派有关神话、传说、童话的解释，或直接引用人类学派代表人物的言论，都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人类学派学术思想的巨大投影。这是他在日本接受西方人类学派等理论后从事儿童文学批评研究的起步时期，也是以近代西方文化学术思潮为背景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开始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标志。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早期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热情地推捧儿童文学，发表过数十篇有关的理论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读安徒生童话<十九>》（1918.6.发表时题为《安德森的十之九》）；《人的文学》：从重视人的问题出发，进而十分关注儿童文学；《儿童的文学》（1912.12）提出“中国向来对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作缩小的成人，拿‘圣贤经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孩子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认为“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并指出“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的生活满足丰富。” 1923年他发表了《关于儿童的书》，批评那种“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的做法，反对有的翻译者“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不放，把外国童话“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提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同时受杜威“儿童本位论”的影响，提出“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
简析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主张 周作人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建设,他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和他的社会理想,他想通过文学把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主要是社会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要以严肃的,而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为人们展示理想的生活,促进健全发展.要求文学中能够写出人性,文学内容的革新变得重要起来,毫无疑问,中国长久的礼教的束缚下,文学内容多是陈腐的,也是这些礼教的再现,缺乏人性的.因此,内容的革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 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其实质是人性的,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界提供了理论基础. 周作人还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强调“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他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把文学革命从偏重语言文字的变革推向思想内容的革新,对新文学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一、“人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人学”是周作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刚刚开始接触社会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危亡的现实威胁，并由此产生了振兴中华的使命感。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周作人也在积极思考着振兴民族的道路问题。同时，作为东方古老封建大国的知识分子，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栽害人性、否定个体价值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渴求着人性的全面解放和发展。1908年前后，以《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文言论文的公开发表为标志，周作人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民族复兴道路方面，他力排众议，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竞言维新”和“竟趋实质”的“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倾向，指出作为民族构成的“二要素”，“精神”的作用要远远超过“质体”，因为“若夫精神之存，斯犹众生有魂气”，只要精神不灭，一个民族就仍有复兴的希望。而由于几千年封建帝制和儒学思想的扼制，“中国国民思想”“类皆拘囚蜷屈，莫得自展”。因此周作人大声疾呼，要振兴民族必先启发“国人之自觉”，获得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发展，这些主张都鲜明地体现出了周作人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特色。在日本留学时期，周作人由于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知识，这一“发现”对他一生的文化选择产生了决定性意义，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而“我对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正是出于对“人”自身的浓厚兴趣，周作人广泛涉猎了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生物学、性心理学、童话学、历史学、医学史、妖术史、民俗学等多个科学领域，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使得他对以“把人不当做人”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批判获得了极大的理论深度，取得了与20世纪“人”的觉醒与解放的世界性潮流的同步姿态。出于对“人性”全面发展的要求，周作人考察了物质与精神在人的存在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健全发展只有在物质生存欲望和精神自由发展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充分满足后才能真正实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它是周作人首次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层面，以一个“世界民”的视角对“人”自身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成为西方“人的发现”思潮在东方古老中国的最初回响，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应。正如周作人自
中西方语言研究语文学时期之对比 摘要：中国、印度、希腊是语言学的三大发源地。在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分期中，传统语言学时期指的是整个18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又称为语文学时期。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我国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和训诂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涉及词义、语义问题。本文将就中西方语言研究中的语文学时期进行对比和研究。 关键词：传统语言学；语文学时期；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对比 一：引言 语言学的历史非常古老，它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人类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从解释古代文献开始的，是为了研究哲学、历史和文学而研究语言的。从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分期看，我们可将语言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语文学时期、传统语义学时期和现代语义学时期。语文学时期，也就是传统语言学时期是的是整个18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在最早的语文学时期，语义研究主要局限于解释古字词、诠注古书籍。 二：西方语言研究中的语文学时期 （一）西方语文学时期中的经验主义哲学观 任何语言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理论基础上。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18世纪以前，哲学界的特征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论争，两者之间的争论与分歧影响着人类知识领域的各个方面。其中，由于语言学与认识论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受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论争的深刻影响。 经验主义认为经验来自感官对外间事物的感觉，带有唯物主义倾向。坚持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感觉经验虽然不能告诉人们事物的原因，但是能提供关于个别事物最权威的知识。他认为感觉是知识的来源。在古代语言学的第一个论争，即“自然派”和“惯例派”之争中，亚里士多德持“惯例派”的观点，认为语言是“心得经验”的符号，其意义来自约定。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的语言研究涉及到逻辑和语法的相互关系，词类划分、句子成分的识别标准、词项和命题的语义解释问题。并且一直反对亚里士多德语言理论的斯多葛学派也遵循这经验主义的认识论。 可以看到，面对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经验主义学派强调各种语言的特殊变化，并且这些语言学家们会根据日益丰富的资料修改自己的语法范畴和语法描写。经验主义的真正发展，得益于文艺复兴后期采用实验和分析法进行研究的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唯物主义经验论的代表人物是培根，他认为知识论是哲学的中心问题，认为建立在物质本质之上的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是预言师进行交际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应该对语言进行经验性的研究，其语言学观点在其著作《新工具论》和《论科学的优势和完善》中得到论述。（二）西方语文学时期中的理性主义哲学观 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古希腊的语言研究在两个方面进行，即哲学方面和语法学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与认识学说的研究密不可分，都存在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争论。受
汉文学的传统 ●周作人《汉文学的传统》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药堂杂文》
这里所谓汉文学，平常说起来就是中国文学，但是我觉得用在这里中国文学未免意思太广阔，所以改用这个名称。中国文学应该包含中国人所有各样文学活动，而汉文学则限于用汉文所写的，这是我所想定的区别，虽然外国人的著作不算在内。中国人固以汉族为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蛮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满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国人这团体里，用汉文写作，便自然融合在一个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汉文学之传统，至今没有什么变动。要讨论这问题不是容易事，非微力所能及，这里不过就想到的一两点略为陈述，聊贡其一得之愚耳。 这里第一点是思想。平常听人议论东方文化如何，中国国民性如何，总觉得可笑，说得好不过我田引水，否则是皂隶传话，尤不堪闻。若是拿专司破坏的飞机潜艇与大乘佛教相比，当然显得大不相同，但是查究科学文明的根源到了希腊，他自有其高深的文教，并不亚于中国，即在西洋也尚存有基督教，实在是东方的出品，所以东西的辩论只可作为政治宗教之争的资料，我们没有关系的人无须去理会他，至于国民往本来似乎有这东西，可是也极不容易把握得住。说得细微一点，衣食住方法不同于性格上便可有很大差别，如吃饭与吃面包，即有用筷子与用刀叉之异，同时也可以说是用毛笔与铁笔不同的原因，这在文化上自然就很有些特异的表现。但如说得远大一点，人性总是一样的，无论怎么特殊，难道真有好死恶生的民族么？抓住一种国民，说他有好些拂人之性的地方，不管主意是好或是坏，结果只是领了题目做文章的八股老调罢了，看穿了是不值一笑的。我说汉文学的传统中的思想，恐怕会被误会也是那赋得式的理论，所以岔开去讲了些闲话，其实我的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想说明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后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响，谈性理则走入玄学里去，两者合起来成为儒家衰微的缘因。但是我想原来当不是如此的。《孟子》卷叫《离娄》下有一节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草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已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末了的譬喻有点不合事理，但上面禹稷颜回并列，却很可见儒家的本色。我想他们最高的理想该是禹稷，但是儒家到底是懦弱的，这理想不知何时让给了墨者，另外排上了一个颜子，成为闭户亦可的态度，以平世乱世同室乡邻为解释，其实颜回虽居陋巷，也要问为邦等事，并不是怎么消极的。再说就是消极，只是觉得不能利人罢了，也不会如后世“酷儒莠书”那么至于损人吧。焦里堂著《易余龠录》卷十二有一则云：“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此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浅近，却亦以是就极深远，是我所谓常识，故亦即真理也。刘继庄著《广阳杂记》卷二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作品研究 摘要：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他首先发现了“儿童”及“儿童文学”，他以“儿童本位”等教育理念，构建了一套独 特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在周作人手中 开始,也基本在周作人手中成熟。他的的儿童学研究理论至今仍是后世研究借鉴的素材,他的儿童本位的文学观至今还仍是很有魅力，对现代的儿童文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他在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译介及儿童文学批评方面的突出贡献。 关键字：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 其个人简介：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原名櫆寿（后改 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幼年在家乡的私 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 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后来 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 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历任国立北京大 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 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 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 平世界语学会会长。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儿童文学作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其创作背景。1、“五四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文学革命，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绚烂的春天。许多作家在这 里实践西方的创作理论，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创作经验；把 边缘化的小说、散文等非主流文学体式推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辉煌。在这场时代的洪流中，周作 人以顶立浪尖的姿态创造着他的文学贡献。2、周作人的故乡绍兴是吴越文化滋生和培养的重要土壤，这里的遗风逸俗、乡野 村趣不仅给他的童年带来无限的欢乐，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精 神烙印，少年时期周作人就对故乡的文化、风俗习惯及儿时游 戏非常感兴，这种兴趣和情感也影响了周作人后来对儿童文学 的关注和研究。3、于日本求学期间，他认真阅读了许多日本、英国学者的民俗学理论著作，尤其是当时日本新兴的儿童学与 民俗学的讨论研究运动使他更关注这一方面的研究。周作人在 日本时就因为安特路朗的影响,阅读了哈忒阑(Hartland)的《童 话之科学》与麦扣洛克(Macculloch)的《小说之童年》等专著, 后来又阅读了高岛平三郎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儿童研究》,塞莱(Sully)的《幼儿时期之研究》等书，由此产生了对儿 童学与儿童文学的浓厚兴趣。在绍兴担任绍兴教育会长时，周 作人对儿童文学的兴趣更加浓厚。 周作人有关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最初是以翻译介绍 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开始的。他最早发表于《新青年》上的 一系列的白话译作《童子Lin之奇迹》、《皇帝之公园》、 《卖火柴的女儿》、《铁圈》等都是描写儿童或涉及到儿童的 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他为中国的读者专门翻译介绍安徒生及其作品,如《安兑尔然》、《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读安徒生的〈十之九〉》、《无画之画册》、《卖火柴的女儿》、《皇
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名气很大，确实名不虚传。他在理论上对文学有三点贡献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一是他最早准确地意识到新文学的本质，那就是“人的文学”，将新文学的“人性”与旧文学的“非人性”区别开来。二是他最自觉地意识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他的《美文》实际上表达了这个意思。因为大多数议论性的文章并不属于文学，只有那种具有艺术性质的议论性文章即美文才能算是文学，将文学与非文学作了区分。三是他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的个体性质，他在《个性的文学》指出了文学的个性特征，将千文一面的文学和独一无二的文学作了区别。三篇文章，层层递进，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文学确有精密周严的考虑，这在五四时代是罕见的。 而周作人之所以能够对文学有如此精湛的认识，与他拥有广博的学识是分不开的。他博览群书，是多种学科的最早探路人，对民俗学、人类学、儿童文学、心理学、女性学都有涉猎。 周作人的散文名气极大，但能说出其妙处的人实在不多。张中行本身是文章家，确实说出了一些真感觉。刘绪源真正沉入了周作人的散文中，对其个中三味确有一些真知灼见。本人不妨做一回文抄公转录他们的高见。 张中行是周作人的学生，与周作人有不少交往，写有两篇有关周作人的文章。一篇《苦雨斋一二》见《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另一篇《再谈苦雨斋》见《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写得不错。 对周作人，张中行有一个基本评价：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反用“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典故。“大事糊涂”指的是周作人落水做了汉奸，失了国家、民族的大义。“小事不糊涂”指的是他的文化成就。 在张中行笔下，可以看到周作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博览群书。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 “他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他几乎都看过。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绝大多数是偏僻罕为人知的。”“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于中文典籍。”（《再谈苦雨斋》）“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本书。”（《苦雨斋一二》） 周作人散文的内容，即题材与思想。题材千差万别，思想一以贯之。张中行在两篇文章中都过，周作人自己表示不懂道。道即人生观。张中行认为道有三个层次：一是“道生一”的道，是上道，也可以说是哲学之道，是本体论的问题；二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是中道，是怎样活的问题；三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下道。张中行认为周作人对中道大谈特谈。表现为题材，“他注意底层，注意多样，兴趣伸向村野、民俗、儿童以及草木虫鱼等等。”“反对以各种力以扶强欺弱，如喜欢谈妇女问题”。（《再谈苦雨斋》） 周作人散文的表达，张中行认为概括地说就是“用平实自然的话把合于物理人情的意思原样写出来”。认为周作人的文章“话很平常，好像既无声（腔调），又无色（清词丽句），可是意思却既不一般，又不晦涩。话语中间，于坚持中有谦逊，于严肃中有幽默。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张中行提到几点：一是丰富的知识，二是洞察的见识，三是思路的既条理又灵活，四是前人的表达方法的积累，五是熟能生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周作人 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在清末戊戌前后也曾有过白话运动，但这乃是教育的而非文学的。我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五讲中这样说过：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识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文有两点不同。 第一，现在的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古文翻白话。有一本《女诫注释》，是那时候的《白话丛书》《光绪辛丑出板》之一，序文的起头是这样： 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的书。……又后序云： 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他可怜的了。…… 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的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而白话是为听差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变法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邓恭三纪录） 话虽如此，那时对于言文问题也有很高明的意见的，如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著《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二》记日本文字，末云： 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见孽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今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就是《白话丛书》的编者裘廷梁在代序《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戊戌七月）中也有这样的话：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矣。吾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志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且夫文字至无奇也，苍颉沮诵造字之人也，其功与造话同，而后人独视文字为至珍贵之物，从而崇尚之者，是未知创造文字之旨也。今夫一大之为天也，山水土之为地也，亦后之人踵事增华从而粉饰之耳，彼其造字之始本无精义，不过有事可指则指之，有形可象则象之，象形指事之俱穷，则亦任意涂抹，强名之曰某字某字，以代结绳之用而已。今好古者不闻其尊绳也，而独尊文字，吾乌知其果何说。或曰，会意谐声非文字精义耶？曰，会意谐声，便记认而已，何精义之有。中文也，西文也，横直不同而为用同。文言也，白话也，繁简不同而为用同。只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语言特色 作为曾一度沦为民族罪人的周作人，其人生的思想道路，确是被他自己的性格和文化传统里 的消极因素所决定的，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但我们不应该由此而拒绝他一生所留下的的蕴藉 丰厚的文化遗产。 周作人曾经与其兄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初期站在第一线上冲锋陷阵的骨干分子， 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过积极的贡献。并曾在《新青年》《新潮》《语丝》“文学研究会”等重要社团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周作人最早是作为翻译家出现的，其翻译作品，曾一度成为广大青年人 的精神食粮和向外看世界的窗口，在1924年之后，周作人将写作的重心转向了散文，并一 发不可收相继出版了《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等几十部散文集，成为 现代散文的开山大师。 今天，曾一度被封杀的周作人的散文又再次热了起来，从而再一次证明了其巨大的艺术魅力，更显示了散文大家周作人的深湛艺术造诣。在本文中，笔者将就他的后期散文的语言特点谈 几点拙见。 本论 周作人曾引戈尔特堡评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话以自喻，说他的灵魂里有“叛徒和隐士”“流氓和绅士”两个鬼【1】，20年代，他既写过针砭种种社会时弊的杂感，说着“流氓似的土匪 似的话”而差不多同时，又主张宽容，提倡中庸和“费厄泼赖”。这就很自然的使他的散文分为 注重议论批评的杂感和偏于叙事抒情的小品两类。前者固然也力求和平委婉，但尖锐泼辣， 剑拔弩张之语频出，思想意义较强，后者则纯粹以平淡闲适为主了，但艺术成就较高。语言 特色鲜明。 舒徐自在的语言 周作人的散文因为本着“说自己的话”的宗旨，故而比较自然流畅，舒徐自在，具体表现在以 下几点 （1）简素质朴的文笔。周作人散文语言朴素平易，不中藻饰，不刻意求工。其散文大多为 小品文，篇章短小简洁，一般六七百字，最短的甚至不到150字儒如《知堂说》，信笔写来。《赞成大团圆》，作者有几个外行朋友谈论戏剧写起，写出了中国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文 笔简洁但叙事清晰明白，最后一句意见一致，感觉很是愉快。文笔质朴，如像初学写作之人，《古代的酒中》作者写道火酒据说是起于元朝，这烧法是从外族传来的，那么可知以前有的 只是米酒，也是用糯米所做，有陶渊明要多种秫可以知道。唐诗中常用药酒，那当然也是用 黄酒的吧，我们乡下从前老太太们浸补药酒便是用老酒，因为古人喝的都是新酒，陶渊明葛 巾漉酒固是一例，杜甫也说尊酒家贫只归醅，这与绿蚁新醅酒可以对照，这绿蚁也即是酒滓，可见自晋至唐情形还是相同，唐时也有葡萄美酒，却不见通行”短短185个字，却写出了中国古代常见的几种喝酒风俗，以及它们的制作原料，文字简素质朴，饶有趣味。 （2）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周作人散文，有一种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庄谐并出的艺术手法，例如《哑巴礼赞》?一文中，作者明明讽刺中国社会没有言论自由的弊端，从而引起人民的愤怒，但作者写来出诸反语，正话反说赞美哑巴归根结底，哑巴的所谓病还只是在“不能言”这 一点上，据我看来，这实在是不关紧要，人类能言本来是多此一举，试看两间林林总总，一 切有情共不白遂其生，各尽其性”，中国处世哲学里很重要的一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哑巴者，可以说是能够少一事的人。语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说话不但于人无益，反而 有害。即此可见，一说话，话中既含有臧否，即是危险，这个年头儿，人不能老说“我爱你” 等甜美的话——况且仔细检查，我爱你即含有我不爱他或不许他爱你等意思，也可以成为祸
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 “散文”何谓 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一直相当模糊。在《中国散文通史总序》中，我曾经对“散文何谓” 这一问题做过简要分析，最近又有更多的思考，想再做一些补充。 首先，以韵律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韵文”相对称。古人曾经在“韵”“散”区别的意义上，界说“诗”与“文”两种文体，有时称为“韵语”和“散语”;有时称为“诗律”与“散文”; 有时则分辨押韵与不押韵，将不押韵的文本称为“散文”。但是，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辨析中，是否有韵律，并不足以区分“诗”与“文”，我们既不能说散文是非韵文，也不能说非韵文即散文。 其次，以语体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骈文”相对称，排比俪偶为“骈文”，散行直言为“散文”。“散文”与“骈文” 相对称的文体意义，到南宋时开始逐渐确立，并大量使用。如吕祖谦认为：“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他说的“四六”即指骈文。但是，奇偶相生、骈散相杂，原本就是汉语文章的特点。因此在历代写作实践中，骈散之分，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骈文容有散行之气，散文也不乏骈偶之语。周必大早就认识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所以今人也常常以“散文”统称散体文与骈体文，甚至统称赋，并从学理上探求其相通相融，认为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和赋在内。 第三，以典籍目录作为分类标准，“散文”隶属集部典籍，经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属于“散文”。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基本上采取了这一选文标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经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散文（或称“古文”）。经籍如《尚书》《春秋左氏
汪潮:文体意识、文体特点与教学策略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系汪潮 一、文体意识 三国时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宣雅，书论宣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对文体发表的最早议论。 周作人1912年的《童话略论》与《童话研究》以儿童文学最重要的文体“童话”为研究对象.1914年他又关注了儿歌。1920年在“儿童的文学"的正式宣言中,周作人已确立了明确的儿童文学文体观念，并针对儿童不同年龄特征给出对应的文体形式……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上世纪80年代，教育心理学家潘菽也对文体和思维的关系有过阐述:“阅读体裁不同的文章，理解的难易不同，对思维活动提出不同要求。”从此开始了对不同文体阅读的心理学思考。 《人民教育》2013年第6期专设了“关注语文教学的文体意识” 的话题.“编者按"提出:“自觉的文体意识不是单纯地具备某种文体知识，它是一种综合性语文素养。文体意识的培养不仅要清楚文体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语文实践中与体验、感悟、理解等语文素养相互链接、交叉、渗透,这样形成的文体意识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阅读、写作和表达交际。"这里，从语文素养的高度，提出了文体应在学生语文素养积累过程中发挥应用的价值。 然而，当今众多的小学语文教育还是高喊“齐步走”，众人同归,千篇一律，既没有因人而异，也没有因文而异，存在严重的人文化、划一化倾向. 从教材编写看，主题单元组文淡化了文体意识。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以“保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安排了4篇课文：《只有一个地球》是说明性文章，《鹿和狼的故事》是记叙性文章，《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为讲演稿,《青山不老》则是通讯.这种编排方式给教师带来错觉:教学只要落实“保护美好家园”的主题,不必考虑所选课文的文体。 从教学现状看，忽视文体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位名师执教《鹬蚌相争》时,一位学生质疑：鹬与蚌你一言我一语在斗嘴说话，蚌说话就要张嘴，一张嘴鹬不就脱身了吗？鹬的喙被蚌夹着，它又怎么说话？对此，这位老师频频出招：先把问题推还给学生：“大家小组讨论讨论"；再把问题推给作者和编者：“同学们一起来改改教材，再给编辑叔叔写封信”；最后当学生问蚌如何能说话，两个壳是不是它的嘴的时候，又让学生上网或去图书馆查资料，或者去请教自然老师，或者设法弄只蚌来自己观察发现。这里老师把寓言当作记实作品,忽视了寓言的文体属性，其实，寓言的故事情节多为虚构，角色多是人格化了的动植物. 其实，小学语文不仅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人而教，而且要根据文体的不同特
鲁迅杂文的文体特点 郁达夫曾对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的风格作了比较：“鲁迅的文体简练得象一把匕首， 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 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 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 一字也不可……。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中 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和周作人两人的最丰富最伟大。”这些可以说明周作人的早期 散文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一、思想的自由驰骋 《朝花夕拾》中，鲁迅在《无常》一文里，紧紧围绕着活无常的故事，忽而人间，忽 而阴间，忽而“下等人”，忽而正人君子，他想要得多么甚广，多么离，又多么自如呵！ 他想起：我们的人民——统治阶级眼中的“下等人”，就是怎样地“活著，痛着，被流言，被死而复生”。没一点“后生的快感”，他们竟然“向往”于“阴间”，这期间涵盖着多 少辛酸，多少不平，多少愤慨啊！他想起：就是这些被统治者挥在地上的“下等人”，他 们用自己的理想，缔造了“活无常”，这就是一个怎样“开朗而幽默”，“沉实”而“存 有人情味的调皮的形象啊！这些“下等人”就是值得尊敬的稀有的美的艺术品。他想起： 存有压制，必定存有抵抗。即便在阳间无法抵抗，就是至了阴间也必须抵抗！不是至了阴 间无论贵贱，无论社会阶层，……有冤的得申，有罪的就得判罚吗？“你摆尽臭架子也无益”！“哪怕你，铜墙铁壁！那害怕你，皇亲国戚！”活无常的歌声不正代表人民的呼声吗？他想起“阳间”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又就是多么的无耻！他们竟然不如“活无常”存有人情——莫非进冥搞了鬼，好像可以减少人气的吗？吁！鬼神之事，难言之矣。 我们本来就生活在这乾坤倒转的世界啊……这真是：才华横溢，浮想联翩！一个最普通的 题材，经过鲁迅上下挥洒的挖掘，竟然引发出如此多样，而又如此深刻的思想！而我们当 前的一些散文，或所谓美文，念出来如此无趣，不正是因为东站得不低，看看得不远，想 要得不浅吗？必须想要写下不好散文，就得老老实实向鲁迅自学，在“思想的挖掘”上下 一番功夫，使“思想冲向牢笼”，进行翅膀飞出来。 二、内容的自由驰骋 念鲁迅的《朝花夕拾》，你就像是来到一个多样的科学知识之林，科学的道理、历史 的科学知识、生活的掌故、故事、神话、传说……无所不包，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并使 你小存有“应接不暇”之美感。《狗、猫、鼠》里存有鲁迅自己的文章《兔和猫》，以及 由此引发的议论；存有德国文学家覃哈特博士的《自然史的国民童话》里关于猫与狗的故事，以及由此引发的议论；存有“翻筋斗”的猴，“问安”的象；存有关于猫的特性的 精妙描绘；存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嘲讽画家的铜版画；存有学者弗里特的精神分析学说； 存有美国诗人和小说家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黑猫》；存有中国《北史》关于“猫鬼”之说道；存有“八戒入赘”“老鼠成亲”的民间花纸；存有“老鼠数铜钱”的传说；存有关
中国古代“说书体”小说文体特征新 探 内容提要“说书体”小说是指在民间说书基础上形成的通俗小说。该类小说因为在不同程度上秉承了民间说书的艺术基因，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说书艺术规律的制约，因而它们在人物塑造、情节模式、叙事旨趣、文体形态、语言程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比较鲜明的民间说书的艺术特征。对此，只有联系民间说书，才能作出较为确切的认识和评价。 关键词民间说书说书体小说文体特征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起源于民间说书。通常被学者视为通俗小说萌芽的敦煌变文，就是记录、整理唐代“俗讲”、“转变”之成果的书面文本。宋元时期，都市“说话”艺术盛行，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民众的消闲娱乐需求，书贾与书会先生等联手将勾栏“说话”转化成了书面文本――话本，从而实现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次革命，为通俗小说确立了基本的文体形态和叙事传统，并直接导致了明代通俗小说的兴起。明代前期的通俗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力于民间说书的孕育，尽管其改编、写定者也曾在不同程度上付出过创造性的劳动，提升了民间说书的艺术品位，但并没有脱离或割断这些小说与民间说书的亲缘关系。明中叶以后，民间说书日趋繁兴，说书成果也就不断地被改编为通俗小说，如清代非常流行的英雄传奇小说和公案侠义小说就脱胎于民间说书。可见，没有民间说书的哺育，就不可能有通俗小说的生成和繁荣。对于受民间说书哺育而形成的通俗小说，我们不妨称之为“说书体”小说。该类小说占据了古代通俗小说的大半壁江山。尽管从题材内容上看，该类小说可以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小说和公案侠义小说等多种类型，但是由于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秉承了民间说书的艺术基因，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说书艺术规律的制约，因而它们在人物塑造、情节模式、叙事旨趣、文体形态、语言程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若干民间说书的艺术特征。 一 “说书体”小说与其他类型的小说一样，也把塑造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作为其主要的艺术任务之一。它所塑造的主要正面人物往往具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和鲜明的类型化倾向，诸如刘邦、刘秀、刘备、李世民等，就是仁民爱物、无与伦比的仁君楷模；姜子牙、诸葛亮、徐懋功、刘伯温等，则是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智慧化身；而关羽、秦叔宝、尉迟恭、薛仁贵等，则属于本领非凡、武艺超群的武将典型；包拯、施士纶、彭鹏、刘墉等，则是为民请命的清官代表；武松、鲁智深、展昭、白玉堂、黄天霸等，则为抱打不平的侠客典范。同样，“说书体”小说塑造的反面人物，诸如曹操、高俅、秦桧、潘仁美、庞昆等，也是诸种奸恶品质的集大成者，从反面意义上说，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范本。 对于这些人物形象，当我们习惯于用真实性、典型性等现实主义的美学标准来
语体学的学科特征 一、语体 （一）语体和语言风格 从字面意思来看语体就是语言的体式，语体的形成原因一般上说来就是由于不同的交际领域和交际目的，使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形成许多在运用语言材料和表现手段上具有不同特点的语言表达体系，这种根据不同交际领域和交际目的而形成的各具特点的语言表达体系。那什么是语言风格呢，先说说什么事风格。风格一般是指由作者、艺术家或是表演者等由于个人经历、艺术素养等地不同，在长期的实践中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的他所特有的一种格调。那么语言风格就显而易见了，就是一个作家在语言的使用上特有的艺术特色和格调。 那么从定义上看，语体和语言风格是有着很大的相同之处的，但是从本质上看，也是有区别的。有的学者认为“语体和语言风格的内涵外延相等，其区别是‘语言风格’是用以指上层风格的概念，是个人、语体、时代、表现风格等各类语言风格的种概念。而‘语体’就是指语言风格中的功能风格类型，是前一者的属概念。”因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虽然两个概念有很大的相机之处，但本质上，两者是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是不能等同而论的。 （二）语体和文体 “文体，是指独立成篇的文本体裁，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某种历史内容长期积淀的产物。它反映了文本从内容
到形式的整体特点，属于形式范畴。文体的构成包括表层的文本因素，如表达手法、题材性质、结构类型、语言体式、形态，以及深层的社会因素，如时代精神、民族传统、阶级印记、作家风格、交际境域、读者经验等。文体的特征及其划分，往往取决于其层面结构中某些因素的强化、突出或变异。”其实，从语言以及文学的发展来看，问题的形成是一个历时过程。语言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为了不断符合社会的需要，在语言的使用上逐渐的形成了不同的类别，这个也就是文体的产生了。 语体不等于文体，它与文体既有联系又不是一回事，不能完全等同。语体是适合某一交际领域和交际内容的语言表达体系，其分类依据是运用的语言材料及其表现手段等；文体是文章的体裁，有时也特指文学的体裁，其分类依据是文章内容、结构与表现手法等。但因为二者之间有种种联系，某些语体正好与某些文体相对应。例如文艺语体下分韵文体与散文体，韵文体中又分为格律体、自由体、说唱体，这是语体的分类，是从语言运用的特点体系着眼的；文学体裁根据其结构形式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诗歌中又分为格律诗、自由诗，或分为抒情诗、叙事诗等，这是文体的分类，是从结构、情节、形象、表现手法等着眼的。文体中格律诗、自由诗的分类与语言表达特点有关，与语体中韵文体内部的格律体、自由体恰好对应；而抒情诗、叙事诗的分类标准主要是与其内容和表现手法有关，因而没有相对应的分语体。 二、语体学与其他学科 （一）语体学与修辞学 修辞指的就是修饰文辞；作文；亦指文辞或修饰文辞.“修”是修饰的意思，“辞”的本来意思是辩论的言词，后引申为一切的言词。修辞本义就是
周作人平和冲淡的风格 1924年，周作人经历了五四落潮的彷徨期后，把散文创作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理想家园，自觉地选择“美文”作为抒写情感的喷发口，认为写作其实是“自己的园地”，纯粹是为了自我情致的表达。写文章最好就是与“想象的友人”“闲谈”，这样的一种写作姿态决定了他散文的体式基本是“闲话体”，并由此而形成“冲淡平和”的独特风格。周作人的“闲话体”散文，都是他在生活中的见闻感想，取材平凡锁碎，诸如茶食、野菜、野花、菱角、自己的初恋、爱女的生病等，借以抒发自己的某种情绪，给读者某些生活的启迪或感悟。其最为动人之处，是在平淡的叙述中有人生的况味，有内心的情趣。如《北京的茶食》中写道：“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心要的……”这里写的都是平常的事物，但跟人生不无关系，颇有生活情趣。同时，这些散文往往以知识为思想感情的“载体”，旁征博引，将诗情和理性渗入其中，抒写真切具体，给人以知识的熏陶。如《喝茶》一文，所谈及的是中外许多喝茶和吃点心的知识，而最终要告诉人们的是，喝茶应以绿茶为正宗，“赏鉴其色与香味”，而且“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周作人的“闲话体”散文大都写得悠闲、恬淡，笔调从容舒徐，但并非纯是悠哉游哉、无病呻吟之作，而是将人生的酸甜苦辣潜藏于字里行间，表现出冷静机智，和谐自然，朴素有味。教材把这种文风特点归纳为：闲谈体、涩味、简单味、趣味和节奏。周作人的散文简单、散漫，可内涵丰富，在读作品时要细细地体味，尊重自己的阅读感觉。 闻一多在1926年5月的《晨报副刊•诗镌》上发表《诗的格律》一文，主张：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 我来了体现的三美 音乐美：押韵（泪、对，我、火，喜、你，风、胸，息、你、里）、句内标点的跳跃性； 绘画美：血泪、火、青天、赤胸（色彩的鲜明和强烈的对比）；建筑美：全诗12行，每行11个字。 《再别康桥》在形式上具有三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 1，绘画美，是指诗的语言多选用有色彩的词语。全诗中选用了“云彩，金柳，夕阳，波光，艳影，青荇，彩虹，青草”等词语，给读者视觉上的色彩想象，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康桥的一片深情。全诗共七节，几乎每一节都包含一个可以画得出的画面。如向西天的云彩轻轻招手作别，河畔的金柳倒映在康河里摇曳多姿；康河水底的水草在招摇着似乎有话对诗人说……作者通过动作性很强的词语，如“招手”“荡漾”“招摇”“揉碎”“漫溯”“挥一挥”等，使每一幅画都富有流动的画面美，给人以立体感。 2，音乐美，是对诗歌的音节而言，朗朗上口，错落有致，都是音乐美的表现。 A，押韵，韵脚为：来，彩；娘，漾；摇，草；虹，梦；溯，歌；箫，桥；来，彩。 B，音节和谐，节奏感强。 C，回环复沓。首节和末节，语意相似，节奏相同，构成回环呼应的结构形式。 3，建筑美，是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再别康桥》共七节，每节两句，单行和双行错开一格排列，无论从排列上，还是从字数上看，也都整齐划一，给人以美感。 家的杰出成就 《家》也属于前期创作。除了上述有关“青春型”创作的共同特色之外，《家》杰出成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