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主张
周作人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建设,他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和他的社会理想,他想通过文学把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主要是社会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要以严肃的,而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为人们展示理想的生活,促进健全发展.要求文学中能够写出人性,文学内容的革新变得重要起来,毫无疑问,中国长久的礼教的束缚下,文学内容多是陈腐的,也是这些礼教的再现,缺乏人性的.因此,内容的革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
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其实质是人性的,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界提供了理论基础.
周作人还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强调“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他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把文学革命从偏重语言文字的变革推向思想内容的革新,对新文学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一、“人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人学”是周作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刚刚开始接触社会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危亡的现实威胁，并由此产生了振兴中华的使命感。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周作人也在积极思考着振兴民族的道路问题。同时，作为东方古老封建大国的知识分子，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栽害人性、否定个体价值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渴求着人性的全面解放和发展。1908年前后，以《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文言论文的公开发表为标志，周作人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民族复兴道路方面，他力排众议，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竞言维新”和“竟趋实质”的“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倾向，指出作为民族构成的“二要素”，“精神”的作用要远远超过“质体”，因为“若夫精神之存，斯犹众生有魂气”，只要精神不灭，一个民族就仍有复兴的希望。而由于几千年封建帝制和儒学思想的扼制，“中国国民思想”“类皆拘囚蜷屈，莫得自展”。因此周作人大声疾呼，要振兴民族必先启发“国人之自觉”，获得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发展，这些主张都鲜明地体现出了周作人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特色。在日本留学时期，周作人由于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知识，这一“发现”对他一生的文化选择产生了决定性意义，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而“我对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正是出于对“人”自身的浓厚兴趣，周作人广泛涉猎了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生物学、性心理学、童话学、历史学、医学史、妖术史、民俗学等多个科学领域，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使得他对以“把人不当做人”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批判获得了极大的理论深度，取得了与20世纪“人”的觉醒与解放的世界性潮流的同步姿态。出于对“人性”全面发展的要求，周作人考察了物质与精神在人的存在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健全发展只有在物质生存欲望和精神自由发展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充分满足后才能真正实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它是周作人首次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层面，以一个“世界民”的视角对“人”自身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成为西方“人的发现”思潮在东方古老中国的最初回响，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应。正如周作人自
己所评价的，他的确是做了“辟人荒”的开拓性工作。周作人认为:“我们的意见，是先要考究人是什么东西，与人类关系如何，对于自己及人类应该如何，有了这个解决，才好起手做人。”
正如他在《人的文学》一文中说: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活.……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在肯定人、我、群己统一的同时，周作人又突出强调以个人为本位，认为个人的物质发展和精神自由具有至高无上性，这是因为群体的强大有赖于个体的健壮，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必须以个体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个人是社会人类存在的中心和联结的理由，所以，“我要幸福，须得先使人类幸福了，才有我的份；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所以这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的特色，不但不相冲突，反是相成的。”本着这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精神，周作人对他理想中的“人”的生活做了如下的阐述：
“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够自由幸福的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千利.富贯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吗?……这可真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
在周作人描述这一幅美丽图景中，穷人与富人，被吃者与吃人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都“成为完全的人”之后的共同利益。但他没有意识到人性的具体形式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人类制度的体系所决定的，是不断改变的，而将人性视作超历史超时间的、凝固不变的、先验的本质和规定。从这种认识出发，他所理解的个人与人类，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也只能是一种超越现实阶级冲突的纯粹理念性关系，而不能科学地反映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规律。但周作人这一“人学”理论体系在五四时期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五四是中华民族和个体生命从封建传统的桎梏中全面觉醒的时代，“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的中国刚刚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中“觉醒过来”，就迸发出了巨大的生命活力，促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科学和民主为精神特质的思想和艺术。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其敏锐而独到的发现，深刻而富有建设性的思想主张，为那个觉醒的时代增加了相当的重量。“五四”是中华民族从没经历过的伟大变革，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也产生了时代所需要的巨人，从思维能力和学识渊博等方面而言，周作人的确无愧于“巨人”之称，他的文化思想体系在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
周作人的“人学”理论体系是反封建的产物，主要来源是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凭借这一系统的人文主义理想并依靠科学的先进成果(如生物学、性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与明晰的理性分析，周作人以一种居高临下、从容自信的意志和深刻简洁的理论，将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封建伦理道德批驳得入木三分，获得了极大的理论深度，而没有简单地流于情绪性的呼喊和抗议。从他这一思想出发的理论主张:“人的文学”的提出和建设、“思想革命”的主张和实践、妇女儿童的发现和重视……都深化了五四“人的解放”的时代主题，真正显示了人道上义和科学理性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纵深发展，深刻启发了青年对自身和世界的觉悟，并在相当程度上补救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破坏激烈而建设不足，主张稍嫌空泛的弊病。1935年，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到:周作人先生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 30年代的左翼文艺理论家阿英在谈到周作人这一
思想体系时也认为它“对于当时的运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都不失为公允的评价。
二、“人的文学”的内涵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周作人以一个理论家的姿态登上文坛。他在《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一系列文章中，阐明了关于“文学革命”的个人主张—即所谓“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和诊释，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的文学”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打出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具有明显的文学功利性。它一方面具有思想启蒙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对文学自身的规律也进行了初步的阐释。可以说正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使“文学革命”的进程从理论上走向了深入、系统与规范。
什么是“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解释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他的这一文学思想，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1．“人的文学”的目的:发扬“人性”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的基础是一种对人性即人的本质的认识。“人的文学”直接源于周作人的“人学”理论。和许多早期觉醒的知识分子一样，周作人最先关注的中国问题是“人的问题”。从梁启超到“五四”运动，中国文化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人的发现。把人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肯定人的价值，这意味着历史的进步。要把中国从腐朽的封建制度下挽救出来，致力于民族富强，人的觉醒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周作人正是从社会和历史的构成上，深入挖掘人之为人的价值。
周作人指出“人的文学”的理想:首先承认个人与人类、利己与利它原是一体，因此表达个人的情感欲求与表达人类的意志是统一的，于是个人的自我表现同时也就是人类普遍的思想感情与共同理想的表达，所以文学是能够沟通人们的心灵情感的;而人道主义文学的任务便是以富于人道主义理想的文学来感染人，并影响于个人的思想情感，使人道主义理想成为每个人的思想根基，以期达到人们共同改造生活与社会的目的。
2．“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认为，正是周作人“人的文学”开了“为人生的艺术之门”。事实的确如此，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主张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作是人生派文学思想的宣言。在讨论平民文学时，周作人提出“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此段话就可以看作是人生派文学思想的最初宣言，亦可看作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早提法。作为新文学主潮的带头人之一，周作人在“五四”初期，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平民的文学”主张，都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对文学的功利原则的追求。他认为，纯艺术派以造成纯粹艺术品为艺术惟一之目的，“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生的艺术品”。
周作人在以后的“表现自己”思想中还谈到了“人生的艺术”问题，进一步指出，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由讨论文学人生性而转到艺术性上，是周作人自身观念不断完善深化的一种表现。
3．平民文学
平民意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的重要内容。在“人的文学”一炮打响之后，周作人又向文坛扔出了另一枚重磅炸弹:《平民的文学》，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基础上又具体提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概念。这种划分不是着眼于人们普通认为的阶级差别，而是有它特定的文学内涵。周作人认为“平
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在周作人看来，“贵族文学”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缺点就在于它是“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有游戏的”，而“平民文学”却恰恰与之相反，“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已。第二，平民的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由此看来，周作人提倡的“平民文学”并非局限于某一阶级，他着眼于“普遍”与“真挚”这两个特点。实际上“平民文学”是“人的文学”的一种别称，是体现人的精神的具有某些特殊性的文学创作模式。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其实是一个超越阶级性的文学概念。
4．“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
如果我们以隔了一个世纪的文学观去观周作人20世纪初提出的“人的文学”观，也许会觉得他所揭示和阐释的只不过是现代文学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但在当时那样一个有着从来不把人当作人的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古老国度，“人的文学”无疑是一盏明灯，为刚刚从黑暗中醒来不久的中国文学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尽管步履蹒跚，每迈出一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但却始终向世界文学的行列迈进，使中国新文学首次具有了与世界文学相近的基本观念。毫无疑问，这是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最大的贡献之一，“五四”时期也是周作人风雨波折的一生中最富光彩和生命力的一段光辉岁月。
“五四”新文学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产物，周作人的文学观的核心是人道主义，而其两冀分别是个性主义和博爱主义，他以西方的人道主义为新文学的哲学基础，把个性的人道主义与博爱的人道主义二者结合为一体，形成个性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但在综合的过程中，个性主义的成分更为浓重。周作人之所以把利人利己结合起来，是因为他认为在中国根本缺乏的是“人”的存在，爱人者和被爱者都没有自觉，因此即使主张仁、义、礼、智、信，也绝不可能在中国真正实现。因此他选择西方的人道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学哲学基础，最终仍是为了满足反封建的思想要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名义上是谈文学，实际上充满了有关人的历史哲学思辨色彩，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确立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概念，在文学史和思想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对周作人及其“人的文学”的再认识
1．贡献
“五四”时期，周作人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什么是新文学》等一系列文章，树立起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的旗帜，猛烈抨击深陷于封建兽道和神道而无力自拔的旧文学，从内容上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质的明确规定。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论是直接引导中国新文学走向现实主义的里程碑。就象一盏指引文坛的明灯，对整个新文学运动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舒芜所评价的那样:“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呼唤“人的觉醒”，实现“人的自觉”的思想启蒙运动。周作人致力于“人的文学”的理论探索与构建，顺应了时代潮流，充分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通过创作上的身体力行，又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扬光大。他将“自我”与“个人”置于世界总体格局中考察与寻求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自由是与生俱有的权利，个体不论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或情感层面都应获得自由发展。它积极汲取
了中西方文化的张力，将自由、平等、人权、科学等现代意识注入其中。周作人将“人的文学”具体化为“平民文学”，以普通文体来记世间的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实现真正平等的人性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价值观念，向“内”表现人性人情，视文学为情感载体，向“外”要求文学表现人生，重视了文学的独立与自律。
“五四”时期周作人对“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思考最为执着，但他并非把它们作为哲学命题来探索，而是把它与对文学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对人与文学的内在联系的关照就显得尤为深刻，从发表《人的文学》起他就把自己对文学的见解公之于众，表明他对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基础上的，而人的问题乃是文学的核心问题，文学旨在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人的个性、人的价值、人的欲求……周作人把人性的自然需求与健全的理性看成人的价值所在，让文学回到人的自身那里去，使之成为人生的一部分。这就是周作人的文学追求。
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人的文学”理论家，其启蒙旨在“新人”，引导人们重新估价一切，积极探讨人的本质问题，主要从伦理层面上打开缺口，从而形成了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的文学”理论。正是这一理论为“五四”启蒙文学运动铺下了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思想不管经历了多少发展变化，人的精神一直是它的思想主调。他的“人的文学”的理论主张就像是“指引文坛的明灯，对整个新文学运动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局限
周作人的文学观自身潜在着矛盾与危机。这同他的“人学”理论体系的矛盾与危机联系在一起。周作人所谓“人的文学”的思想基础是一种对人性亦即人的本质的认识。这种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基础决定了“人的文学”这一思想模式中的其它思想因素。这种侧重从自然生理方面来说明人的本质的理论对于周作人的影响是复杂的。一般来说，当他以这种思想来批判违反自然人性的封建礼教时，这种理论发挥的是一种积极的作用，但当他把人的生物性单独地夸大起来，并使之与人的社会性相割裂，借以作为他脱离社会斗争的一种借口的时候，这一理论的消极作用就暴露出来了。在五四时期发生影响的基本上是前者，五四之后，则后者逐渐占了上风。既然肯定了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本能，也就势必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因此个性主义可以说是自然人性论的合乎逻辑的引伸。作为“人的文学”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周作人的个性主义偏于“极端之个人主义”。作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周作人性格中包含有实利主义的成分，就像一只超然世外的野鹤，他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绝不会为看起来过于抽象的理想主义而牺牲自己的艺术、学术与个性。他对于现实采取了过于冷静观照的态度，自动将自我放逐于精神的孤岛上，把整个人生兴趣，目标集中于个人“生活艺术”之中。逐渐丧失了感应时代主潮的气势与魄力，最后只能沦为精致的“小摆设”，供圈内人欣赏。
背叛民族，屈膝事敌的变节选择，使得周作人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躯，青年们所敬爱的精神导师，现代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永远无法得到人们的谅解。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观念极强的国度，对个体人格的评价总是与民族的价值评判结合在一起，任何背离民族的行为和选择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批判和谴责。但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诉诸道德与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我们所要做的，正是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材料和时代背景，对周作人进行全面深入的理性分析，对他在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并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简析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主张 周作人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建设,他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和他的社会理想,他想通过文学把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主要是社会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要以严肃的,而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为人们展示理想的生活,促进健全发展.要求文学中能够写出人性,文学内容的革新变得重要起来,毫无疑问,中国长久的礼教的束缚下,文学内容多是陈腐的,也是这些礼教的再现,缺乏人性的.因此,内容的革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 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其实质是人性的,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界提供了理论基础. 周作人还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强调“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他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把文学革命从偏重语言文字的变革推向思想内容的革新,对新文学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一、“人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人学”是周作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刚刚开始接触社会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危亡的现实威胁，并由此产生了振兴中华的使命感。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周作人也在积极思考着振兴民族的道路问题。同时，作为东方古老封建大国的知识分子，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栽害人性、否定个体价值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渴求着人性的全面解放和发展。1908年前后，以《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文言论文的公开发表为标志，周作人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民族复兴道路方面，他力排众议，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竞言维新”和“竟趋实质”的“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倾向，指出作为民族构成的“二要素”，“精神”的作用要远远超过“质体”，因为“若夫精神之存，斯犹众生有魂气”，只要精神不灭，一个民族就仍有复兴的希望。而由于几千年封建帝制和儒学思想的扼制，“中国国民思想”“类皆拘囚蜷屈，莫得自展”。因此周作人大声疾呼，要振兴民族必先启发“国人之自觉”，获得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发展，这些主张都鲜明地体现出了周作人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特色。在日本留学时期，周作人由于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知识，这一“发现”对他一生的文化选择产生了决定性意义，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而“我对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正是出于对“人”自身的浓厚兴趣，周作人广泛涉猎了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生物学、性心理学、童话学、历史学、医学史、妖术史、民俗学等多个科学领域，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使得他对以“把人不当做人”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批判获得了极大的理论深度，取得了与20世纪“人”的觉醒与解放的世界性潮流的同步姿态。出于对“人性”全面发展的要求，周作人考察了物质与精神在人的存在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健全发展只有在物质生存欲望和精神自由发展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充分满足后才能真正实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它是周作人首次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层面，以一个“世界民”的视角对“人”自身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成为西方“人的发现”思潮在东方古老中国的最初回响，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应。正如周作人自
中国现代文学考研部分名词解释： 1．“八事”主张：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理论见解，宣扬一种反拟古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 2。人的文学：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的，要求反对封建非人文学，建立以人道主义为本的合乎人性的文学。“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 3．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有沈雁冰、周作人等，是“五四”后成立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宣扬“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 4．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等，是“五四”以后重要的浪漫主义社团，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 5.新月诗派：1926年，徐志摩、闻一多等在《晨报副刊?诗镌》上提倡新格律诗，要求创造诗的新格式、新音节以表现完美的精神，被称为“新月诗派”。 6．湖畔诗社：1922年成立于杭州，成员有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等，是一个专心致志做爱情诗的浪漫主义诗歌团体。 7．南国社：由田汉创立于1923年，是一个以浪漫主义倾向和感伤情调为鲜明风格的话剧团体。 8．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在西方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许多文学流派的总称，包括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总体特征是反传统和非理性，“五四”时期开始传人中国。 9．象征主义：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有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人，他们的诗受西方象征主义影响，崇尚“朦胧”与“含蓄”。 10．鸳鸯蝴蝶派：又称礼拜六派，盛行于辛亥革命前后，主张把小说作为“游戏”与“消遣”的工具，其主流是言情小说，代表人物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等。 11.学衡派：学衡派因 1922年吴宓创办的《学衡》杂志而得名，以“昌明国粹、融华新知”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 12．甲寅派：是以章土钊为首的封建复古主义流派，反对白话文学，主张尊孔读经，维护封建化教育。 13．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1930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是左翼作家的统一战线组织，左联的成立，推动了左翼文学运动的迅猛发展。 14．中国诗歌会：1932年9月成立，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蒲风等，出版会刊《新诗歌》，是一个以大众化为创作目标的现实主义诗歌团体。 15．普罗文学：1928年到1930年的革命文学，经过了普罗文学阶段。普罗文学主要反映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工农生活和斗争，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心态。
论周作人“人的文学” 五四时期，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1）。提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即为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主张即体现了文学的革新，也反映了他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但出于当时社会斗争、国民素质、文化积定等因素，“人的文学”却只是一种空想。而在今天的社会生 活中，人的文学是值得我们去学的。 文中，周作人先是对人作了解释：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的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接着便讲到人的生活是灵肉一致的生活。再就是说到在文学上应以“人道主义”从新发现人并指导人的思想。“人的文学”还提出“人的”和“非人的”认为“人的文学”应该排斥那些防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平和的东西。最后还涉及到人的 道德以及评论的时代主张。 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都不可能纯粹的凭空捏造。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提出是有一定的思想之源及时代背景，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社会盛行文艺复兴运动，其中就极力的倡导人权，而周作人“人的文学”最直接的是受托尔斯泰和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这一文学思想理论的提出与中国几千年的等级观念、礼教思想所导致的国民劣根性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也是离不开的。他所以会提出“人的文学”就是希望通过文学思想去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人”，了解怎样才是“人的生活”，从而真正的过人该过的生活。无论其造成的影响多深、成果多大，首先，他出发的动机是好的。这也体现了当时文学思想的任务及文学思想的一种方向。这些都是以周作人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周作人和鲁迅一样到日本留学，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相信文艺具有“转移性情”、“改良社会”的作用。回国后先后在绍兴、杭州任教，1917年又被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从事外国文学的介绍。这一切都为他的文学理论奠定了丰厚 的思想文化基础。 “人的文学”极好的的解释了人，他说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从动物来表明人的自然属性，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属性；“进化”又巧妙的指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社会属性，是人特有的本质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和动物属性共同作用下的人的生活也就成了“人的文学”中提到的“灵肉二重的生活”。肉的一面即为“兽性的遗传”，也就是人的自然属性；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也就是现在自然科学中所说的人的社会属性。周作人说“我们所相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着灵肉一致的生活。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种灵的神性。”他说“这种人的理想生活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实行起来于世人无一不利。”诚然，现今的道德法律社会中关于人的生活方向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也多少体现了“人的文学”关于“人的理想生活”的观点。从这“人”的“理想生活”“人的文学”进而提出“人道主义”。 周作人如是解释“人道主义”：“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人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道主义”的施行有两个要点〈一〉是“人在人类中”，〈二〉是“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周作人用墨子对兼爱理由的说法：“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进一步诠释“人道主义”的意义。这种“人道主义”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便施行，但他所倡导的人间本位的文学思想与今天的社会中所提
周作人美文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的产生与发展不同于其它文学体裁。新诗、话剧与现代小说在开始时就有理论倡导和自觉的文体尝试。而现代散文虽然早就有人进行不自觉地创作,但只是到了1921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美文》一文后,现代散文才真正开始理论的探讨和创作的自觉。在理论上,绝大部分人的散文理论都源自或接近周作人的《美文》中的思想,如王统照、胡梦华等。创作上,在周作人影响下,也产生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如王统照、傅斯年、俞平伯、钟敬文等。因此,中国现代散文,不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创作上看,都开始于周作人之手,又成熟于周作人之手。 一 关于周作人的“美文”概念的具体涵义,大部分研究者都根据《美文》的内容认为,周作人所说的“美文”是指叙事抒情散文,而不包括“批评的,学术性的”散文。如佘树森、钱理群、王得后、马良春等人。但也有人认为周作人的“美文”既包括“记述的、艺术的” 散文,也包括“批评的,学术性的”散文,如曹毓生等。但笔者认为这两种对周作人“美文”概念的理解都有偏颇之处。它们都机械地去理解周作人的散文思想,把周作人的“美文”概念当成是一个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概念。我们只有用发展的眼光,辨证地去理解周作人的散文思想,才能真正明白他所说的“美文”的具体涵义到底指什么。周作人在散文创作上有一个从早期的“浮躁凌厉”到后期的“冲淡平和”的发展过程;其关于“美文”这个概念的思想也同样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 现代散文最早出现的品种是“随感录”式的杂文。它是“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产物。这些“随感录”式的文章,大都形式灵活,短小精悍,个性突出,富有情调。其中以《新青年》“随感录”作者群成就最大,影响最大。这其中主要有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周作人当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写了不少类似的文章。我们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现在把这批文章视为现代散文的第一批成果,但当时的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创作这批散文时,只是为了战斗的需要,并没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后来周作人在回忆这个时期自己写的文章时也说:“但是白话文自身的生长却还很有限,而且也还没有独立的这种品类,虽然在《新青年》等杂志上所谓随感录的小文字已经很多。八年三月我在《每周评论》上登过一篇小文,题目《祖先崇拜》……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的理圆,却没有什么余情。”【1】由此可见,周作人
《人的文学》，周作人早期提出的，倡导人性的，人道的文学主张，标示新文学的内容特质。20年代，其对于中国文学的指导意义在于，作家将目光聚焦到现实中，标榜新文学，适合五四文学个性解放的热潮，对于文学革命的推动祈祷了重大作用。此后，周作人更提出了“平民的文学”。 “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周作人明确指出他所说的人到主人并非世间“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注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他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从内容方面着眼，提倡“普通”、“真挚”的“平民文学”，并且明确的把思想革命的要求与文学革命的要求结合了起来，对文学革命的思想基础进行了更高、更具理论概括力的理论概述，把文学现代性与“人学”现代性紧密结合起来，使新文学明确了与旧文学在基本的思想原则上的分歧。 作为一个“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周作人对我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文艺批评家、小品文作家,而且也是杰出的民间文艺理论家。他自二十世纪初叶起,就开始了对民间文艺的注意和研究。他对我国现代民间文艺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周作人是我国现代民间文艺研究的最早倡导者和发起人之一。早在1906年,他就曾写过研究民间文艺的文章《三辰神话》,以后又于1914年在绍兴县教育会刊上发表了研究歌谣和文章和征集歌谣的启事,并身体力行,采“得儿歌二百章左右”。1917年9月,周作人到北大任教后,立即参加了刘半农等人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次年,又与刘半农、钱玄同等在北大组织了歌谣征集处,拉开了我国现代民间文艺搜集和研究的序幕。1920年冬,北大歌谣研究会正式成立周作人任主任之一,参与主持了我国第一个民间文艺研究团体的领导工作。1922年,他又同常惠等人一起,负责编辑了第一期《歌谣》周刊。与此同时,他还十分热心《歌谣》以外的民间文艺搜集和研究，如为刘半农的《江阴船歌》作序（1919年）,回答赵景深有关童话研究的问题〈1922 年）。周作人的这些活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为我国现代民间文艺研究的发轫和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周作人在早期的民间文艺研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见解.例如,在1920年初发表的《平民文学》一文中,他不仅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而且还明确地把文学分为“平民的文学"和“贵族的文学",并在高度评价平民文学 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同时,指出了“平民文学决不是通俗文学",文艺家应该“研究平民生活"和“平民文学",关注“人类的命运"。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以后徐嘉瑞、郑振铎等人在研究民间文艺时,都曾沿用过“平民文学”这一概念。再如,在神话研究方面,周作人针对当时一些人对神话的错误偏见,提出了“…神话?是不可以轻蔑的东西”,神话不仅向人们介绍了蛮荒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它本身又有着独立的文学价值。并且不胜感慨地指出：“中国凡事多是两极端的,一部分的人现在还抱着神话里的信仰,一部分人便以神话为不合科学的诳话,非排斥不可,我想如是把神话等提出在崇信与攻击之外,还它一个中立的位置,加以学述的考证,归入文化史里去,一方面当古代文学看,用历史批评和艺术鉴
周作人的美文主张及其意义 周作人（1898-1973），原名吴笛，字梦笛，号东溪，江苏苏州人。他是20世纪中国的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被誉为“语言大师”和“东方福尔摩斯”。他的美文主张以清新、简洁、真挚的笔调著称，深受读者喜爱。 周作人的美文主张体现了他对文学的独特理解和追求，他提倡用简洁、真实的语言表达内心感受，追求自然、真实与人情味。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思想性、感染力和引导力，要着力于生活的细节，让读者从中体味生活的真谛。 他的美文主张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他强调真实。周作人认为文学作品应该从生活中汲取灵感，关注细微之处，运用真实、自然的语言来表达。他以真实的细节和生动的形象描绘人物和场景，使作品更加贴近读者的生活，引起读者的共鸣。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真挚热爱，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真实。 其次，他强调情感。周作人注重对人情的描绘，对人物的内心感受进行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从而达到感人肺腑的效果。他的作品中经常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情感的表达，表达出对生活的思考和感受，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真挚情感。 此外，他强调思想性。周作人认为文学作品不仅要有情感的表达，还应该有思想深度。他注重对社会现象和人性问题的思考，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社会和生活的思考，引起读者的深思。他的作品中常常融入对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思考，让读者在欣赏美文的同时也得到一些思想上的启示。 最后，他强调语言的力量。周作人认为语言是表达内心感受的一种工具，准确、简练、生动的语言能够更好地传达思想和情感。他倡导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复杂的思想，让作品更易读、更易懂。他自己的作品就充分展示了他对语言运用的独特功力，使读者在阅读
周作人儿童文学主张的美学旨归 周作人是中国著名文学家，散文家和翻译家。他的儿童文学主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也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着重阐述周作人儿童文学主张的美学旨归，并列举九个提纲标题。 一、周作人儿童文学主张的美学旨归 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清晰地表达人类文化和艺术的最高价值，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应该有权从艺术作品中受到启示和教育。他的关注点为: 1. 适合孩子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 2. 描述真实的生活情况 3. 传给孩子们文化和价值 4.对孩子的感情表达关注 二、适合孩子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 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应该使用孩子易于理解的语言，并且切合儿童的思维方式，使孩子们易于理解和接受。他建议作家应该使用简单的语言，避免过多的形式语言，并要避免使用儿童不能理解的生僻字，这样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并对其产生深刻的情感。
三、描述真实的生活情况 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应该通过描述真实的生活情况，促使孩子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文学作品。而且，在描述生活情况的过程中，作者需要采用准确和生动的语言，并将视角放在孩子们的生活之中。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作品，并且从中得到启示和教育。 四、传给孩子们文化和价值 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承载着文化和价值信息，包括国家文化、民族传统和道德观念。通过这种方式，作品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文化和道德观念，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五、对孩子的感情表达关注 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注重对孩子的感情表达。他认为，作品必须要能够引起孩子的情感共鸣，并且能够激发儿童的感情，引起他们的兴趣和思索，这样才能够真正地教育和启示儿童。 六、写作方式的要求 周作人认为，作者在写儿童文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应使用符合儿童年龄的语言和想象力
简述周作人散文的思想内容 【篇一：简述周作人散文的思想内容】 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 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首先，我觉得，周作人的散文并不是一味的平淡，平淡的印象，或 许是源于他早期的一些名篇，如《乌篷船》、《喝茶》、《故乡的 野菜》等，这些名篇太抢眼了，以至给读者造成了平淡的错觉。其 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似《乌篷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感情都平淡 的例子很少，除了早期这些以外，晚年的《木片集》里所收诸篇也 可以说是平淡的散文。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 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 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 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 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 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 再次，做到了平淡就一定好吗？未必。比如，《木片集》里的一些 文章，的确平淡，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想上很放不开，不能 再像以前那样旁征博引了，语言也刻意地往通俗浅白的风格上靠， 所以其艺术水平比之先前的《药味集》、《书房一角》反而大为下降。我觉得，散文，即使单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 方面的，很多时候，思想也是一种美，深度也是一种美，而美又何 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和深度？仅仅把握住一种抽象的气质，或 平淡或沉郁，远远不够。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高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如黄开发所说，在 于其貌似的“平淡”与实质的“不能平淡”之间产生的艺术张力；二是 文体与风格的复杂多变，早期、中期、晚期，各有一番天地，甚至 同时期的文章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林、梁诸人则都不免失之单一，先人论文时所谓名家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却是多种味道的杂糅，用到周作人这个散文大家身上很有道理，杜甫之高于其他诗人处，不也是“集大成”么。另外，还有一些行文上的细节，如雅、拙、
论周作人的乡土文学理论 作为在五四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艺批评家，周作人的文艺思想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但却有其内在的理路和一致性。总括起来，大致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应该表现个性，抒写自我的思想和感情，在文学的功利性问题上，从五四时期倾向于文学反映实际人生，“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41，到1920年代中后期，日趋明显地转向趣味主义的文学观，“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或艺术的理由”2。即使在周作人早期文学思想中，也存在相当程度的趣味论色彩，就在前引的《平民文学》中，周作人对平民文学作了两点解释。其一，平民文学并非通俗文学，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42，不要求“田夫野老”可以领会。按照这样的逻辑，平民文学的读者无须是平民，作者也必然是由一个超越于平民的阶层来承担，而其目的则是研究平民生活。这其中每个环节都或隐或现地关联着一个超越于平民之上的阶层——贵族。如果将其归纳为以贵族的眼光来研究平民生活、创作平民文学、提倡平民精神，应该与周氏原意庶几无差。其二，周氏指出，“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并举例说，平民文学者，见了乞丐不是单给他一个铜子，捉住了贼不是给他一元钞票就了事，平民文学者关心的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43。周氏在这里明确地把平民与从事平民文学者划分成了两个阶层，其实质是一种贵族趣味的“人间情怀”，也就是希望文学“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情感，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49。周氏的这一思想两年之后，就表白得相当直接：“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75。可以说，周作人的审美理想始终具有贵族心态的趣味主义倾向，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有学者
周作人《人的文学》之再思考 周作人《人的文学》提出的“人的文学”这一概念，意在反对当时文坛上盛行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他认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过于关注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而忽略了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而人的文学则主张文学应该关注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强调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揭示和表现。 周作人认为，人的本质力量在于其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能力。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本能的生活，二是内面生活。本能的生活是人的生存基础，包括饮食、男女、自卫等自然本能。而内面生活则是指人的精神层面，包括思考、情感、感受等人文本能。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人的本质力量就在于其能够在这两个方面得到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 在周作人的理论中，人的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观念，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人的文学强调的是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文学是一种人道主义文学，是一种关注人的本质和生活状态的文学。 然而，周作人的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今人们对他的理论观点也存在不同的解读和争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当时文坛上既有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标准。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是一种重新审视和反思既有文学观念和审美标准的文学思想，而这种反思和重新审视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
今天的文学环境已经与五四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文学的审美标准和文学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对周作人的理论观点进行再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文学思想和理论，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和重新审视既有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标准，从而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 【文档结尾】:综上所述，周作人《人的文学》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文章，其提出的“人的文学”概念，意在反对当时文坛上盛行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主张文学应该关注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周作人的理论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思考和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和重新审视既有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标准，从而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文学主张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散文的集大成者，也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其文学主张主要有： ①提出新文学应该是“人的文学”的主张。 a.周作人对新文学的思想建设进行了诸多思考与探讨，其最突出的贡献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 b.周作人在1918年底发表的《人的文学》这篇著名的文章中，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分析、研究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而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 c.在周作人这里，新文学所本的人道主义具体是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只有作家自己觉悟了，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做人类”。周作人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根本目标在助成人性健全发展。 d.人的文学的主张，仅仅把握了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根本主题，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的战斗色彩,揭示了新文学与现实人生的密切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先明确地把人作为文学表现的中心，这对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确立了文学革命的方向,使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重要的特色。
②提出了“平民文学”的口号。 a.周作人将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认为“平民的文学”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其两者间主要区别是指“文学的精神区别，指它的普遍与否，真挚与否”。周作人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真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b.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虽然有些抽象，但恰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热潮相合，所以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 ③提出了“人生的艺术派” 1920年周作人做了一次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演讲，针对当时新文坛中己经出现的“人生派”与“艺术派”的分野,提出自己的见解。 a.他认为“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生派”的流弊“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文坛上的说教”。文学根本不必“为什么”，只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的情思”。 b.1923年周作人结集出版了评论集《自己的园地》，强调尊重创作个性，抒写表达作者各自的情思，既反对“以个人为艺术工匠”的“为艺术派”，又反对“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的“为人生”派，而主张“人生的艺术派”。
试析周作人早期民族主义文学观 摘要：1903年周作人在接触西方文艺的过程中，修正了自己的民族思想，并 在1906年之后的留学日本的生涯中形成了自己“改造国魂”的文学观。本文以《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为中心，从周作人民族思想的 修正、文章大道、再造国民三个方面，来阐述周作人早期民族主义文学观的形成 及具体内涵。 关键词：周作人民族主义文章国民精神 1902年周作人接触到梁启超宣扬的西方学说，震撼颇大，认为其“议论精当，奇辟，足以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梁启超富有鼓动性、感染力的文字 唤醒了17岁青年心中的民族意识。周作人内心积郁的狂念在民族、自由、民权 等西方理念的引导下，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周作人的言论、 行动中都几近于一个革命者。“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学界茫茫谁 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言论偏激又激昂，少年心气不止于口，更重于行动， 周作人与同伴组织集会，演讲辩论，与保守的校方进行反抗对峙。1903年3月与 校方的一次正面冲突后，周作人在日记中写下：“支那危亡之现象既已如此，而 顽固之老大犹沉沉大醉，三年之内支那不亡吾不信也。”可见当时周作人的激愤 之情已到何等地步。 然而一场突来的大病，冷却了周作人胸中的革命激情，“觉前此种种为大谬，为自苦”。于是开始着手文学翻译，在半译述半创作的过程中对以前的民族思想、革命行动进行反思。民族思想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孤儿记》中，“今乃复一以强 弱为衡，而以竞争为纽，世界胡复有宁日。……弱小之国慑于强暴，祸患频乃， 而又苦于呼籲之无门，则由渐而习，戚戚之尤，乃或转为浩浩。人方称以为异， 而不知积弱之民，非神明与体质并进于顽，万无能倖存于一日。”文中之意已是 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反动，并对执念于“体质”的维新思想进行了否定，提出“神明”与“体质”同等重要，若无“神明”上的改造，亡国之祸犹不能免。因此，尽管周作人是在革命情绪低落的情况下从事文学活动，但这绝非完全出于
周作人散文写作风格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即使后来的逐渐暗淡也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这又是他与别人
的不同之处。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