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民间视角研究
摘要：“五四”时期，民间文学被知识分子当作文化改良和文学变革的资源，周作人从“文艺”和“学术”的双重视角对民间文化和文学进行了关照，形成了他对民间文学的独特认知与论述。本文从周作人民间视角产生的原因和他对民间神话、宗教、歌谣研究内容的梳理中探析“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知。
关键词：周作人民间文学民间视角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的生发
（一）故乡遗风遗俗的熏陶
周作人的民间文学、文化研究与其成长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他生活在越文化的中心地绍兴，从小受到浓厚的乡风遗俗的熏陶。周作人在其文中记载：“儿时听过蛇郎、螺女、老虎外婆之类的故事，唱过‘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之类的儿歌[1]”，看过道士炼度的“戏剧似的演出”。[2]他的祖父也时常会背些《西游》《封神》那样的“大头天话”给周作人听……故乡生活经验不仅形成他对风土物产的特别兴趣，也使他领略了民间文化的广博丰富，为他研究民间文化奠定了扎实基础，准备了充足资料。
（二）日本和西方文明素养的汲取
1906年，周作人留学日本，在学习日本文化的同时，他自觉地汲取西洋文明的素养。周作人曾翻译介绍国外民俗学研究的现状和有关民俗学的理论观点，包括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英国民俗学家安德鲁朗的民俗学方法和神话学观点、英国神话学者哈理孙女士的神话学文章等。《我的杂学（七）》中写道“这里边，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3]如果说此前周作人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兴趣是完全出于个人情趣，而经过以人类学、希腊神话为主的西方文明的润泽后，他对民间文化就发生了一种审视的理趣，并从此开始进入了有理可循的研究状态。
二、周作人民间视角的“文艺”维度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文艺”维度产生根源
关于民间文学“文艺”维度研究的意义，周作人认为：“若更以文史家言治童话者，当于文章原起亦得会益。盖童话者（兼世说）原人之文学，故探文章之源者，当于童话民歌求解说也”。[4]1918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面向全国征集歌谣，拉开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帷幕。征集歌谣切入点几乎都是文学的，征集的歌谣需有“寓意深远”“自然成趣”“有天然之神韵”[5]等文学特质。由周作人起草的北大《歌谣》周刊发刊词提出：“……所以这种工作
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民族诗的发展。”[6]显而易见，周作人非常希望能吸取歌谣的有益成分，以之来扶植新诗的发展。周作人认为，新诗对歌谣的艺术借鉴应是多方面的。一则在于可学习歌谣的“调子”，即民歌的“风格与方法”“方言”特色。而更重要的是，他从感情“真挚”的精神层面上，对新诗与歌谣的联系给予充分肯定：“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7]正是以人性的自然健全的发展为参照，周作人肯定了歌谣中有建设新文学的元素，蕴含着民族文学努力追求的现代品质。在他看来，民歌的精华，就是其显现了活生生的个体的真声音，以及没有经过传统道德伦理观污染的人的真性情。
（二）周作人歌谣研究的“内质”视角和启蒙色彩
周作人特别重视民歌的真挚与诚信。他认为：“‘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和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的情绪与所知的事实……所以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地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8]即民间文学所要表现的民间文学“真的感情”的内质。这是周作人从“人的文学”的启蒙知识分子立场对民间文学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文化以及人生
态度的严肃批判，是与他的“人的文学观”联系在一起的。
他在充分肯定民间文学的“真挚与诚信”时，对民间文学与文化中所体现出的“非人”的因素，持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民间的文学作品存在着许多问题，无论从形式和思想上都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但是，虽然周作人从社会的角度看到了民间社会中的“非人”的生活境遇，也看到了民间社会被“威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控制而表现出来的奴性与驯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民间文学与文化的全部否定。他从民间文学中，仍然看到了与现代启蒙意识及文学相共通的那种现代性因素，因而他以“启蒙”的立场，从民间的“学术”视角，呼唤“人”的文学的诞生。
三、周作人民间视角的“学术”维度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的“学术”维度产生缘由
在提倡民间文学“文艺的”研究的同时，周作人不忘民间文学“学术的”研究意义。早在《歌谣》一文发表前，周作人就已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民俗学价值。周作人在《采集儿歌童话启》一文中指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待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
[9]周作人选取民俗学视角观照民间文学的根本原因是他的
民俗观与文学观的着眼点都是“人”，由文艺表现人，由民俗学理解人，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周作人所秉有的这种民俗学知识理念使他非常重视对民间神话、传说、童话、歌谣等的研究，从中探讨下层人民的生活、思想及精神；也
使他十分注重普通民众，尤其是儿童、妇女的生活方式、情感等方面的研究。
（二）周作人民间视角“学术”维度的神话研究
周作人认为通过对希腊神话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希腊文学、希腊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并且可以以希腊为参照系来考察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10]周作人对于希腊文化的研究是以中国文明的参照为前提的，并且明确地表示出除了学术研究之外的社会文化改革的要求和理想。周作人极力主张借用古希腊神话的“美化”精神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在对希腊神话的研究中形成了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思考。周作人认为，神话不仅能让我们看到当时社会上的思想、制度、风俗和信仰习惯，而且在文学上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因为它真诚地表现出了人的质朴的感想，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知识去攻击神话的虚假和迷信，而应在迷信、虚假中发现美。周作人批判了将神话孤立看待的观念，再三强调其神话精神对于文学艺术、民间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影响：“中国现在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吸收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11]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于希腊神话、希腊文
明的喜爱并不单纯出于对一种文化对象的兴趣，同时也凝聚着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现代中国文化的前进道路的探寻与思考。
（三）周作人民间视角“学术”维度的宗教研究
中国民族的宗教观念问题是周作人民间视角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中涉及到民间信仰与民间道德、文学之间的关系。“民间信仰”是周作人剖析民间社会与文化存在问题的独特角度。在周作人看来，“支配（中国）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12]，因为儒教所影响的主要是中国的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阶层，它对下层社会的影响也还需要经过道教这一中间环节。因为道教的主要来源之一即是中国古代民间巫术，含有法术的因素，所以周作人认为将它称作“萨满教”更为确切。在“萨满教”影响下的中国国民性中含有狂热的宗教意识，这与人们常认为中国人富于理性而不溺于宗教迷狂的观点大相径庭。周作人对民间信仰的分析，隐藏着对麻木和非理性的国民性的深刻批判。
周作人也注意到了道教对国民“命运”观形成的影响。周作人指出道教思想让百姓相信“命”和“气运”，形成自然安分的精神状态。道教的命运观之比皇帝的愚民政策更为有效，原因在于它与种种迷信观念联系在一起。周作人认为这种民间的道教信仰实在是社会改革的最大阻力。从民间信仰看到民间社会的愚昧、麻木与盲从形成的原因，是“五四”
时期极为深刻和独特的一种认识，这也是周作人民间视角的深刻之处。
四、结语
在“五四”时期，在“文艺”维度，周作人从建设新文学的需求出发，寻找新文学与民间文学相通的地方；在“学术”层面，周作人对民间神话、宗教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发掘它们对新文学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对启发民智的重要贡献。两个视角的结合，形成了周作人完整独特的民间视角，也为中国民间文学文化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注释：
[1][2][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1980年版，第25页，第33页，第684页。
[4]周作人：《童话研究》，教育部编撰月刊，1912年，第1卷，第7期。
[5]刘半农：《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
[6]周作人：《发刊词》，歌谣周刊，1922年，第1期。
[7]周作人：《歌谣》，《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
年版。
[8]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歌谣周刊，1923年，第6期。
[9]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著：《周作人集外文?上集》，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版，第151页。
[10]周作人：《生活之艺术》，语丝，1924年，第1期。
[11]周作人：《在希腊诸岛》，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10号。
[12]周作人：《乡村与道教思》，语丝，1926年，第100期。
参考文献：
[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A]，周作人自编文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周作人.希腊闲话[A]，周作人文类编[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3]王光东.在民间与启蒙之间“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民间理论[J].文艺争鸣，2002，（1）.
[4]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林英魁浙江宁波宁波大学315211）
论周作人散文风格的形成 摘要本文运用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形成周氏散文风格有影响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影响周氏散文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叛徒”与“隐士”的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二是中庸调和的基本哲学思想；三是悲观乐生的趣味人生观和美学观及其对散文艺术的独特理解。核心是他的隐士性格，这是周氏散文风格形成的关键。 关键词散文叛徒隐士中庸趣味 周作人曾说：“戈尔特堡批评蔼里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里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①］其所言叛徒与隐士正是先生夫子自道，他把它们比作盘踞于心中的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它们在那里指挥他的一切言行，有时流氓占了优势，便跟它们去彷徨，但是他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升天堂”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位，若即带位！［②］由此可见，叛徒与隐士，流氓鬼与绅士鬼杂糅交融正是他复杂人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叛徒性格使他的散文在早期能积极入世，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对封建礼教，深刻思考中国国民性问题，张扬思想启蒙的大旗，致使早期散文呈现出“浮躁凌历”的不平淡之气，而他的隐士性格又使他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③］１９２８年以后，随着他的生活态度的变化，他的“思想益销沉耳”，他的散文更加崇尚
平淡、朴实的闲适的风格。而二者的相互消长，直接影响到他的散文风格由“浮躁凌厉”向平淡朴实的闲适风格的变化，尤其是隐士性格的影响贯穿了他的整个散文创作，即使是早期的“浮躁凌厉”之作也只是“论之旨，折情就理，唯以和顺见长”，较之于鲁迅锋利泼辣的文风，要显得平淡朴实而舒缓，因此，隐士性格是直接形成其一以贯之的平淡朴实的闲适风格的关键。 一 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农工，不再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留住他。”［④］我们从周作人这段话中可以明白，隐逸思想大多出现在胸怀社会或政治理想的人身上，而这种人在经历了一阵动荡之后，对社会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而后才消极遁世，这就是中国式的隐士，与西方自救灵魂的隐逸有明显的不同，它在周作人的身上就具体表现为“叛徒”与“隐士”的思想性格矛盾。 这种胸怀社会或政治思想而不得志的被迫隐者，一旦遇到足以展其志的客观条件时，他可以振奋起来，起一定的进步作用。早期的周作人怀着探寻富国强民之路的社会理想，“逃异地，走异路”，到南京求学，而后又东渡日本留学，学习并掌握了大量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了富国强民，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贸易盛，工业兴“而精神萎缩”，仍不免有“坐致摧残”的危险。因此，他十分重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注目于思想启蒙运动，举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反对封建伦
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鲁迅做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夺目的眼球。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文化先进的方向。 但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些不敢去触及的地方，鲁迅先生也是如此。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大的两处伤痛，一是与朱安的不幸婚姻，二是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纠纷。 据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以前。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而让人看了羡慕到眼红的地步。当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周作人还在小学。鲁迅先生用钱节俭，把大部分钱都用在买书上，然后就把适合弟弟读的书寄回家去。到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周作人便在京师学堂读书，由于经济原因，鲁迅先生放弃了自己再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当教员以补贴周作人上学之费用，再后来，周作人也当了教员，鲁迅便让他与妻子羽太信子搬到八道湾同往，若有时间，鲁迅常会帮作人审看教案，抄写摘录。有一次，周作人患了场大病，鲁迅便急的到处向友人借钱，甚至于比自己生病时还紧张….. 我想周作人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也应对大哥的如此厚情感动钦佩吧，然而，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恰如所料的起来。在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先生一封信：“鲁迅先生，我作日才知道一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以后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八日，作人。”从此，骨肉情深的兄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一封绝交信两人的心灵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然而，事情的糟糕程度远不止如此。据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写道：“周作人曾拿起一重烟炉向鲁迅掷去，幸而被别人接住，才不致于打破鲁迅的头。”更可恶的是，周作人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这有何异于“鸠占雀巢”！后来周作人就在文学上对鲁迅进行严厉的批评，最为严重的一次文学攻击，便是周作人知道鲁迅“闲置朱安，再娶许广平”后对鲁迅进行的一连串的臭骂。 为什么原本感情深厚的兄弟最后竟成了仇人呢？难道7月18日那封信只是一种突然么？对此，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众说纷纭。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他与弟弟周作人的相关事迹（唯有一篇《诸弟记》）。 我觉得每件事都会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周作人7月18日给鲁迅那封信绝非一种突然。这种矛盾应是很早就开始了，而那封信则是这种矛盾不断演变储存。最后爆发出来一种手段。而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错综的结果。 常言道：“习惯决定一切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想这种矛盾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鲁迅的周作人的性格与价值取向。鲁迅的性格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刚毅，一种傲骨，而周作人的性格浮现出的是软弱是屈服。这一刚一柔，本身便是一种极大的反差。鲁迅所走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道路，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周作人是国民党的“御聘文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为国民党买命的走狗。当时，两党对峙，就是想让他俩不矛盾都不行。 而这种性格的不同，使羽太信子成了造成两人的纠纷的核心因素。羽太信子是个具有强烈民族歧视观念的日本女人，当时日本是军事强国，而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自然的羽太信子尊重她的国家，藐视中国的一切。就连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日本货。甚而，常让朋友从日本销“新鲜”的物品拉使用。若是有什么病也是请日本医生看，其费用花俏之大自是不必多说。而且羽太信子有是个贪婪无度，野心勃勃，挥霍浪费的两面人物。她在鲁迅面前装得规规矩矩，从不当面多呵一声，但到了周作人那里便尽是说鲁迅的坏话，进行恶意的诋毁。她所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中国人”赶出去，让自己独占八道湾，而上面已说过周作人性格软弱，只为求得“若雨斋”一桌之清静，是个典型的“怕老婆”。所以，羽太信
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 何亦聪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周作人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周 作人在学术界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迅速焕发了光彩。以10年为界，讨论周作人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指出其不足，以期能对将来的周作人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周作人；思想；散文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 （2010）02－0152－03 收稿日期：2010-01-20 作者简介：何亦聪（1985—），男，河南濮阳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Mar.，2010 Vol.18No.2 河南社会科学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10年3月 第18卷第2期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周作人自身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思想史上，他的存在都被有意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内地政治气氛的改变，周作人也重新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短短30年间，周作人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小心翼翼到逐步放开直至神采焕发的过程。如果按照时间大致划分，80年代以来的周作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80年代是一个时期，90年代是一个时期，新世纪以来是又一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各有其特点。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 一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文学研究、思想研究方面步入解冻期。在20世纪80年代，周作人的一些文集和选集陆续得到了整理出版，如上海书店出版的5本影印文集，钟叔河主持、岳麓书社出版的一部分自编文集，以及《知堂序跋》、《知堂书话》等。张菊香、张铁荣合著的《周作人年谱》及其合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是此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80年代发表的有关周作人的各类文章超过了100篇，接近1949年以前所有关于周作人之单篇文章的总和；研究专著则有李景彬的《周作人评析》、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等。 8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文艺思 想研究、附逆的思想根源与动机之研究、散文研究、周氏兄弟对比研究。1980年，李景彬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了《评周 作人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一文，从人道主义思想的角度探讨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堪称周作人文艺思想研究的开风气之作。但或许由于尚处在80年代的初期，研究者在研 究过程中多少显得有点放不开手脚，就理论、观点而言，这篇 文章并不新颖。相比较而言，罗钢在1987年发表的《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一文在理论素养方面就显得更为成熟。作者将周作人30年代以前的文艺思想划分为留日时期、“五四”前后和20年代3个时期，并指出：“在不同的阶段，周作人与西方人道主义文艺思想的联系显示出不同的 特征，但其间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1] 钱理群的《历 史的毁誉之间——简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篇比较全面地论述周作人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理论主张与成绩的文章，在文中他明确地指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旗帜上写 着两行大字，“自由—宽容”和“个性—表现自己”[2]，这个见解 比较简练地概括出了周作人文艺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主要特色。 关于周作人，最容易引起争议与关注的话题似乎始终是他的附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说法和解释，比如“家累”或者“亲日”等，但在80年代，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寻找出周作人附逆的思想与性格根源，如黄裳在《关于周作人》中即指出周作人的附逆与其复杂的心态有关。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一书是较早从对周作人自身个性和思想的理解出发来探讨其人生轨迹的一本学术著作。此书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其宏阔的视野，作者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周作人一人，而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书中常采取比较的研究方法，如对比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生道路等。 80年代最早对周作人的散文进行研究的是许志英，他在 《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一文中从知识、趣味、诗意三个方面探讨了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但是这种把握和理解一方面限于表层，另一方面限于“早期”，作者对周作人的 · ·152
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周作人在学术界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迅速焕发了光彩。以10年为界，讨论周作人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指出其不足，以期能对将来的周作人研究有所助益。 标签：周作人；思想；散文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周作人自身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思想史上，他的存在都被有意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内地政治气氛的改变，周作人也重新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短短30年间，周作人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小心翼翼到逐步放开直至神采焕发的过程。如果按照时间大致划分，80年代以来的周作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80年代是一个时期，90年代是一个时期，新世纪以来是又一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各有其特点。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文学研究、思想研究方面步入解冻期。在20世纪80年代，周作人的一些文集和选集陆续得到了整理出版，如上海书店出版的5本影印文集，钟叔河主持、岳麓书社出版的一部分自编文集，以及《知堂序跋》、《知堂书话》等。张菊香、张铁荣合著的《周作人年谱》及其合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是此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80年代发表的有关周作人的各类文章超过了1OO篇，接近1949年以前所有关于周作人之单篇文章的总和；研究专著则有李景彬的《周作人评析》、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等。 8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文艺思想研究、附逆的思想根源与动机之研究、散文研究、周氏兄弟对比研究。1980年，李景彬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了《评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一文，从人道主义思想的角度探讨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堪称周作人文艺思想研究的开风气之作。但或许由于尚处在80年代的初期，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多少显得有点放不开手脚，就理论、观点而言，这篇文章并不新颖。相比较而言，罗钢在1987年发表的《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一文在理论素养方面就显得更为成熟。作者将周作人30年代以前的文艺思想划分为留日时期、“五四”前后和20年代3个时期，并指出：“在不同的阶段，周作人与西方人道主义文艺思想的联系显示出不同的特征，但其间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钱理群的《历史的毁誉之间——简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篇比较全面地论述周作人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理论主张与成绩的文章，在文中他明确地指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旗帜E写着两行大字，“自由一宽容”和“个性一表现自己”，这个见解比较简练地概括出了周作人文艺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主要特色。 关于周作人，最容易引起争议与关注的话题似乎始终是他的附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说法和解释，比如“家累”或者“亲日”等，但在80年代，也
浅析周作人散文风格 前言 以往提到周作人最先想到的便是其在政治上的偏离，直到上学期偶然借阅了钱理群所著《周作人》传，莫名的被这个追求平淡、孤独苦寞而又学识渊博的人所吸引。于是开始借阅其作品。觉得其散文也是别有味道。尤其喜欢他在“闭户读书”时期的作品。于是选择浅析其散文风格作为期末论文。一方面是出于对其散文的喜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对一直将其散文风格形容为“平淡”稍有疑义。 文章概要 写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研究周作人的散文风格。以往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评价往往都是“平淡冲和”，或者“平实冲淡”，但我本人对此并不是很赞同。打算先了解前人对其散文风格的看法，找到自己与前人观点的异同。通过分析周作人作品《雨天的书》、《故乡的野菜》、《苍蝇》等所包含的丰富的意味及周作人自身的性格特点来分析，希望能以此证明，用“平淡冲和”来形容周作人的散文是不准确的。 正文 前人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研究 1、以金燕《灰色天空下的温暖一评周作人散文的创作风格》，孙艳平《论局作人散文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和刘春香《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为代表，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周作人散文中“平淡”、“冲淡”等艺术特征都给予充分言述。 2、吴仁援的《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则开篇便明确指出用“平淡”来总结归纳周作人散文的基本特质或者整体风格都是不准确的，认为“周作人散文中透溢弥漫出的是苦涩味、流氓态、人文性、平民化、浙东气，由此而形成的其散文的显著特征是平缓、平正、平实、平易、平质”。 3、阿英在《周作人小品序》中所提到的：“平淡冲和”这正是周作人小品文的最显著的特色，也就是田园诗人所必然采取而发展到高度的形式。就现代的小品文成果上看，在“新小品”还没有成长，而“杂感文”不能算主要的小品文的时候，周作人的小品文，在史的发展上，我们是不能不予以重大的估价的。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说起周作人，不得不先提一提他的兄弟鲁迅。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上鲁迅的文章不仅仅是重点篇目还是考试时候必出的考题。鲁迅在中国文坛上是以辛辣讽刺批判的风格著称的，而他的弟弟周作人恰恰与其相反。可以讲兄弟二人都是文学改革浪涛中的先驱，但两人的风格却截然不同。比起鲁迅的凶狠周作人显得温和了许多。我们暂且撇开其在政治上错误的选择，单单在散文创作这一领域，周作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他为中国散文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并且首次引入了美文这一概念。本文，笔者就想围绕他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谈谈自己的看法。 大部分人谈起周作人散文的艺术风格，都会用上平和冲淡这四个字。对于散文创作而言，平淡的的确确是其最高的境界。可以说平和冲淡是周作人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的或者说是努力靠近的创作方向和心境。他的文章无论是随笔还是文理评论都有着心平气和说理的特点，确实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他的平淡，不是不用技巧，相反倒是匠心独运，只是不露痕迹而已。这就是为何人们说周作人散文中的一个重要艺术特点是“平和冲淡”了。周作人总是以平淡作为他孜孜追求的理想。这种平淡，在他的著作中是到处都找的到的。如〈喝茶〉中“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又抵十年的尘梦。”还有〈北京的茶食〉中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 然而周作人终究还是一个复杂的人。在其不少文章里面都寄托着正统的思想，而并不是一味的平淡无味，这些虚实，抒情性的散文不仅仅在描述真实的生活还临摹了真实生活的美与丑。还有不少正经之作，内容相当严肃与尖锐。因此单纯的用“平和冲淡”来概括他散文的艺术特色也不是最为确切。就连他自己也不太认同自己真正做到了平和冲淡，在他《我的文章》中周作人是如此来评价自己的作品的，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所最缺少而不能做到者也。”至于自己文风他只是觉得“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事实上，对现实的忧患，即使是建立在对人生悲观基础上的“乐生主义”，但是都不能使他做到真正的平和冲淡。对于《故乡的野菜》这样的纯散文来说，他在表面上的确是追求着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但实际上却表达了他的精神寄托以及内心深处最最深刻的伤悲。一开始，他并没有用很浓烈的语句去表达对故乡的怀念，反而说自己对故乡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但到了后面又流露了“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的失望与伤感。显然他也没有忽视自己的情绪，只是在表现情绪的时候不那么张扬而已。就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般，文字很清新很脱俗，是一篇美文，但是事实上却是作者对现实的逃避，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代偿，有着极其忧伤的情调。
周作人《乌篷船》赏析 《乌篷船》是周作人散文的代表作之一。 周作人是一位在我国现代散文创作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不仅数量相当多，而且独具风格。 周作人的散文按体裁划分，大致有三类：一是杂感，二是小品文，三是书牍札记。杂感，多是作者在“五四”潮流涌动下创作的。这类作品，尤其是作者的早期杂感，取材广泛，思想锐利，能抨击时弊，其中代表作有《祖先崇拜》、《沉默》、《碰伤》等。周作人一生创作的小品文数量相当多，而且最能代表他散文的独有风格。他的这类作品，虽然着意于琐细而又不惹人注目的草木虫鱼之类的小题材，但是作者却能够全神贯注于对象之中，并细致入微地表现它们，从而使这类文章具有幽隽淡远的特有意趣。平和闲雅的情趣是周作人这类散文所表现的中心，广征博引，知识丰厚，语言朴实无华，不重藻饰，构成了他此类作品的重要特色。他的这类散文密切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可以使人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这类作品的代
表作有《乌篷船》、《故乡的野菜》、《苦雨》等。周作人的书犊札记写得也很有自己的特色，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我的杂学》等。 周作人创作的散文，无论是读书札记、文艺评论，还是以草木虫鱼、风俗人情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小品文，都能把自己的个性精神溶入作品之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周作人重要的散文集有《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等。 《乌篷船》是一篇以书信形式写的别具一格的小品文。 友人要到作者的故乡浙江绍兴去，作者在信中开篇告诉朋友，故乡最有特色的风物便是船。于是，作者便开始向朋友介绍船的种类、形状、材料、结构和用途。在介绍乌篷船时，作者详尽介绍了“三明瓦”的好处，并对其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描述，然后，又写了怎样坐船以及“到乡下去看戏”等种种的“理想的行乐法”。在谈到游历家乡景色时，作者特别强调要耐着性子，从容不迫，“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作者认为，只有这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羽太信子，周作人可能不会去依附日本人当汉奸，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一、羽太信子的奢侈无度和日本身份是周作人当汉奸的原因之一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 ①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②
浅析周作人小品散文的艺术特色 有人说周作人散文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只不过是在散文中古今中外引经据典显示学识；也有人说周作人的散文苦涩难懂、令人费解；还有人说周作人曾做过汉奸，他的文章是反动文学……带着文学史及人们对周作人的种种评价，我怀着一种疑惑而又好奇的心理开始走进周作人的世界。徜徉在周作人所创造的文学氛围中，我对作品里的风俗人情开始着迷；走近周作人，我发现了一个独特而又优美的散文艺术境界。 正是在这种理智和情感的驱使下，我开始了对周作人小品散文艺术风格的探寻……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之一。其小品散文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是对其小品散文的艺术特色进行了研究：首先是化腐朽为神奇、点铁成金的文抄体是周作人散文独具的特色。其文抄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运用周氏独到的评点，达到了文我合一、物我两化的艺术境界。其次在其闲适艺术风格中所表现出的平和冲淡的意境迂回曲折的笔墨情趣和渗透于文章的淡淡的苦味。再次是周作人用特殊的笔调把读者引入其境的意境美和作品中流露出的平淡而有韵致的故乡情绪美。另外，周作人散文语言平实质朴，却不乏精炼，平实冷静中包含着幽默，也是其文章的一大特色。 (一)、化腐朽为神奇、点铁成金式的“文抄公”的文体。 周作人自幼饱学诗书，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加之他在留学日本时又广泛涉猎了外域文化。他能够对古今中外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丰厚的文化学养。周作人这种特殊的读书经历所形成的文学涵养，使其在文章中经常大段地抄引古书内容，使“文抄”成为其文章的一大特色。钱玄同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对于周作人这类文抄体，许多人似乎很难接受。他们甚至认为周作人这类文章脱离现实，躲入书中以书本知识济文章，文中没有自己，其文抄只不过是显示其学识，给人故作高深之态，让人产生“高山仰止”的感觉。面对此类批评，周作人很不以为然。对周作人而言，抄书并不比作文容易得多。 其一、“文抄”内容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融合。周作人在写作实践中确实做到了“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在文抄中把知识与趣味融为一体，让读者在了解某
乌篷船周作人读后感乌篷船读后感范文 乌篷船读后感怎么写?下面是的乌篷船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周作人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很恬淡，这是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友人去自己的故乡，作者写这封信作指导，他没有过多介绍很多当地的风土人情，因为那是写不尽的，“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而是说了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这种代步工具在周作人笔下完全成了一种消遣悦乐心情的工具，在信中他这样写到：“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来喝喝。”我想，若是我，也会选择这种方式。我羡慕，希望，追求。因为早已厌了这种钢筋水泥的生活和车水马龙的繁忙，乌烟瘴气的污染，如果城市中真有这样的绿洲，我会一辈子不离开这样的城市，因为里面有我要的恬淡和平静。可惜，这座城市被时尚和前卫冲刷得太厉害，无时不刻都在改变它的风格，使得原汁原味的风格不复存在，它早已不再是若干年前的小渔村了。 夜晚夜深人静之时，会失眠，有人会用现代科技的睡眠，如吃安眠药，或喝牛奶，而我，如果可以，想去乌篷船里躺着，因为周作人的信中提到“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
提及故乡，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浮现在脑海中的会是白墙绿瓦，青苔石板路，清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有青壮年挑着扁担上集市，鸡犬椎鸣……至少，对于我来说，若不是自己的故乡，别人的故乡应该会是这种情形吧!这种想法好象和现代社会脱节了，因为事物的发展是变化的。那一年，我们匆匆挥别故乡。像一只候鸟，在一个陌生的村庄和都市里扑腾，不经意，许多年便无影无踪。突然发现，我们再也无法长久驻留于故乡，但是，故乡成了我们无法忘记的纪念。那熟悉的乡音俚语，那熟悉的一草一木，那些亲密无间的故交知己，一想起来就另人心旌摇动。我们的心始终跋涉在回乡的路途中…… 春末初夏交替之时，晚间的蛙儿伴随着雨水的敲打声敲断了我此时的思绪。借着夕阳过后的一点儿霞光往外边望去，我似乎看到了连绵的山区下流淌着一条没有边际的河流，河流上载着一只又一只的船只，有大也有小。这一刻我惊呼，咦?这不是乌篷船吗? 是啊，这是乌篷船，我脑海中勾画出来的乌篷船。在这次重读周作人的《乌篷船》时，有种像牢笼里的小鸟在逃出鸟笼的魔掌后般欣喜。其实，在这之前我曾接触过这篇文章。在那时，只是觉得这是一篇普通的书信体文章而已，只是一封介绍自己家乡的乌篷船，何来的特别呢。甚至心里嘀咕着我也能写的，心里琢磨自己的家乡虽不是生活在海边，可山村里有比乌篷船更吸引人的呢!我们有那么壮观连绵的大山呢!这时的我甭提心中是有多么多的疑惑了，为什么这如此平凡的文章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呢?我也会有这么一天呢?这是随波逐流么?可我哪能知道周作人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周作人文学批评研究 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论》）代表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的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胡适，因为他最早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然而周作人要比胡适深刻的多，他很早就看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局限性，而提出了必须进行思想革命的问题。1919年3月，他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指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悔改，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在这前后，周作人写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思想革命的问题，他在《人的文学》中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纵观周作人早期文学批评理论，它的核心便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思潮和别的思潮一样，并不是与世俱来纵贯古今的东西，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人道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作家、思想家们用来反对封建主义束缚，要求思想解放的理论武器，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宗法观念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就成为当务之急。周作人从欧洲资产阶级思想武库里搬来了人道主义，矛头直指封建主义。虽然，当时欧洲已出现了反动的人道主义，但在中国，人道主义仍有它的进步性，成为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同盟军。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感慨：“生四千余年，现在去还讲人的意义，重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五四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姿态，投入了“辟人荒”的战斗，其中最突出的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开始将人的解放由个性解放的最低层次推进到阶级解放的最高层次。而周作人却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去考究人、发现人。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这种说法包括两种含义，其一，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着重点在动物，因为原来是动物，所以人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从这里，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有“兽性的遗传”——肉体的欲望要求，即兽性的一面。其二，人又是从动物进化的，着重点在进化，因此，“人的内面生活比动物更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的能量”。从这里，他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除了肉体的欲望以外，还有“灵魂”的愿望，精神的要求，即“神性的一面”。既然“人是灵肉一致的人”，人性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那么，符合这种人性发展的理想的人的生活，势必既不同于禁欲主义的超于人间的“人性以外人力以上”的纯然灵的生活；也不同于纵欲主义的低于人间的纯乎肉的生活，而应该是以人间为本位的顺乎人性合乎人理的灵肉一致的生活。实际上，周作顶礼膜拜的“人”恰恰是一个抽象的、超“人间性”的图腾，其实质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推及于类”（《文学的讨论——玖月葵》），还可以用这样一个循环式来表述：利己——利他——利己，利己是起点，也是终点，这就是周作人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很自然，人道主义便成为周作人文学批评的中心思想。 周作人的早期文学批评是很注重思想革命的。他的思想革命与鲁迅一样，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的灵魂”，使中国人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从非人的生活中挣脱邮来，过上人的生活。这一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新文学身上了。周作人在讲到自己的文章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苦涩之味 中文三班倪娟娟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尤以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笔者浅陋的谈谈对其散文的苦涩之味的感想。 周作人的著述博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开创者之一。周作人在《两个鬼》中说：“在我心头住着DuDaimon，可以说是两个鬼。”“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我对于两者都有些不舍，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周作人还说他自己是“叛徒”和“隐士”的合身。体现在创作中，就有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风格不痛的散文。而笔者通过阅读这两类文章，觉得有一共通之处：大多数文章的笔墨间隐含着淡淡的苦涩。这里两种风格虽然都贯穿于整个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中，但“平和冲淡”更能作为体现周作人散文的突出特点。“平和冲淡”是指具有“绅士鬼”精神的文学味浓郁的一些文章，大多创作于五四时期，取材来源于生活而远于现实，讲求趣味。这与周作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有相同之处，更能反映他的气质和性格。这类文章中普遍隐含着苦涩之味。 周作人的散文提倡“为艺术”﹑“为人生”，反对一切文以载道的个人言志派，带有对旧文学的反抗和批判。五四运动以后，他的理想中的个人主义兼人道主义产生了动摇，对应于强大现实的不可触动，使他开始明白各种西方学说与思潮并不真正适合于当时的中国。他在《山中杂信一》中写道：“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以致奇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这是他的矛盾，他无法将原本的人道主义与佛家道义良好的融合，更无法与他自己一直很推崇的西方学说糅合成一体。从而构成了他独特的精神世界：平和冲淡，略微含有苦涩。在他的散文中，他贯用娓娓的语调絮谈，将知识﹑智慧﹑哲理﹑趣味﹑冷漠﹑敏感﹑苦涩都融入笔端呈现给我们。 周作人的散文深具苦涩之味。他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思想情感却实是忧愤抑郁的。他曾经说过：“盖世间所有唯辱与苦。”在《药味集·序》中，他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在这里他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周作人深受西方﹑日本文化的影响，有着启蒙思想的头脑冷静而理智，因此，当他无力地怀着悲哀的心看着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运动不断地遭遇挫折和失败，他的信仰开始蒙上阴暗苦涩的影子。他的信仰是和五四反帝反封建时代精神一致的，他的《山中杂信六》中写道：“我们昏乱的国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里，既然受不住智慧之光的照耀。”“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的理想或者也只是空想；将来主宰国民的心的，仍旧还是那一班的鬼神妖怪吧！”对这些在中国仍然扎着根的“痼疾”，他亦是有心无力。 周作人深受尼采的世事轮回观的影响，“生存就其本来面目而言，并无意义和目的，但不可避免地轮回，无止境地化为虚无……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是永恒的！”有时他陷于极端黯黑的宿命，认为中国也好，人类也好，都在重复他们的愚蠢和罪恶，万劫不复。“凭了他的理知，批评万物，终于归到只有自己，但是对于这唯一的自己也不能深信。”“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无不珍惜之意，觉得有些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这种宿命观表达出了一种苦闷的孤寂感。《山中杂信二》中他说到：“但我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它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上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这是佛教思想中的博爱与现代革命思想的矛盾，一种难以调和的苦闷孤寂。
《乌篷船》赏析 《乌篷船》是一篇以书信形式写的别具一格的小品文。友人要到作者的故乡浙江绍兴去，作者在信中开篇告诉朋友，故乡最有特色的风物便是船。于是，作者便开始向朋友介绍船的种类、形状、材料、结构和用途。在介绍乌篷船时，作者详尽介绍了“三明瓦”的好处，并对其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描述，然后，又写了怎样坐船以及“到乡下去看戏”等种种的“理想的行乐法”。在谈到游历家乡景色时，作者特别强调要耐着性子，从容不迫，“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作者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游山玩水的最佳心境。从表面上看，这里作者是在写游山玩水，然而细细体味，其中却透露出作者对人生的处世态度。在作者看来，在人生路途上，每个人大可不必行色匆匆，心急火燎；其实心平气和、淡泊恬适才应该是处世的最佳态度。作者以平和冲淡的格调、朴素自然的笔墨，紧紧扣住乌篷船这一典型事物，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之情，透露出闲适隐逸的情思。《乌篷船》是周作人一组文章中的第九篇，文章总题目是“苦雨斋尺牍”。周作人早就说过，他虽然生活在大革命前夕的动荡年代，内心深处却向往着雨天，喝口清茶，同友人谈闲话，以为“那是颇愉快的事”；但他又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味，“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为了排遣，“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他提笔写信，写给谁呢？给知己者川岛（《尺牍》之三）、钱玄同（《尺牍》之六）－－二三人而已；实在没人可写了，就写给自己（如，《尺牍》之一及《乌篷船》），这封信的收信人就是写信人周作人本人。 《乌篷船》所表现的是寂寞的灵魂的内心对白。作者把自我的两个侧面外化为收信人“子荣”与写信人“岂明”，于是，就有了两个“自我”之间的撞击与交流。这是两个“实体”，有着不同的意趣与追求。 先看收信人“子荣”。由于书信体的限制，作者没有对“他”多作介绍，只能留下大量空白；不过，寥寥几笔，已显出轮廓，足以使读者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丰富与完整。于是，不知不觉间，也就参预了作品的再创造。“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可 “他”生活在一个开始有了现代物质文明、大概类似北京这样的现代城市里；“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那样性急”，“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他”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都开始追逐于现代城市的快节奏，而对传统的、缓慢的、近乎停滞的生活不相适应；“坐航船到西陵去，也特别有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传统生活所特有的“风趣”于“他”已开始隔膜。可见，收信人“子荣”正是现实生活中已经被现代文明改造了的“自我”。 而写信人“岂明”就是在内心深处顽强抵抗着的“自我”，在周作人看来，这也是更值得保存、更真实、更本色的“自我”。“他”是那样津津乐道于故乡的“船”：讲了白篷船，又讲乌篷船；讲了大船，再讲小船；介绍乌篷船时，单是“三明瓦”就费了一百三四十字，约占全文十分之一的篇幅；这还不够，还要讲船尾怎样，船头如何，船篷又有多高，多宽，4个人坐着都可以打马将（深恐你没有实感）；小船呢，又是怎样的矮、窄，“遇着风浪，或者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简直唠叨得没个完，仿佛这不是那位平日沉默寡言、写起文章来惜墨如金的周作人，而是一位热心得有点过分的导游者。从这近乎反常的表现里可以感觉到，讲述者差不多每介绍到一处，都要重复使用“有趣”、“风趣”、“趣味”这样的词儿。这当然不是因为“词汇贫乏”，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讲述者的心思本不在“船”而在“船”中所蕴含的“趣味”、情感、心态、生活方式、人生态度，概括起来，就是传统文化的底蕴。 文章的开头不再显得罗嗦了，正是从那些似乎有些重复的字句中，我体味出一种不慌不忙，娓娓道来的从容心境，一种故意用轻描淡写掩盖起来的思乡感情。
《鲁迅与周作人》读书笔记 其实以前自己就有过将他们比较起来的看的心理，可看完这书以后，以前的看法未免太肤浅了，当然现在肯定也是很肤浅的，但总比先前的进了一步。 看鲁迅的传记或者评论文章时，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周作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但相对鲁迅来说，周作人那次与兄决绝之后，对他的打击是甚大的，这件事加重了鲁迅生命中坎坷沉重的一面，使鲁迅在以后的时间里孤军作战，对现实社会、人生产生了更大的怀疑。我想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言论来吧，这里我也就不祥做讨论。 书中从第一节的“初梦”写到最后的“荣辱”，很显然我们就可以看到孙郁是从时间顺序来结构内容的。兄弟两个从最初的日本留学到归国这段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各自知心的程度，鲁迅这种出于作为兄长的身份对周作人的爱深深的感动了我，鲁迅可以牺牲自己一部分的价值和追求来帮助弟弟，可以让自己整理翻译的书暑上弟弟的名字来发表，为了弟弟的生活费用支出，他本来可以再到日本研究几年的可他选择了归来，在弟弟回来之后，他又尽自己的能力尽量的把作人拉到自己身边来，此时的作人也跟哥哥一起奋战，一起译介外国优秀小说，探讨古文，特别在五四的时候与鲁迅一起举着思想启蒙的旗帜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中国的思考。可寻路是痛苦和迷惘的，这之间的过程有两个人的互相支持其实也能挺得过去，但是后来恩怨终于发生了。上面的叙述基本上可以概括书中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书中提到了鲁迅与周作人的经历对他们性格及其创作的影响。一个是在经历了沧桑世事之后依然选择了“入世”，这义无返顾的选择痛苦并夹杂着矛盾和怀疑，带着灵魂上的鬼气战斗着和生活着。一个在没有经历过过多的困苦之后选择了“出世”。在书斋里独自品味着人生，沉浸在书香气里怡然的探讨花草虫鱼，像个超脱的智者，可这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洒脱最终也使他走向了附逆的道路，令很多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惋惜和为之悲哀。但两个人同时又好象是都与现实社会相抵牾的现代知识分子，只不过一个是进取，一个是退到书堆里寻乐趣。从人格精神来说，无疑鲁迅的选择是带有崇高意义的。我很同意作者把这两个人所走的道路看成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走普遍的两条路，而且很多人似乎都没走好，也就是说没有坚持，很多现代的知识分子都随着大波逐流，可如果你不逐流你的命运又怎样呢？到了解放后，到了文革经历过五四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经历过五四的积极分子一样的沉默了，不沉默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我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可历史似乎又是这么的残忍和充满悖论。 书中书趣这一节我觉得是本书对我的新颖之处。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中虽看到过，但好象都没有专门展开的论述，而且这里又是一种比较性的论述。两个人都有很深的古文功底，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民间视角研究 摘要：“五四”时期，民间文学被知识分子当作文化改良和文学变革的资源，周作人从“文艺”和“学术”的双重视角对民间文化和文学进行了关照，形成了他对民间文学的独特认知与论述。本文从周作人民间视角产生的原因和他对民间神话、宗教、歌谣研究内容的梳理中探析“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知。 关键词：周作人民间文学民间视角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的生发 （一）故乡遗风遗俗的熏陶 周作人的民间文学、文化研究与其成长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他生活在越文化的中心地绍兴，从小受到浓厚的乡风遗俗的熏陶。周作人在其文中记载：“儿时听过蛇郎、螺女、老虎外婆之类的故事，唱过‘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之类的儿歌[1]”，看过道士炼度的“戏剧似的演出”。[2]他的祖父也时常会背些《西游》《封神》那样的“大头天话”给周作人听……故乡生活经验不仅形成他对风土物产的特别兴趣，也使他领略了民间文化的广博丰富，为他研究民间文化奠定了扎实基础，准备了充足资料。 （二）日本和西方文明素养的汲取
1906年，周作人留学日本，在学习日本文化的同时，他自觉地汲取西洋文明的素养。周作人曾翻译介绍国外民俗学研究的现状和有关民俗学的理论观点，包括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英国民俗学家安德鲁朗的民俗学方法和神话学观点、英国神话学者哈理孙女士的神话学文章等。《我的杂学（七）》中写道“这里边，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3]如果说此前周作人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兴趣是完全出于个人情趣，而经过以人类学、希腊神话为主的西方文明的润泽后，他对民间文化就发生了一种审视的理趣，并从此开始进入了有理可循的研究状态。 二、周作人民间视角的“文艺”维度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文艺”维度产生根源 关于民间文学“文艺”维度研究的意义，周作人认为：“若更以文史家言治童话者，当于文章原起亦得会益。盖童话者（兼世说）原人之文学，故探文章之源者，当于童话民歌求解说也”。[4]1918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面向全国征集歌谣，拉开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帷幕。征集歌谣切入点几乎都是文学的，征集的歌谣需有“寓意深远”“自然成趣”“有天然之神韵”[5]等文学特质。由周作人起草的北大《歌谣》周刊发刊词提出：“……所以这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