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鲁迅做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夺目的眼球。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文化先进的方向。
但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些不敢去触及的地方，鲁迅先生也是如此。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大的两处伤痛，一是与朱安的不幸婚姻，二是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纠纷。
据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以前。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而让人看了羡慕到眼红的地步。当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周作人还在小学。鲁迅先生用钱节俭，把大部分钱都用在买书上，然后就把适合弟弟读的书寄回家去。到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周作人便在京师学堂读书，由于经济原因，鲁迅先生放弃了自己再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当教员以补贴周作人上学之费用，再后来，周作人也当了教员，鲁迅便让他与妻子羽太信子搬到八道湾同往，若有时间，鲁迅常会帮作人审看教案，抄写摘录。有一次，周作人患了场大病，鲁迅便急的到处向友人借钱，甚至于比自己生病时还紧张…..
我想周作人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也应对大哥的如此厚情感动钦佩吧，然而，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恰如所料的起来。在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先生一封信：“鲁迅先生，我作日才知道一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以后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八日，作人。”从此，骨肉情深的兄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一封绝交信两人的心灵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然而，事情的糟糕程度远不止如此。据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写道：“周作人曾拿起一重烟炉向鲁迅掷去，幸而被别人接住，才不致于打破鲁迅的头。”更可恶的是，周作人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这有何异于“鸠占雀巢”！后来周作人就在文学上对鲁迅进行严厉的批评，最为严重的一次文学攻击，便是周作人知道鲁迅“闲置朱安，再娶许广平”后对鲁迅进行的一连串的臭骂。
为什么原本感情深厚的兄弟最后竟成了仇人呢？难道7月18日那封信只是一种突然么？对此，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众说纷纭。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他与弟弟周作人的相关事迹（唯有一篇《诸弟记》）。
我觉得每件事都会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周作人7月18日给鲁迅那封信绝非一种突然。这种矛盾应是很早就开始了，而那封信则是这种矛盾不断演变储存。最后爆发出来一种手段。而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错综的结果。
常言道：“习惯决定一切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想这种矛盾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鲁迅的周作人的性格与价值取向。鲁迅的性格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刚毅，一种傲骨，而周作人的性格浮现出的是软弱是屈服。这一刚一柔，本身便是一种极大的反差。鲁迅所走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道路，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周作人是国民党的“御聘文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为国民党买命的走狗。当时，两党对峙，就是想让他俩不矛盾都不行。
而这种性格的不同，使羽太信子成了造成两人的纠纷的核心因素。羽太信子是个具有强烈民族歧视观念的日本女人，当时日本是军事强国，而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自然的羽太信子尊重她的国家，藐视中国的一切。就连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日本货。甚而，常让朋友从日本销“新鲜”的物品拉使用。若是有什么病也是请日本医生看，其费用花俏之大自是不必多说。而且羽太信子有是个贪婪无度，野心勃勃，挥霍浪费的两面人物。她在鲁迅面前装得规规矩矩，从不当面多呵一声，但到了周作人那里便尽是说鲁迅的坏话，进行恶意的诋毁。她所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中国人”赶出去，让自己独占八道湾，而上面已说过周作人性格软弱，只为求得“若雨斋”一桌之清静，是个典型的“怕老婆”。所以，羽太信
子说什么他都得听着，都得照着做，否则，闹起来吃苦只是他自己。听烦了羽太信子的唠叨，受够了被妻子的臭骂，干脆，做个了断，“择其妻则闲静两得，弃其兄则终日无虑，何不为之？”于是，他决定与鲁迅摊牌，把哥哥逼出八道湾。
此外，据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周作人与鲁迅决裂的还有两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一是鲁迅在羽太信子沐浴时不经意看了一眼，二则是周作热闹夫妇想占有八道湾的房地产。
据了解，日本女人确有沐浴时随便走动之说，鲁迅先生当时与他们住在一起，不经意看到也是有可能的，但根据章川岛先生所说，当时的沐浴房在四周种着许多花草树木，似乎不太可能看见。然而我想，退一步而言，就算真是不经意看了一眼便能致使两兄弟闹矛盾了？我觉得这些无非只是些表面的东西罢了，只能是羽太信子找了个更好的理由在周作人面说鲁迅更多更毒的坏。当然也是找了个很好的借口驱逐鲁迅，以便他们可以理直气壮，更加冠冕堂皇。
至于房地产之说，与以上所述类似，这此不再多分析。
而我想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周作人所研究的领域。周作人在性格方面有着博深的研究，他崇尚在性格方面的协调和尊重。这也是为什么他会那么怕羽他信子的一重要因素。因为在他看来，夫妻的关系是整个家庭的纽带，如果夫妻关系不好了整个家庭都得垮台，朔月在兄弟和妻子间，他选择了后者。而鲁迅与朱安之间的夫妻关系是他所痛恶的。（他认为鲁迅不尊重朱安的感受）后来，鲁迅又娶了许广平，这无疑是火上加油，更家刺激了周作人的不满。在鲁迅娶许广平时，他写文章厉批评便足以说明。
总之，鲁迅与周作人的纠纷缘由是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羽太信子在这其中占这主要因素，但我们却不能把一切都归结在一个女人身上。这样的推论是狭义的，我们必须客观的认识到鲁迅与周作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可以说一切事情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受到当时所处社会的影响。试想，若不是当时中国弱于日本，鲁迅与周作人会去日本留学吗？周作人又怎么娶羽太信子为妻？羽太信子又何来藐视中国之观？若不是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峙，鲁迅又怎会与弟弟针锋相对？若不是周作人性格软弱，羽太信子又怎么敢如此放肆！
过往一切把已成为历史，我们自然无法改变历史，但我们却可以创造美好的未来。希望我们能从中获得启发，学会辨证的看待问题，学会合理推论，学会理性而智慧地生活！
品《苦雨》浅谈周作人的小品文的艺术特点 ------你姐姐的名字 内容摘要：近来得闲，小品一下周作人的《苦雨》，惊叹其以一种如清风般的书信体自然地表达自我情感，与他人无关，就如他最后写的“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事情，与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事情，此外别无意思”，颇具文人味道，抒发个人的寂寞和忧郁、爱好和兴趣，表现出闲适隐逸的情思。 关键词：周作人苦雨浪漫主义想象现实之苦苦雨翁 《苦雨》是一篇“借物咏怀”的文章，“苦雨”很能代表当时作者的心境，借着回忆、想象以及叙述，各种各样的“雨”被搬到笔下，写得相当自如，而整篇文章始终笼罩在淡淡的哀愁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使用的是“书信体”，借着这一“私人化”文体，叙述更显得娓娓而谈。文章也很能体现周作人文章的特点，所用材料都是一般情况下不入诗文的，而他都能写出味道来，自有其过人之长。文章写得似有意似无意，似有意思似无意思，所谈的确都是“私事”，又在结尾若有所指若无所指，凡此种种，皆为典型周氏风格。 《苦雨》堪称周作人的代表作——“雨”与“风”一起构成了周作人散文的“基本（单位）意象”，以此为文题或书名的就有《雨天的书》、《雨的感想》、《风雨谈》、《风雨后谈》……等等，《苦雨》即是第一篇，而且似乎成了周作人的传世之作。周作人自己也以“苦雨”题名书斋，称号“苦雨翁”，“苦雨”遂与周作人其人其文混然一体而不可分。文题曰“苦雨”，“雨”是客观景象，“苦’是主观感受，不同的主、客体的组合，就构成了不同的意象。文章即由此谈起。于是，就有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的“梦似的诗境”，“一叶扁舟”在“暴风雨”中滚浪行进的“危险极也愉快极”的豪情，以及“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悠然进行”的快感。 以上三种“意象”，我们或许可以用“喜雨”二字概括，正与文题中的“苦雨”形成对比，而且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入了或悠然或壮阔的诗的境界。但作者却一语点破：“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的靠不住”，原来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的想象（幻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末可知”，这才是真实的现实。在前面一连串的“佳趣”、“风趣”、“愉快”、“亲近”、“悠然”、“快哉”的“喜”词之后，第一次点出“苦”字。这才自然地转入据说“叫我十分难过”的“这几天的雨”，“苦”字仍暗含其中。这现实的（非想象中的）“雨”确实已经没有半点浪漫主义的诗情，却给人带来灾难，至少是不便，例如“将门外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给“梁上君子”以可乘之机之类，也让人心烦，夜里不断为单调的雨声吵醒，“睡的很不痛快”，至于雨后劫余的书籍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之让人“不愉快”，“涨过大水后的普遍的臭味”，更是毫无美感可言。周作人平静地叙述着这一切，为人们描摹了一幅幅真实极了，也现实极了的无美感可言。周作人平静地叙述着这一切，为人们描摹了一幅幅真实极了，也现实极了的人生图景，语气中略含几分幽默（如说“梁上君子将去川岛‘佢们’的窗下窃听”之类），也是对处于日常生活的困境中，有着凡人的苦恼的人自身的一种调侃吧，而那个“苦”字确也更加浓重了。但周作人笔锋一转，却引出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的话题来。文章的气氛又由“苦”转向“喜”。哪两种人呢?“第一是小孩们”，“第二种”却是“蛤蟆”，这样的并列已经够有意思，而周作人不仅对小孩子们喜欢嬉水有几乎是感同身受的深切体验与理解（更确切地说是欣赏），而且对于蛤蟆吠声之美，以及“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的心情的揣度，竟至于如此真切，实在令人惊异。但这正是周作人之为周作人的原因，在他的观念中，人（特别是包括儿童在内的自然形态的人）与生物原是沟通合一的，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考试大纲考试科目代码： [ 829 ] 考试科目名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中国现代文学史75 分 中国当代文学史75 分 4)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史 3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 中国当代文学史 3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简答题：中国现代文学史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中国当代文学史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论述题：中国现代文学史 1 小题，每小题 30 分，共 30 分 中国当代文学史 1 小题，每小题 30 分，共 30 分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考试目标： 1、全面认识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系统掌握中国现当代文学从 20 世纪初到 21 世纪初文学思潮、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的发展轨迹，各阶段的的名家名作，各重要流派的特点及其代表作品。 考试内容： 中国现代文学部分 一、第一阶段的文学（ 1917 ～ 1927 ） （一）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1.文学革命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2.根据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的主张分析文学革命的基本观点。 3.分析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贡献。 4.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重要文学社团成立的时间、主要骨干、创办的主 要刊物、文学主张、性质和意义。 5.周作人的文学批评观与茅盾（沈雁冰）等的文学批评观的异同。 （二）诗体的解放与探索 1.初期白话诗人的主要代表的特征、成就和局限。 2.以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刘大白的创作为例，分析初期白话新诗的得 与失。 3.结合《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等作品，分 析郭沫若《女神》的思想和艺术。
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鲁迅做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夺目的眼球。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文化先进的方向。 但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些不敢去触及的地方，鲁迅先生也是如此。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大的两处伤痛，一是与朱安的不幸婚姻，二是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纠纷。 据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以前。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而让人看了羡慕到眼红的地步。当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周作人还在小学。鲁迅先生用钱节俭，把大部分钱都用在买书上，然后就把适合弟弟读的书寄回家去。到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周作人便在京师学堂读书，由于经济原因，鲁迅先生放弃了自己再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当教员以补贴周作人上学之费用，再后来，周作人也当了教员，鲁迅便让他与妻子羽太信子搬到八道湾同往，若有时间，鲁迅常会帮作人审看教案，抄写摘录。有一次，周作人患了场大病，鲁迅便急的到处向友人借钱，甚至于比自己生病时还紧张….. 我想周作人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也应对大哥的如此厚情感动钦佩吧，然而，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恰如所料的起来。在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先生一封信：“鲁迅先生，我作日才知道一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以后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八日，作人。”从此，骨肉情深的兄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一封绝交信两人的心灵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然而，事情的糟糕程度远不止如此。据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写道：“周作人曾拿起一重烟炉向鲁迅掷去，幸而被别人接住，才不致于打破鲁迅的头。”更可恶的是，周作人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这有何异于“鸠占雀巢”！后来周作人就在文学上对鲁迅进行严厉的批评，最为严重的一次文学攻击，便是周作人知道鲁迅“闲置朱安，再娶许广平”后对鲁迅进行的一连串的臭骂。 为什么原本感情深厚的兄弟最后竟成了仇人呢？难道7月18日那封信只是一种突然么？对此，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众说纷纭。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他与弟弟周作人的相关事迹（唯有一篇《诸弟记》）。 我觉得每件事都会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周作人7月18日给鲁迅那封信绝非一种突然。这种矛盾应是很早就开始了，而那封信则是这种矛盾不断演变储存。最后爆发出来一种手段。而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错综的结果。 常言道：“习惯决定一切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想这种矛盾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鲁迅的周作人的性格与价值取向。鲁迅的性格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刚毅，一种傲骨，而周作人的性格浮现出的是软弱是屈服。这一刚一柔，本身便是一种极大的反差。鲁迅所走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道路，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周作人是国民党的“御聘文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为国民党买命的走狗。当时，两党对峙，就是想让他俩不矛盾都不行。 而这种性格的不同，使羽太信子成了造成两人的纠纷的核心因素。羽太信子是个具有强烈民族歧视观念的日本女人，当时日本是军事强国，而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自然的羽太信子尊重她的国家，藐视中国的一切。就连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日本货。甚而，常让朋友从日本销“新鲜”的物品拉使用。若是有什么病也是请日本医生看，其费用花俏之大自是不必多说。而且羽太信子有是个贪婪无度，野心勃勃，挥霍浪费的两面人物。她在鲁迅面前装得规规矩矩，从不当面多呵一声，但到了周作人那里便尽是说鲁迅的坏话，进行恶意的诋毁。她所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中国人”赶出去，让自己独占八道湾，而上面已说过周作人性格软弱，只为求得“若雨斋”一桌之清静，是个典型的“怕老婆”。所以，羽太信
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 何亦聪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周作人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周 作人在学术界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迅速焕发了光彩。以10年为界，讨论周作人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指出其不足，以期能对将来的周作人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周作人；思想；散文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 （2010）02－0152－03 收稿日期：2010-01-20 作者简介：何亦聪（1985—），男，河南濮阳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Mar.，2010 Vol.18No.2 河南社会科学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10年3月 第18卷第2期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周作人自身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思想史上，他的存在都被有意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内地政治气氛的改变，周作人也重新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短短30年间，周作人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小心翼翼到逐步放开直至神采焕发的过程。如果按照时间大致划分，80年代以来的周作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80年代是一个时期，90年代是一个时期，新世纪以来是又一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各有其特点。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 一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文学研究、思想研究方面步入解冻期。在20世纪80年代，周作人的一些文集和选集陆续得到了整理出版，如上海书店出版的5本影印文集，钟叔河主持、岳麓书社出版的一部分自编文集，以及《知堂序跋》、《知堂书话》等。张菊香、张铁荣合著的《周作人年谱》及其合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是此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80年代发表的有关周作人的各类文章超过了100篇，接近1949年以前所有关于周作人之单篇文章的总和；研究专著则有李景彬的《周作人评析》、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等。 8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文艺思 想研究、附逆的思想根源与动机之研究、散文研究、周氏兄弟对比研究。1980年，李景彬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了《评周 作人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一文，从人道主义思想的角度探讨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堪称周作人文艺思想研究的开风气之作。但或许由于尚处在80年代的初期，研究者在研 究过程中多少显得有点放不开手脚，就理论、观点而言，这篇 文章并不新颖。相比较而言，罗钢在1987年发表的《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一文在理论素养方面就显得更为成熟。作者将周作人30年代以前的文艺思想划分为留日时期、“五四”前后和20年代3个时期，并指出：“在不同的阶段，周作人与西方人道主义文艺思想的联系显示出不同的 特征，但其间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1] 钱理群的《历 史的毁誉之间——简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篇比较全面地论述周作人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理论主张与成绩的文章，在文中他明确地指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旗帜上写 着两行大字，“自由—宽容”和“个性—表现自己”[2]，这个见解 比较简练地概括出了周作人文艺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主要特色。 关于周作人，最容易引起争议与关注的话题似乎始终是他的附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说法和解释，比如“家累”或者“亲日”等，但在80年代，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寻找出周作人附逆的思想与性格根源，如黄裳在《关于周作人》中即指出周作人的附逆与其复杂的心态有关。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一书是较早从对周作人自身个性和思想的理解出发来探讨其人生轨迹的一本学术著作。此书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其宏阔的视野，作者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周作人一人，而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书中常采取比较的研究方法，如对比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生道路等。 80年代最早对周作人的散文进行研究的是许志英，他在 《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一文中从知识、趣味、诗意三个方面探讨了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但是这种把握和理解一方面限于表层，另一方面限于“早期”，作者对周作人的 · ·152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说起周作人，不得不先提一提他的兄弟鲁迅。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上鲁迅的文章不仅仅是重点篇目还是考试时候必出的考题。鲁迅在中国文坛上是以辛辣讽刺批判的风格著称的，而他的弟弟周作人恰恰与其相反。可以讲兄弟二人都是文学改革浪涛中的先驱，但两人的风格却截然不同。比起鲁迅的凶狠周作人显得温和了许多。我们暂且撇开其在政治上错误的选择，单单在散文创作这一领域，周作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他为中国散文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并且首次引入了美文这一概念。本文，笔者就想围绕他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谈谈自己的看法。 大部分人谈起周作人散文的艺术风格，都会用上平和冲淡这四个字。对于散文创作而言，平淡的的确确是其最高的境界。可以说平和冲淡是周作人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的或者说是努力靠近的创作方向和心境。他的文章无论是随笔还是文理评论都有着心平气和说理的特点，确实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他的平淡，不是不用技巧，相反倒是匠心独运，只是不露痕迹而已。这就是为何人们说周作人散文中的一个重要艺术特点是“平和冲淡”了。周作人总是以平淡作为他孜孜追求的理想。这种平淡，在他的著作中是到处都找的到的。如〈喝茶〉中“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又抵十年的尘梦。”还有〈北京的茶食〉中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 然而周作人终究还是一个复杂的人。在其不少文章里面都寄托着正统的思想，而并不是一味的平淡无味，这些虚实，抒情性的散文不仅仅在描述真实的生活还临摹了真实生活的美与丑。还有不少正经之作，内容相当严肃与尖锐。因此单纯的用“平和冲淡”来概括他散文的艺术特色也不是最为确切。就连他自己也不太认同自己真正做到了平和冲淡，在他《我的文章》中周作人是如此来评价自己的作品的，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所最缺少而不能做到者也。”至于自己文风他只是觉得“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事实上，对现实的忧患，即使是建立在对人生悲观基础上的“乐生主义”，但是都不能使他做到真正的平和冲淡。对于《故乡的野菜》这样的纯散文来说，他在表面上的确是追求着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但实际上却表达了他的精神寄托以及内心深处最最深刻的伤悲。一开始，他并没有用很浓烈的语句去表达对故乡的怀念，反而说自己对故乡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但到了后面又流露了“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的失望与伤感。显然他也没有忽视自己的情绪，只是在表现情绪的时候不那么张扬而已。就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般，文字很清新很脱俗，是一篇美文，但是事实上却是作者对现实的逃避，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代偿，有着极其忧伤的情调。
从“闲适”与“道德”解读周作人的“谈鬼” 摘要：1936年，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了“闲适”与“道德”两种创作旨趣，笔者将其放到周作人的谈鬼文字脉络中，发现周作人“道德家”的身份一直存在，只是在30年代说自己更看重“闲适”，朝“闲适”转向；这种转向的背后是周作人以个性解放获得集体解放的独特路径。然而，正如“鬼”的恐怖难以净化成为趣味一样，周作人的文学实践也并不成功。 关键词：周作人；30年代；转向；鬼 尾丸长喜在《“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周作人、胡适等的比较》一文中提出，“谈鬼”和中国的现代化密切相关。从五四启蒙时代鲁迅笔下鬼气森森的众生相，到1940年代解放区文艺代表作《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核心思想，尾丸氏认为，“‘鬼变成人’这一主题，甚至可以说成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底流的基本主题”。 笔者无力判断尾丸氏的大命题是否正确，但如何谈论与面对“鬼”，是周作人持续思考的问题。在下文中，笔者试图重构周作人谈“鬼”言论的思想来源、内容变化与指征影响，力求通过“谈鬼”这一较小的切入口，解读周作人在30年代在国民性与近代化问题上心境怎样、行为如何。 一、30年代周作人的“闲适”与“道德” 1936年，周作人写了《自己的文章》1，有一句话可以代表文章的中心意思：“看自己的文章，假如这里边有一点好处，我想只可以说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周作人沿袭1925年《雨天的书序二》和1934年《苦茶随笔后记》中的态度，批评自己写文章不够平淡，太过积极热心，并重申自己对于道德家的厌恶。 在《自己的文章》中，周作人一方面探讨了“平淡闲适”。文坛上有不少人“痛恨闲适，以为这是布耳乔亚的快乐”，批判周作人“差不多就是饱暖懒惰”。周作人回应文坛的批判，表明自己所追求的，“平淡的文情”无法在充满“广播的怪声的报告与旧戏”的中国真正获得，只是心向往之。他实际上是积极的，因为“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眼见得那么不成样子”，“令人怒从心上起”，“平淡乃是跛者之不忘履也”。 然而，周作人的潜台词，始终把“平淡”当成最高理想，试图说服大众认可“平淡”。“平淡”不同于“闲适”，前者是周作人一贯推崇的，后者却是文坛诸公“改换名目称之日闲适”，重命名后加以批判的对象。《自己的文章》里，两者的区别被周作人自己消弭，他确认“平淡闲适”是自己追求、却未能实际达到的境界。他进一步将“平淡闲适”分为农人驻足观水式的“小闲适”，和“以婉而 1周作人：《自己的文章》，《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170-173。
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周作人在学术界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迅速焕发了光彩。以10年为界，讨论周作人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指出其不足，以期能对将来的周作人研究有所助益。 标签：周作人；思想；散文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周作人自身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思想史上，他的存在都被有意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内地政治气氛的改变，周作人也重新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短短30年间，周作人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小心翼翼到逐步放开直至神采焕发的过程。如果按照时间大致划分，80年代以来的周作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80年代是一个时期，90年代是一个时期，新世纪以来是又一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各有其特点。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文学研究、思想研究方面步入解冻期。在20世纪80年代，周作人的一些文集和选集陆续得到了整理出版，如上海书店出版的5本影印文集，钟叔河主持、岳麓书社出版的一部分自编文集，以及《知堂序跋》、《知堂书话》等。张菊香、张铁荣合著的《周作人年谱》及其合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是此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80年代发表的有关周作人的各类文章超过了1OO篇，接近1949年以前所有关于周作人之单篇文章的总和；研究专著则有李景彬的《周作人评析》、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等。 8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文艺思想研究、附逆的思想根源与动机之研究、散文研究、周氏兄弟对比研究。1980年，李景彬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了《评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一文，从人道主义思想的角度探讨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堪称周作人文艺思想研究的开风气之作。但或许由于尚处在80年代的初期，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多少显得有点放不开手脚，就理论、观点而言，这篇文章并不新颖。相比较而言，罗钢在1987年发表的《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一文在理论素养方面就显得更为成熟。作者将周作人30年代以前的文艺思想划分为留日时期、“五四”前后和20年代3个时期，并指出：“在不同的阶段，周作人与西方人道主义文艺思想的联系显示出不同的特征，但其间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钱理群的《历史的毁誉之间——简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篇比较全面地论述周作人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理论主张与成绩的文章，在文中他明确地指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旗帜E写着两行大字，“自由一宽容”和“个性一表现自己”，这个见解比较简练地概括出了周作人文艺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主要特色。 关于周作人，最容易引起争议与关注的话题似乎始终是他的附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说法和解释，比如“家累”或者“亲日”等，但在80年代，也
浅析周作人散文风格 前言 以往提到周作人最先想到的便是其在政治上的偏离，直到上学期偶然借阅了钱理群所著《周作人》传，莫名的被这个追求平淡、孤独苦寞而又学识渊博的人所吸引。于是开始借阅其作品。觉得其散文也是别有味道。尤其喜欢他在“闭户读书”时期的作品。于是选择浅析其散文风格作为期末论文。一方面是出于对其散文的喜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对一直将其散文风格形容为“平淡”稍有疑义。 文章概要 写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研究周作人的散文风格。以往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评价往往都是“平淡冲和”，或者“平实冲淡”，但我本人对此并不是很赞同。打算先了解前人对其散文风格的看法，找到自己与前人观点的异同。通过分析周作人作品《雨天的书》、《故乡的野菜》、《苍蝇》等所包含的丰富的意味及周作人自身的性格特点来分析，希望能以此证明，用“平淡冲和”来形容周作人的散文是不准确的。 正文 前人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研究 1、以金燕《灰色天空下的温暖一评周作人散文的创作风格》，孙艳平《论局作人散文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和刘春香《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为代表，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周作人散文中“平淡”、“冲淡”等艺术特征都给予充分言述。 2、吴仁援的《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则开篇便明确指出用“平淡”来总结归纳周作人散文的基本特质或者整体风格都是不准确的，认为“周作人散文中透溢弥漫出的是苦涩味、流氓态、人文性、平民化、浙东气，由此而形成的其散文的显著特征是平缓、平正、平实、平易、平质”。 3、阿英在《周作人小品序》中所提到的：“平淡冲和”这正是周作人小品文的最显著的特色，也就是田园诗人所必然采取而发展到高度的形式。就现代的小品文成果上看，在“新小品”还没有成长，而“杂感文”不能算主要的小品文的时候，周作人的小品文，在史的发展上，我们是不能不予以重大的估价的。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羽太信子，周作人可能不会去依附日本人当汉奸，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一、羽太信子的奢侈无度和日本身份是周作人当汉奸的原因之一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 ①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②
浅析周作人小品散文的艺术特色 有人说周作人散文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只不过是在散文中古今中外引经据典显示学识；也有人说周作人的散文苦涩难懂、令人费解；还有人说周作人曾做过汉奸，他的文章是反动文学……带着文学史及人们对周作人的种种评价，我怀着一种疑惑而又好奇的心理开始走进周作人的世界。徜徉在周作人所创造的文学氛围中，我对作品里的风俗人情开始着迷；走近周作人，我发现了一个独特而又优美的散文艺术境界。 正是在这种理智和情感的驱使下，我开始了对周作人小品散文艺术风格的探寻……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之一。其小品散文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是对其小品散文的艺术特色进行了研究：首先是化腐朽为神奇、点铁成金的文抄体是周作人散文独具的特色。其文抄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运用周氏独到的评点，达到了文我合一、物我两化的艺术境界。其次在其闲适艺术风格中所表现出的平和冲淡的意境迂回曲折的笔墨情趣和渗透于文章的淡淡的苦味。再次是周作人用特殊的笔调把读者引入其境的意境美和作品中流露出的平淡而有韵致的故乡情绪美。另外，周作人散文语言平实质朴，却不乏精炼，平实冷静中包含着幽默，也是其文章的一大特色。 (一)、化腐朽为神奇、点铁成金式的“文抄公”的文体。 周作人自幼饱学诗书，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加之他在留学日本时又广泛涉猎了外域文化。他能够对古今中外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丰厚的文化学养。周作人这种特殊的读书经历所形成的文学涵养，使其在文章中经常大段地抄引古书内容，使“文抄”成为其文章的一大特色。钱玄同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对于周作人这类文抄体，许多人似乎很难接受。他们甚至认为周作人这类文章脱离现实，躲入书中以书本知识济文章，文中没有自己，其文抄只不过是显示其学识，给人故作高深之态，让人产生“高山仰止”的感觉。面对此类批评，周作人很不以为然。对周作人而言，抄书并不比作文容易得多。 其一、“文抄”内容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融合。周作人在写作实践中确实做到了“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在文抄中把知识与趣味融为一体，让读者在了解某
《鲁迅与周作人》读书笔记 其实以前自己就有过将他们比较起来的看的心理，可看完这书以后，以前的看法未免太肤浅了，当然现在肯定也是很肤浅的，但总比先前的进了一步。 看鲁迅的传记或者评论文章时，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周作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但相对鲁迅来说，周作人那次与兄决绝之后，对他的打击是甚大的，这件事加重了鲁迅生命中坎坷沉重的一面，使鲁迅在以后的时间里孤军作战，对现实社会、人生产生了更大的怀疑。我想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言论来吧，这里我也就不祥做讨论。 书中从第一节的“初梦”写到最后的“荣辱”，很显然我们就可以看到孙郁是从时间顺序来结构内容的。兄弟两个从最初的日本留学到归国这段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各自知心的程度，鲁迅这种出于作为兄长的身份对周作人的爱深深的感动了我，鲁迅可以牺牲自己一部分的价值和追求来帮助弟弟，可以让自己整理翻译的书暑上弟弟的名字来发表，为了弟弟的生活费用支出，他本来可以再到日本研究几年的可他选择了归来，在弟弟回来之后，他又尽自己的能力尽量的把作人拉到自己身边来，此时的作人也跟哥哥一起奋战，一起译介外国优秀小说，探讨古文，特别在五四的时候与鲁迅一起举着思想启蒙的旗帜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中国的思考。可寻路是痛苦和迷惘的，这之间的过程有两个人的互相支持其实也能挺得过去，但是后来恩怨终于发生了。上面的叙述基本上可以概括书中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书中提到了鲁迅与周作人的经历对他们性格及其创作的影响。一个是在经历了沧桑世事之后依然选择了“入世”，这义无返顾的选择痛苦并夹杂着矛盾和怀疑，带着灵魂上的鬼气战斗着和生活着。一个在没有经历过过多的困苦之后选择了“出世”。在书斋里独自品味着人生，沉浸在书香气里怡然的探讨花草虫鱼，像个超脱的智者，可这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洒脱最终也使他走向了附逆的道路，令很多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惋惜和为之悲哀。但两个人同时又好象是都与现实社会相抵牾的现代知识分子，只不过一个是进取，一个是退到书堆里寻乐趣。从人格精神来说，无疑鲁迅的选择是带有崇高意义的。我很同意作者把这两个人所走的道路看成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走普遍的两条路，而且很多人似乎都没走好，也就是说没有坚持，很多现代的知识分子都随着大波逐流，可如果你不逐流你的命运又怎样呢？到了解放后，到了文革经历过五四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经历过五四的积极分子一样的沉默了，不沉默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我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可历史似乎又是这么的残忍和充满悖论。 书中书趣这一节我觉得是本书对我的新颖之处。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中虽看到过，但好象都没有专门展开的论述，而且这里又是一种比较性的论述。两个人都有很深的古文功底，
周作人文学批评研究 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论》）代表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的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胡适，因为他最早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然而周作人要比胡适深刻的多，他很早就看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局限性，而提出了必须进行思想革命的问题。1919年3月，他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指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悔改，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在这前后，周作人写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思想革命的问题，他在《人的文学》中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纵观周作人早期文学批评理论，它的核心便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思潮和别的思潮一样，并不是与世俱来纵贯古今的东西，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人道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作家、思想家们用来反对封建主义束缚，要求思想解放的理论武器，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宗法观念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就成为当务之急。周作人从欧洲资产阶级思想武库里搬来了人道主义，矛头直指封建主义。虽然，当时欧洲已出现了反动的人道主义，但在中国，人道主义仍有它的进步性，成为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同盟军。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感慨：“生四千余年，现在去还讲人的意义，重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五四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姿态，投入了“辟人荒”的战斗，其中最突出的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开始将人的解放由个性解放的最低层次推进到阶级解放的最高层次。而周作人却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去考究人、发现人。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这种说法包括两种含义，其一，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着重点在动物，因为原来是动物，所以人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从这里，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有“兽性的遗传”——肉体的欲望要求，即兽性的一面。其二，人又是从动物进化的，着重点在进化，因此，“人的内面生活比动物更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的能量”。从这里，他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除了肉体的欲望以外，还有“灵魂”的愿望，精神的要求，即“神性的一面”。既然“人是灵肉一致的人”，人性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那么，符合这种人性发展的理想的人的生活，势必既不同于禁欲主义的超于人间的“人性以外人力以上”的纯然灵的生活；也不同于纵欲主义的低于人间的纯乎肉的生活，而应该是以人间为本位的顺乎人性合乎人理的灵肉一致的生活。实际上，周作顶礼膜拜的“人”恰恰是一个抽象的、超“人间性”的图腾，其实质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推及于类”（《文学的讨论——玖月葵》），还可以用这样一个循环式来表述：利己——利他——利己，利己是起点，也是终点，这就是周作人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很自然，人道主义便成为周作人文学批评的中心思想。 周作人的早期文学批评是很注重思想革命的。他的思想革命与鲁迅一样，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的灵魂”，使中国人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从非人的生活中挣脱邮来，过上人的生活。这一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新文学身上了。周作人在讲到自己的文章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苦涩之味 中文三班倪娟娟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尤以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笔者浅陋的谈谈对其散文的苦涩之味的感想。 周作人的著述博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开创者之一。周作人在《两个鬼》中说：“在我心头住着DuDaimon，可以说是两个鬼。”“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我对于两者都有些不舍，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周作人还说他自己是“叛徒”和“隐士”的合身。体现在创作中，就有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风格不痛的散文。而笔者通过阅读这两类文章，觉得有一共通之处：大多数文章的笔墨间隐含着淡淡的苦涩。这里两种风格虽然都贯穿于整个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中，但“平和冲淡”更能作为体现周作人散文的突出特点。“平和冲淡”是指具有“绅士鬼”精神的文学味浓郁的一些文章，大多创作于五四时期，取材来源于生活而远于现实，讲求趣味。这与周作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有相同之处，更能反映他的气质和性格。这类文章中普遍隐含着苦涩之味。 周作人的散文提倡“为艺术”﹑“为人生”，反对一切文以载道的个人言志派，带有对旧文学的反抗和批判。五四运动以后，他的理想中的个人主义兼人道主义产生了动摇，对应于强大现实的不可触动，使他开始明白各种西方学说与思潮并不真正适合于当时的中国。他在《山中杂信一》中写道：“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以致奇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这是他的矛盾，他无法将原本的人道主义与佛家道义良好的融合，更无法与他自己一直很推崇的西方学说糅合成一体。从而构成了他独特的精神世界：平和冲淡，略微含有苦涩。在他的散文中，他贯用娓娓的语调絮谈，将知识﹑智慧﹑哲理﹑趣味﹑冷漠﹑敏感﹑苦涩都融入笔端呈现给我们。 周作人的散文深具苦涩之味。他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思想情感却实是忧愤抑郁的。他曾经说过：“盖世间所有唯辱与苦。”在《药味集·序》中，他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在这里他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周作人深受西方﹑日本文化的影响，有着启蒙思想的头脑冷静而理智，因此，当他无力地怀着悲哀的心看着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运动不断地遭遇挫折和失败，他的信仰开始蒙上阴暗苦涩的影子。他的信仰是和五四反帝反封建时代精神一致的，他的《山中杂信六》中写道：“我们昏乱的国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里，既然受不住智慧之光的照耀。”“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的理想或者也只是空想；将来主宰国民的心的，仍旧还是那一班的鬼神妖怪吧！”对这些在中国仍然扎着根的“痼疾”，他亦是有心无力。 周作人深受尼采的世事轮回观的影响，“生存就其本来面目而言，并无意义和目的，但不可避免地轮回，无止境地化为虚无……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是永恒的！”有时他陷于极端黯黑的宿命，认为中国也好，人类也好，都在重复他们的愚蠢和罪恶，万劫不复。“凭了他的理知，批评万物，终于归到只有自己，但是对于这唯一的自己也不能深信。”“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无不珍惜之意，觉得有些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这种宿命观表达出了一种苦闷的孤寂感。《山中杂信二》中他说到：“但我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它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上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这是佛教思想中的博爱与现代革命思想的矛盾，一种难以调和的苦闷孤寂。
-----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 829 ] 考试科目名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150 分，考试时间为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中国现代文学史75 分 75 分中国当代文学史 题型结构4) 分15 3 名词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史小题，每小题5 分，共 分中国当代文学史3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15 分30 15 2 小题，每小题分，共简答题：中国
现代文学史 分分，共30 小题，每小题中国当代文学史 2 15 分1 论述题：中国现代文学史小题，每小题30 分，共30 分30 分，共小题，每小题中国当代文学史1 30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1 ----- ----- 考试目标： 1、全面认识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基础知识、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系统掌握中国现当代文学从20 世纪初到21 世纪初文学思潮、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的发展轨迹，各阶段的的名家名作，各重要流派的特点及其代表作品。 考试内容： 中国现代文学部分 一、第一阶段的文学（1917 ～1927 ） （一）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1.文学革命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2.根据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的主张分析文学革命的基本观点。
3.分析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贡献。 4.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重要文学社团成立的时间、主要骨干、创办的主 要刊物、文学主张、性质和意义。 5.周作人的文学批评观与茅盾（沈雁冰）等的文学批评观的异同。 （二）诗体的解放与探索 1.初期白话诗人的主要代表的特征、成就和局限。 2.以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刘大白的创作为例，分析初期白话新诗的得 与失。
收稿日期:2004-12-03 作者简介:宋其蕤(1947-),女,河南淅川人,广州大学副教授,从事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研究,同时从事文学创作。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宋其蕤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 摘 要:鲁迅和周作人同时投身/救救孩子0的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同时接受西方/儿童本位论0儿童观,构筑其大致相同的儿童文学观。十年以后,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其儿童文学观亦发生变化,一个提倡儿童文学培育新人,一个仅仅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一个主张/有味0与 /有益0并重,另一个只提倡儿童文学的/趣味0。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儿童;儿童文学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I 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5)05-0047-06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先驱鲁迅与周作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提倡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他们具有相同又有极大不同的儿童和儿童文学主张,本文试将两位文化巨匠的儿童与儿童文学观做一比较。(一)人道主义是周氏兄弟儿童观的共同出发点;鲁迅发出/救救孩子0,周作人首先提出儿童文学的称谓,并且明确地把儿童文学纳入/人的文学0中 五四时期的鲁迅,第一功绩在于5狂人日记6发出了/救救孩子0的振聋发聩的呐喊,虽然不能完全说是这第一声呐喊震醒了中国文化界,使文化思想界注意到儿童、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但这呐喊确实使更多的文化人关注并投身到研究儿童的儿童热中。之后,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5随感录625、40、49、63等阐述儿童问题的杂文在1918~1919年间的5新青年6上陆续发表,并且把儿童问题纳入他反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体系中,把儿童问题当作批判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开宗明义说明自己作文章的本意,是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 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鲁迅提倡解放孩子,把儿童当人,当作独立的、自主的人。 鲁迅在其5随感录6二十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子女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0的萌芽。/小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0他大力抨击封建伦常不把儿童当人的封建家庭的儿童观念,极力提倡新的儿童观。在他看来,父生子不过是自然规律,而非父对子的恩。这大逆不道的宣言是一声惊雷,动摇了父权的基石。 为了让每一个父亲成为合格的父亲,鲁迅在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中严格区分/孩子0与/人0的不同,把父亲区分为/人之父0与/孩子之父0,只有成为/人之父0,才能对孩子/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0使子女有自立的能力,独立的能力。他呼吁父亲为子女牺牲,为子辈创造光明的未来。/先从觉醒的人开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0[1] 鲁迅提出理解儿童。 鲁迅认为,儿童与成人平等,但儿童又不等同成 第4卷第5期2005年5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 gzhou Universi ty (Social Science Edi tion) Vol.4No.5May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