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
何亦聪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周作人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周
作人在学术界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迅速焕发了光彩。以10年为界，讨论周作人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指出其不足，以期能对将来的周作人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周作人；思想；散文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 （2010）02－0152－03
收稿日期：2010-01-20
作者简介：何亦聪（1985—），男，河南濮阳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Mar.，2010
Vol.18No.2
河南社会科学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10年3月
第18卷第2期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周作人自身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思想史上，他的存在都被有意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内地政治气氛的改变，周作人也重新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短短30年间，周作人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小心翼翼到逐步放开直至神采焕发的过程。如果按照时间大致划分，80年代以来的周作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80年代是一个时期，90年代是一个时期，新世纪以来是又一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各有其特点。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
一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文学研究、思想研究方面步入解冻期。在20世纪80年代，周作人的一些文集和选集陆续得到了整理出版，如上海书店出版的5本影印文集，钟叔河主持、岳麓书社出版的一部分自编文集，以及《知堂序跋》、《知堂书话》等。张菊香、张铁荣合著的《周作人年谱》及其合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是此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80年代发表的有关周作人的各类文章超过了100篇，接近1949年以前所有关于周作人之单篇文章的总和；研究专著则有李景彬的《周作人评析》、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等。
8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文艺思
想研究、附逆的思想根源与动机之研究、散文研究、周氏兄弟对比研究。1980年，李景彬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了《评周
作人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一文，从人道主义思想的角度探讨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堪称周作人文艺思想研究的开风气之作。但或许由于尚处在80年代的初期，研究者在研
究过程中多少显得有点放不开手脚，就理论、观点而言，这篇
文章并不新颖。相比较而言，罗钢在1987年发表的《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一文在理论素养方面就显得更为成熟。作者将周作人30年代以前的文艺思想划分为留日时期、“五四”前后和20年代3个时期，并指出：“在不同的阶段，周作人与西方人道主义文艺思想的联系显示出不同的
特征，但其间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1]
钱理群的《历
史的毁誉之间——简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篇比较全面地论述周作人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理论主张与成绩的文章，在文中他明确地指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旗帜上写
着两行大字，“自由—宽容”和“个性—表现自己”[2]，这个见解
比较简练地概括出了周作人文艺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主要特色。
关于周作人，最容易引起争议与关注的话题似乎始终是他的附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说法和解释，比如“家累”或者“亲日”等，但在80年代，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寻找出周作人附逆的思想与性格根源，如黄裳在《关于周作人》中即指出周作人的附逆与其复杂的心态有关。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一书是较早从对周作人自身个性和思想的理解出发来探讨其人生轨迹的一本学术著作。此书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其宏阔的视野，作者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周作人一人，而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书中常采取比较的研究方法，如对比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生道路等。
80年代最早对周作人的散文进行研究的是许志英，他在
《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一文中从知识、趣味、诗意三个方面探讨了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但是这种把握和理解一方面限于表层，另一方面限于“早期”，作者对周作人的
·
·152
散文创作理念显然还缺乏更加深入和整体性的了解。80年代前期对周作人散文的研究有两种通病：第一种即如上面所述，限于表层和早期，将沉重的思想内涵从周作人的散文中剥离出来，仅仅视周作人为一个散淡、诗性的小品文家；另一种则是从政治倾向来评判周作人的散文发展路向，认为周作人中后期的散文是“闲适的”和“消沉的”。这样两种通病阻碍了研究者对周作人散文与思想的进一步理解，直到舒芜的《周作人概观》一出，此种情况才有所改变。1986年，舒芜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第4、5期发表了长文《周作人概观》，这篇文章是改革开放后周作人研究进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舒芜通过这篇文章对周作人在各个方面的成就、价值进行重新估价，其探讨范围涉及散文创作、翻译、文学理论和批评、思想革命、新诗、二周关系与比较、周作人的思想转变与精神结构等方面。在散文创作方面，舒芜率先肯定了周作人后期小品文的独特价值。随后舒芜又连续发表了《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审美世界》、《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两篇文章，更加细致而具体地探讨了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全貌。舒芜的这些文章都代表着80年代周作人研究的最高水平。
周氏兄弟对比研究始终是周作人研究的一大热点。80年代关于周氏兄弟对比研究的文章比较多，如钱理群的《鲁迅、周作人文学观发展道路比较研究》、何德功的《周氏兄弟早期对文学功用的认识与日本文坛》等，这些文章多着眼于兄弟二人思想道路与政治道路的不同，相反，舒芜的《不为苟异——关于鲁迅、周作人后期的相同点》则着眼于兄弟二人后期的“同”，这个“同”体现在许多细微的方面，舒芜的研究显示出他独特的眼光和深厚的功力。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已呈现出多彩的面貌，但研究框架还显得有些“大”和“单一”，也就是说，还有许多细节有待探究。
二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是80年代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在周作人作品的整理出版方面，钟叔河主持、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10卷本《周作人文类编》，共收入文章2954篇，周作人的绝大部分散文创作都已收录在内。90年代发表的各类关于周作人的文章超过了200篇，比
80年代有所增加；最为重要的是，90年代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周作人研究方面的专著，这些专著的出版标志着周作人研究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9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传记写作、散文研究、周氏兄弟对比研究、附逆问题的探讨、妇女观和儿童观之研究。每个主题的研究都出现了水准极高的代表性专著或论文。
传记写作方面，共出现了四本相关传记：倪墨炎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李景彬和邱梦英合著的《周作人评传》、雷启立的《苦境故事·周作人传》。其中，以倪墨炎和钱理群所写的两本传记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倪墨炎所写传记以材料的翔实见长，作者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勾画和评判传主的一生，这种努力却也在无形中拉开了作者和传主之间的距离。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则更加注重将传主放置进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思想
历程中去进行对比和理解，对周作人思想的许多方面和细节都进行了深入的发掘。
散文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无疑是刘绪源所著的《解读周作人》一书。与舒芜对周作人散文的研究一样，刘绪源充分肯定了周作人中后期散文的艺术成就，但不同的是，刘绪源在书中对周作人散文研究方面的许多具体的细节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将周作人的散文特色与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等进行对比以凸显其成就之大，又如将周作人散文创作分为杂著、小品、书话三种类型分别探讨。在《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与文体》一书中，黄开发也对周作人的散文创作进行了类别划分，但是与刘绪源的划分不同，黄开发的划分一方面注意到“体例”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与其创作的时期更有关联。按照黄开发的划分，周作人1949年以前的散文创作主要可分为情志体、抄书体和笔记体三种。《人在旅途》一书初看似乎是将“思想”和“文体”分别进行了探讨，但事实上却是把二者融合在了一起。此外，这一时期研究周作人散文的论文还有胡绍华的《周作人的佛禅意识与小品散文创作》等。
周氏兄弟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就是孙郁的专著《鲁迅与周作人》和钱理群的演讲录《话说周氏兄弟》。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中将周氏兄弟二人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两座并肩耸立的高峰，从各个方面对二人的同与不同进行了微妙的对比，最后指出“事实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态中国人生中的叛逆，不过一个趋于挣扎、搏击，另一个空手道般地隐于苦难的大泽，其形态虽不同，根柢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3]。《话说周氏兄弟》乃是由钱理群在北大讲堂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因此较之一些正规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要显得更为通俗平易且富有激情，这反映出作者学术风格的变化：一方面是学术的平易化，另一方面是学术的感性化。这两个方面都与作者作为教育者的身份及其严肃的道德感、责任感分不开。
附逆问题的探讨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相关的文章，如于浩成的《周作人遇刺真相》、陈嘉祥的《周作人被刺真相》、常风的《记周作人先生》、陈思和的《关于周作人的传记》等，但最有价值的见解则是来自黄开发，他的《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将周作人的附逆与其双重的悲观联系起来，并对周作人附逆以后人格的分离状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表明了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精神世界的深刻理解。
舒芜的《女性的发现——周作人的妇女论》一文率先将周作人的妇女观引入研究视野中来，作者本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来充分肯定周作人的妇女论，显示出一种深沉的悲悯之情。周作人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在此一时期也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是韩进的《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文学”——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论纲》与方卫平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前者着眼于综合的面，后者立足于具体的点，都对周作人的儿童观及其与儿童文学之关系作出了或全面或深刻的探讨。
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已经显示出成熟的
·
·153
面貌，各种空白都已经得到填补，各种不足都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弥补。这一切都预示着，新世纪的周作人研究将更加多姿多彩。
三
也许与研究生队伍的迅速扩大有关，新世纪的周作人研究首先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2000年以来至今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各类关于周作人的文章已逾700篇，这个数字超过了20世纪所有研究周作人的文章加起来的总和，此外有关周作人的研究专著也出版了多种，如止庵校订、2002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共收书36种的《周作人自编文集》，钟叔河主编、2009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4卷本《周作人散文全集》等。同时，网络上也逐渐出现了各种有关周作人的探讨和争论，河北教育出版社还特别开辟了一个以探讨周作人为主的“夜读知堂”论坛，这些来自网络的文字和声音或许良莠不齐，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作人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
新世纪的周作人研究不限主题，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相关的探讨，但若以主要成绩而论，其中有三大特点最值得重视：一是研究的进一步细化，二是在思想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三是对周作人精神世界与思想轨迹的还原。
周作人的翻译研究从这一时期才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王友贵的专著《翻译家周作人》代表了这一方面的最高成就。《翻译家周作人》所论非仅限于周作人的翻译，而是试图从对周作人的文学翻译的研究入手，来探究周作人在人生、思想和文艺等方面所走道路和所做选择的一些动因，这无疑对以往的周作人研究做出了很有益的补充。此外周作人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还有龙海平的《周作人早期的翻译理论》、刘军的《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翻译》、杨莉的《周作人翻译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等。
文学思想研究方面，出现了关峰的专著《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这本书分别从文章观、个性主义、文体观、文学的立场等方面探讨了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作者显然意识到周作人的文章和思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在研究中有意地将对二者的探讨结合起来。此外这一方面的相关论文还有黄善明的《论“五四”后周作人文艺思想之转变》、庄锡华的《传统文化与周作人文学思想的重识》等。
文艺民俗学研究方面，常峻的专著《周作人文学思想及创作的民俗文化视野》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成绩。这本专著试图将周作人的民俗文化观、民俗学方法论与其文学思想结合起来，探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视角独特，材料丰富，显示出跨学科研究的广阔视野。此时期这一方面的相关论文还有张永的《周作人民俗趣味与京派审美选择》等。
上述诸方面反映了周作人研究在新世纪的进一步细化。思想研究方面，在此一时期，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重要思想家的地位似乎已经确立下来，研究者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如何去论述周作人作为思想家之重要性，而是周作人的思想中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内涵，这一方面，哈迎飞的研究无疑是最为耀眼夺目的。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哈迎飞
的《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这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一本完全以周作人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其篇幅既长，视野亦阔，资料翔实，引文丰富，不空发议论，探讨一个思想命题必追根溯源、条分缕析，其用功之深、思考之广，令人惊叹，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本书都当得起“厚重扎实”四个字评语。此外这一方面的重要论文还有关峰的《周作人传统思想三题》、符杰祥的《“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
如果说哈迎飞关于周作人思想研究的特点是条分缕析、追根溯源，那么新世纪周作人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对周作人精神世界的还原及对其一生思想脉络变化的勾勒，显示出这一趋向的代表人物是止庵。他最值得关注的成果是2009年年初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传》。止庵的《周作人传》虽说是传记，但更像是一本“思想评传”。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显然存在两种有意的努力：一是试图让传主自己来说话，写作者却极少就具体细节问题发议论，因此其中引文丰富，而且条条引文都正取自周作人思想之穴要；二是要努力勾勒出传主一生思想之发展轨迹，因此其中对于周作人思想发展和转变的描述，尤多真知灼见。止庵的研究方法显然与哈迎飞截然不同，一方面，他是从周作人自身入手阐述其思想变化，而不是采取一种外在视角如宗教；另一方面，止庵不是将周作人的思想分割成一个个命题或片段来单个研究，而是要把握周作人一生思想之全貌。止庵的这种不同，当然与其所著是传记有关，但无疑也开创了周作人思想研究的另一条路子。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周作人研究可以说已经具有了深厚的学术积累并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如果说其中还有什么欠缺的话，那么或许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周作人中后期的思想关注不足。周作人从1933年开始大量的“抄书体”写作，几年后又转入“笔记体”，就行文和表达而言，是越来越隐晦曲折，但其中未必没有隐藏着一些重要的思想和观念，如何将这些重要的思想和观念理出来并加以阐发，可作为今后周作人思想研究中一项极重要的工作。二是对周作人与某些西方和中国古代思想家之源流关系缺乏足够的研究，比如周作人与弗来则、王充、李贽、俞樾在思想上的某些传承关系及其区别。相信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这些不足都将得到弥补，在不久的将来，周作人研究定会呈现出更加纷繁多彩的面貌。
参考文献：
[1]罗钢.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J].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丛刊，1987，（4）：42—63.
[2]钱理群.历史的毁誉之间——简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
与实践[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1）：212—223. [3]孙郁.鲁迅与周作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宋淑芳
（E－mail：hnskssf＠https://www.doczj.com/doc/1714700988.html,）
··154
换一种视角看鲁迅 ——读《周作人谈鲁迅》有感夜幕降落，华灯初上。 在每个星辰浩瀚落下点点星芒的夜晚，你是否曾刻意地拿出一晚闲暇的时光，关上手机、翻开书的扉页在一个阳光洒进市内的春风沉醉的午后，你是否曾陶醉在盎然的春意之中，用一本好书来开启一整年的生机焕发读书吧，一本好书会让你卸下尘世的烦俗，带你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姐姐的书架上看见了这本周作人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周作人谈鲁迅》。不知是命运有意的或是无意的安排，安排我以这样的方式有认识了一次这位曾在文学史上绽放璀璨的大思想家。 此书从鲁迅的青年时代写起，通过兄弟间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别样的鲁迅。这本书中，鲁迅不再是那个一手点着雪茄、一手执着战笔的他，而是从更为亲切与近距离地层次上，从书里走了出来，穿过了时空来到了读者身边。你或许知道鲁迅精通古文学，但你未必知道鲁迅年少时期拓印古文本的狂热与执着；你或许知道鲁迅的三味书屋，但你未必知道鲁迅在遇见寿镜吾先生之前与周作人一起经历的私塾教育；你或许知道鲁迅曾留学日本弃医从文，但你未必知道鲁迅在日本期间专注于翻译德国的文学经典……这些都是教科书里不 会授予我们的鲁迅，是一个更平常更为真实与立体的鲁迅。
在中学时期，鲁迅先生的文章几乎是大多数学生的心头痛。这缘是先生的文章大多内涵深远，且其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十分犀利与露骨的。或许是自身也难以避免的阿Q 般的精神胜利法的缺陷，在读到《阿Q正传》、《孔乙己》这类文章时，我是带有一丝自愧的。回想起语文教科书中的周树人，就觉得这个言语带刺、嘴上横着扎人胡须、眉眼间带有一股凝重的先生好似在蔑视这个社会的一切，可是在其兄弟周作人的这本书中，我开始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迅哥儿”。印象颇为深刻的是书中有一篇名为《鲁迅的笑》的文章，文章里记述了这么一回事情。在北大教学期间的某一堂课，鲁迅讲小说到了《红楼梦》，因为提及了林黛玉，便问同学们爱林黛玉不爱。学生们大抵都是爱的吧，从中又有一个学生反问了先生这个问题，鲁迅先生直言不讳：“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先生是这样作答的：“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所以便可揣测当时先生应该是嘴角挂着一丝笑意的吧，周作人评判鲁迅先生当时给予了大家很多的亲切之感。由此又可以得知，即便我们通过一些存留下来的画像看到的鲁迅先生的形象多是不苟言笑的，又通过很多的有关他的文化论争的文章可以感受到他是言辞犀利、不苟言笑之辈，可却从这次的小插曲中感受到了鲁迅先生不同寻常的一面。卸下了战士的盾与矛，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不该把他限定在一个框架之中，而应该通过更为全面的渠道与材料去认识
品《苦雨》浅谈周作人的小品文的艺术特点 ------你姐姐的名字 内容摘要：近来得闲，小品一下周作人的《苦雨》，惊叹其以一种如清风般的书信体自然地表达自我情感，与他人无关，就如他最后写的“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事情，与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事情，此外别无意思”，颇具文人味道，抒发个人的寂寞和忧郁、爱好和兴趣，表现出闲适隐逸的情思。 关键词：周作人苦雨浪漫主义想象现实之苦苦雨翁 《苦雨》是一篇“借物咏怀”的文章，“苦雨”很能代表当时作者的心境，借着回忆、想象以及叙述，各种各样的“雨”被搬到笔下，写得相当自如，而整篇文章始终笼罩在淡淡的哀愁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使用的是“书信体”，借着这一“私人化”文体，叙述更显得娓娓而谈。文章也很能体现周作人文章的特点，所用材料都是一般情况下不入诗文的，而他都能写出味道来，自有其过人之长。文章写得似有意似无意，似有意思似无意思，所谈的确都是“私事”，又在结尾若有所指若无所指，凡此种种，皆为典型周氏风格。 《苦雨》堪称周作人的代表作——“雨”与“风”一起构成了周作人散文的“基本（单位）意象”，以此为文题或书名的就有《雨天的书》、《雨的感想》、《风雨谈》、《风雨后谈》……等等，《苦雨》即是第一篇，而且似乎成了周作人的传世之作。周作人自己也以“苦雨”题名书斋，称号“苦雨翁”，“苦雨”遂与周作人其人其文混然一体而不可分。文题曰“苦雨”，“雨”是客观景象，“苦’是主观感受，不同的主、客体的组合，就构成了不同的意象。文章即由此谈起。于是，就有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的“梦似的诗境”，“一叶扁舟”在“暴风雨”中滚浪行进的“危险极也愉快极”的豪情，以及“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悠然进行”的快感。 以上三种“意象”，我们或许可以用“喜雨”二字概括，正与文题中的“苦雨”形成对比，而且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入了或悠然或壮阔的诗的境界。但作者却一语点破：“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的靠不住”，原来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的想象（幻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末可知”，这才是真实的现实。在前面一连串的“佳趣”、“风趣”、“愉快”、“亲近”、“悠然”、“快哉”的“喜”词之后，第一次点出“苦”字。这才自然地转入据说“叫我十分难过”的“这几天的雨”，“苦”字仍暗含其中。这现实的（非想象中的）“雨”确实已经没有半点浪漫主义的诗情，却给人带来灾难，至少是不便，例如“将门外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给“梁上君子”以可乘之机之类，也让人心烦，夜里不断为单调的雨声吵醒，“睡的很不痛快”，至于雨后劫余的书籍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之让人“不愉快”，“涨过大水后的普遍的臭味”，更是毫无美感可言。周作人平静地叙述着这一切，为人们描摹了一幅幅真实极了，也现实极了的无美感可言。周作人平静地叙述着这一切，为人们描摹了一幅幅真实极了，也现实极了的人生图景，语气中略含几分幽默（如说“梁上君子将去川岛‘佢们’的窗下窃听”之类），也是对处于日常生活的困境中，有着凡人的苦恼的人自身的一种调侃吧，而那个“苦”字确也更加浓重了。但周作人笔锋一转，却引出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的话题来。文章的气氛又由“苦”转向“喜”。哪两种人呢?“第一是小孩们”，“第二种”却是“蛤蟆”，这样的并列已经够有意思，而周作人不仅对小孩子们喜欢嬉水有几乎是感同身受的深切体验与理解（更确切地说是欣赏），而且对于蛤蟆吠声之美，以及“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的心情的揣度，竟至于如此真切，实在令人惊异。但这正是周作人之为周作人的原因，在他的观念中，人（特别是包括儿童在内的自然形态的人）与生物原是沟通合一的，
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鲁迅做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夺目的眼球。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文化先进的方向。 但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些不敢去触及的地方，鲁迅先生也是如此。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大的两处伤痛，一是与朱安的不幸婚姻，二是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纠纷。 据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以前。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而让人看了羡慕到眼红的地步。当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周作人还在小学。鲁迅先生用钱节俭，把大部分钱都用在买书上，然后就把适合弟弟读的书寄回家去。到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周作人便在京师学堂读书，由于经济原因，鲁迅先生放弃了自己再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当教员以补贴周作人上学之费用，再后来，周作人也当了教员，鲁迅便让他与妻子羽太信子搬到八道湾同往，若有时间，鲁迅常会帮作人审看教案，抄写摘录。有一次，周作人患了场大病，鲁迅便急的到处向友人借钱，甚至于比自己生病时还紧张….. 我想周作人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也应对大哥的如此厚情感动钦佩吧，然而，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恰如所料的起来。在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先生一封信：“鲁迅先生，我作日才知道一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以后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八日，作人。”从此，骨肉情深的兄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一封绝交信两人的心灵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然而，事情的糟糕程度远不止如此。据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写道：“周作人曾拿起一重烟炉向鲁迅掷去，幸而被别人接住，才不致于打破鲁迅的头。”更可恶的是，周作人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这有何异于“鸠占雀巢”！后来周作人就在文学上对鲁迅进行严厉的批评，最为严重的一次文学攻击，便是周作人知道鲁迅“闲置朱安，再娶许广平”后对鲁迅进行的一连串的臭骂。 为什么原本感情深厚的兄弟最后竟成了仇人呢？难道7月18日那封信只是一种突然么？对此，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众说纷纭。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他与弟弟周作人的相关事迹（唯有一篇《诸弟记》）。 我觉得每件事都会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周作人7月18日给鲁迅那封信绝非一种突然。这种矛盾应是很早就开始了，而那封信则是这种矛盾不断演变储存。最后爆发出来一种手段。而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错综的结果。 常言道：“习惯决定一切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想这种矛盾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鲁迅的周作人的性格与价值取向。鲁迅的性格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刚毅，一种傲骨，而周作人的性格浮现出的是软弱是屈服。这一刚一柔，本身便是一种极大的反差。鲁迅所走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道路，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周作人是国民党的“御聘文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为国民党买命的走狗。当时，两党对峙，就是想让他俩不矛盾都不行。 而这种性格的不同，使羽太信子成了造成两人的纠纷的核心因素。羽太信子是个具有强烈民族歧视观念的日本女人，当时日本是军事强国，而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自然的羽太信子尊重她的国家，藐视中国的一切。就连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日本货。甚而，常让朋友从日本销“新鲜”的物品拉使用。若是有什么病也是请日本医生看，其费用花俏之大自是不必多说。而且羽太信子有是个贪婪无度，野心勃勃，挥霍浪费的两面人物。她在鲁迅面前装得规规矩矩，从不当面多呵一声，但到了周作人那里便尽是说鲁迅的坏话，进行恶意的诋毁。她所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中国人”赶出去，让自己独占八道湾，而上面已说过周作人性格软弱，只为求得“若雨斋”一桌之清静，是个典型的“怕老婆”。所以，羽太信
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 何亦聪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周作人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周 作人在学术界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迅速焕发了光彩。以10年为界，讨论周作人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指出其不足，以期能对将来的周作人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周作人；思想；散文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 （2010）02－0152－03 收稿日期：2010-01-20 作者简介：何亦聪（1985—），男，河南濮阳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Mar.，2010 Vol.18No.2 河南社会科学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10年3月 第18卷第2期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周作人自身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思想史上，他的存在都被有意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内地政治气氛的改变，周作人也重新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短短30年间，周作人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小心翼翼到逐步放开直至神采焕发的过程。如果按照时间大致划分，80年代以来的周作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80年代是一个时期，90年代是一个时期，新世纪以来是又一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各有其特点。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 一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文学研究、思想研究方面步入解冻期。在20世纪80年代，周作人的一些文集和选集陆续得到了整理出版，如上海书店出版的5本影印文集，钟叔河主持、岳麓书社出版的一部分自编文集，以及《知堂序跋》、《知堂书话》等。张菊香、张铁荣合著的《周作人年谱》及其合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是此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80年代发表的有关周作人的各类文章超过了100篇，接近1949年以前所有关于周作人之单篇文章的总和；研究专著则有李景彬的《周作人评析》、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等。 8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文艺思 想研究、附逆的思想根源与动机之研究、散文研究、周氏兄弟对比研究。1980年，李景彬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了《评周 作人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一文，从人道主义思想的角度探讨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堪称周作人文艺思想研究的开风气之作。但或许由于尚处在80年代的初期，研究者在研 究过程中多少显得有点放不开手脚，就理论、观点而言，这篇 文章并不新颖。相比较而言，罗钢在1987年发表的《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一文在理论素养方面就显得更为成熟。作者将周作人30年代以前的文艺思想划分为留日时期、“五四”前后和20年代3个时期，并指出：“在不同的阶段，周作人与西方人道主义文艺思想的联系显示出不同的 特征，但其间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1] 钱理群的《历 史的毁誉之间——简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篇比较全面地论述周作人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理论主张与成绩的文章，在文中他明确地指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旗帜上写 着两行大字，“自由—宽容”和“个性—表现自己”[2]，这个见解 比较简练地概括出了周作人文艺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主要特色。 关于周作人，最容易引起争议与关注的话题似乎始终是他的附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说法和解释，比如“家累”或者“亲日”等，但在80年代，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寻找出周作人附逆的思想与性格根源，如黄裳在《关于周作人》中即指出周作人的附逆与其复杂的心态有关。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一书是较早从对周作人自身个性和思想的理解出发来探讨其人生轨迹的一本学术著作。此书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其宏阔的视野，作者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周作人一人，而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书中常采取比较的研究方法，如对比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生道路等。 80年代最早对周作人的散文进行研究的是许志英，他在 《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一文中从知识、趣味、诗意三个方面探讨了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但是这种把握和理解一方面限于表层，另一方面限于“早期”，作者对周作人的 · ·152
《鲁迅与周作人》读书笔记 其实以前自己就有过将他们比较起来的看的心理，可看完这书以后，以前的看法未免太肤浅了，当然现在肯定也是很肤浅的，但总比先前的进了一步。 看鲁迅的传记或者评论文章时，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周作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但相对鲁迅来说，周作人那次与兄决绝之后，对他的打击是甚大的，这件事加重了鲁迅生命中坎坷沉重的一面，使鲁迅在以后的时间里孤军作战，对现实社会、人生产生了更大的怀疑。我想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言论来吧，这里我也就不祥做讨论。 书中从第一节的“初梦”写到最后的“荣辱”，很显然我们就可以看到孙郁是从时间顺序来结构内容的。兄弟两个从最初的日本留学到归国这段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各自知心的程度，鲁迅这种出于作为兄长的身份对周作人的爱深深的感动了我，鲁迅可以牺牲自己一部分的价值和追求来帮助弟弟，可以让自己整理翻译的书暑上弟弟的名字来发表，为了弟弟的生活费用支出，他本来可以再到日本研究几年的可他选择了归来，在弟弟回来之后，他又尽自己的能力尽量的把作人拉到自己身边来，此时的作人也跟哥哥一起奋战，一起译介外国优秀小说，探讨古文，特别在五四的时候与鲁迅一起举着思想启蒙的旗帜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中国的思考。可寻路是痛苦和迷惘的，这之间的过程有两个人的互相支持其实也能挺得过去，但是后来恩怨终于发生了。上面的叙述基本上可以概括书中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书中提到了鲁迅与周作人的经历对他们性格及其创作的影响。一个是在经历了沧桑世事之后依然选择了“入世”，这义无返顾的选择痛苦并夹杂着矛盾和怀疑，带着灵魂上的鬼气战斗着和生活着。一个在没有经历过过多的困苦之后选择了“出世”。在书斋里独自品味着人生，沉浸在书香气里怡然的探讨花草虫鱼，像个超脱的智者，可这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洒脱最终也使他走向了附逆的道路，令很多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惋惜和为之悲哀。但两个人同时又好象是都与现实社会相抵牾的现代知识分子，只不过一个是进取，一个是退到书堆里寻乐趣。从人格精神来说，无疑鲁迅的选择是带有崇高意义的。我很同意作者把这两个人所走的道路看成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走普遍的两条路，而且很多人似乎都没走好，也就是说没有坚持，很多现代的知识分子都随着大波逐流，可如果你不逐流你的命运又怎样呢？到了解放后，到了文革经历过五四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经历过五四的积极分子一样的沉默了，不沉默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我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可历史似乎又是这么的残忍和充满悖论。 书中书趣这一节我觉得是本书对我的新颖之处。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中虽看到过，但好象都没有专门展开的论述，而且这里又是一种比较性的论述。两个人都有很深的古文功底，
论周作人散文风格的形成 摘要本文运用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形成周氏散文风格有影响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影响周氏散文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叛徒”与“隐士”的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二是中庸调和的基本哲学思想；三是悲观乐生的趣味人生观和美学观及其对散文艺术的独特理解。核心是他的隐士性格，这是周氏散文风格形成的关键。 关键词散文叛徒隐士中庸趣味 周作人曾说：“戈尔特堡批评蔼里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里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①］其所言叛徒与隐士正是先生夫子自道，他把它们比作盘踞于心中的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它们在那里指挥他的一切言行，有时流氓占了优势，便跟它们去彷徨，但是他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升天堂”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位，若即带位！［②］由此可见，叛徒与隐士，流氓鬼与绅士鬼杂糅交融正是他复杂人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叛徒性格使他的散文在早期能积极入世，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对封建礼教，深刻思考中国国民性问题，张扬思想启蒙的大旗，致使早期散文呈现出“浮躁凌历”的不平淡之气，而他的隐士性格又使他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③］１９２８年以后，随着他的生活态度的变化，他的“思想益销沉耳”，他的散文更加崇尚
平淡、朴实的闲适的风格。而二者的相互消长，直接影响到他的散文风格由“浮躁凌厉”向平淡朴实的闲适风格的变化，尤其是隐士性格的影响贯穿了他的整个散文创作，即使是早期的“浮躁凌厉”之作也只是“论之旨，折情就理，唯以和顺见长”，较之于鲁迅锋利泼辣的文风，要显得平淡朴实而舒缓，因此，隐士性格是直接形成其一以贯之的平淡朴实的闲适风格的关键。 一 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农工，不再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留住他。”［④］我们从周作人这段话中可以明白，隐逸思想大多出现在胸怀社会或政治理想的人身上，而这种人在经历了一阵动荡之后，对社会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而后才消极遁世，这就是中国式的隐士，与西方自救灵魂的隐逸有明显的不同，它在周作人的身上就具体表现为“叛徒”与“隐士”的思想性格矛盾。 这种胸怀社会或政治思想而不得志的被迫隐者，一旦遇到足以展其志的客观条件时，他可以振奋起来，起一定的进步作用。早期的周作人怀着探寻富国强民之路的社会理想，“逃异地，走异路”，到南京求学，而后又东渡日本留学，学习并掌握了大量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了富国强民，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贸易盛，工业兴“而精神萎缩”，仍不免有“坐致摧残”的危险。因此，他十分重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注目于思想启蒙运动，举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反对封建伦
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周作人在学术界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迅速焕发了光彩。以10年为界，讨论周作人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指出其不足，以期能对将来的周作人研究有所助益。 标签：周作人；思想；散文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周作人自身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思想史上，他的存在都被有意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内地政治气氛的改变，周作人也重新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短短30年间，周作人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小心翼翼到逐步放开直至神采焕发的过程。如果按照时间大致划分，80年代以来的周作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80年代是一个时期，90年代是一个时期，新世纪以来是又一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各有其特点。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文学研究、思想研究方面步入解冻期。在20世纪80年代，周作人的一些文集和选集陆续得到了整理出版，如上海书店出版的5本影印文集，钟叔河主持、岳麓书社出版的一部分自编文集，以及《知堂序跋》、《知堂书话》等。张菊香、张铁荣合著的《周作人年谱》及其合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是此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80年代发表的有关周作人的各类文章超过了1OO篇，接近1949年以前所有关于周作人之单篇文章的总和；研究专著则有李景彬的《周作人评析》、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等。 8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文艺思想研究、附逆的思想根源与动机之研究、散文研究、周氏兄弟对比研究。1980年，李景彬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了《评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一文，从人道主义思想的角度探讨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堪称周作人文艺思想研究的开风气之作。但或许由于尚处在80年代的初期，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多少显得有点放不开手脚，就理论、观点而言，这篇文章并不新颖。相比较而言，罗钢在1987年发表的《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一文在理论素养方面就显得更为成熟。作者将周作人30年代以前的文艺思想划分为留日时期、“五四”前后和20年代3个时期，并指出：“在不同的阶段，周作人与西方人道主义文艺思想的联系显示出不同的特征，但其间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钱理群的《历史的毁誉之间——简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篇比较全面地论述周作人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理论主张与成绩的文章，在文中他明确地指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旗帜E写着两行大字，“自由一宽容”和“个性一表现自己”，这个见解比较简练地概括出了周作人文艺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主要特色。 关于周作人，最容易引起争议与关注的话题似乎始终是他的附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说法和解释，比如“家累”或者“亲日”等，但在80年代，也
收稿日期:2004-12-03 作者简介:宋其蕤(1947-),女,河南淅川人,广州大学副教授,从事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研究,同时从事文学创作。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宋其蕤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 摘 要:鲁迅和周作人同时投身/救救孩子0的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同时接受西方/儿童本位论0儿童观,构筑其大致相同的儿童文学观。十年以后,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其儿童文学观亦发生变化,一个提倡儿童文学培育新人,一个仅仅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一个主张/有味0与 /有益0并重,另一个只提倡儿童文学的/趣味0。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儿童;儿童文学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I 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5)05-0047-06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先驱鲁迅与周作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提倡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他们具有相同又有极大不同的儿童和儿童文学主张,本文试将两位文化巨匠的儿童与儿童文学观做一比较。(一)人道主义是周氏兄弟儿童观的共同出发点;鲁迅发出/救救孩子0,周作人首先提出儿童文学的称谓,并且明确地把儿童文学纳入/人的文学0中 五四时期的鲁迅,第一功绩在于5狂人日记6发出了/救救孩子0的振聋发聩的呐喊,虽然不能完全说是这第一声呐喊震醒了中国文化界,使文化思想界注意到儿童、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但这呐喊确实使更多的文化人关注并投身到研究儿童的儿童热中。之后,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5随感录625、40、49、63等阐述儿童问题的杂文在1918~1919年间的5新青年6上陆续发表,并且把儿童问题纳入他反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体系中,把儿童问题当作批判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开宗明义说明自己作文章的本意,是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 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鲁迅提倡解放孩子,把儿童当人,当作独立的、自主的人。 鲁迅在其5随感录6二十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子女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0的萌芽。/小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0他大力抨击封建伦常不把儿童当人的封建家庭的儿童观念,极力提倡新的儿童观。在他看来,父生子不过是自然规律,而非父对子的恩。这大逆不道的宣言是一声惊雷,动摇了父权的基石。 为了让每一个父亲成为合格的父亲,鲁迅在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中严格区分/孩子0与/人0的不同,把父亲区分为/人之父0与/孩子之父0,只有成为/人之父0,才能对孩子/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0使子女有自立的能力,独立的能力。他呼吁父亲为子女牺牲,为子辈创造光明的未来。/先从觉醒的人开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0[1] 鲁迅提出理解儿童。 鲁迅认为,儿童与成人平等,但儿童又不等同成 第4卷第5期2005年5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 gzhou Universi ty (Social Science Edi tion) Vol.4No.5May 2005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说起周作人，不得不先提一提他的兄弟鲁迅。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上鲁迅的文章不仅仅是重点篇目还是考试时候必出的考题。鲁迅在中国文坛上是以辛辣讽刺批判的风格著称的，而他的弟弟周作人恰恰与其相反。可以讲兄弟二人都是文学改革浪涛中的先驱，但两人的风格却截然不同。比起鲁迅的凶狠周作人显得温和了许多。我们暂且撇开其在政治上错误的选择，单单在散文创作这一领域，周作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他为中国散文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并且首次引入了美文这一概念。本文，笔者就想围绕他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谈谈自己的看法。 大部分人谈起周作人散文的艺术风格，都会用上平和冲淡这四个字。对于散文创作而言，平淡的的确确是其最高的境界。可以说平和冲淡是周作人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的或者说是努力靠近的创作方向和心境。他的文章无论是随笔还是文理评论都有着心平气和说理的特点，确实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他的平淡，不是不用技巧，相反倒是匠心独运，只是不露痕迹而已。这就是为何人们说周作人散文中的一个重要艺术特点是“平和冲淡”了。周作人总是以平淡作为他孜孜追求的理想。这种平淡，在他的著作中是到处都找的到的。如〈喝茶〉中“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又抵十年的尘梦。”还有〈北京的茶食〉中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 然而周作人终究还是一个复杂的人。在其不少文章里面都寄托着正统的思想，而并不是一味的平淡无味，这些虚实，抒情性的散文不仅仅在描述真实的生活还临摹了真实生活的美与丑。还有不少正经之作，内容相当严肃与尖锐。因此单纯的用“平和冲淡”来概括他散文的艺术特色也不是最为确切。就连他自己也不太认同自己真正做到了平和冲淡，在他《我的文章》中周作人是如此来评价自己的作品的，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所最缺少而不能做到者也。”至于自己文风他只是觉得“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事实上，对现实的忧患，即使是建立在对人生悲观基础上的“乐生主义”，但是都不能使他做到真正的平和冲淡。对于《故乡的野菜》这样的纯散文来说，他在表面上的确是追求着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但实际上却表达了他的精神寄托以及内心深处最最深刻的伤悲。一开始，他并没有用很浓烈的语句去表达对故乡的怀念，反而说自己对故乡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但到了后面又流露了“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的失望与伤感。显然他也没有忽视自己的情绪，只是在表现情绪的时候不那么张扬而已。就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般，文字很清新很脱俗，是一篇美文，但是事实上却是作者对现实的逃避，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代偿，有着极其忧伤的情调。
周作人《乌篷船》赏析 《乌篷船》是周作人散文的代表作之一。 周作人是一位在我国现代散文创作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不仅数量相当多，而且独具风格。 周作人的散文按体裁划分，大致有三类：一是杂感，二是小品文，三是书牍札记。杂感，多是作者在“五四”潮流涌动下创作的。这类作品，尤其是作者的早期杂感，取材广泛，思想锐利，能抨击时弊，其中代表作有《祖先崇拜》、《沉默》、《碰伤》等。周作人一生创作的小品文数量相当多，而且最能代表他散文的独有风格。他的这类作品，虽然着意于琐细而又不惹人注目的草木虫鱼之类的小题材，但是作者却能够全神贯注于对象之中，并细致入微地表现它们，从而使这类文章具有幽隽淡远的特有意趣。平和闲雅的情趣是周作人这类散文所表现的中心，广征博引，知识丰厚，语言朴实无华，不重藻饰，构成了他此类作品的重要特色。他的这类散文密切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可以使人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这类作品的代
表作有《乌篷船》、《故乡的野菜》、《苦雨》等。周作人的书犊札记写得也很有自己的特色，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我的杂学》等。 周作人创作的散文，无论是读书札记、文艺评论，还是以草木虫鱼、风俗人情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小品文，都能把自己的个性精神溶入作品之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周作人重要的散文集有《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等。 《乌篷船》是一篇以书信形式写的别具一格的小品文。 友人要到作者的故乡浙江绍兴去，作者在信中开篇告诉朋友，故乡最有特色的风物便是船。于是，作者便开始向朋友介绍船的种类、形状、材料、结构和用途。在介绍乌篷船时，作者详尽介绍了“三明瓦”的好处，并对其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描述，然后，又写了怎样坐船以及“到乡下去看戏”等种种的“理想的行乐法”。在谈到游历家乡景色时，作者特别强调要耐着性子，从容不迫，“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作者认为，只有这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羽太信子，周作人可能不会去依附日本人当汉奸，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一、羽太信子的奢侈无度和日本身份是周作人当汉奸的原因之一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 ①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②
周作人文学批评研究 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论》）代表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的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胡适，因为他最早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然而周作人要比胡适深刻的多，他很早就看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局限性，而提出了必须进行思想革命的问题。1919年3月，他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指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悔改，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在这前后，周作人写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思想革命的问题，他在《人的文学》中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纵观周作人早期文学批评理论，它的核心便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思潮和别的思潮一样，并不是与世俱来纵贯古今的东西，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人道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作家、思想家们用来反对封建主义束缚，要求思想解放的理论武器，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宗法观念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就成为当务之急。周作人从欧洲资产阶级思想武库里搬来了人道主义，矛头直指封建主义。虽然，当时欧洲已出现了反动的人道主义，但在中国，人道主义仍有它的进步性，成为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同盟军。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感慨：“生四千余年，现在去还讲人的意义，重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五四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姿态，投入了“辟人荒”的战斗，其中最突出的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开始将人的解放由个性解放的最低层次推进到阶级解放的最高层次。而周作人却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去考究人、发现人。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这种说法包括两种含义，其一，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着重点在动物，因为原来是动物，所以人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从这里，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有“兽性的遗传”——肉体的欲望要求，即兽性的一面。其二，人又是从动物进化的，着重点在进化，因此，“人的内面生活比动物更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的能量”。从这里，他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除了肉体的欲望以外，还有“灵魂”的愿望，精神的要求，即“神性的一面”。既然“人是灵肉一致的人”，人性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那么，符合这种人性发展的理想的人的生活，势必既不同于禁欲主义的超于人间的“人性以外人力以上”的纯然灵的生活；也不同于纵欲主义的低于人间的纯乎肉的生活，而应该是以人间为本位的顺乎人性合乎人理的灵肉一致的生活。实际上，周作顶礼膜拜的“人”恰恰是一个抽象的、超“人间性”的图腾，其实质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推及于类”（《文学的讨论——玖月葵》），还可以用这样一个循环式来表述：利己——利他——利己，利己是起点，也是终点，这就是周作人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很自然，人道主义便成为周作人文学批评的中心思想。 周作人的早期文学批评是很注重思想革命的。他的思想革命与鲁迅一样，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的灵魂”，使中国人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从非人的生活中挣脱邮来，过上人的生活。这一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新文学身上了。周作人在讲到自己的文章
浅析周作人散文风格 前言 以往提到周作人最先想到的便是其在政治上的偏离，直到上学期偶然借阅了钱理群所著《周作人》传，莫名的被这个追求平淡、孤独苦寞而又学识渊博的人所吸引。于是开始借阅其作品。觉得其散文也是别有味道。尤其喜欢他在“闭户读书”时期的作品。于是选择浅析其散文风格作为期末论文。一方面是出于对其散文的喜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对一直将其散文风格形容为“平淡”稍有疑义。 文章概要 写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研究周作人的散文风格。以往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评价往往都是“平淡冲和”，或者“平实冲淡”，但我本人对此并不是很赞同。打算先了解前人对其散文风格的看法，找到自己与前人观点的异同。通过分析周作人作品《雨天的书》、《故乡的野菜》、《苍蝇》等所包含的丰富的意味及周作人自身的性格特点来分析，希望能以此证明，用“平淡冲和”来形容周作人的散文是不准确的。 正文 前人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研究 1、以金燕《灰色天空下的温暖一评周作人散文的创作风格》，孙艳平《论局作人散文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和刘春香《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为代表，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周作人散文中“平淡”、“冲淡”等艺术特征都给予充分言述。 2、吴仁援的《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则开篇便明确指出用“平淡”来总结归纳周作人散文的基本特质或者整体风格都是不准确的，认为“周作人散文中透溢弥漫出的是苦涩味、流氓态、人文性、平民化、浙东气，由此而形成的其散文的显著特征是平缓、平正、平实、平易、平质”。 3、阿英在《周作人小品序》中所提到的：“平淡冲和”这正是周作人小品文的最显著的特色，也就是田园诗人所必然采取而发展到高度的形式。就现代的小品文成果上看，在“新小品”还没有成长，而“杂感文”不能算主要的小品文的时候，周作人的小品文，在史的发展上，我们是不能不予以重大的估价的。
乌篷船周作人读后感乌篷船读后感范文 乌篷船读后感怎么写?下面是的乌篷船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周作人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很恬淡，这是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友人去自己的故乡，作者写这封信作指导，他没有过多介绍很多当地的风土人情，因为那是写不尽的，“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而是说了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这种代步工具在周作人笔下完全成了一种消遣悦乐心情的工具，在信中他这样写到：“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来喝喝。”我想，若是我，也会选择这种方式。我羡慕，希望，追求。因为早已厌了这种钢筋水泥的生活和车水马龙的繁忙，乌烟瘴气的污染，如果城市中真有这样的绿洲，我会一辈子不离开这样的城市，因为里面有我要的恬淡和平静。可惜，这座城市被时尚和前卫冲刷得太厉害，无时不刻都在改变它的风格，使得原汁原味的风格不复存在，它早已不再是若干年前的小渔村了。 夜晚夜深人静之时，会失眠，有人会用现代科技的睡眠，如吃安眠药，或喝牛奶，而我，如果可以，想去乌篷船里躺着，因为周作人的信中提到“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
提及故乡，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浮现在脑海中的会是白墙绿瓦，青苔石板路，清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有青壮年挑着扁担上集市，鸡犬椎鸣……至少，对于我来说，若不是自己的故乡，别人的故乡应该会是这种情形吧!这种想法好象和现代社会脱节了，因为事物的发展是变化的。那一年，我们匆匆挥别故乡。像一只候鸟，在一个陌生的村庄和都市里扑腾，不经意，许多年便无影无踪。突然发现，我们再也无法长久驻留于故乡，但是，故乡成了我们无法忘记的纪念。那熟悉的乡音俚语，那熟悉的一草一木，那些亲密无间的故交知己，一想起来就另人心旌摇动。我们的心始终跋涉在回乡的路途中…… 春末初夏交替之时，晚间的蛙儿伴随着雨水的敲打声敲断了我此时的思绪。借着夕阳过后的一点儿霞光往外边望去，我似乎看到了连绵的山区下流淌着一条没有边际的河流，河流上载着一只又一只的船只，有大也有小。这一刻我惊呼，咦?这不是乌篷船吗? 是啊，这是乌篷船，我脑海中勾画出来的乌篷船。在这次重读周作人的《乌篷船》时，有种像牢笼里的小鸟在逃出鸟笼的魔掌后般欣喜。其实，在这之前我曾接触过这篇文章。在那时，只是觉得这是一篇普通的书信体文章而已，只是一封介绍自己家乡的乌篷船，何来的特别呢。甚至心里嘀咕着我也能写的，心里琢磨自己的家乡虽不是生活在海边，可山村里有比乌篷船更吸引人的呢!我们有那么壮观连绵的大山呢!这时的我甭提心中是有多么多的疑惑了，为什么这如此平凡的文章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呢?我也会有这么一天呢?这是随波逐流么?可我哪能知道周作人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 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年轻时代的周作人。晚年的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 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 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
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 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 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当时周作人已经在中国名声显赫。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北京西直门内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