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
导言
经济周期问题是宏观经济学最为关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中长周期所讲的增长---如库兹涅兹周期（20年左右）、熊彼特周期（10年）等，都是以发展阶段的增长特征作为分析对象的。而中短的周期如基钦周期（3年）则以投资、库存和货币周期调整变化来分析的。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萧条‖是古典周期波动的特征。
古典周期波动的剧烈性引发―市场缺陷‖的争论。凯恩斯主义兴起以后，针对周期波动，政府干预明显加强。尽管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了―滞胀‖导致所谓凯恩斯主义失败，但凯恩斯主义之后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在明显下降，经济周期呈现―微波‖化。经济周期波动的―微波‖化引致人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兴起，研究生产率的兴趣提高。真实经济周期理论（1984）更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增长本身，强调趋势即是周期，视短期因素为随机扰动。卢卡斯依据美国增长与波动的数据，论证了美国降低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福利成本损失为20%，远远大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损失0.008%，从而指出关注增长更有意义。新古典周期理论对增长进行了理论解释。
现实的经济周期波动不仅仅存在于理论上的争论，更存在于现实的政策操作。政策操作使得经济波动―微波‖化了，而卢卡斯论证中如此低的经济波动也是政府干预出来的波动值。波动的降低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宏观政策干预波动的成熟，宏观政策所依据的理论也越来越倾向于新古典的逻辑，即以―提高生产率‖为核心，回到中长经济周期的理论上，解释经济增长的决定原因等问题。在政府干预理论中，将理性预期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政策决策中来，将微观可预期的并可自我调整的都由微观自行处理了，政府干预的透明度加强。经济政策通过―政策规则‖降低政策不一致带来的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并依据增长的变化调整波动干预的区间。
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开始的政策操作，到新古典的―理性预期‖、―真实经济周期‖
理论所提出的―透明‖的干预政策，都是理论和现实的平衡，经济波动在理论和政策协同下得到进一步的熨平。从现实经济活动中刻画周期的波动，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和政策降低波动，这就是宏观经济周期理论和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最意义的贡献。
中国经济增长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增长速度高，但稳定性要远逊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学者在改进了卢卡斯模型的基础上计算出―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与存在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大致相当‖（陈彦斌2005）。中国保持经济稳定是重要的，中国经
济还远没有进入到―平衡路径‖上，在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全球化、体制改革等更为复杂的经济形态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平稳就得极大地促进成长。
中国经济周期不仅仅有短周期的调控任务，也要依据中长期增长进行调整的经济增长长期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沿着增长的路径进行短周期波动调整。中国经济周期的调整政策也应依据增长的路径进行，还要配合着体制改革措施，才能有效调整经济周期，转变增长方式，保持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经济周期改革前后是不同的，改革后呈现了高增长和波动降低的趋势，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宏观调控经验积累的直接成果。中国的经济周期长期以来比较符合基钦的短周期调整，集中在投资和库存调整上。每隔10年左右进行一次―熊彼特周期‖的技术产能调整，而从更长时期看，中国经济周期现在应该仍处在1991年开始的―库兹涅兹‖建设周期过程中，预计2011年有可能进入到大的调整期中。
当前经济波动的主要问题仍是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引起的波动，加上国际化后的外部冲击形成引致新周期波动因素，但核心问题是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粗放式发展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高速增长的不稳定性。
本文从中国发展的经济波动实际出发，第一部分比较了改革前后的周期波动特征，得出了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第二部分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增长潜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和周期的划分；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波动的―冲击因素‖，认为过度投资导致的供给冲击和外部冲击是波动的最主要因素，分析了要素扭曲的原因；第四部分集中在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努力平稳中国经济波动的政策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处在高速增长阶段，但高增长累积的风险和成本就是周期调整的内在因素，因此要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周期的变动规律和波动因素，才能从较大的历史跨度理解和调整好经济政策，让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和持续。
一、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所谓―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指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和轻微波动，使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转变为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提高增长的质量，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1、从剧烈波动走向平滑化——十次波动的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现在，经济增长率（GDP 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个周期（见表1和图1）。从1953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了5个周期。其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
20％左右（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峰谷落差，在第2个周期内最大，达48.6个百分点。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5个周期。其中，在已有的4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降到11%～15%（1978年为11.7%，1984年为15.2%，1987年为11.6%，1992年为14.2%），峰谷落差在6～7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我们以1978年为界，1953～1977年与1978～2004年相比，即改革开放前后相比，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简单算术平均）由6.5%上升到9.5%，上升了3个百分点；最大值即最高峰位由21.3%下降到15.2%，下降了6.1个百分点；最小值即最低谷位由–27.3%上升到3.8%，上升了31.1个百分点；反映波动幅度的标准差由10.5个百分点下降到2.9个百分点，下降了7.6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其突出特点是大起大落，且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绝对下降，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为波幅减缓，并由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并不绝对下降，而是增长率下降）。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
从改革开放后历史各个计划时期看，―十五‖期间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我们利用增长与波动的关系测算经济增长质量，增长视为福利增加，而波动值越大说明经济中风险加大和福利损失，它们二者之比为增长质量，数值越高越好。我们计算出―十五‖期间经济增长质量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质量最好的时期，增长适度和保持稳定（见表2）。
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3%，开始进入新一轮周期。2003年、2004年、200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均为9.5%。2005年全年，预计为9%或略高。这样，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三年9%～9.5%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从未有过的。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直所盼望的。那么，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将会出现什么新特点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总的看法是：未来5～8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
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要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
2、“适度高位的平滑化”的国际比较
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轨迹。对此做一下比较研究是有益的。
日本。图2给出1953－2002年日本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从图2看到，日本在1955－1973年连续19年高速增长，其中，1966－1970年的5年出现过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65年低谷之后的向上走势），GDP增长率处于10.2%－12.2％之间，平均为11.2％，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2个百分点（见图2中用黑圆圈显示的部分，数据见表5）。
台湾地区。图3给出1960－2002年台湾地区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从图3看到，台湾地区出现过两段平稳增长时期。第一段是1963－1973年的11年，出现了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63年之前的几年，经济已处于向上走势中），GDP增长率处于8.9%－13.3％之间，平均为11％，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4.4个百分点。第二段是1991－1997年的
7年，亦出现了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90年低谷之后的向上走势），GDP增长率处于6.1％－7.6％之间，平均为6.7％，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1.5个百分点（见图3中用黑圆圈显示的部分，数据见表5）。
美国。图4给出1949－2002年美国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从图4看到，美国也曾出现过两段平稳增长时期。第一段是1985－1989年的5年，出现了经济向下走势中的平稳（1984年高峰之后的向下走势），GDP增长率处于3.4％－4.2％之间，平均为3.7％，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0.8个百分点。第二段是1996－2000年的5年，出现了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95年低谷之后的向上走势），GDP增长率处于3.6％－4.4％之间，平均为4％，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亦为0.8个百分点（见图4中用黑圆圈显示的部分）。
我国1998－2005年经济的平稳增长，是在1993年后经济向下走势中的平稳。这是在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走势低迷的影响，以及克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局面下取得的。这是来之不易的。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否再走出一条新的向上走势中的平稳轨迹？我国目前所出现的平稳增长，虽然速度也较快，但基本上沿着潜在经济增长率增长。
我们要记住历史上几次―过热‖的教训。一些地方追求政绩的盲目扩张冲动仍存在。若一
下子盲目地过大地打开货币信贷的―水龙头‖，也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使经济增长率迅速地提升起来。然而，这些都是不可取的。要使经济增长率提升且平稳增长，还要在继续深化改革、继续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深思熟虑地进行。
国际上有关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以美国为例，二战后至60年代末，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与鼎盛时期。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特征是扩大总需求。在二战后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总的来说来，美国经济的供给面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能够发挥出一定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即便如此，长期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最终还是导致了70年代初之后的高赤字、高通胀、低增长的严重―滞胀‖局面。由此，也使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退出了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供给学派等各种新兴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片面强调扩大总需求的缺陷，供给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面，主张以减税刺激企业投资，从而增强供给面的活力。其实，以减税来刺激企业投资，其作用是双重的：既有利于扩大总需求，又有利于促进供给面的调整和改善。所以，在美国，有学者称供给学派是―没有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实际上，80年代初以来，从里根政府到克林顿政府，总的政策趋向是将需求与供给相结合。这使美国经济既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又及时地调整了产业结构，特别是促进了高科技的发展。由此，也使美国的经济波动出现了微波化趋势。
图5给出了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曲线。1949－1999年的51年中，美国共发生了9次经济衰退，与此同时，也出现过三次较长的景气繁荣期：第一次是1961年2月－1969年12月，历时106个月（8.8年）。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的鼎盛时期。其后，1970、1974－1975、1980、1982年，连遭四次经济衰退。1982年11月－1990年7月，是第二次较长的景气繁荣期，历时92个月（7.7年）。第三次较长的景气繁荣期是1991年4月－1999年10月，已历时103个月（8.6年）。后两次景气繁荣期，中间只相隔了很短的几个月，连续起来看，这两次景气繁荣期从1982年11月－1999年10月，共延续了17年，目前仍保持着一定的增长态势。当然，如此长时间的增长也会使美国经济累积下新的问题。但将扩大总需求与供给面的结构调整相结合的政策趋向的确产生了较为显著的结果。
以美国20世纪头40年为例，当时还没有现代的政府宏观调控，而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这期间就发生过8次峰谷落差在8.5个百分点—21.5个百分点的剧烈波动（见表4），而且每次波谷均为经济的负增长。特别是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经济负增长连续达4年之久。正是在这次大萧条之后，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开始有了政府的宏观调控。
两类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虽然各自带有不同的体制性特点，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相通的规律性机理，即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投资和生产很容易出现累积性的过度扩张，这种扩张会遇到各种资源供给的制约，越是―大起‖，就越会导致―大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一规律性机理仍然会起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候，牢记中外历史上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正是鉴于市场自发调节的缺陷，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时，以及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又多次重申了这一目标。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既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又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所以，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它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全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宏观调控会有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把握好经济增长长期趋势，运用恰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就会创造出高速和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周期。2004年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宏观调控防止了经济局部过热和通货膨胀，同时也没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中国经济周期中的增长与波动因素分析
1、潜在增长率
经济周期中的增长与波动的关系比较恰当地描述为―产出－物价‖的菲利普曲线。这种菲利普曲线以经济增长率替代了原菲利普曲线中的失业率，这一替代是通过―奥肯法则‖实现的。奥肯法则（奥肯，1962）是实际失业率相对于自然失业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实际产出水平就会超过潜在生产水平而增长越三个百分点，这样就将完成了就业与增长的替代，构造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理论假定了―现实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偏离‖，这一偏离表现为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压力。从而也计算了潜在增长率，并以此模拟了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即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国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扩张，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上升偏离，物价上升，回落亦是相同原理。
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国际经济学界也存在着争议。比如，在2000年4月5日美国白宫新经济会议上，针对美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高速增长，对于美国是否存在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问题就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意见（Whitehouse，2000）：第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高速增长，而不存在什么速度极限。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加尔布雷思教授提出，传统经济理论所说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实际上并不存在。他说：
―如果存在增长的上限，或失业的下限，或扩张的极限，那么实际情况是，没人知道它们在哪。‖他主张不要受什么增长极限的约束，而要积极地推进经济增长。第二种意见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是存在的，但在不同时期可以提高。美国耶鲁大学诺德豪斯教授提出，就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看，总体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已被提高。他说：―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个速度极限是多少或它将持续多久，但显而易见的是，它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要高。‖第三种意见认为，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现实的经济增长率时而高于、时而低于潜在增长率；而就长期趋势而言，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会改变。美国Evercore 合伙公司的奥尔特曼先生提出，美国在过去3年里的经济增长超过了潜在增长率。在过去的40年里，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波动，但生产率的长期趋势线并没有改变。我们尚不知道，美国较高的生产增长率能否持续。
现在，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即20世纪90年代长达10年的扩张期已经结束。这表明，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是存在的。但对于一个中长期，比如说5－10年左右的时间来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下一个5－10年的经济增长率水平比上一个5－10年，可以降低，也可以提高。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确切地判定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这一困难就更为突出。尽管如此，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仍然有不少的估计。
关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是HP滤波法，即通过HP滤波方法，得出GDP的趋势增长，这个趋势增长率就是潜在增长率；第二种是生产函数法，即利用总量生产函数，估计潜在增长率；第三种是根据菲利普斯方程，估算潜在增长率。
我们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它反映的是通货膨胀率与实际收入对其潜在水平的偏离。图6是1978-2004年通货膨胀与国内生产总值走势，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变动呈现出某种一致性。
根据价格调整方程，我们可以建立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下面，就利用统计数据对二者进行计量分析。为避免伪回归，我们先对CPI 与GDP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均为平稳变量，于是，我们可以用O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可得回归方程：CPI = 1.006*CPI(-1) – 0.412*CPI(-2) + 0.966*GDP – 6.558
其中，t统计量都很显著，DW值为2.036，R2为70%，调整的R2为67%，计量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回归方程的经济含义：
1)CPI受其自身的影响。滞后一期(即上期)CPI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同向变动1个单位，这很符合适应期预期假说；同时，滞后两期CPI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反向变动0.41个单位。综合起来，过去CPI的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同向变动近0.6个单位。
2)CPI受GDP增长率的影响。GDP增长率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变动0.97个单位。这恰恰反映出CPI变动与GDP变动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用CPI来衡量经济是否过热，即GDP的增长是否过快。
根据这个回归方程我们可以算出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所谓稳态，是指增长率保持不变。稳态通货膨胀率，即没有加速通货膨胀)。根据经验，可以容忍的合理的通货膨胀水平在3%-5%，因此，GDP增长率在8.1%-8.9%之间。而这个区间就可以理解成潜在GDP增长率的区间。如果增长率超过9.5%，显然，通货膨胀率将会超过6%。通货膨胀率为0时的GDP增长率6.8% 。
综合前面的分析，HP滤波法得出的潜在增长率区间为8%-10%，生产函数法(林毅夫等的估计)得出的潜在增长率为8.56%，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得出的潜在增长率区间为
8.1%-8.9%。由于HP滤波法和数据性质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只能就此得出过去的潜在增长率，还不能依此就未来得出准确的判断。就未来而言，假定生产函数不变，或菲利普斯曲线方程不变，那么，潜在增长率将在8.5%-9%之间。
2、增长贡献分解
我们进一步对增长和波动的贡献做分解，分析增长与波动的贡献因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着分阶段的特征，我们依据可变价格计算的贡献率分五年规划看（见表6），从增长、消费率和投资比率上也能看到大的发展轮廓，1981－1990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74%，六五和七五消费率为68.89%和57.86%，消费占绝对的带动地位，投资率为34%和31%，出口贡献为负，消费主导着经济的增长；1991－2000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八五期间投资率上升很快，但依然为消费主导，但1993年投资的投资过热引起了较大的波动，到九五期间，投资加出口已经超过了消费，外资和对外依存度显著提高，为了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断提高着投资比率，经济增长开始下滑；十五期间投资率超过了消费率，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开始回升，2002年以来增长保持在9%以上的高位。
由于统计局没有公布不变价的统计，我们利用Albert Keidel(2001)计算的中国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出的按支出法的1979－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贡献看，与我们和上述结论基本是相吻合的，个别年份不同可以互相进行参考校正。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消费对GDP 的贡献是最大的，这一期间净出口负的年份多，一直受到逆差的困扰。90年代以来净出口带动崛起，主要年份进出口带动是非常明显，特别是经济增长慢的年份，净出口带动更是明
显，出现了（1994、1995、1997）投资＋净出口贡献超过消费的情景。
我们再进一步细致地分析各个发展阶段中的增长带动和调整因素。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以农村改革开始的，1979－1985年农村居民消费主导着经济的增长，仅有1985年的投资超过消费，也与农村住房投资过快有关。80年代后期城市的改革释放了城市居民的消费热情，1988年的抢购导致了物价上涨过快。按不变价计算的贡献看，1989年经济调整开始则也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下降过速引起的，可以看出80年代最主要的增长贡献和波动因素都来自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农村改革是以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开始的，中间经历了1976年的―四人帮‖事件后更是大步向前，一直到1989年调整，调整到1990年，历经了16年的发展，基本属于库兹涅兹的发展周期。
所谓库兹涅兹(Kuznets)周期指15～20年甚至更长的周期（刘易斯1986），也称为建设周期，典型的是美国大移民时代就是这一周期的体现，主要标志是两大因素互相作用推进发展，一个是居民财产购建，二是人口转移。80年代中前期主要早期集中在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进入到―数量性扩张‖，农村住房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资产累积；中后期农民开始了就业变动，―离土不离乡‖的过程，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城市居民进入了家用电器普及化过程，城乡居民进入以耐用消费品为主导的―追求消费质量‖阶段，家庭资产中的家用电器累积加速。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是1994年的汇率改革创造了出口需求，外资激增，制造业高速发展，产业升级；第二是城市化进程启动，1992年土地要素放松管制，价格放开启动了城市化，特别是1997年后住房消费信贷的启动更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两大需求刺激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率提高。
新世纪的近5年的是城市化加速的时期，投资占了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这里值得分析的是，由于投资中包含了居民住宅的个人投资(居民住房消费信贷增长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投资比率，高投资中含有了住宅消费导致的构成变化。在城市化住宅消费推动下，高投资带动的增长依然比较平稳，但也要深刻认识到住宅投资的周期具有强幅波动的特征。
从1992年开始的城市建设周期开始，居民不动产的积累在逐步加速，农村人口也进入了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步伐。居民的高储蓄决定着投资规模，1998年以后在积极财政和消费信贷的刺激下，真正城市化建设周期进入加速期，新世纪则更加体现出来，在这一时期内投资将主导中国增长，这一周期应该会持续到2010年以后。随着城镇人口比重超过农村人口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变，才会引起大的周期性调整，在此期间经济会保持高速平稳增长。
3、增长中技术进步的“正向冲击”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仅从需求因素解释是不够的，从长周期看必然是技术进步才能导致中国整个潜在增长水平提高；只有全素生产率的提高，较高的经济增长才能长期维持，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要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发展以来，将经济增长的波动分解为随机的白噪声波动和技术进步的冲击（shock），技术进步的―正向冲击‖是上移了增长的路径和改变了增长的斜率，又分成水平和垂直技术进步。按索洛增长核算计算，将各类技术进步综合都表现为―剩余‖――全要素生产率（TFP）。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周期阶段看，需求拉动了中国两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耐用消费品‖为需求主导的普及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家庭不动产的需求为推动，住房和汽车。第一阶段是以居民收入平均化为基准的快速普及期，从老三件、新四件接连不断的耐用消费品的普及，产品需求周期和供给周期都较短，出现了―消费需求的同步振荡‖。第二阶段住房和汽车等的需求驱动着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外需也是巨大推动力，这个阶段伴随着城市化建设拓展和进入WTO后加大的对外开放，经济增长的周期明显要长于第一周期。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需求引致了中国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正向冲击‖了经济增长，很多学者按索洛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进行的，将经济增长中未被资本和劳动力解释的部分成为―索洛余项‖，即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增长核算的复杂性，国外很多学者都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计算，虽有差异但结论和趋势大致是相同的，从改革开放到现在，GDP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是正的，大致在2～3个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5％～50％，国际学者计算的偏高。增长的趋势是1979－1985期间最高，1985－1990次之，1990～1995年也较高，1997年后下降，2000年到现在有所回升但也要低于1995年以前了。
分阶段看，1979－1989年期间，由于改革开放，劳动者、企业的积极性得到激励，产业结构开始向均衡方向发展，农业和轻工部门快速发展，技术进步首先来源于原有工业体系，技术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转移，军工向民用转移，结构调整的优化是重要的贡献，按世界银行的计算结构转变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30%，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下降到17%（《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第二，在开放方面进行了进口替代性的技术引进，如彩电、冰箱、录音机、大众轿车生产线等的引进，耐用消费品的产能的迅速提高，当然最大技术进步的应该是体制改革提高了基础制度效率。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第二阶段，技术进步来自于开放过程中的―干中学‖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的配置效率。是这一时代的特征，国际产业转移。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后，中国加速了对外开放，1994年汇率并轨改革，加强了中国的比较竞争优势，外资和国际产
业转移加快，外资的进入提高了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很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计算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从结果看，中国从90年中期成为了一个出口导向的大国，中国在开放中通过―干中学‖获得的技术进步和竞争优势，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国际产业转移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优化了就业结构，提高了综合要素生产率。这方面很多人研究了，如世界银行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GDP贡献为1.5个百分点，很多学者的计算认为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在1个百分点以上。
但九十年代后，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过程，经济增长需要新的技术进步的正向冲击，否则一味地靠投资积累，增长的持续是要受到挑战的。
从发展的展望看，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未来的方向是要提高现代服务业来改善结构效率和促进制造业效率了。随着开放的步伐加快，―干中学‖的积累应该逐步转向自主创新和提高配置效率的阶段了。
表7：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三、经济增长模式的挑战和“外部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与高增长相互促进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具有很强的内生化的增长逻辑，但这一循环面临增长模式的挑战以及开放后的―外部冲击‖，增长的可持续性值得认真对待。
高投资促进了中国的高增长，但上述循环中很重要的条件是政府，政府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无限担保的国家银行体制动员储蓄并集中配置资源实现工业化（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2004），这种增长模式一方面累积了―过剩的产能‖，另一方面累积了金融坏帐、污染等长期增长的成本。这种增长模式的问题已经逐步显现，表现为投资率的持续提高、综合生产率降低、污染等长期问题日渐突出。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是对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挑战。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特别是加入WTO和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中国经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问题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问题，也将引起外部对中国经济增长
的冲击性评价，形成外部冲击。特别是国内―结构扭曲‖引致的资本流动冲击更是对稳定的挑战。
我们接下来通过较大的历史跨度，认真分析了当前增长模式中固有的挑战和开放以后需要应对的问题。
1、“加速积累长期成本”的增长模式
中国高耗费的增长模式是有其特殊的发展背景的，是政府主导下的赶超策略的发展模式，即全社会补贴工业化。政府的行为特征就是要突破―恶性贫困循环‖陷阱，所谓―恶性贫困循环‖陷阱是指，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穷国的穷意味低储蓄，所以没有投资，穷国穷意味着低收入，没有购买力（纳克斯1957）。突破贫困陷阱必须提高储蓄和创造需求，政府的作用是重大的，（1）政府通过―担保‖降低了储蓄-投资的风险，大幅度提高了储蓄，并在政府主导下配置了资源；（2）政府通过干预性政策，超贬汇率、降低各种工业生产要素提高工业产品竞争力，促进了出口，创造了外部需求，突破贫困陷阱。
发展中国家提高工业品竞争力必须靠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这里包含着工业化本身创造的价值和大量其他部门转移的价值，如税收减让，工业用地无偿使用，劳动力没有社会保障，国家利用银行系统压低资金价格提供廉价资金，大幅度补贴基础设施、币值贬值等。因此工业化的竞争力是全国全部要素通过管制压低价格转移出来的，决不仅仅是劳动力价格低。由于所有要素价格都被压低提供，因此生产方式一定是粗放式的，主要是靠规模，而且越有规模就越可以多多占用低要素价格带来的潜在补贴。
中国早期是依靠剪刀差和命令经济，通过―扭曲结构‖创造自我循环的重工业化。改革开放后政府继续压低了要素供给的价格，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公共服务价格都是无偿或低价地供给工业部门使用，1994年再通过汇率政策强化了工业竞争力，推进了中国外向型的工业化发展，外资引入和对外依存度每年都在创新高，2004年贸易依存度高达70%，作为大国是非常不合理的。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的扭曲了要素价格，也决定着资源耗费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追求规模性的增长。要素扭曲的政策同样刺激了各地方大干快上，只要大干快上就越能套取中央的要素价格补贴，很多资金、公共工程提供都是在价格被压低下供给的，地方多占资金、公共工程等资源的实质是套国家的利，如一个大型引水工程投资计算下来的水的价格是百元/吨，但补贴使用的支付金额可能是十元以下，乱用水的工业和服务项目的开工短期内就是套取补贴，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虽然这种发展模式一度在突破瓶颈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无法为继。国家干预出来了资源耗费，也―担保‖出来了金融财政的风险。以政策性支持为基础的粗放增长方式产生的大量宏观成本由政府承担。
其一，高投资下的坏账由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通过金融抑制压低利率，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把70%以上的银行信贷贷给了国有企业，企业的坏账可以不还，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而银行却背上了巨额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最后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买单。早在上个世纪末，政府就着手处理巨额不良资产。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1998年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3939亿不良资产。近年来，又采取措施解决逐步暴露的坏账。2004年初政府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补充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资本金；2005年，成立汇达公司处置中央银行再贷款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为救助证券公司，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向银河证券、申银万国、国泰君安等证券公司注资并提供贷款达165亿元。由于产生不良贷款的机制并没有彻底根除，―实际‖的不良贷款余额仍在上升。从2002年到2004年政府加速银行业改制，剥离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如果剔除这些―剥离‖等不可比因素，2004年的不良贷款余额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810亿元以上（李扬、彭兴韵，2005）。
其二，中国历史上的低工资制阻碍了高增长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企业的工资成本被降低，但社会保障成本成为中央政府的隐性债务。代际转移的社会保障成本要求中央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最终向完全的个人积累账户转变。但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已退休职工和制度改革以前就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账‖，每年收入的养老保险基金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积累额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即便按1997年GDP
的30%计算，需由中央政府补足的空账总量也超过2万亿元（吴敬琏，林毅夫，2003）。另外，近年来高投资导致快速城市化，虽然转移了部分农村劳动力，但这部分新转移的劳动力并未纳入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此导致未来的潜在社会保障成本进一步上升。
其三，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实现高增长目标，低价出售土地使用权，以此降低招商引资项目的成本，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导致局部行业产能过剩，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在土地转让权含糊不清和银行产权约束不力的背景下，土地和信贷市场不能给出真正的市场定价，产生巨大的套利空间，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共谋，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过度扩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4）。
其四，中国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开采的宏观成本居世界前列。由于资源定价扭曲，企业不承担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高投资的粗放型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 以环境污染与破坏为代价。这方面的宏观成本有多大很难精确衡量，世界银行（1997）首次提出了真实国内储蓄(genuine domestic savings) 的概念与计算方法, 估算了能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耗减、二氧化碳和颗粒物排放合计造成的净损失。世界银行的估算表明，我
国自然资产损失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十分惊人，1981年最高曾达到30 %，随后逐步下降到1999年的最低点3.8%。需特别警惕的是，从2000年开始环境和资源成本又有轻微上升，2003
年已经回升到6.23%，这说明中国高投入、高污染和高能耗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仍在延续。
以上几方面的宏观成本具有一个共同点：由于原有的扭曲机制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高投资产生的宏观成本不是由投资主体承担，高投资产生的新的宏观成本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更严重的是，如果每年产生的宏观成本得不到即时化解，长期积累下去政府也会不堪重负，必然会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包袱。
这种―扭曲要素价格‖补贴工业的模式，必然在宏观稍微放松的条件下就会导致地方和企业的高投资冲动，而这种冲动表现为宏观上的投资激增，微观的产能过剩。新世纪以来投资加速，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3.5万亿，2004 年增加到了7万亿，扣除物价因素，四年增长将近一倍。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万亿元，―十五‖期间可能超过29万亿。这几年，工业领域投资过度，产能快速增长。2004年的宏观调控也是针对局部过热，特别是几大基础品行业电解铝、钢铁、电力和煤炭等。
中国产能过剩从消费品扩散到了基础品，见表8。如果依据发改委对水泥、铝、钢、煤的预测和看法都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大量产品进行了国际扩张，耐用消费品类出口占了产量的50%，也基本饱和。从产能利用率看，国际上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长期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70%以上（CSFB，2005），而我国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的产能利用率低于70%，严重过剩的客车、电力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可能会下跌到50%。另一方面基础品加工能力过剩，而基础品所需原材料和能源有大量依赖于进口，如铁矿石、石油等。
中国的供给问题短期内表现为产能过剩和资源不足，从中长期看表现为长期供给成本的持续提高，表现为：（1）国内资源消耗成本上升，过度工业化造成了空气、水和土地的过度污染和消耗，未来这些资源价格会大幅度提高；（2）要素成本偏低，劳动力缺少社会保
障的成本、资金要素以大量坏帐补贴的资金价格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和产出效率高的现象也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过度的工业产能和资金密集化倾向也越来越难以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了，因此在中国的现有阶段不是投资高低问题，核心是投资是否起到了吸纳劳动力转移；如果仅仅是短期地形成了过度的工业产能，而没有吸纳劳动力，这种高投资就会形成产能过剩，既无结构效率，也无技术进步，不会提高长期供给线。
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激励了产能过剩性增长，必然导致―加速积累长期成本‖，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固有的问题将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
2、外部冲击
中国的―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增长模式在开放条件下很容易引致―外部冲击‖。―外部冲击‖是指开放的宏观经济中，国际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国内经济产生的波动性影响。全球比较突出的例子是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了―石油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在经济增长形态上突出表现为―滞胀‖；―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冲击，产生严重通缩下的衰退都是典型的外部冲击的例子。
2004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增长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到2005年底预计外汇储备可能高达8000多亿美金，资本流入越来越强，地产和国债价格一路上行都不断出现国际资本的身影。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初始性调整，处于不稳定的汇率制度，预计仍需要进一步调整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外资流入将会继续，人民币资产价格将继续走高。除了金融压力外，大宗产品的压力更为巨大，铁矿石价格在连年上涨的情况下，年初上涨71.5%，石油期货价格一直在60美金左右高位徘徊，而且还有很强的上升压力，高盛的报告已经预计高点为105美金（去年预测为60美金，基本达到），其他大宗产品价格也因―中国需求‖因素上涨，双重的外部冲击压力直抵国门。
1）汇率预期和非FDI流入
资本流动与汇率预期是高度相关的，资本流动衡量常用―非FDI指标‖‖ ―非FDI资本‖，是指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储备变动额减去经常项目差额，再减去直接投资差额后的余额。该指标的最大特点是1)包括了证券组合投资,如中资银行减产国外资产导致的外汇流入、海外上市以及增加从外国借款等流入；2)包括了误差与遗漏项，从而反映了官方控制之外的资本流动。通过非FDI，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出一国的资本流动(既有流入也有流出)。
非FDI在中国比较稳定，19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非FDI流出(也可以理解成资本外逃)，到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由于预期汇率贬值，这种流出达到顶峰。1998年以后，
经济周期这个曾经被视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存在的经济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和宏观经济调控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经济波动的规律，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经济周期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不断交替的运动，具体包括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用以反映国民经济在动态的增长中运行的起伏状态。它通常分为古典型周期和增长型周期两类。古典型周期是指经济总量水平的周期波动，也就是产量绝对值指标的波动；而增长型周期是指依经济增长率上升或下降而定义的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增长态势下速度的加快与放慢。 经济周期按时间长度可分为四种类型：（1）短周期，即基钦周期，平均长度约40个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长度8－10年。（3）中长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15－25年。（4）长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长度50年左右。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6年，第二阶段从1977年到2000年。下面对改革前后这两个阶段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从波动的深度看，改革前五个周期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波谷平均值为－6.4％，总的呈现为古典型；改革后四个周期的深度平均为6.2％，波动转变为增长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 第二，从波动的高度看，改革前各周期以高峰型为主，波峰平均值达16.9％，总的呈现为高峰型（波峰年份经济增长率大于或等于15％即为高峰型）；改革后波峰平均值为13.2％，总的呈现为中峰型（10％－15％）。峰位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扩张的盲目性。 第三，从波动的幅度看，改革前各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3.4％，为强幅型；改革后平均振幅是6.95％为中幅型。波峰的显著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 第四，从波动的平均位势看，改革前波位平均为5.8％，属中位型；改革后平均波位是9.3％，属高位型。波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第五，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改革前各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2.2年，改革后为2.5年，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扩张期有了更强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定量分析与比较，可把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概括为：谷位深、峰位高、振幅大、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即“大起大落”；而改革后则可概括为：谷位上升、峰位下降、振幅减小、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即在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总概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这就充分表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改革后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多种多样，它们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做出了说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引起波动的内在力量；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波动不过是随机的和未预期到大冲击的结果；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波动主要归结为错误导向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把波动看作来源于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不过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内在特征扩大了一些这样的干扰，并使其作用持续存在。 应该说，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地强调起源动力而忽略系统影响，强调冲击因素而忽略传导机制，是无助于正确理解经济周期波动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区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从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特性所导致的对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内部缓冲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一般来看，经济周期波动是大工业生产与大规模投资相互推动机制和供求约束机制这两种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过程。大工业的巨大扩张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它与大规模投资紧密相连。一方面，它既为大规模投资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建立与发展又反映了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又是引起大工业生产急剧扩张的重要动因。因此，大工业生产和大规模投资两者的相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首要原因。同时，经济周期波动还与大工业的扩张力所遇阻力密切相关，这种阻力是由供求平衡状况形成的，或来自市场需求约束方面，或来自资源供给约束方面。因此，供求平衡约束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另一个物质性的原因。 外在冲击机制，是指系统外的冲击通过系统内部传导而发生的经济活动，对来源于外生变量的自发性变化，可以是随机的或是周期的。外在冲击主要包括：货币供给性冲击；以投资和消费、财政和货币需求性的实际需求冲击；由于农业重大自然灾害或石油供应等而导致的实际供给冲击；体制变动冲击；国际政治和经济冲击等。 外在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初始原因，内在传导则是系统内部对冲击的自我响应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外在冲击都要通过内在机制而最终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原因来自于经济体系内所特有的推动力和抑制力。内在传导机制决定着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决定着经济周期的基本形态，而外在冲击只是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
2.1 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理论包括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起因、作用机理与机制、作用周期性、作用形式、影响范围、治理措施等多个方面。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2.1.1外生论 外生论强调经济体系外因素的变化导致经济系统要素发生相应变化，经济体制外生因素，如天体运行、气候变化、政治选举等的周期性，导致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质。 外生论包括三种理论学说。一是由英国的经济学家W·S 杰文斯主张的太阳黑子周期理论。他经过观察与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的周期与太阳黑子的周期很吻合，从而认为太阳黑子的周期影响地球气候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和经济周期。作为最早的经济周期理论，它对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有比较大的影响，也因此有的学者把外生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认为是“太阳黑子”因素型经济波动1。 二是诺德豪斯（Nordhaus 1975）主张的政治周期说。他建立了政府行为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的机会主义模型。模型假设行为人包括政治党派和投票人两类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政治党派力图使再次当选的预期值最大化，它利用短期内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其制定政策的基础，其政策的制定属于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全部投票人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希望通过投票使其效用最大化，其效用函数取决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假设投票人不知道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菲利普斯关系，投票人只根据其达到预期与否来评估执政党的政治能力，即治理失业与通货膨胀的能力2。这种特殊的经济周期形成机制被很多党派与组织所利用，因此为理性的选民所不齿。同时这个理论也受到理性预期学派的攻击，因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学者认为所有公开的或者精确预期的政策干预都会失败，政府不会这样来影响经济，即使它打算这样做（Michael P·Niemira 1994）。 1. Michael P·Niemira , Philip A·Klein著，邱东等译，《金融与经济周期预测》，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P52； 2胡永刚，《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03，P244；
中国经历的经济周期 第二次下降周期 1995-1999 （2000年上半年经济有所回升，但下半年起，到2001年下半年经济又开始下滑） 第三次上升周期 2002-2007 第三次下降周期 2008- 中国历年货币政策演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3-2007年稳健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2007年6月1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货币政策开始“稳中适度从紧”。 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9年12月5日至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2010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0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年12月3日政治局会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具体阶段性分析： 1998年以后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央提出稳健货币政策的背景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经过90年代初的房地产和开发区热，到1997、1998年，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问题已相当突出，当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面临化解金融风险和防范出现新的更严重金融风险的重要任务；二是当时尽管社会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已经暴露，但是最突出的还是结构性问题，实际有效贷款需求不足；三是由于过去我们长期实行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企业高负债经营，自有资金比例很低，再继续大幅度增加贷款，不良贷款问题会更加突出；四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包括了对货币政策的运用，财政增发国债，银行参与购买，其本身就包含了运用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内容。
东方企业文化·策略 2011年2月 118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波动及原因浅析（1949－2008） 顾纯磊 （南京大学商学院，南京，210093） 摘 要：根据导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的根本不同，本文以改革开放为界把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 个大的周期，并进一步在两大周期内划分为若干小周期，较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了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在如今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探讨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对于应对今日的经济危机，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 关键字：经济周期 改革开放 产权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1）02—0118—01 一、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及原因浅析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我国的经济建设不断恢复和发展，虽然其中遭受了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的负面影响，是我国的经济建设遇到了一定的挫折，但总的来说，是不断进步的，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建设更是步入了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我国的经济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开始经历起起伏伏的周期性波动。1978年之前的经济波动幅度较1978年之后的经济波动幅度要剧烈的多，其中更是有几年经济增长率跌为了负值；而在1978年之后，经济的波动仍然有波动，但幅度却小了了很多，而且越往后，波动的幅度越小，特别地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再也没有小于零过。就其原因，最主要的应该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正是基于此，我在此以1978年为分界点，把我国的经济周期分为1949－1977和1978－2008两个大的周期，而在两个大的周期内，又分别可以划分出若干个较小的周期，根据图表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具体为：改革开放前主要划分为五个小周期，分别为1949～1957，1958～1962，1963～1968，1969～1972，1973～1977；改革开放后划分为以下几个小周期1978～1981，1982～1986，1987～1990，1991～2008。 我们应该知道，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存在着很大的不同。1978年之前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政治因素引起，而经济运行本身的因素影响却不大。从1949－1978年这段时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国民经济全面彻底而且不合理的干预造成了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几次大的剧烈震荡，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1978年以前的每次经济波动，我们都能找到隐藏在其背后的对应政治事件。1953年－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工商业的三大改造，由于过快，过急，过粗，带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经济的第一次波动（1949～1957）；1958－1960年是“大跃进”时期，错误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最终造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到如今为止最剧烈的一次经济波动（1958～1962），GDP 增长率狂降27.3％；1963～1968年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所造成的；1969－1972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左倾思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的运行几乎失去控制，国名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1973－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的末期，人们的斗争热情有所放缓，“左倾”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带来了国民经济缓慢的恢复。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1978之前，政治运动几乎主导了我国的经济波动。1976年“文革”的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这种政治运动主导经济波动的畸形局面逐渐扭转过来，1992年的“南巡讲话”之后，这种局面更是得到彻底扭转。这也是为何我国1992年之后经济波动呈现“微波化”趋势的主要原因。1978年之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也逐渐转移到经济运行的自身上来，但计划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计划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波动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力量互相斗争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双轨制”的长期存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外资冲击以及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紧密等是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具体因素。 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投资、经济体制、产权制度以及开放经济， 都会对我国经济的波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经济走势预测及对策 自从加入WTO 之后，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就越来越紧密。目前，全球经济都处于新一轮的经济波动之中，而且是经济的衰退期，我国也不能幸免。受这场波及全球范围，猛烈程度尤胜于20世纪30年代那场的大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2008年我国的GDP 增长率据官方数据为9％，低于前几年的GDP 增长率。对于这次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经济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说法都有，最终恐怕只能又经济危机自身来告诉我们，等到经济危机过去，一切都开始变得明朗。虽然这次经济危机的前景难以预测，但我对我国经济将很快就可以率先复苏是毫不质疑的。首先，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这是创造需求的根本，而且我国的庞大需求并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把这种巨大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需求不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其次，我国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投资；再次，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及时制订和出台一系列的保增长的措施。 在“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我们顺利渡过经济危机需要的只是信心，相信很快我国就可以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 参考文献： [1] 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0 （1）。 [2]杨帆：《中国经济周期的背景思考》， 载《发现》， 1996 （1）。 [3] 卢嘉瑞，徐圣银：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兼论第5 个经济周期[J]，经济评论，2002（1） [4]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张连城：中国经济波动的新特点与宏观经济走势 [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3） [6]高铁梅，王金明，陈飞：中国转轨时期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的实证分析 [J]，财经问题研究，2009（1）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在1995年之前，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大起大落”的古典周期，而1995年之后，经济增长的波动越来越小，逐渐呈现出增长型周期的特征，即平稳、持续、高速增长。对于这种趋势，其内在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继续保持，如何更好的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就成为一个不得不令人关注的问题。 1. 新特征的描述 1.1 特征之一：经济增长越来越平稳 H-P滤波法是目前分析经济周期时最广泛的应用的工具，它由Hodrick和Presott于1981年分析美国战后的经济景气时首先提出，后来于1997年正式发表。【参考文献】 假定时间序列Yt由趋势性部分τt和波动性部分c t组成，即 Y t=τt+c t，t=1，2，3，4…..，T Hodrick和Presott提出通过一个最小化公式，将趋势性部分τt 从Y t中分离出来，即： 其中λ是控制曲线平滑的乘法参数，λ越大，则趋势性部分τt 越平滑，当λ→∞时，式中第二项就只能取0，此时公式就变成了最小二乘法公式，H-P滤波就退化成最小二乘法。 我们使用H-P滤波法对1978年到2007年的GDP增长率进行分析，由于是年度数据，λ的值取6.25，得出的结果如图1.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通过H-P 滤波法，将Trend 近似看做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可以得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值。 1978—2007年中国潜在GDP 增长率估算结果、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差值估算结果 年份 实际GDP 增长率 潜在GDP 增长率 两者差值 年份 实际GDP 增长率 潜在GDP 增长率 两者差值 1978 11.7 9.389625 2.310375 1993 13.7 11.48151 2.218492 1979 7.6 8.715833 -1.11583 1994 13.1 11.47647 1.623533 1980 7.8 8.4117 -0.6117 1995 9.3 10.88501 -1.58501 1981 5.2 8.668354 -3.46835 1996 10.2 10.11458 0.085424 1982 9.2 9.579049 -0.37905 1997 9.6 9.319014 0.280986 1983 11.1 10.6821 0.417896 1998 7.3 8.665833 -1.36583 1984 15.3 11.45519 3.844812 1999 7.9 8.367504 -0.4675 1985 13.2 11.44284 1.757165 2000 8.6 8.417961 0.182039 1986 8.5 10.80475 -2.30475 2001 8.1 8.736341 -0.63634 1987 11.5 9.981779 1.518221 2002 9.5 9.270904 0.229096 1988 11.3 9.046016 2.253984 2003 10.6 9.868098 0.731902 1989 4.2 8.312465 -4.11247 2004 10.4 10.41102 -0.01102 1990 4.1 8.456769 -4.35677 2005 11.2 10.89989 0.300108 1991 9.1 9.496576 -0.39658 2006 11.1 11.33314 -0.23314 1992 14.1 10.75245 3.347549 2007 11.7 11.75723 -0.05723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44 8 1216Hodrick-Prescott Filter (lambda=6.25)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20 世纪70 年代早期，主要得益于卢卡斯（Lucas,1972, 1975）的学术贡献。与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和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不同，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理性预期是产生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在于行为人的预期错误。预期错误可能是由外部的不能合理预见的随机冲击引起的，如货币供给冲击、战争和粮食危机等，其中货币供给冲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冲击源，即货币增长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非预期的通货膨胀，进而引发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在政策建议方面，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完全否定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主张利用固定规则代替相机决策。 一卢卡斯的主要观点 卢卡斯最早在《预期和货币中性》（1972）一文中提出货币周期模型，之后又在《经济周期均衡模型》（1975）一文中扩展和补充了由货币因素引发经济波动的产生、传导和消失过程。Lucas 认为，在一个众多相互分离的竞争市场内，假设生产者并没有觉察到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量，对于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局部性的，则必须调整产出；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全局性的，则必须保持产出。生产者被迫面临如何在知道单个商品价格变化的基础上对总价格水平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 断的问题，这就是不完全信息假设的体现。一种可能的识别情形是将其视作两种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组合的比例取决于过去的价格波动的均值和方差。若以往的价格比较稳定，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局部性的；若以往的价格起伏较大，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全局性的，这就是市场上价格信号的提取过程。然而，在不完全信息情形下，总会有一部分生产者不能准确预测到价格是全局性上涨，而采取调整产出的行动。所以一般价格水平的提高对总量经济的影响，本质上与相对价格的提高对单个生产者的影响一样，都能引起产出、就业和投资等宏观变量同方向的运动。但这只是暂时的，人们一旦发现价格上涨是由总需求变化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就会调整各自预期。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生产者很容易纠正预测中的系统性偏差，这个过程不需要
第1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主要得益于卢卡斯（Lucas,1972, 1975）的学术贡献。与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和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不同，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理性预期是产生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在于行为人的预期错误。预期错误可能是由外部的不能合理预见的随机冲击引起的，如货币供给冲击、战争和粮食危机等，其中货币供给冲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冲击源，即货币增长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非预期的通货膨胀，进而引发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在政策建议方面，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完全否定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主张利用固定规则代替相机决策。 一卢卡斯的主要观点 卢卡斯最早在《预期和货币中性》（1972）一文中提出货币周期模型，之后又在《经济周期均衡模型》（1975）一文中扩展和补充了由货币因素引发经济波动的产生、传导和消失过程。Lucas 认为，在一个众多相互分离的竞争市场内，假设生产者并没有觉察到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量，对于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局部性的，则必须调整产出；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全局性的，则必须保持产出。生产者被迫面临如何在知道单个商品价格变化的基础上对总价格水平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的问题，这就是不完全信息假设的体现。一种可能的识别情形是将其视作两种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组合的比例取决于过去的价格波动的均值和方差。若以往的价格比较稳定，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局部性的；若以往的价格起伏较大，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全局性的，这就是市场上价格信号的提取过程。然而，在不完全信息情形下，总会有一部分生产者不能准确预测到价格是全局性上涨，而采取调整产出的行动。所以一般价格水平的提高对总量经济的影响，本质上与相对价格的提高对单个生产者的影响一样，都能引起产出、就业和投资等宏观变量同方向的运动。但这只是暂时的，人们一旦发现价格上涨是由总需求变化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就会
股票市场的周期性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引言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我国股市结构、制度不断进行调整。 从根本上讲，股票市场的运作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是相当一致的。经济周期决定股票市场的价格区间，而股票市场价格总体方向性变化反映了经济周期的更替。宏观经济的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四个阶段不断轮换，这种周期性变化直接导致了股票市场的牛熊市周期性转换；与此同时，股票市场的运行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宏观经济，股票市场的周期性变化也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股票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二、理论基础 1.股票定价理论。 传统的股票价格理论以单只股票或股票整体市场的价格为对象，研究股票购买能够获得的红利、利息和资本利得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将统计学运用于证券投资，产生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模型等数理统计模型。 (1)资本资产定价(CAPM)模型。用Ri表示股票(组合)i的预期收益率，Rm为市场组合的预期收益率，Rf为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βi表示股票(组合)i收益率变动对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动的敏感度，εi为随机干扰项。CAPM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Ri=Rf+βi(Rm-Rf)+εi 在股票定价中，那些只影响该只股票的方差而不影响该股票与股票市场组合的协方差的因素在定价中不起作用，对定价唯一起作用的是该股票的β系数，也即非系统性在股票的定价中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系统性风险，这是CAPM的核心思想。 (2)套利定价理论试图以多个变量去解释资产的预期报酬率。套利定价理论认为经济体系中，有些风险都是无法经由多元化投资加以分散，例如通货膨胀或国民所得的变动等系统性风险。套利定价理论以收益率形成过程的多因子模型为基础，认为证券收益率与一组因子线性相关，这组因子代表证券收益率的一些基本因素。事实上，当收益率通过单一因子(市场组合)形成时，将会发现套利定价理论形成了一种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相同的关系。因此，套利定价理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广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方法，来理解市场中的风险与收益率间的均衡关系。套利定价理论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基础。 2.经济周期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趋势及新特征(一) 摘要：改革开放“而立”之年，中国经济正处于历史上第四个经济波动期。中央防止我国经济增长过热的方针正在实施过程中，世界经济在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的影响下呈现停滞甚至衰退迹象。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个周期性经济波动，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经济逐渐呈现出增长速度加快，波动幅度减小等趋势，市场调节作用日益明显，经济体制革新和法治建设的步伐逐渐加快，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我国经济连续、稳定地增长……这些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新特征。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波动；趋势；新特征 经济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的增长过程中，常常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且呈现出周期性变动的特征，即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经历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这种现象被称为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九次经济波动，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相比较于改革开放前的五次经济波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四次经济波动呈现出以下趋势： 第一波动幅度(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逐渐减小； 第二波动高度(周期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 第三波动深度(周期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上升； 第四波动的平均位势(周期内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 第五波动扩张长度(周期内扩张期的长度)明显延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四次经济波动，也逐步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征。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波动现象中总结规律，笔者总结经济波动的特点和阶段性趋势如下。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经济波动及其特点 改革开放建立了市场经济的雏形，从体制结构的变革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建设之路，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开放市场与引进先进生产力相结合，从宏观上增加了国民经济的总体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从微观上促进了市场化理念深入人心，并形成了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导向的内需供给体系。 在市场化进程中，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以及两者之间的结合也经历了逐渐提高和完善的过程。我国的经济波动在这个过程中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0年间，供求关系体现为供不应求。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居民货币收入增长过快，社会总需求扩张速度快于总供给的增长能力，出现了投资和消费的双缺口，物价水平全面上涨，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仍遵循计划体制的模式，宏观调控的水平相对不高，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对经济运行内在规律认识不够充分；宏观调控措施相对滞后，调控措施以行政手段为主，缺乏市场调节能力。从而导致投资规模出现较大规模的下降，引起了比较大的经济波动。 第二阶段，1991－1997年间，供求关系体现为严重失衡，需求过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调节作用得到加强，微观经济体逐渐活跃，中国市场经济开始快速升温。但是，由于新的规则未能及时建立，一些微观经济体在利益驱使下出现无序扩张和膨胀，致使经济活动处于非市场化状态，从而推动区域化产能过快升温，投资产业失调，导致局部通胀压力加大，进而破坏了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和产业链条的合理性。但此时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对市场机制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变行政手段为市场调节机制，变全面紧缩为有针对性地调控，还特别注意依靠和运用财政杠杆为经济活动注入稳定因素，从而使该周期内的经济波动幅度趋于理性，周期持续时间延长，实现了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良好态势。 第三阶段，1998-2000年间，供求关系体现为供过于求，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在全面引入市
中国古代经济波动状况 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一直都是不断的被破坏，破坏之后又不断的被重新恢复，破坏与恢复交替出现。 首先从不同历史阶段的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开始说起。 秦汉到三国时期，战国年间的长期战争和频繁发生的饥荒，人祸与天灾，使日益凋敝与衰落的社会经济到了秦汉之交时陷入全盘崩溃。秦统一全国后，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如统一交通制度、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等，使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但期间，秦王朝不停地对外用兵，并且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工程，对人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最终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进而发展转变成为楚汉战争。西汉时期，统治者吸取前人教训，实行“与民生息”政策，恢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西汉末期的土地兼并和王莽政策的失误，又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战争。东汉末期的群雄混战和灾荒饥馑，都造成了当时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总的来说，从秦汉到三国时期，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西汉末年农民战争，以及三国之间的战争，共有三次巨大波动。 接着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长达近3个世纪的战乱。曹魏时期，北方基本实现统一，但经济恢复缓慢。直到西晋初年，经济才出现“家给人足，牛羊被野”的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西晋内乱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经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直到隋统一全国，中国陷入长达280多年之久的混乱中，加上灾荒和疾疫，社会经济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 隋唐五代时期，除了在盛唐时期社会经济有过一段稳定发展时期，其他时期基本上也是混乱时期。隋是个短命王朝，再起短短的37年中，屡次对外用兵扩张，并大兴土木，开凿大运河，耗尽国力，民不聊生，导致隋末农民大起义。本
中国经历的三次经济周期未来经济走势 作者：李世东文章发于：乌有之乡点击数：3277 更新时间：2009-5-25 中国经济 第一次上升周期1981-1988 中国经济的第一个上升周期。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上半年，是中国经济这轮上升周期到顶峰的时候经济出现了过热物价呈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第一次下降周期1989-1991 中国经济进入我们转向市场体制之后的第一个下降周期和第一个生产过剩的危机。 第二次上升周期1992-1994 短短不到三年时间，这一轮上升周期特别迅猛，因为背后有很强的政治性。到了1994上半年，经济过热的现象已经比较明显，当时的利率提高到了接近14%，国库券的利率14%，银行利率也接近14%。 第二次下降周期1995-1999 利率上升，国内需求下降；汇率贬值，海外市场被打开，1994年是整个世界消化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凡是面向内需生产的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但是沿海地区面向外需生产的企业，是开足马力大生产，利润很丰厚。2000年上半年经济经济回升但是下半年起一直到2001年下半年经济又开始下滑。 第三次上升周期2002-2007
2002年起经济迅速回升，2002年～2007年大部分产业供过于求，小部分产业供不应求，大部分产业价格在下滑，小部分产业在上升，特别是房地产相关产业价格在迅速上升。中国经济从2003年以后出现了一冷一热，凡是汽车、手机、彩电、空调、服装这一类产业价格在一路下跌，而房地产、钢铁、水泥、原油这一类产业价格在一路上升。 第三次下降周期2008- 2008年9月份以来随着大宗商品石油钢铁煤炭价格的暴跌国内重工业企业亏损严重，华尔街风暴的发生，外需市场萎靡，订单的骤减，对出口企业打击很大，导致大批企业停工减产纷纷裁员。股市继续走熊，楼市成交量下降房价走跌。经济下滑刺激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举措，大搞基建又会导致部分重工业产能的过剩。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来撬动经济的发展显然不会维持多久，即使回升，也是暂时的。还会下降，经济危机远没有见底。内需消费市场远没有打开，需求不足是根本问题所在。世界两百年物价规律模型显示，通缩将是未来主旋律，经济危机底部确切时间显然是可以预见的。 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比较经济运行步调基本上一致。 世界经济繁荣期1983年—1989年 中国经济第一次上升周期1981-1988 第二十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990年—1992年 中国经济第一次下降周期1989-1991 世界经济繁荣期1993年—1999年 中国经济第二次上升周期1992-1994 亚州金融危机1997年—1998年 中国经济第二次下降周期1995-1999 第二十二次世界经济危机2000年—2001年互联网泡沫危机 中国经济下降周期2000-2001 世界经济繁荣期2002年—2007年 中国经济第三次上升周期2002-2007 第二十三次世界经济危机2008年— 中国经济第三次下降周期2008- 此次经济危机将会持续多久底部在哪什么时後会复苏？三百年的世界经济运行情况用一个模型就可以解释的清清楚楚，什么时间是繁荣期什么时候会爆发经济危机显示得一清二楚。未来五十年世界经济还是会按照这种固有的自身规律运行下去。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由前几年的7%以上至8%以下，回升到8.3%，从而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可从2000年算起。2003年、2004年、200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均为9.5%。2005年全年，预计为9%或略高。这样，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三年9%～9.5%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中国经济正按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运行。预期目的就是：适当地控速降温，使经济保持既较快又平稳的运行。进一步具体地说，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9.6%～9.9%），正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平稳地、合理地回归。从季度数据看，2003年第1季度到2004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9%、6.7%、9.6%、9.9%、9.8%和9.6%。除去2003年第2季度抗击“非典”时为6.7%之外，其余均在9.6%～9.9% 之间，这是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而2004年第3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9.5%、9.4%和9.5%，这是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平稳地、合理地回归。 二对未来经济周期波动分析的理论起点 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
直所盼望的。那么，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将会出现什么新特点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总的看法是：未来5～8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要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 为展开分析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我们先确立分析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中，卖与买的脱节“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在马克思所说“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中，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周期”称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他指出：“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33、694页。马克思分析说，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07页。马克思还说：“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 丁守海2010-09-20 摘要：关于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关系，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1）一致性波动的传统观点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需要从几个维度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2）相对于非生产型工人、大企业、公共部门，生产型工人、中小企业、私人部门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更加吻合。（3）经济周期的不同冲击源会对就业产生不同后果，即便同一冲击源，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也会产生迥异的结果。 关键 词： 就业周期，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结构性差异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最近随世界经济的复苏，一些国家的就业市场出现了回暖迹象。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3月份，美国非农部门的就业岗位增加了16.2万个，出现了3年来的最大增幅。不过欧洲的就业形势并没有这么乐观。以法国为例，尽管2010年第1季度经济实现了0.3%的平稳增长，但就业形势并未好转，失业率仍在10%的高位运行。“就业是民生之本”，面对初露端倪的经济复苏，
就业到底会不会稳步复苏呢？这是时下各国政府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进展来为上述问题提供参考。近年来，国外学者对经济周期与就业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摆脱传统理论的信条，正视二者非一致波动的可能，特别是滞后波动与非对称波动的可能。二是强调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在不同劳动群体、不同企业、不同部门间的差异。三是比较不同的经济周期诱发因素对就业的影响，除技术冲击、需求冲击等传统的冲击源外，开始考虑劳动力市场行为变量的影响。 一、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基本波动形态 传统理论认为劳动需求是引致性需求，就业周期衍生于经济周期，在无摩擦的传导过程中，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假说与现实并不相符，对传统理论的补充和修正也逐步展开。 （一）对一致性波动传统观点的两点补充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次经济波动分析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陈乐一李良 发布时间:2014-09-26 内容摘要：本文以GDP增长率为指标，按照谷-谷法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划分为11个周期，并从经济史角度对每一次经济波动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经济波动的客观规律，对于政府今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避免经济剧烈波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经济波动，GDP增长率，宏观调控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由新中国成立时的一穷二白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的波动，剧烈的经济波动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进行分析并找出经济波动的客观规律是十分必要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波动问题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陈乐一(2007)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2次经济波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投资的扩张和压缩是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原因。金浩、李延军、高素英(2005)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5个周期，第二产业的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大。李天锋(201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经历了5次波动，通过分析得出投资、消费、进出口以及政府收支增长的波动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划分 本文采用GDP增长率作为划分经济周期的指标。测定经济周期的方法最常用的有3种：速度法、移动平均法和一阶对数差分法。速度法是直接用GDP增长率来划分经济周期，比较
直观。移动平均法是对GDP增长率进行数年移动平均处理来划分经济周期，但这种方法存在缺陷，处理数据中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移动年份过长也会导致数据的缺失。一阶对数差分法是以产出水平的一阶差分值为指标测定经济周期(陈乐一，2007)。本文采用比较常用的速度法来划分经济周期。 本文分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但由于1949-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在这期间，我国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真正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于1953年。因此，本文实际上分析的是1953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情况，本文中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3》。1953-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如图1所示。
《管理世界》（月刊） 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本文数据均来自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摘要：本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发，提出了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了 １９５４￣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６￣２００４年两个时间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并进行了计量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尽管自１９５４年以来我国的ＧＤＰ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就表现出显著的共同周期现象，但是，１９７６年以后的周期与以往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劳动力转移、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三者的相互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经济机制，经济周期因而表现为高度同步的ＧＤＰ周期、投资周期和劳动力转移周期。这种现象说明，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稳定投资、加快体制改革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关键词：总需求 非农就业 经济周期 一、引言：相关研究的回顾 从１９世纪后半叶西方学者（如杰文斯、穆尔等）开始研究农业周期算起，国外关于经济周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形成了系统性的实证分析方法和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实证研究方面，首先是识别经济周期，即测度主要经济变量的振幅、 持续期等指标，并据此划分出周期的衰退、紧缩、复苏和扩张等４个阶段。在这方面，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早在上个世纪初即已经开始研究。其次，依据各种变量的波动情况区分经济周期的类型，这包括：古老的农业周期（或称蛛网周期），较短的存货周期（基钦周期），中等长度的固定投资周期（朱格拉周期），取决于人口因素的建筑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对周期的识别和分类仅仅是研究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解释主要经济变量彼此关系的理论框架。由此，不仅可以对变量的实际表现开展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而且，还将为政策建议定下基调。在凯恩斯以前，除了很快就没落的农业周期理论外，主要盛行的就是长周期或长波理论。关于长周期现象，最早可能是由俄罗斯学者瓦斯（Ｐａｒｖｕｓ）于１８９６年发现的，１９２５年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正式提出了长波周期理论，而熊彼特的技术创新论则为长周期理论提供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尽管长周期理论对于理解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背景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至少由于两个原因，主流经济学很快就对其失去了兴趣：第一，１９２９年发生了经济大萧条；第二，如凯恩斯所言———长期我们都将死去，经济当事人和宏观政策当局更加关心几年、至多十几年的事务，而且，由重大技术变革推动的长周期已经渗透到现实经济的每个毛孔中，不可能为现实经济当事人所左右。 从凯恩斯以后直至今日，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手段和分析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不过，从 理论渊源、分析架构和政策建议上看，依然可以清晰地区分出两大流派!" ：第一，继承凯恩斯 思想的新凯恩斯主义；第二，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ｒｅ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ｙｃｌｅｔｈｅｏｒｙ，ＲＢＣ）为核心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从核心理念、理论架构和政策建议上看，两个流派差异极大：ＲＢＣ基于 中国经济周期研究：１９５４￣２００４ ＊ □殷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