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今年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复旦大学韦森教授7月主办的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备受关注，尤其张维迎与林毅夫的争论引发诸多讨论。
FT中文网此前也有报道，详见《纪念杨小凯》专题，后续仍将关注，期待推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争鸣。
林毅夫教授在本文中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回顾国企改革、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中国的转型经验是有一般意义的。
他指出争论中多数学者搞混了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而他本人和张维迎、杨小凯乃至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应该回到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他发问：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是否还应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理解自身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自己的思想？7月5-6日在上海复旦召开的追思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主办方原定这是一个闭门会，不对外宣传，邀请经济学界的朋友坐下来一两天，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
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行了35年、成绩斐然但问题同样尖锐的当下，我认为这个倡议十分必要，就欣然应约前往，并根据即将发表于国外《经济政策改革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上的《反思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一文的内容，准备了《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科的发展》的发言。
主办方后来邀请多家媒体的记者参会，对会议上的发言和讨论进行了详细报道，我想这也是好事，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确实值得社会各界关注。
按会议安排，由黄有光、我和张维迎三位先做了主旨发言，发言完后进行相互评论。
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跟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解释，并根据这种解释提出改进的建议以供社会各界包括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作为决策的参考。
林毅夫教授经济思想述评一、前言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立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开展成为举国上下压倒一切的任务。
顺应这种新的社会潮流，经济学很快在诸多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令人景仰的显学。
经济学的繁荣带来了经济学家社会地位的提高，有需求就有供给，经济学家队伍也跟着壮大起来。
在众多经济学家当中，有一个十分光荣夺目的年轻学者，他就是林毅夫教授。
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队伍中，林毅夫教授在许多方面都是十分独特的，无论治学还是个人经历都是如此。
这不仅因为他来自，更重要的是他占去了中国经济学界太多的第一。
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
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位，是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受到瞩目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
从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恐无一人能望其项背。
对于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一般人都会以为他一定是自幼就对经济学十分感兴趣的有心人，并很早就投入到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中去了。
然而，林毅夫教授进入经济学殿堂不但是很偶然的机缘，而且为时已经比拟晚了，直到1979年进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才算是开场了系统学习经济学的历程，那时他已经27岁，1982年才出国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
林毅夫教授当初到大学读书，目的并不是为了将来从事经济学研究，而主要是因为初到大陆，需要加深对大陆社会的了解。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教授和盖尔•D•约翰逊教授应复旦大学的邀请访问复旦大学，回国前顺道到大学发表演讲。
由于林毅夫教授英语出色，被北大校方指定担任翻译工作，他的信心和才气赢得了舒尔茨教授和盖尔•D•约翰逊教授的信任，他们回国后写信给北大经济学系和林毅夫教授本人，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亲自担任他的导师。
林毅夫：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作者：武琪来源：《财经界》2015年第11期多年以来，林毅夫一直致力于回答经济学的“卢卡斯之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密和机制到底是什么？”为此，在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前后几年中，他先后写出了《繁荣的求索》、《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等数本著作。
在书中，他引用卢卡斯教授的一句话感叹道：“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了。
”简而言之，林毅夫的答案是，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包括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不断变迁的过程，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是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禀赋，促进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林毅夫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并以此对现时复杂的国际经济动态变局进行新的学术概括和对策思考。
近日，记者参加了新一期朗润·格政论坛，并现场与林毅夫做了交流。
缘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会陷入陷阱？林毅夫曾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论坛上表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里，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这个观点，林毅夫教授也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举办的“发展改革大家谈”讲座中表述过。
他指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从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风险和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很多，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
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平均增长3%。
一个发展中国如果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10%。
可是事实却不如此。
林毅夫说，从经验事实来看，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高收入：中国台湾和韩国，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里。
行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
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他返回北大，继续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2015年12月创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2016年4月兼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对于他的传奇经历，林毅夫几乎从不提起。
但他对中国发展的理论解
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普遍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图为安徽省淮北市服装厂的女职工在加工出口到欧盟地区的服装产品。
CFP供图中国经济报告 201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