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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文学思想论略
雷斌慧
【期刊名称】《武陵学刊》
【年(卷),期】2017(042)005
【摘要】章学诚为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之集大成者.《文史通义》一书体严思锐,集中展现了其对文学的批评.章学诚反思乾嘉学风,坚定倡导"六经皆史",开创了史学与经学研究的新局面.章学诚的批评观亦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展现为叹知音之难、批评标准的指示、对不良之风的批判.章学诚反思明代文学,批评清代文学,在破立结合中建构文之理想模式.他认为战国之文实为天下之至文.文人师法至文,须重视文德,辨证才、学、识之关系,注意质性.另外,理想的文学风格应为清真、雅洁、神妙三者之融合.
【总页数】9页(P97-105)
【作者】雷斌慧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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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学术渊源摘要在经学与考据盛行的乾嘉时代，章学诚却选择了一条读书通大意的文史校雠之路。
在时代的感召下，章学诚不可避免地选择了通过文献来寻求学问与知识。
章学诚长于神解精识，短于训诂考证，故而其治学路径为读书通大意而讲求义理。
在父亲、同乡邵廷采以及浙东学术的影响下，章学诚形成了用心文史、讲求自得、贵究立言宗旨的学术特点。
关键词：章学诚学术渊源乾嘉考据学术性情中图分类号：b249.7 文献标识码：a章学诚是清朝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当时的学术界以考据为主流，章学诚却走了一条读书通大意的路子。
关于章学诚的学术渊源，学者对其“六经皆史”论有诸多的探索，而对于其整体学术的源自却鲜少提及。
为什么在乾嘉时代会产生章学诚这么一位与众不同的学者呢？本文试从章学诚整体学术渊源的角度，采用文献整理和分析综合的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清代学术背景从学术领域的角度来看，经学是清学的主流，史学则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事实上，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经史并重，清政府又开《明史》馆，招募天下英才，因此，经学与史学的地位是一样的。
但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明史的修成，经学与小学的地位开始突出，“学风一变而矜尚四书五艺了”。
至乾隆、嘉庆年间，经学达到鼎盛，“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两百数十年间，最能体现此一中坚地位者，莫过于活跃在乾隆、嘉庆间学术舞台上的乾嘉学派”。
乾嘉时期是经学极盛的时代，与史学相比，“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以至于研究经学的人也要比研究史学的人高出一个档次。
赵翼自序《廿二史札记》云：“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
”赵氏身为史学大家，已自行低视史学，可见当时经学地位之崇高，史学地位之卑下。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清初是考据与义理并重，所谓汉宋兼采。
到了阎若璩和胡渭辨伪的时候，汉学才开始占上风。
阎氏撰《古文尚书疏证》，胡氏撰《易图明辨》，这些都使得宋儒借以发挥义理的理论依据遭到破坏，宋学的根基被动摇。
论章学诚:“道”的探索与历史编纂的革新一、自信“为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章学诚是乾嘉时期具有“别识心裁”的杰出学者，生前他的学说不被理解，遭尽周围人物的白眼，但他毫不气馁，对于自己的学术主张抱有充分的自信。
其时，他因极不满意于《宋史》的芜滥舛误，曾经发愿重修，为此与其好友邵晋涵多番商量。
章学诚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编纂应当克服“正史”末流固守前代成法、体例陈陈相因的严重积弊，勇于改革，创造出新的著史格局。
他在《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这封著名的书信中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题，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
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 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推论甚精，造次难尽，须俟脱稿，便当续上奉郢质也。
但古人云，“载之空言，不如见之实事”，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
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例既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
惟是经纶一代，思虑难周，惟于南北三百余年，挈要提纲，足下于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枢《纪事》之有题目，虽不必尽似之，亦贵得其概而有以变通之也。
在此之前，章学诚已撰成《文史通义·书教》篇，这是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演进的重要论著，精辟地论述了《史记》、《汉书》的非凡创造力和体例的严密合理，对于《三国志》、《后汉书》以下诸史也有精到的评论，特别严肃指责了“正史”末流缺乏史识、体例错漏的弊病，认为正可以从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找到救治的办法。
章学诚有志于运用自己独到的史学见解纂修史书，他对宋代历史夙有兴趣，因邵晋涵对宋史也研习多年，因而建议两人一同动手改作《宋史》，既可互相讨论，又可各自著成各具风格的史书。
“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是他苦心探求得出的重要结论。
摘要：古代对“人品与文品”问题纠缠于道德与才性两个层面，所以能否统一就变得难以解决。
章学诚以文性置换文品，以人之学问真假来判文性之真伪，学问之真假又取决于人的性情之真假，以著述者之心术为人品之关键。
这就褪去了人品与文品的伦理道德色彩，而转换为通过分析人的性情与文的主旨如何统一的问题，核心在于立言有无宗旨。
从德性范畴潜移入知性领域，从知识论、认识论角度将这一古老的命题赋予新意。
这是一个“去魅”的过程，因而使得章学诚的文论思想具有了某些现代色彩。
关键词：文如其人章学诚性情学问文德“文如其人”（包括其反命题“文不如其人”），也就是“文品与人品”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一个贯穿了几千年的问题，当代学者也做了许多新的阐释。
笔者近来研读《文史通义》，看到章学诚也在多处思考和论述了这个问题，且有一些新的思路和观点，现加以总结，并就教于方家。
一品者，品格、品性也。
对于“文”与“人”来说，都包含这两个层面：文章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作家的品德修养与才性性情。
对于“文如其人”的解读，中国传统的论述是不能分辨这中间所涉及的两个层面：一是强调作品思想内容与作者道德人格的一致，一是强调作品风格与作者气质性情的一致，由此使得问题变得模糊。
现代的论述者则多秉持近代以来从西方所传入的现代文学理念，从虚构审美为基本特征的文学理论及其创作理论来分析“文”和“人”，认为在作家的人格中有现实人格与艺术人格之分，这样的理论观照势必将此问题弄得更加复杂。
我们认为，要分析这个传统问题，首先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实际来历史地梳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然后与西方文化文学中的类似问题来比较分析，以见出中国传统观点的本质及其特点。
本文的论述仅局限于第一个层面，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出发，在中国传统“文如其人”问题的历史长河中，看看章学诚对此问题的思考有何特点和新意。
对于此问题的思考，章学诚是立足于传统的“文”的观念，没有将以虚构和审美为本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纳入其思考范围。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论文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
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
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
”[①]白先生的论断，对我们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的民族，历代史家和思想家在考察历史和评论史学的实践中得出了深刻的思想认识，总结出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自身发展理论与方法论。
在这些史家中，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具有代表性。
章学诚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以及对史学批评原则的认识，包含着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楬橥章学诚史学遗产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有助于对章学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做深入研究、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
一、历史认识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一）关于社会历史进步的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和思想家对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起始甚早。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争鸣的主要问题之一。
自西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形成以后，历代史家自觉探究历史演变的形式及其法则，形成绵延不绝的史学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中，尽管出现过历史倒退观念、历史不变观念、历史循环观念等各种错误认识，然而最有理论价值的则是历史进步观念。
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遗产，在关于社会历史演变的认识上表现出明确的历史进步观念。
第一，章学诚客观地考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初步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形式及其演变法则。
章学诚论述人类社会的形成，明确指出“人之生也，自有其道。
……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②]。
这就说明人类社会的产生并不是某些圣人偶然设想出来的，而是按照自身的法则发展变化，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揭示出人类社会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
“因性之所近”与章学诚的治学追求崔壮摘要：章学诚以其“文史校雒”之学源自天性所近，故常于追忆早年往事之时不断强化这一自我认知。
他对天性的自觉体认与践行，“入都”和“出都”构成重要节点。
在处理求生与治学之关系及追求“存我”之学术人生理想的过程中，“因性之所近”都成为章学诚有所抉择和行动的基本准则。
关键词：章学诚因性之所近治学追求章学诚强调治学应该根据天性所近，常有“因其性之所近”，及“得之于意之所谓诚然”诸语，并以此来选择自己的治学领域与路径。
①瞿林东先生曾指出：“中国史学史表明，大凡一个新思想的提出，一部新著作的产生，一个新领域的开辟，都跟史学家自我意识的增强有关系。
”②此观点确为真知灼见，章学诚即一显例。
晚明时期，士大夫受到王阳明及其后学学说的影响，自我意识高扬，“影响及于学术，则是提倡创新精神和学术个性，所谓“只眼''独见''自得'等类的词语，充斥于学术批评理论的表述之中”③。
而自康雍以降，这种意识以及由此汇成的学风并没有延续下来。
乾嘉时期在考据学风潮弥漫、几成锢蔽性灵之势的情况下，章学诚坚持“学有天性”的观点，大倡“别识心裁”“独断之学”，欲以一己①分别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495、794、800.157、794、795页。
②瞿林东：《史学评论和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安徽史学》1987年第4期，第7页。
③向燕南：《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第109页。
又参见陈宝良《从临终遗言看明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中州学刊》2013年第12期，第138-142页。
232“因性之所近”与章学诚的治学追求之力持挽时趋，甚有一副远袭阳明心学的气派。
①毋庸置疑，章学诚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学术道路上始终能够自觉体认并坚执“性之所近”。
但自我意识强烈的人，其知觉太过敏感，其姿态多卓尔不群，其境遇则往往布满坎坷、充满寂寞，所以章学诚的许多文章都透露出一种悲凉而慷慨、苍邈而凄清的意境。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章学诚是明末清初时期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对后来的经世思想影响深远。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是他对浙东学术的整理和总结，并且对当时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经世思想的一些主要特点。
章学诚重视实际，强调实用。
他认为学术研究应当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探讨如何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
他在书中谈到，“为人国事者，务研和营实。
”他强调学者应当以实际问题和社会利益为导向，努力寻找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
他提倡“实际有成效”的治国思路，认为学者应当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章学诚注重治学与治国的结合。
他认为学者应当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参与国家治理，并为其提供智力支持。
他强调学者应当承担起治国的责任，做到“研事而兴之。
”他主张学术成果应当“用于国事、应于国事”，把学问当作治理国家的工具，帮助国家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发展。
章学诚强调人才选拔和培养。
他认为只有选任贤能之人，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才华和能力，推动社会的进步。
他在书中提到，“朝廷以贤所，治安可期”，他认为朝廷应当选拔贤能之人来管理国家事务。
他主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用，把能力和贡献看作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和重用的标准。
第四，章学诚重视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
他认为传统文化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必须加以保护和传承。
他在书中强调，“除学者以外，皆当奉献尔者也”，他主张学者应当以身作则，做到身体力行，严于律己，以示他人。
他认为学者应当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并将其传播给其他人，推动社会的道德进步。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视实际、治学与治国结合、人才选拔和培养以及重视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等方面。
他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和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陈军【摘要】In period of the qianjia of Qing dynasty, the vogue of textual research of academic is prevalent. As reb-els, Zhang Xuecheng was violation of academic fashion but he established school of academic by himself. There- fore, he is of the ＂outrageous＂ in the thinking of other scholar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s has generated a lot of fascinating ＂coincid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s unexpectedly that the Chi-nese culture is captured by the western culture. However, in other sense, Zhang＇s works is enough to match with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eyes of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especially for his ＂Trinity＂ study of historian Road （＂text reading＂, ＂relics research＂,＂ logical reasoning＂ and stressed the ＂three aspects together intestate＂）. In Context in the local culture, Zhang＇s study of the history have been up to a new level . Although Zhang＇ s theory at some time in the past caused concern in academic circle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domestic things has changed fiercely. His academic value has not been really emphasized. Zhang Xuecheng＇s theory at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s concerned, still remain with fresh vitality, and can promote contemporary scholars remain vigilant and reflectionwith a innovation level.%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兴盛，章学诚作为学术上违逆时风、自成一脉的异类，在时人眼里堪称“大逆不道”。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1. 引言1.1 章学诚的学术背景章学诚（1897-1986），字德严，号去冰，浙江宁波人。
早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后赴日本留学，深造国学。
毕业后，章学诚回国任教于苏州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曾被誉为“学术大师”和“国学宗师”。
章学诚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尤其关注经世思想，在浙东学术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他通过对经世思想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经世智慧做出了积极贡献。
章学诚在学术研究中融汇中西哲学，广泛涉猎古代经史子集，深刻领悟了经世思想的精髓。
他精通儒、道、佛三教，辩论技艺高超，深得当代学者推崇。
章学诚的学术背景丰富，思想独到，以其宽广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对经世思想在浙东学术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2 浙东学术的特点一、重视实践：浙东学术注重实践，倡导知行合一的理念。
在浙东学术的传统中，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强调学术研究要贴近社会生活，关注实际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注重传统文化：浙东学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尊重历史传统，重视传统儒学的思想精髓。
浙东学者在研究经世思想时，往往善于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注重对古今经世哲学的深入探讨和传承。
三、强调实用性：浙东学术的特点之一是强调实用性，追求学术研究的实效性和现实意义。
浙东学者在关注经世思想时，往往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不仅追求学术的深度，更注重学术的实用性和推广价值。
四、开放包容：浙东学术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愿意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积极与其他地域学术进行交流合作。
浙东学者在研究经世思想时，往往能够吸收各方面的观点，形成独特的学术视角，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胸怀和包容的心态。
1.3 浙东学术在经世方面的研究浙东学术在经世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探讨和研究。
浙东学者们在经世思想的研究中注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努力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
摘要：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
补救。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
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
的。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学问观；清代学术 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
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
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
的论述。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
意义。 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
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 方法 ，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
正确的解释。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
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
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
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
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 一、功力、学问与性情 “功力”
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
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博
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
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
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他看
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著述之难前人多有论述，如顾炎
武《日知录》十九卷中有“著书之难”条专门讨论此 问题 ，他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
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书不过是“取诸子之言汇而成书”，“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
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所持观点与章学诚的“纂辑”和“著述”很相似。
“纂辑”指“搜罗摘抉，穷幽极微”，“著述”则指“专门成学”(《博约中》)。“纂辑”虽然
是博闻强识之学，但它只是记诵之学，没有达到由博而返约，它只是学问的一个阶段，而非
终点，只是求学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转化成“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
“性情”，“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
质而未学者也”(《博约中》)。每一个学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好的“性情”就是“美
质”，要以功力深之才能有所成就。 章学诚主张做学问首先要从“性情”人手。“性情”
指的是个人的天资和兴趣，也包含读书中的个人感悟和体会。他在《说林》说：“道，公也；
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行气之私者也；天
者何?中正平直，本于 自然 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道”具有“公”的性质，有“天
下之公器”之意。而学术则具有“私”的品格，每位学者的学术 研究 必然会打上个人兴趣
才力的烙印，具有个人特色。“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
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博
约中》)章学诚论学深受王阳明良知良能说的 影响 。王阳明继承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圣人”
之说，进一步阐释“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认为人
内在都具有“良知良能”，都有 学习 的能力和成为圣人的能力。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
工夫，两者之间存在着本体与工夫之辨；良知是先天的、先验的，但只有“致”良知，良知
才能被主体自觉认识，良知只有在功夫展开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章学诚对此进一步发挥，将
其运用到治学之上，就是要寻找学术中与主观天资相契合之处。“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
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博
约下》)，他主张为学之人首先应该认识到自己“资之所近”的性情，再施以功力，即“良知
良能其道易入”(《答沈枫墀论学》)。总之，认为学术是由潜藏于自我之中的某种价值或原
理——实斋亦将其表达为“性灵”——所引导而进行的极为个体的活动。但如何清楚地了解
自己的天资和性情爱好，这就需要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寻找和验证，“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
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知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人，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
所至，是亦足以求进乎道矣”(《答沈枫墀论学》)。章学诚论学还主张博与约的结合，初学
者读书要博，通过广泛的涉猎和阅读开阔视野，寻找与自己心灵契合、能激发自己兴趣的学
术领域。为学除了依循性情而人之外，还要依照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对为学方向做出选择，又
云“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
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
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根据自己的天资和性情对
为学方向有所选择，成为“专家”，即由博返约。章学诚的这种感悟，也包含着自我审度的经
验。他自谓：“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
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家书三》)又谓：“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
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
为著述，以趋 时尚 ，此吾善自度也。”(《家书二》)在考据之风风靡之时，章学诚能够结合
自身的特点不趋时风，另辟蹊径，从史学入手以“文史校雠”为治学门径，最终在学术史上
留下青名，这也是他“善自度”的结果。 二、趋风气与开风气 “性情”
不仅和个人的治学相关，而且和“风气”的因循和变更也有密切关系。“风气”指某种 时代 精
神和时代风气。为学之人若丢掉了自己的“性情”而趋于一时之风气，于己于学术都无裨益。
章学诚在《答沈枫墀论学》中云：“历观古今学术，循环衰盛，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
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
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
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迄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
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答沈枫墀论学》)这揭示了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 发
展 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偏颇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
的关系。章学诚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学风，他认为任何一种学术风气都是“偏而不备”(《答沈
枫墀论学》)，“虽善必有其弊”(《淮南子洪保辨》)，都是不完满的；而趋风气更会产生诸
多弊病。历来“囿于时之所趋”是学界的普遍现象，学者趋风气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全面客
观地对待学术问题，“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
而激至于反也”(《淮南子洪保辨》)，从而使一些学术问题的本来面目变得扭曲和模糊，不
能起到摧陷廓清的作用，只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天喻》)，徒增误论和繁复。然
而学者之所以会趋时风，“不问天资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
尚”，原因在于“毁誉重而名心亟也”(《答沈枫墀论学》)，“好名之甚，必坏心术……凡好
名者归趣未有不俗者”(《家书七》)。所以，章学诚反复强调“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
之方，求端于道”(《答沈枫墀论学》)，也就是学者首先要“正心诚意”，不为名利所牵绊，
培养自己良好的道德情操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此外，学者除了应该不趋风气之外，更贵在能
够开创新风气，挽救旧风气的弊端。“君子之学，贵开风气，而不贵趋风气。盖既日风气，无
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自得矣。……天下事凡风气所趋，
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去弊而救其偏，转不重初起之是非。谓既入风气，而初
起之是非已失实也。”(《淮南子洪保辨》)他提倡学术应该经世致用，也就是通过扭转不良学
风来起到救时弊的作用。他在《上钱辛楣宫詹书》中说道：“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
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
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繁琐的考据学的弊端在后世日
益暴露，章学诚能够身在其中而察觉其弊，并不遗余力地加以纠正和补救，确实具有敏锐的
学术眼光和极大的勇气。《文史通义》一书针砭学风流弊的价值超出史学的范围，在思想史和
文化史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