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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方志理论作者：张立新中国方志学历史由来已久，历朝历代所编纂的方志，到今天所能见到的多达八千多部，可谓洋洋大观。
但方志学理论的真正建立还是到清朝中叶。
历史上方志学家们通过编纂方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
章学诚正是在前人编纂方志所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并通过自己的编纂方志的实践，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为我国方志学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人编纂方志学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
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和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
他生活于充满着浓郁史学氛围的家庭，祖父章如璋“惇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
晚岁闭关却扫，终日不见一人。
取司马《通鉴》往复天道人事，而于惠迪从逆吉凶，所以影响之故，津津盖有味乎其言。
”〔1〕父章镳，“少孤，先祖遗书散失，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
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佚，尝得郑氏《江表记》及五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钞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意义更周。
”〔2〕章学诚生长于这样的家庭，虽“二十岁以前，性绝呆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尤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识其理”，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
”〔3〕可见与家庭熏染不无关系。
章学诚从少年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钻研史学，十五六岁时删节改编《左传》、《国语》，这种从少年时期对史学的学习和训练，使章学诚在史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穷毕生精力于治史、修志、讲学以终。
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和《史籍考》等史学著作。
从二十七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
从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陆续纂修或参修《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方志。
在纂修志书的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方志理论，成为我国历史上方志理论的奠基人〔4〕。
一、章学诚其人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字实斋，浙江会稽人。
他是我国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
原名为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
他是一位学术上的多面手，既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又是很有影响的目录学家、方志学编纂和理论的奠基者。
章学诚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盛世”。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有很安定的学习环境，有机会学习中国古代各类书籍。
经过二十一史和其他史籍的深入学习，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自称“乍接于目，便似素所攻习然者”［１］，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特殊才能。
自３１岁起，因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不得不以主持书院讲学、为大官们编书、替地方政府修方志来维持家庭生计。
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是他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
章学诚从小就对中国文史有浓厚的兴趣，立志追求学问。
章学诚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
”［２］可见章学诚从儿童时期开始，已经在周围人的耳濡目染之下对经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且常常能发出一些令成年人也十分惊讶与佩服的言论，早早便在经学和史学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在章学诚长到十五六岁时，他跟随着父亲来到了湖北应城，并从馆师学习举子业。
但他内心深处对于通过科举考试从而进入官场没有兴趣，倒是对于中国史学的相关研究充满乐趣。
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他私下与妻子商量，并最终说服妻子，将所戴的金银首饰摘下换钱，并换得笔墨纸砚，雇用书吏，抄写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并且按照自己的观察与理解，将它们重新整理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一共１００多卷。
但是他早期的这些从事史学研究的努力尚未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
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便有志于此，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２６岁肄业国子监。
２８岁在京师师从大学士朱筠，因为朱筠的原因，从而有机会看到许多之前难以看到的珍贵书籍，并且得到了与当时许多学术名流交流探讨史学的机会，在这段时间里，章学诚的学业大为长进。
历史地理第+六辑谭其釀与方志学，巴兆祥谭其轅,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
除任教外，他将毕生精力倾注于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史研究和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谭先生对地方志也有精深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编著了著名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合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的方志提要。
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谭先生任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顾问，积极倡导、支持、指导新修地方志工作，发表了许多方志学论文①，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新方志学的发展和新方志编纂质量的提高。
这里仅就谭先生对方志学的突出贡献作一简要的阐述。
一、关于方志目录方志的著录源远流长，但方志专目的岀现则是民国年间的事。
现存最早的专门方志目录是民国2年缪荃孙所编的《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著录明志214部，清志1676部。
北伐胜利后，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发展，方志编纂工作大规模开展，各级各类图书机构的方志皮藏大幅度增加，为方志目录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再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传入，学术研究范围的拓宽，目录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图书整理工作岀现了一时之盛。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方沈红亮志的目录整理工作也得到了巨大的推进。
1930年谭其骤从暨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并考上了燕京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932年研究生毕业。
同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负责整理馆藏地方志。
在此之前，北平图书馆也曾整理过馆藏方志并编有六种目录，但这六种目录皆非方志专目，且体例不一。
于是，谭其釀便以1932年为著录下限，按同一体例，将原分散著录于六种目录中的方志予以汇总，并逐一进行核对，纠谬补缺，至1933年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
该目录著录各种志书5200余部，去其重复约3800余种，它是民国方志专目中最著名的一部"与当时的方志目录相比,《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有如下特点:1.收录的范围比较广。
该目录以著录省、府、厅、州、县志为主;兼及边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场志、盐井志。
论钱基博对章学诚修志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严忠良【摘要】钱基博在丰富的修志实践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方志思想.这些思想是对章学诚修志思想的继承,并有所发展创新.在方志性质上,钱基博认为方志属史,讲究方志编纂的可靠性和严肃性.在方志功用上,钱基博进一步深化章学诚经世致用的思想,凸显了“资治、存史、教化”的整体功用.在方志修纂人员组织上,钱基博认为方志为专门学问,但不排斥文人修志,重视修志人员专门化培训,以提升其修志素养.在修志材料上,钱基博继承章学诚资料是修志基础的观点,还利用图书馆和社会征访拓宽修志资料的来源.【期刊名称】《平顶山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3)001【总页数】4页(P39-42)【关键词】钱基博;章学诚;方志【作者】严忠良【作者单位】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湖北十堰442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90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我国杰出史学家、方志学奠基人。
近代学人梁启超高度评价了章学诚在方志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亳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
‘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
”[1]330钱基博，字子泉，江苏无锡人，旁涉百家，学识渊博，近现代文史大家。
钱氏对章学诚甚为推崇，著《<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阐述章氏学术，推“学诚之学”为“集浙东学术之成者焉”，“其好学深思，于史学盖有天授”[2]。
民国时期，钱基博曾先后三次担任无锡修志委员会总纂，提出了大量修志方案及建议，并纂有《无锡光复志》《无锡风俗志》《无锡赋役志》等十一部方志专稿。
钱基博在方志修纂思想上深受章学诚影响，本文拟从方志性质、方志功用、方志纂修人员以及方志取材等四个方面，叙述钱基博对章学诚修志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志者，史体也”，务求真实在方志性质上，章学诚认为，“方志乃一方全史也”[3]，“志乃史体”[4]821，方志是众多史书中的一种：“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
章学诚“立三书”理论之体现——以乾隆年间两部方志为例发布时间：2022-04-22T05:28:59.389Z 来源：《中国科技信息》2022年1月中作者：彭筱溦[导读] 章学诚是我国著名的清代史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方志学大师。
他独创的方志“立三书”理论，在我国方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他所参与编修的《湖北通志》与《麻城县志》两部志书成书时间相近，都是实践“立三书”理论的代表作品。
湖北省图书馆彭筱溦 430070[摘要]章学诚是我国著名的清代史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方志学大师。
他独创的方志“立三书”理论，在我国方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他所参与编修的《湖北通志》与《麻城县志》两部志书成书时间相近，都是实践“立三书”理论的代表作品。
[关键词]章学诚；方志学；湖北通志；麻城县志一、关于章学诚与其方志“立三书”理论章学诚，清浙江会稽人，字实斋，号少巖。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
官国子监典籍。
曾主讲定州、保定、归德各地书院。
少时习闻刘宗周、黄宗羲之学说，熟于明末朝政始末。
后为安徽学政朱筠幕僚，博览其藏书。
主修和州、亳州、永清等志，主编《湖北通志》，于方志之学颇具卓见。
又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
曾佐湖广总督毕沅纂《续资治通鉴》，并欲藉毕沅之力搜求遗书，编巨著《史籍考》未果。
后人辑其撰述，编为《章氏遗书》。
乾隆五十七年（1792），通过对编纂方志经验的总结，章学诚撰写了代表其方志理论的核心之作《方志立三书议》。
二、章学诚纂《湖北通志》之介绍《[嘉庆]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嘉庆]湖北通志未定稿》一卷，（清）章学诚纂，民国十一年（1922）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章氏遗书本。
该志系章学诚在清乾隆年间纂修《湖北通志》时所写。
前有章氏《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1]，述其编纂缘起。
称雍正十一年（1733）迈柱等所修《湖广通志》兼载湖南、湖北两地，湖南已有乾隆二十一年（1756）湖南巡抚陈宏谋等所创修《湖南通志》，湖北仍用雍正志分部之书，尚缺单独一省通志。
170新旧史学视野下的章学诚方志学文/阚明娜摘要：章学诚被梁启超称作“方志之圣”，一是由于其将方志写作的思想理论化，形成了一套“方志学”理论并亲身实践，同时也是因为其在方志学思想与今天新史学视野下的地方志新概念有了很大重合，在地方志理论建设上跨出了及其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章学诚；地方志；新史学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三篇文章构成了其一套完备的方志理论，也为整个方志学的创建以及中国以后地方志的修纂标准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章学诚本人也因此被梁启超称作“方志之圣”——一方面是由于章学诚将宋以来从方志的资料收集到编写到保存的一系列思想系统理论化，使之真正成为一门学术学问，并亲身实践于其中；同时，章学诚的方志学及其志书撰写蕴含了一种远不同于乾嘉考据的史志观，体现出一种与当时主流相抗衡的学术风气以及同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视野下地方志新概念的一种重合。
提及章学诚及其方志学，就不得不提及宋代方志学。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说：“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
”[1]宋代是方志盛行的时期。
不仅有官修方志，私家著述也很发达。
宋代方志一反隋唐以前“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的状态，而将自然、历史、政治、文化、人物等汇于一编，由地理扩展到人文、历史方面，上承历代志书余绪，下为后世修志创立了基础。
[2]有宋一代经过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纪》、祝穆《方舆胜览》以及王象之《舆地纪胜》这一系列总志的修纂，志书从方法到体例都已经是相当成熟了，以致后代修志书——无论是官方的一统志还是私人修书——都是依例按照宋代志书的体例先写建置沿革，然后写各类事要。
而自近代以来，各种学科及学科内部之间边缘及学科内部之间边缘都有了严格的界定。
在新史学的影响下，地方志的概念也与从前有了很大不同。
我们今天的地方志是记载某一地区特定年限间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纵横的情况和资料一种著述体裁，是按一定体例编纂而成的资料性的科学文献，是纂述历史借以取材的一个资料库。
章学诚与图书编撰学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
清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和图书编撰家。
自幼生活困苦，天资迟钝，“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
21岁后，大量阅读史书，对史书产生了浓厚兴趣。
23岁之后，屡试不第，曾从朱筠习文，并结交了一些京师名流。
然生活仍然十分艰苦，为了购买二十三种正史，节衣缩食，凡三年始购全。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其父卒于湖北应城，连奔丧的路费都拿不出来。
次年，举家北迁京师，在国子监编撰《国子监志》，因与学官意见不一，愤然辞职。
先后到和州、定州编撰《和州志》和《永清县志》。
他在《与史余村论学书》中曾说：“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人生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
”他把著书当作饥之“食”，寒之“衣”，认为著书可以“眇”而能“视”，“跛”而能“履”。
正是由于这种执著的追求精神，才使他得以写出众多的不朽篇章。
终于经过多年攻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考中进士，时年已41岁。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河南去，归途遇盗，所有著作均被抢劫一空。
后经多方借抄，仅得十之四五。
在以后的5年中，曾先后执教于清漳书院、敬胜书院、莲池书院等。
为了养家糊口，到处奔波，仍“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之后，寄人篱下，作为毕沅的幕僚，从事《史籍考》、《续资治通鉴》、《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书的编撰工作。
嘉庆五年（1800年），贫病交加，眼睛失明，仍然坚持写出了《浙东学术》等重要著作，是年与世长辞。
他在谈到晚年生活时曾说：“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藉笔墨为生，往往为人撰述状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自身不获一试时服。
尝欲自辑墟里遗闻逸献，勒为一书，以备遗亡，窃与守一尚木言之，而皆困于势不遑，且力不逮也。
方志编纂基本理论（提纲）王晖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
一、方志简史方志史是与历史、地理史紧密相连并行发展的。
（一）方志与古史——古方志1. 方志概念诞生于周朝据《周礼》记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
“小史掌邦国之志“。
“诵训掌道方志, 以观诏事。
”《周礼》又称《周官》，今文经学家认为是刘歆伪造，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公元前1046年前后）所作，其内容是周王室和战国时代各国设官分职的制度汇编。
方志的槪念诞生至今已有3000余年。
2“古方志”就是古国史《周礼》所载“方志“内涵是什么？方是指方域、方国；志，记也。
方志是记方国（地方）之事的书。
方志即方国之志，一国之史，古方志就是古国史。
历史概念诞生晚，所以“古方志”是史之源流。
宋人郑樵：’‘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
”淸代章学诚：“志者，古之国史。
I外史掌四方之志，若晋《乘》鲁《春秋》、楚《祷机》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
“近代梁启超：“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3.历史学概念形成于明朝“历史“的形成大约经历以下七个阶段：第一阶段无文字历史，即口述历史。
第二阶段史书没有统一统称。
都属于方志系列。
第三阶段记事之史称之为“志“。
第四阶段记事之史称之为“书”。
第五阶段记事之史称之为“历“。
第六阶段记事之史称之为“史“。
第七阶段将“历”与“史"合二为一称历史。
史书诞生很早，而历史概念形成至今才430多年。
4•史官的“史"不等于史学的“史”方志学家李泰菜说：“史乃官需，非学需。
-商代设垃，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周礼•春官》之属有内史，执国法及国令之贰。
同时也主管文书、典籍和记事之官，故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名。
汉代以前史官编纂的书不称史，如同淸代翰林编的史书不称翰林一样，史官的“史"不等于史学的“史”。
汉以前只有经学而没有史学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