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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与《文史通义》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终年六十四岁。
由今而论，章学诚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但他却显于今而不著于时。
生前，他的学术不被理解，极为自负、有着别识独裁的《文史通义》一书也殊乏知音；身故后，没有像样的传记，生平事迹和著作足足埋没了一百二十余年。
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先生为之结撰《年谱》，其学术光辉终于日渐显耀。
到梁启超，更大力张扬，以章学诚之学术不盛行于清代，为清代史学界之耻辱。
他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也得到了极高的学术评价。
一、《文史通义》之撰著章学诚一再称自己所走的为学道路是一条寂寞之途，人弃我取，无人顾盼，举世所不为，但他的《文史通义》却应当不是在寂寞中完成的。
因为从《文史通义》初撰起，章学诚就屡屡将其中的篇章呈送给他自谓的“同志”、“通人”或一时大僚，致函商讨，请求校正，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
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对所撰《文史通义》的自负，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表现出他为推扬自己学术主张所作的努力。
《章氏遗书》所保留的信件中，相当一部分都与此有关。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史通义》撰写的宝贵资料，这些文字，也是章学诚的一种“自识”，即他对自己《文史通义》撰著目的的最直接认识。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大约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在篇章初成时，他就致信给汾阳曹学闵，并抄录“内篇”三首，托他转交国子监监正朱棻元和翰林院侍读学士钱大昕。
他致函朱棻元称：“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
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
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
”则这个“大指”当蕴含在写给钱大昕的《上晓征学士书》中。
其间，章学诚论述了古今著述渊源，文章流别，他初撰《文史通义》的旨趣亦在这封信中得到了明确展现。
信中写道：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著术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
……而班史《艺文》独存。
《艺文》又非班固之旧，特其叙例犹可推寻。
第九章封建史学的终结——清代前期史学清代前期（鸦片战争以前）的史学，是古来而辉煌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
明后期腐败的政治，以及清前期统治者一度实行文化高压政策，都深刻地影响这个时期史学的面貌。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思想和文献的积累，丰富而厚重；在历史进程中，他们不仅为人们所传承，也不断为人们所审视和估量。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衰老的景象，新的社会因素开始滋生和微弱地发展，从而使这一使这种审视和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新的趋向。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清代前期的史学，具有总结和嬗（SHAN）变的特点。
总结，既反映在历史思想和史学理论方面，也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嬗变，主要反映在历史思想领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这个时期是名家辈出的时代。
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乾嘉时期是章学诚、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等，以及稍晚的阮元、龚自珍，都各有年个名作，反映了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特点。
这个阶段的史学，在官修和私撰两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界限。
大致说来，官修史书的成就，一是关于本朝史的记载和典章制度的整理，二是关于历史文献的汇编和编纂；私人转述的水平，则更多地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趋势，代表着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水平。
第一节、官修史书的主要成就一、修撰《明史》清修《明史》，历时近百年，在《二十四史》的修撰中是罕见的。
清朝统治者于入关的第二年（1645年），以胜利者的姿态设立明史馆，着手修撰《明史》。
最后，其后的修撰中，先后有徐文元、张玉书、王宏绪相继任总裁，最后有张廷玉为总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
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以布衣身份主其事的万斯同。
《明史》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记载了有明一代近300年史事。
《明史》的纪，写的详略得体，无繁冗之词，也避免了求之过简、犹如大事编年的弊端。
志、表、传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从中可以窥见明代历史的一些特点。
天文学家一、黄帝，天文历法年、月、日等时间需要借助天体的运动测定，而天体的运动只有在恒星的背景上才能被显现出来。
制定历法也必须以恒星背景作为时间标尺。
为了提供太阳运行的准确标尺，古天文学又把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具体星象分开，按照木星实际运行的度数将天球赤黄道带自西向东划分为十二次。
从按具体星象区划天空上升到按无形的标志点均匀区划天空，于是抽象的天度和十二次开始具有时间标尺的作用，并使年、月、日的计算进入量化的阶段。
至此，观象授时退出历史舞台，历法的时代真正到来。
并观测到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五星二、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二十四节气气起源于黄河流域。
了解太阳运行情况，农事完全根据太阳进行，所以在历法中又加入了单独反映太阳运行周期的“二十四节气”，用作确定闰月的标准。
二十四节气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在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
三、战国时魏国的石申著《石氏星表》，测定了120多颗恒星的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四、甘德（战国时齐国人）先秦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世界上最古老星表的编制者和木卫二的最早发现者。
编制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五、刘歆（西汉末年人）字子骏，他是一个对天文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伟大的天文学家。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对中国古代典籍分类整理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在政治上也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六、落下闳（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之际）字长公，西汉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民间天文学家。
编制“太初历”七、张衡，东汉(78～139)东汉科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河南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召县石桥镇)人。
精通天文、历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候风地动仪。
在天文学理论方面，张衡是“浑天派”的主要代表。
关于天地之起源，他认为天地未分之前，乃是一片混沌，既分之后，轻者上升为天，重者凝聚为地，阴阳相荡，产生万物。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苗伟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是它的产生阶段；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逐步产生了。
其标志是《春秋》、《左传》和《史记》等书所反映出来的对于史学的认识。
从《春秋》和《左传》来看，它们的作者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从《史记》来看，它更是突出地反映了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这可以看作是古代史学理论产生阶段的主要特点。
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它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马、班所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这时期的史学理论，已不限于提出来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新的探讨，而且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
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时期。
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初政治家关于史学的言论。
《晋书》卷八二有关史家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等，都是反映这个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
尤其是刘知几的《史通》，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第三个阶段，是宋元时期，是它的发展阶段；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通史、民族史、当代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在这时期都取得了许多新成果。
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在表现形式上亦更加丰富了。
这几个方面表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是它的终结阶段。
中国史学发展到明清时期，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二是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
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不能脱离这两个特点，而后一个特点表现得更突出。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阶段，其特征便是批判、总结和嬗变。
明后期的王世贞、王圻、李贽，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前期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在史学理论方面，各有不同的成就和贡献。
【章学诚《文史通义》】章学诚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
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
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
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
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
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
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
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
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
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
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
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
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
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
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
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
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
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
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
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
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
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
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
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
5.方茴说："那时候我们不说爱，爱是多么遥远、多么沉重的字眼啊。
我们只说喜欢，就算喜欢也是偷偷摸摸的。
"6.方茴说："我觉得之所以说相见不如怀念，是因为相见只能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奈地哀悼伤痛，而怀念却可以把已经注定的谎言变成童话。
"7.在村头有一截巨大的雷击木，直径十几米，此时主干上唯一的柳条已经在朝霞中掩去了莹光，变得普普通通了。
清朝史学家章学诚第一节立志史学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敩，乾隆三年（1738）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市）。
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
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①。
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十六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
十四岁的章学诚随父母去应城。
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
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
当时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逊”。
然而，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②。
乾隆二十一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学诚年岁渐长，“稍知人世艰难，反顾其业，未有可以应世用者”①，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
乾隆二十五年，他第一次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未举。
隔一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
他在这个京师大学堂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
乾隆二十八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②等建议。
清朝史学家章学诚第一节立志史学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敩，乾隆三年（1738）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市）。
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
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①。
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十六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
十四岁的章学诚随父母去应城。
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
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
当时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逊”。
然而，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②。
乾隆二十一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学诚年岁渐长，“稍知人世艰难，反顾其业，未有可以应世用者”①，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
乾隆二十五年，他第一次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未举。
隔一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
他在这个京师大学堂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
乾隆二十八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②等建议。
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
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
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③。
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