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_沈松平

第29卷 第4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 Vol. 29 No.4 2016年7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LIBERAL ARTS EDITION） July 2016

—————————————— 收稿日期：2015- 11 - 09 作者简介：沈松平（1969-），男，浙江平湖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方志学、中国近现代史。E-mail:shensongping@sina.com

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 沈松平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有口皆碑，但也有过誉之处。其方志思想除了因时代局限而包含的封建糟粕外，在认识上也存在着偏差，如史志不分，以史代志，追求极端的撰著体修志风格，误认为“前志传”系其首创，主张帝王后妃与正史立传人物不谮列于人物传，反对志书篇目因体现地方特色而升格等，在实践中则有与所持理论相悖之处。 关键词：章学诚；方志思想；史志不分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6）04 - 0011 - 04

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其史学理论专著《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被视为我国封建时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外篇是关于方志理论的，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方志学最早的理论著作，因此后世常常把章学诚视为我国方志学的创立者。① 关于章学诚方志思想的闪光点，前人已有过许多系统而精到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而说到章学诚方志思想的缺陷，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一书中对其修志理论因时代局限而存在的封建糟粕作过一定的阐述。[1]352-353 但是，对于章学诚修志理论中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实践与理论相悖之处，前人的研究则比较忽视，本文拟对此提出批评，以求教于专家。 一、史志不分，倡导极端的撰著体修志风格 章学诚方志思想中认识上的一大误区是把方志等同于地方史，造成史、志不分，以史代志。梁启超曾言章学诚对方志学的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2] 指的是章学诚提出“志属信史”，[3]846“盖方志之弊久矣，……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3]873 奠定了自宋代以来的“方志为史”说，这在当时“志乘为地理专书”的主流氛围中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4] 但问题是章学诚在方志性质上所持的观点有些矫枉过正，在他眼中，方志即是地方史，两者毫无区别，“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3]781 “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3]882 从而混淆了史、志的概念，造成事实上的史、志不分，以史代志。 章氏的这一认识误区，前人研究中虽也有提及，但未及展开，语焉不详。[1]352 笔者认为，方

志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固然不错，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史书，即具备了地方性、时限性、资料性、叙述性、官修性5种基本属性的史书，与一般意义上的史书是有所区别的，如听任史、志不分，以史代志，方志这一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将失去其存在于著作之林的意义。但在章学诚看来，方志等同于地方史，自然应该套用史书的写法来修志，包括运用“太史公曰”之类夹叙夹议的手法，“志乃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3]861“凡传志之类，是非不谬于

圣人，忌讳不干于功令，斯其道矣。至于叙述有所轻重，辞气有所抑扬，本无一定科律，皆听作者自为，难以拘定。罗愿所谓儒者之书不同钞取记簿，正谓此等处也”，[5]303-304 故修志风格上倾向撰著体，“撰著一派，则惟实斋为集成之祖”，[6]120 反

复论述志书不是“纂辑”，不是“比次之书”，“方志为外史所领，义备国史取裁，犹《春秋》之必资百国宝书也。而世儒误为地理图经，或等例于12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6 纂辑比类，失其义矣”，[5]243 批评纂辑体志书“猥琐繁碎，不啻市井泉货注簿，米盐凌杂”。[3]826 平心而论，撰著体与纂辑体皆为传统方志的撰修方法，就可读性而言，撰著体似胜一筹；但以可信性而言，自然以纂辑体为优。因为即便标有资料出处的，尚难避免因见闻所囿、考订欠精而致所据不当，或有态度草率、队伍参差而致引证疏漏诸问题，但毕竟可以核查。撰著体却因无法复核，令人有杜撰之虞。况且志书的资料性和著述性始终是一对矛盾，增强了著述性，势必削弱资料性，需要在修志中掌握好平衡。关键是章学诚在修志风格上又好走极端，他把撰著体风格发展到极致，据章学诚同榜进士、史学家兼考据学家陈诗称“其（指章学诚——笔者注）论地志也，尊撰著而薄纂辑诸家，且谓纂辑者当无语不出于人，撰著者当无语不出于己”，[6]118又诗云“纪略表传创凡例，要与述旧分鸿沟；一传一篇自下意，序论往往千言遒，散钱无串穿不得，旧闻习事一笔勾”，[6]119 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削弱志书的资料性特长，与方志强调资料性、述而不论的基本属性背道而驰，造成事实上的以史代志，故其所修志书“以体裁见长，而考据乃其所短”，[6]118“绝不以征引见长”。[6]123 如果我们今天编修方志，采用章氏主张的修志风格，那么志书也就不成为其志书，而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史书了，这是我们今天批评章学诚方志思想时不能不予以特别指出的。也无怪乎章学诚当年所修志书，在他所处的考据成风的乾嘉时代不被主流学风所认可，“当时人务反章氏修志之种种，可见方志学新派撰著家初倡时，大不容于世口矣！……此章氏孤行修志之高作，率绝迹于世之总因欤？”[6]135 正是由于章学诚把方志看作是地方史，因此在方志起源问题上，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各诸侯国的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百国春秋，实称方志”，[5]298 “夫州县志乘，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尚矣”，[3]664 而唐宋时代的图经则不是方志，“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3]880 甚至把元明清所修的《一统志》也排斥在方志门外，“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于官府文书，本无文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征，甚皎然也”。[3]881 这种看法，造成了方志观念的偏狭性，无形中也割断了方志发展的历史。 二、具体编纂体例中存在若干误区 章学诚在方志具体编纂体例方面确有许多自创之处，足为后世法。如“方志分立三书”，即把一部志书分修为志、掌故、文征三部书；厘定大事记在志书中的地位，志首必冠以编年纪，以为一书之经；首倡“政略”体（章氏认为志书中的“名宦传”仅为官员任职当地的记载，取材与一般人物传述传主一生有所不同，故易其名为“政略”）；各类方志各有其记述的范围和撰写要求，不可以简单地加以合并与拆分成书；反对志名中以古地名或当地山水指代今地名的文人习气，等等。但是，在具体编纂体例中，章学诚同样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这在以往的研究中较为忽视，我们今天评价章学诚的方志思想，是否可以立足于事实，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称颂，把章学诚送上神坛呢？ 首先，有些体例并非章学诚首倡，但后世研究者多受其误导，常常把这些思想的闪光点加到章学诚头上，实为过誉。如章学诚在志书中曾设立《前志传》这个门类，用于记载前志义例、目录、作者姓氏、编纂情形等，他自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发明，“州县志书，论次前人撰述，特编列传，盖创例也”。[3]689 但事实并非如此，明万历《绍兴府志》志末即有《序志》卷，“凡绍兴地志诸书，自《越绝书》《吴越春秋》以下，一一考核其源流得失，亦为创格”，[7] 可见这种做法第4期 沈松平：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 13 并非章学诚首创，但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受章氏误导，一般都把志书中设立专篇记载一地前人修志思想的首创之功归于章氏。[1]361 其次，在人物传的编写上，章学诚提出的有关帝王后妃和正史已立传人物入志的做法，即使是放在封建时代的氛围中，也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章学诚认为帝王后妃在志书中仅允许以人物表的形式出现，不得僭列于《人物传》，“夫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诸侯，严名分也。历代帝王后妃，史尊纪传，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说可也。列帝王于人物，载后妃于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为家，于一县乎何有？”[3]905 又认为正史已立传之本地人物，志书中不应重复立传，但可列其名于人物表，并将正史之传收于《文征》，“史如日月，志乘如灯。灯者，所以补日月所不及也。故方志之于人物，但当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方为有功纪载。如史传人物本已昭如日月，志乘又为之传，岂其人身依日月而犹借光于灯火耶？”[5]619 这些做法纯属作法自敝，毫无道理可言。历史上的人物，无论地位多高，影响多大，其家乡的志书都应该给他立传，因为志书是给后人看的，一地志书的《人物传》当然要汇集本地有影响的人物，岂有反而把最有影响的人物剔除之理？即使在同时代的旧志中一般也不这样做，明清方志中帝王后妃一般都是入《人物传》的，包括清代由康熙皇帝钦定为全国修志样板的顺治《河南通志》和康熙《陕西通志》也不例外。抑或有改换门目，在志书中为帝王后妃树碑立传的，如成书于明天启年间的《吴兴备志》专门设置了《帝胄》《宫闱》两个门类，分别用以记载出生于湖州的帝王、后妃。可见，章学诚的上述做法即使是在封建时代也不被广泛认同。 再次，章学诚主张志书在体例、篇目上要符合史裁，故反对志书为体现地方特色而在篇目设置上进行“升格”等创制，这是其史志不分、以史代志思维的延续。众所周知，苏州的特色是园林甲天下，故南宋绍熙年间范成大所修《吴郡志》专门设置了《园亭》《古迹》等门类加以记述，其中虎丘虽是一个小丘，但能与天下名山争胜，在苏州有独特的地位，因此该志将其从《山》中分出来，单列《虎丘》门类，与《山》并列，以突出其地位，但章学诚却不以为然，批评其“古迹与祠庙、官宇、园亭、冢墓、宫观、寺、山、川等，颇相混乱。别出虎丘一门于山之外，不解类例牵连详略互注之法，则触手皆荆棘矣”。[3]916笔者以为，地方性是方志的首要属性，突出地方特色是方志编纂的第一要求，而升格是体现志书地方特色的一种很好的方法，章学诚反对志书在篇目设置上进行“升格”，显然是从方志即地方史的观点出发的，结论自然有失偏颇。 三、修志实践中有与所持理论相悖之处 章学诚的有些修志观念虽然十分精到，但在他实际的修志实践中却并未实施，理论与实践有相悖之处，诚如梁启超批评章学诚“其所自创之义例，虽泰半精思独辟，然亦间有为旧史观念所束缚，或时讳所牵掣不能自贯彻其主张者”。[8] 章学诚十分重视《大事记》的编写，主张志首必冠以编年体的大事记，记载一方之“古今理乱”，起到全志之“经”的作用，“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3]704 但综观其所修志书，除《湖北通志》外，其他各志均没有设编年体的大事记，却必在志首冠以“皇言”“恩泽”二纪，而这二纪记录的是皇帝的诏谕，根本起不到用以编年、经理全志的作用，这显然与其倡导编年体大事记的主张背道而驰。 《列女传》的编写，章学诚本意并非专为贞节烈妇所立，“列女名传，创于刘向。……然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节烈之烈为列女传，则贞节之与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义妇，更不相入，而闺秀才妇，道姑仙女，永无入传之例矣。夫妇道无成，节烈孝义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学，岂转不及方技伶官之伦，更无可传之道哉？刘向传中，节烈孝义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鲁女，无所不载；即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为义，可为广矣。自东汉以来，诸史误以罗列之列，为殉烈之烈，于是法律之外，可载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议之。今当另立贞节之传，以载旌奖之名；其正载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观，一长擅绝者，不妨入于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独行诸传之例；庶妇德之不尽出于节烈，而苟有一长足录者，亦不致有湮没之叹云”，[3]829 但观其所修各志，《列女传》表彰的仍是清一色的节妇烈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