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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的文章学理论及借鉴意义周虹（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一、创作宗旨：文以明道，经世致用章学诚的文章及其写作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
“文章”二字在章学诚的著作中几乎随处可见。
章学诚认为，写文章必须首先明确写作目的和宗旨。
他多次在文章中直接使用了“宗旨”一词，这在古代是很了不起的。
他说，古代经典文章“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
他批评当时许多作文之士，“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尽无谓”，“求其所以为言者，宗旨茫然也”。
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特别是当时的乾嘉考据学完全是“不求宗旨”、脱离实际的无用之学：“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
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
”在《诗话》中，他又批评“诗话论诗，全失宗旨”。
章学诚所反复强调的文章写作“宗旨”，概括起来就是“明道经世”四个字，即文以明道，经世致用。
章学诚所言文章创作要探求的“道”，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变化发展之道。
他专作《原道》上中下三篇文章，反复阐述“道不离器”“义理不可空言”。
在《匡谬》中，他甚至提出了“盈天地间惟万物”的著名唯物论观点。
正是从“道不离器”的哲学思想出发，章学诚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六经皆史”理论，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未尝离事而言理”。
写文章搞创作，就是要探求蕴藏在万事万物之中的“道”，“求其是”，“思其所以然”。
《原道（上）》云：“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
”《答沈枫墀论学》又云：“文求是而学思其所以然。
”《与史余村简》也说：“文求其是耳。
”《朱陆》则反复强调：“学求其是”“实,学求是”。
章学诚所言文章创作要探求的“道”，更是指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有补于世”、可以“救世扶偏”的具体方略。
《与史余村》指出：“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俗嫌》又说：“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
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故事分享】（1）笨鸟先飞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
他从小很笨，常挨老师的板子。
同学们都笑话他，可他说“记性差不要紧•我要笨鸟先飞。
"
一篇文章别人读几遍就读熟了，他要读几十遍甚至上百遍。
凡是弄不明白的地方，他就抄下来问老师，或去査工具书。
当章学诚读到《中庸》中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时，豁然开通，他说："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学问为什么不好，那是我功夫沒用到。
"于是更加刻苦用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章学诚的学问突飞猛进，终于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他的《文史通义》等著作，流传后世，影响至今。
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不要自暴自弃，也不必愤世嫉俗，看什么都不顺眼，而应该发奋向上，努力学习，不怕挫折，把失败当作成功之母，任何美好的结局都要经过艰辛的努力才能得到。
圣贤的境界虽高，，循序渐进也是可以达到的。
当我们走在学习的这条路上，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力，确立自己的目标，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所以小朋友们，学习是没有办法被逼的，学习要靠自己自动自发、自立自强才行。
几千年来，没有哪一个圣哲人是因为被逼而成为圣贤的，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一、章学诚其人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字实斋，浙江会稽人。
他是我国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
原名为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
他是一位学术上的多面手，既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又是很有影响的目录学家、方志学编纂和理论的奠基者。
章学诚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盛世”。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有很安定的学习环境，有机会学习中国古代各类书籍。
经过二十一史和其他史籍的深入学习，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自称“乍接于目，便似素所攻习然者”［１］，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特殊才能。
自３１岁起，因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不得不以主持书院讲学、为大官们编书、替地方政府修方志来维持家庭生计。
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是他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
章学诚从小就对中国文史有浓厚的兴趣，立志追求学问。
章学诚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
”［２］可见章学诚从儿童时期开始，已经在周围人的耳濡目染之下对经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且常常能发出一些令成年人也十分惊讶与佩服的言论，早早便在经学和史学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在章学诚长到十五六岁时，他跟随着父亲来到了湖北应城，并从馆师学习举子业。
但他内心深处对于通过科举考试从而进入官场没有兴趣，倒是对于中国史学的相关研究充满乐趣。
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他私下与妻子商量，并最终说服妻子，将所戴的金银首饰摘下换钱，并换得笔墨纸砚，雇用书吏，抄写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并且按照自己的观察与理解，将它们重新整理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一共１００多卷。
但是他早期的这些从事史学研究的努力尚未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
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便有志于此，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２６岁肄业国子监。
２８岁在京师师从大学士朱筠，因为朱筠的原因，从而有机会看到许多之前难以看到的珍贵书籍，并且得到了与当时许多学术名流交流探讨史学的机会，在这段时间里，章学诚的学业大为长进。
章学诚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内容简介本文导读：图书目的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史意或史义。
他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
”在这里，他通过与以上诸家的比较，明确指出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了阐发史意。
此外，章学诚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阐发史意的重要性。
例如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
”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史所贵者义也。
”在《中郑》篇中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
《文史通义》命名来源。
章学诚为何如此强调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
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
”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
思想体现首先，扶持世教，匡正人心。
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学诚读书着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
”学诚在这里说的“世教”，当然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所在，不过我们还是应当辩证看待这个问题。
章学诚的这一观点，在政治上虽然是消极的，但在学术上却具有进步意义。
其次，扭转僵化的考据学风。
这点前文已有论述。
再次，对考据学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风进行揭露和抨击。
章学诚在《又与朱少白书》一文中说：“鄙着《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导读：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
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
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
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
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
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
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
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
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
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
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
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
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
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
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
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
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
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
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
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
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
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
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
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
学必求其心得,
原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其专精
意思就是：学习呀，必须要求心有所得，也就是要理解它的意思，专顾于某一种业务，必须要达到精通专业，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真正的有收获，我们人生的许多许多的成功和成就都是术业有专攻而得到的。
一个人要想有作为，有成就，必须要在自己的领域内下苦功，要做到专而精。
扩展：
1、出处：这是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
2、简介：《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成书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双璧。
道光十二年(1832)由作者次子华绂首刊于开封，称为大梁本。
作者简介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章学诚的文史学观之史学义例摘要：章学诚生活在考据学盛行并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时期，其一生以编史教书为主。
对史学情有独钟，不趋附学术时髦，以弘扬史学自命。
他对史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其这主要表现在具有开创性的文史学观上。
文史学观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六经皆史”，二是“史学义例之学”。
六经皆史为世人所重视，但是其史学义例之学的创造性却被大家所忽略。
其史学义例之学是编撰历史的体例之学，沿着“史义，事，文”三者的关系展开，重点阐述“文”——史学文辞，提出史学的精神要点是“撰述与记注”。
这一思想对后世史学发展有深远影响。
关键字：文史学观，史学义例，撰述与记注，史德章学诚所说的“史学”，与当时流行的史学有关，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流行的史学。
事实上章学诚的史学观是一门全新的学问。
当时流行的是考据学，社会上学风沉闷。
而章学诚则独树一帜，进行史学评论，写出了《文史通义》。
在其中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史学观，探讨了文与史的关系，提出了史学的编撰体例新法。
认为史学是围绕“史义，事，文”三者展开的，史学必须讲“史义”，史学的目的在于纪“事”，“文”则是述的手段，然此文非彼文，这就是史学义例的重点。
章学诚在这方面谈到了文与史的关系，对史学文辞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并且认为编撰之学的精神在于“撰述与记注”，根据编撰对史家又提出了“史德”的要求，这集中体现了章学诚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其文史学观中的史学义例学说还针对当时史学潮流——乾嘉考据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有肯定又有批判。
章学诚的史学义例之学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文史通义》之中，其《文史通义》是对中国史学评论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论述史学编撰，与先前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章学诚形成了自己的史学观。
清代在学术史上，尽管文献学上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考据学的末流却陷入烦琐，学术界因循守旧，而《文史通义》则具有探索性，它从史学评论出发，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总结和检讨。
并且对于史学和史家提出一些看法。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达到了更加深度的认识。
章学诚章学诚（1738年-1801年），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方志学家。
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乾隆43年（1778）进士。
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
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
早年博涉史书，中年入京，遍览群籍。
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
后去职，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习。
五十三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
晚年目盲，著述不辍身处嘉乾汉学鼎盛之世，力倡史学，独树一帜。
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的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
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
阐发史学义例，表彰通史撰述，重视方志编纂，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
因其说与一时学术界好尚不合，直至晚清始得传播。
所编和州、永清、亳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
代表作品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术价值甚高。
另有《方志略例》、《实斋文集》等。
后人辑为《章士遗书刊行》。
曾辑《史籍考》，志愿宏大，惜未成书，稿亦散失。
一生精力都用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
所著《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
曾编纂《史籍考》，拟尽收古今史部书叙目凡例，总目达三百二十五卷，但书未完成，稿亦散失。
所修方志，传世有和州、亳州、永清三志。
曾主修《湖北通志》，现存遗稿数十篇。
哲学上提出“道（理）寓于器（事物）”命题，认为“道”是客观事物之规律，“求道”应根据对事物的实际考察。
所提出“六经皆史”之说，主张治经以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将治经引向治史，反映其解脱旧经学传统束缚学术趋向。
论文注重内容，反对拟古和形式主义倾向，批判了当时桐城派的流弊。
其学说至清末始为人重视。
1922年有《章氏遗书》刊行。
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
所著《文史通义》共 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
其中《文德》﹑《文理》和《史德》等篇中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
他反对“桐城派”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
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
在《文理》中﹐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
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的前提。
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
在《史德》中﹐认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
在《答沈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新)﹐“亦期用世”。
在《古文十弊》中﹐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
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
所作的文章也疏畅条达﹐以议论胜。
《文史通义》有近人叶长青注本。
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均收入吴兴嘉业堂刊本《章氏遗书》。
文史通义《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
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
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
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
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
晚年，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
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章学诚为什么撰写《文史通义》呢？由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
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
"（《志隅·自序》）在章氏看来，刘知几、郑樵、曾巩在史学上各有优点，但却不全面，所以他才写《文史通义》，吸前人之长，加以补充发挥。
应当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
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
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又增《补遗》8篇。
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5篇。
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
由于版本不同，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其一，"六经皆史"论。
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
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
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
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
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
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
"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
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
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
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
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
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
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述"与"纂辑"（《博约中》）。
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
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
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通史有“六便”和“二长”八个优点。
“六便”是：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
“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
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
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
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
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
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
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
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
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
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
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
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
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