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第25卷 第6期
东岳论丛
Do ng Yue T ribune N ov .,2004Vol .25 No .6
[收稿日期]2004-07-10
[作者简介]梁晨(1979-),男,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历史研究】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货币战
梁 晨
(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100084)
[关键词]日本;侵华战争;货币金融
[摘要]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全面的侵略战争,其侵略包括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经济政策是运用经济和发挥经济力量的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能很好地使用这把剑,不但不能解决好战时的经济问题,更会造成军事失败。为此,日本方面在侵华战争中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但却一样激烈的货币金融侵略战。日本在中国各地以货币手段,或伪造中方通货或在占领区滥发伪币,聚敛财富,并妄图以此破坏我之金融体系,遏制我战时经济命脉,摧毁我抗战的物质基础。理清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及其控制下的伪政府在华的货币政策,分析其政策变化的原因与目的,可以展示日本对华金融侵略的真相。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6-0178-06
一、战前序幕:从敌“山东发券”到我“法币政策”
的出台
应该说日本对华货币战的发端并不在“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时期,而是开始于一战期间日本取得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之后,发展成熟于其占领我国东北以后。
日本夺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后,日系的朝鲜银行、济南银行、正隆银行等均在青岛设行经营。占领初期,日军以军政为名,发行军票,在山东占领区流通,后由横滨正金银行收回注销,代而发行由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银元纸币和日本银行、朝鲜银行发行的金元纸币,其流通量超过1000万元,在胶济铁路沿线城乡及青岛、济南广泛使用,其中仅青岛租借地的流通量就达420万元[1]。加之当时中国金融体制混乱,各省拥有相当权力的“省银行”广泛存在,缺少一个有控制力的中央银行[2],从而在该地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日元金融带,为当时日本侵略山东的罪恶行径提供了坚强的经济后盾,也使日本初步认识到对华作战中货币金融措施的重要性。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势力不断入侵东北,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两家日本特殊银行都在东北地区发行钞票、金
票,且数量很大。日系的普通银行在东北地区也很活跃,到1931年,在东北的日本银行的总行、支行和办事处共有58处,名义资本3.1亿多元,实缴资本1.3亿元[3],其中仅普通银行的金票存款余额就达1.5亿元以上。此时的日本银行已在东北的各国银行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其后,为了统一东北金融以提供进攻中国关内的战费,1932年1月7日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中央银行”,以它作为东北地区的伪中央银行,资本为三千万,发行伪钞并与日元等价相连,使之正式进入“日元集团”[4]。此后,日本又把货币金融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于1936年11月设立伪“冀东银行”[5],发行伪钞并强制中国人民使用,排斥中国货币在冀东的流通,为把华北货币并入“日元集团”做准备。
就在日方货币攻势步步紧逼之时,中方的“法币改革”给它以迎头一击。1934—1935年世界银价飞涨,形成了白银风潮。作为银本位国家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了金融危机。国民政府认识到这种局势若任其继续下去,“金融崩溃是不可避免的”[6]。于是,1935年11月在英国人李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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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5981/j .cn ki .dongyu eluncong .2004.06.036
斯(frederick leith-rose)的帮助下,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币制法令,实行法币对英镑的固定汇率制,于是法币进入“英镑集团”;此后又钉住美元,加入了“美元集团”,形成了一种所谓的“金汇兑本位制”,颇有点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汇率格局的味道。
“法币政策”的实施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更树立了法币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抵制了日本疯狂的货币进攻,抑制了日本对华侵略的势头。日本方面对此显然十分恼火,甚至气急败坏地跳出来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指责中国的货币政策。就在中方货币政策刚刚发表之际,日本外务省就发表声明说:“日本才是稳定东亚的力量,稳定东亚应以日本为中心而加以遂行,在此前提下,尊重英方正当权益。”[7]由于当时国民政府主要处于英美的控制下,而日本又尚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以对此事除了抗议之外,日本也没有其它更直接的动作。
二、华北逞凶:从“鲜银券”的试行到“中储券”的出台
在“七·七”事变之前,华北通货中中方的发券银行主要有中国、交通、中央银行,此外还有中南、中国实业、北洋保商、中国垦业、浙江兴业、大中等银行,其流通总额达338, 139,000元,仅天津就达261,815,755元[8]。
日本及其他外国方面的发券银行有横滨正金银行、香港上海银行、麦加利银行、花旗银行、华比银行、汇丰银行等,但这些银行的发行额都很低,发行情况如下:正金银行400, 000元,花旗银行197,000元,麦加利银行142,000元,华比银行11,000元,汇丰银行36,000元,合计786,000元[8]。但除此之外,日本银行券和朝鲜银行券却相当流行,其流通金额估计有100万元到200万元,这是就总体而言。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流通货币的主体还是中方银行的纸币,即法币。金融业者所处理的通货全以法币为基准,而日本对通货尚未拥有很大实力。就天津而言,天津的金融市场到事变前完全从属于上海。“如果上海的金融状况缓和,那么天津和青岛也趋缓和;上海的金融形势紧迫,则天津、青岛也走向紧迫。”[8]这一点同伪满洲成立前大连的情况全然不同。
但是在“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控制了华北主要地区,为了配合军事上的行动,也为了更好地控制华北经济,日方开始大力干预华北的货币市场。对于怎样才能将华北的货币金融权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日方一开始并不是很明确,大体制定了三个方案,并逐一展开。
首先,日方为了比较平稳地过渡,避免发生更多变故,决定采用既存货币方针,即从自己发行的货币中选定一种作为此后华北地区的法定货币。最初选定的是上面提到的在华北已有相当流通额的朝鲜银行券。然而未经准备的朝鲜银行券突然大量增发引起其价值迅速下跌,这样发展下去会给与之结成等价的日银券的对外价值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而日方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方案[8]。
其次,日本方面考虑比较灵活地使用已投靠它的华北当地通货———河北省银行券。但由于河北银行规模较小,实力较弱,根本无力独立承担支办军费的使命。而这时的战况,战线出现了明显扩大,战争有长期化的迹象。与此同时,由于华北经济长期依托南方及英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华北已经成为“以东亚新秩序理念为基调的日满华集团的有利一环”[8]。对华北区域经济实力与作用的再认识使日本侵略者重新修订了华北在整个对华侵略战略乃至亚洲、世界征服计划中的地位。因此,日方很快又决定放弃河北银行券而决定效仿其在伪满洲的做法,在华北设立“中央银行”。
第三种方案则是建立中央银行。日方认为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银行,发行伪币,可以起到多重作用,从而能更加充分地榨取华北的经济实力,为其侵略计划服务。日本侵略者为此设计的计划包括:第一,可以利用伪币兑换法币,然后由正金银行运往上海,购买外汇,夺取物资,扰乱中方金融。第二,可以用伪币来充军饷,解决日本侵华的军费开支。第三,通过发行伪币,占领市场,抢购物资,可以破坏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最后,通过强迫沦陷区人民接受伪币,代替法币,可以断绝华北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并以此解决日本在华企业的资金问题。于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1938年3月在北平成立了以汪时为总裁的伪“联合准备银行”。它名义上是由河北、中国、交通、盐业、中南、大陆和冀东等八家银行组成,资本一亿元,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和地方银行各付一半。实际上,地方银行中除日本直接控制的冀东、河北两行交股本外,其余六家未交。而伪政府的资金则是从兴银、正金、朝鲜三家日本银行而来[9]。因此,这个所谓的联合准备银行,自身既无联合又无准备,完全是以日方资本仓促建立起来、并为日方经济侵略服务的金融机构,汉奸们仅是装点门面而已。
“联银券”发行的区域为伪临时政府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及河南[10]等地。日本方面想以“联银券”统一华北通货,就必须发动一场打倒原在华北地区具有稳固地位的法币的金融战。为此,“联银券”首先展开攻势,发动了一场罕见的金融肉搏战。
“联银券”的这次进攻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开始于1938年6月11日。日方通过伪政府发布了《旧通货整理办法》,内容为:第一条,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货币定为国币,作为一切交纳之用,其从来流通之货币依照本办法承认其流通。第二条,从来流通之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纸币(上印有天津、青岛又山东等字样)、河北省银行及冀东银行纸币自本办法执行之日起一年为止得以流通。第三条,从来流通之中央银行发行之纸币及前条所未载地名之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所发行之货币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三月为限停止流通[11]。
同时颁布了《扰乱金融暂行处罚法》,宣布法币禁止流通,强令人民用法币以低值兑换“联银券”。颁布《警察取缔法》,通过伪强力部门打击“违规”行为[11]。这样一来,中央银行券,中国、交通两行的南方券以及其他杂券的流通被禁止了。同时,为了彻底将旧法币截流,以套取所需物资,伪政府接着颁布《商人运货出口及售给外汇办法》等一系列法规[12],规定私人不许携带超过200元的法币出境。从此,华北的金融市场与南方的直接联系就基本为日寇所断绝。
第二个时期,以1938年3月蒋介石政权实行对法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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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货币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