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

2 0 0 6年1月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an., 2006第24卷第1期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JIAMUSIUNIVERSITY V ol. 24 No. 1①张爱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识的新指向李枫(大庆师范学院中文系,黑龙江大庆163712)[摘要]《十八春》是张爱玲一部具有“亮色”的作品,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作品中除了继续她以往关注女性命运的主题和细腻哀婉的叙事风格外,她所一贯表现的女性意识也出现了新的指向。

一是通过人物命运和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彻底解构了封建男权制,二是第一次构建了女性完整的人格和气质角色,为女性指出了一条新生之路。

[关键词]张爱玲;《十八春》;男权制;女性意识[中图分类号]I206. 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882(2006)01-0068-03 张爱玲的《十八春》从1950年3月到1951年2月在《亦报》连载,后于1951年11月由上海《亦报》社出单行本。

这部小说是张爱玲解放以后有限的几篇小说之一,也是这一时期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优秀篇章。

这部小说既继续了她早期小说关注女性命运的主题和主要创作手法,又在创作风格特别是文化观念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十八春》不是张爱玲最具特色的作品,但“却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1]它在张爱玲的人生和创作中,都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表明对刚刚到来的新中国的积极立场,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构建了女性完整的人格,为受封建男权压迫的女性指出了一条新生之路。

虽然1967年作者在美国对这部小说进行了修改,又恢复了作家一贯的苍凉、无奈的人生和文化意蕴,并将小说名改为《半生缘》,但是,《十八春》作为作家人生和创作的经验和记录,却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它证明着作家曾进行的探索。

下面,我们就重点谈一谈张爱玲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的新指向。

一、彻底解构了男权文化价值和男权制度小说所描写的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故事30年代中期开始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新生活开始。

试探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作者：王晓蕾来源：《科教导刊》2009年第20期摘要张爱玲以描写女性登场,她的小说人物中最多的是女性,刻画的最成功的也是女性。

她以独特的视角冷静审视女性本体的不同外表,洞察她们的心灵,大胆地揭出女性的心理痼疾,显示了以她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妇女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意识觉醒心理弱点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起源于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

“五四”以后以冰心、丁玲、萧红为代表的女性作家通过她们的作品共同表达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悲惨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

但是,这些女作家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和制度,却很少有人对女性自身尤其是对漫长的男权社会给女性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有所审视,人们对妇女的同情掩盖了女性自身存在的心理弱点以及“女人的劣根性”。

张爱玲却以异常敏锐的心灵开始对于女性自身存在的性别弱点和灵魂创伤进行了自我审视和解剖,并且揭开了“女人的劣根性是男人一手造成的”这一历史迷底。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一律是一些精神上为情欲所困惑,物质上为金钱而烦恼的女性。

她们生于乱世,平凡又普通。

为了生存,各自努力挣扎,却最终摆脱不了悲剧命运。

张爱玲并未像其他女作家一样,以写她们的悲剧单纯地来控诉社会的不公,却把笔触深入到女性隐秘的内心深处,挖掘出她们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形成的软弱、自卑、愚昧、麻木等精神弱点和对男性强烈的依赖与屈从等心理痼疾展示在读者面前。

这种对女性意识中传统意识的心理展露,是张爱玲对女性意识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

张爱玲对女性现实的描述,不断运用的一个中心词就是“苍凉”,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亦新亦旧、亦洋亦土、亦强亦弱。

即是伦理秩序严整的家庭中的贤淑妇女,又是时刻窥视着金钱、权力、又颠覆着尊卑关系的“恶妇”。

张爱玲的各式女性人物都有一个万变不离其中的小环境,那就是家。

不少女性依然生活在传统宗法家族深深的庭院中,关于她们的状况,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有一个比喻:“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

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写作一、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已转化为女性写作的主动行为，从性别歧视、性别压抑、性别遮羞而真正浮出了历史地表，女性小说的繁荣标志着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形成。

那么到底什么是女性主义呢？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西蒙波伏娃的著名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着重对女性的文化身份和处境进行探讨，由此揭示出父权制文化结构中女性从属被压抑的位置。

女性写作的概念是由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菜娜西苏提出来的，着重于强调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体的关系，中国女性批评家认为这一概念包含了一定的开敞性，它包含着文学的书写和非文学的书写，包含了具有文学价值的优秀作品也包括可能在文学意义上我们很难给予高度评价，但可能具有作为女性的自传、女性的反抗、女性的口述史、个体生命史的意义和价值的作品。

关于女性文学的不同理解：(1)指以女性作家为主体所创作的一切文学。

(2)指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生活题材的作品。

即："只要是出自女性手笔，描写女性生活题材的文学，均可看作妇女文学。

或指女作家所写的具有女性意识、反映女性情感、表现女性生活的文学。

(3)指一切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作品。

这种观点认为，凡是反映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苦闷、彷徨、哀怨、抗争的作品，不论作者性别如何，均可视为女性文学。

反之，如果没有反映女性意识，即使作者是女性，也不可纳入女性文学。

(4)指女作家的所有文本及一切关于女性的文学作品。

我们国家通常采用第一种。

我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五四启蒙运动，提出“个性解放”“民主自由”打破了一部分女性的传统束缚，一批知识女性参与写作，她们努力寻找属于女性的视角、叙述方式和女性话语，标志着现代文学中女性写作的生成，代表作家冰心、庐隐、凌叔华等人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群。

而后的三四十年代又形成了诸如萧红对女性自我放逐心灵历程的诉说，张爱玲对殖民都会与闺阁政治的指涉，以及丁玲的走向民族叙事等既相互区别有可相互参照的多样化女性书写样式和文本形态。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文化冲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在她的小说中，经常探讨文化冲突的问题。

这篇文章将从三个方面探讨张爱玲小说中的文化冲突，分别是个人与家庭、城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

个人与家庭张爱玲的小说中经常探讨个人与家庭之间的矛盾。

在《色，戒》中，王佳芝因为自己对国民政府的仇恨而向日本军统出卖了她的同胞，最终引起了她和母亲的矛盾。

王佳芝的个人意志和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表达了张爱玲对于“个人主义”和“家庭责任”之间的文化冲突的探索。

另一方面，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小说主人公杨乐和萧红两位女性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家庭文化。

杨乐的家庭文化强调资本主义思想和西方现代化观念，而萧红的家庭文化则深受传统中国儒家思想影响。

两个家庭文化的矛盾表现在杨乐试图让李夫人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追求自由、功能化，同时萧红向李夫人表示“有些旧的观念才是保持婚姻合法的关键”。

城市与乡村张爱玲的小说中也探讨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文化冲突。

在《钱钟书、张爱玲一家》中，小说描述了钱钟书和张爱玲在乡村度过的生活，两位知识分子对乡村生活的不适和文化的落差，反映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巨大差异。

此外，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小说描述了碎片化的上海城市生活，城市生活中的不安和困惑。

这种不安和困惑与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有关。

东方与西方张爱玲小说中最常见的文化冲突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矛盾。

在《金锁记》中，小说主人公程心意在与西方人交往中，感受到文化差异的困惑。

西方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使程心意的文化认同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色，戒》中，王佳芝对于西方文化的迷恋和东方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的来说，张爱玲小说中的文化冲突，多是围绕个人和家庭、城市和乡村、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这些矛盾和冲突，既是张爱玲个人文化认同的一部分，也是她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反思和思考，深刻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文化冲突与碰撞。

女人我最大(说说王菲梁洛施杨绛张爱玲萧红林徽因)王菲:不听劝也能吃饱饭才叫天后一个人，只有在某方面的才能百万分出众，才能够在另一方面，百分百地保持自我。

不被口水淹死、板砖拍死，反倒成为万千人的榜样，做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说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结果呢？有危机，有苦恼，却每一次都在失败边缘被成功修复。

这是王菲的魅力，却是普通人的死穴。

倘若有人说我要像王菲那样生活，恐怕会死得恨惨，即使她的名字叫赵薇。

不可复制的不仅仅是王菲的声音，还有她的气场和运气。

想不起来，颁奖吧。

特立独行其实是一种天生的品质，它可能被后天扼杀，却不大可能被后天所培养。

尽管王菲与母亲始终关系紧张，却不能够否认，母亲给了自己两样最好的礼物，音乐天赋及特立独行。

1968年8月8日，作为煤矿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夏桂影在台上引吭高歌时，阵痛发作，未来天后王菲即将呱呱附地。

一个临产的孕妇还坚持上台唱歌，即使在当时的革命岁月中也算是一件大新闻。

母亲工作忙，没时间照顾王菲。

三岁以后，她开始上寄宿幼儿园，一周回家一次；四岁以后，又被寄养在上海的亲戚家，六岁回北京读小学时，王菲对于母亲的印象已经十分淡薄。

如今闭上眼睛，能够想出许多与王菲相似的女生，曾经出现在我们读书的时光中。

不爱说话，身上有莫名的高傲，有一点点漂亮，学习一般，不受老师欢迎。

绝大多数的她们，找不到青春的出口，浑浑噩噩地浑完了高中，最终考上一所不怎么样的大学，遇到一个不怎么样的男人，结一场似曾相识的婚。

而王菲，属于她们当中很少很少成功找到出口的幸运儿。

小学，王菲参加了央视旗下的银河少年合唱团，中学开始，她成为学校联欢晚会的万能胶。

16岁时，王菲的身高已经长到了170，宽肩，长腿，鹤立鸡群。

15岁那年，母亲的工资尚停留在百元以内，王菲却凭着一盒《风从哪里来》的卡带，赚了千元巨款。

王菲成了同学中的小富婆。

她很清楚除此之外，绝无可能再从自己身上找到一个如此容易便能打败对手的天赋。

这个女生清醒得有点冷，学习这种需要傻乎乎热情的事儿对她来说简直匪夷所思。

母爱的异化与反思———以萧红张爱玲笔下的恶母形象为例周宇纯（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作者简介】周宇纯（1997-），女，辽宁朝阳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要】母性光辉是闪耀在华夏大地上的神圣之光，是千百年来缔结的民族情结。

孟母三迁煞费苦心，岳母刺字大义凛然，这些高尚的母亲形象在文化中构建起了经典的母爱主题。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母亲形象在一些作品中被重新定义，母爱给人的温暖逐渐被消解，恶母形象取代了原本神圣的母亲形象，她们作为善的对立者，以母爱的名义给子女或者他人带来伤害。

与和善、温柔的母亲不同，恶母形象中的母亲刻薄、疯狂甚至变态的人物性格，使她们面对人生抉择时会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常常由此造成个人家庭悲剧的同时，也会反射出社会上某种值得探究的原因，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萧红、张爱玲两人的作品为例，从恶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恶母形象类型以及恶母形象产生的根源三方面着手，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恶母形象，进而拓展现代文学中母性话题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恶母形象；人性；母爱【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36（2020）02-0050-04《诗经》有云：“凯风自南，吹彼棘薪。

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1]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作品中对母亲的书写无疑都是正面的，主要书写母爱之伟大、母亲品德之高尚诸如此类。

试观古今中外，时至今日，提到母亲这个话题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依旧是母爱，书写母爱的作品更是不一而足。

“母亲”也同样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话题，成为了众多作家争先书写的对象。

冰心所创“爱的哲学”里，母爱是她眼中亘古不变的存在，它与童真、自然一起，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充满着温暖与真情的爱的世界。

这一观点为现代大众所认同，故而在实际创作中便会增加对于母亲这一话题的正面形象的创作，学者在面对此类形象的研读中也就更偏重于对于母亲正面形象的解读，我们姑且将这一类的形象称之为“慈母”形象，这样一来实则不难看出，现代学者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忽略了“慈母”的对立面———“恶母”的解读与研究。

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文献综述专业：汉语言文学班级：07级2班作者：陈红指导老师：李梅本文主要选取萧红的三部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来展现萧红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形态和困境、女性的生育困难等具体场景，并且从作家自身的经历和当时的社会层面来深入分析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苦难意识根源和潜在的女性抗争意识。

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萧红这一天才作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萧红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主义作家的开启者之一。

本文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苦难意识和潜在的女性抗争意识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并且分析其女性苦难意识和女性抗争意识的根源。

在分析女性苦难意识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时候，主要借助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形象进行阐释；在分析女性苦难意识的根源时，主要从萧红的童年经历和封建男权社会两方面进行阐释；在分析女性抗争意识的时候，主要从萧红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来进行阐释。

在分析女性抗争意识的时候运用到了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如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的“女性写作”。

搜集资料时主要通过学校图书馆和网络期刊，对萧红文集、萧红传记，对萧红小说的一系列研究论文进行搜集。

网络期刊资料库主要选择的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选择“主题”检索项，检索词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进行搜索，共搜索到相关论文的篇目为94篇，对自己的论文有直接参考价值的有5篇，分别是张浩的《苦难的女性悲歌——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赵文阁的《论萧红小说创作中的女权意识》，邓静的《论萧红小说的历史文化意蕴》，何江风的《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陈红丽的《浅谈萧红小说的女性苦难意识》。

根据中国期刊网及网上资料综合来看，从女性视角来研究的文章比较多，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1、比较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选择现当代文学中以女性为小说主要人物形象的作家与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进行比较。

如：《回荡在城市与乡村的悲剧交响——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命运比较》（费水蓉《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07），讲述的是萧红和张爱玲作为20世纪初期的两位女性作家，分别从各自熟悉的乡村和城市视角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在男权主宰的世界，都看到了女性悲惨命运的不争事实，唱出了各自的女性悲歌；《美的化身与死的挣扎——论孙犁、萧红笔下女性形象的差异及根源》（余铮《名作欣赏》2010/17），从女性意识角度来比较孙犁、萧红的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并分析探究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源。

丁玲、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比较[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丁玲和萧红都是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

她们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都以浓郁的女性意识书写女性的命运。

丁玲着重写女性在工作爱情领域的自强，展现她们坚强的一面；萧红侧重写北方女性的血泪生活，表现女性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挣扎，揭示男性对女性的冷漠与迫害。

她们在反映女性生活，表达女性情感方面同中有异，各有千秋。

[关键词]丁玲萧红小说女性意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民族生死存亡大搏斗的时期。

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中国女性。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丁玲、萧红等一批女作家。

丁玲和萧红挥起女性之笔，成为当时女作家群中的佼佼者。

她们的作品在反映女性生活、表达女性情感中，都具有较强的女性意识，但是，由于彼此的生活道路、人生倾向不同，又促使她们的女性书写呈现出不同的色调。

一、丁玲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丁玲大半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

她的探索，是作为一名女性对自己社会角色的敏感，尤其是在爱情和婚姻上，她明显地具有较强的女性意识。

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孤独而真诚，善良而坦率，正直而热情，猖激而倔强，都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著追求的精神，她们都敏感地感应着时代的脉搏，向腐朽的传统思想和陈旧的习惯势力发出叛逆的绝叫，在所处的逆境中进行不懈的探索、挣扎与进取，这是一群叛逆的、坚韧的、刚强的有反抗意识的新女性。

《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一位名叫贞贞的解放区农村少女。

贞贞与磨房小伙计夏大宝相爱，父亲却嫌他贫穷，于是婚姻搁浅。

此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肆意践踏中华民族。

贞贞因为跑到本村的天主教堂躲避日军的扫荡，竟被抓去强迫作了慰安妇。

日本侵略军的兽行，毁了她。

但贞贞是位顽强的女性，她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侵略军那里逃了出来，又因为熟悉环境被派出去工作，直到最后为送情报才逃离魔窟。

透过贞贞的痛苦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蹂躏和利用贞贞身体的，其实不止日军，“我方”何不借其获取情报？正因为“敌”“我”双方都赋予女性身体同等的价值观，贞贞才得以往来两者之间，操作其任务。

鲁迅影响下的萧红与张爱玲--萧红张爱玲创作比较研究
刘军
【期刊名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年(卷),期】2005(023)003
【摘要】鲁迅和萧红的关系尽人皆知,他们被称之为文坛上的"父与女",萧红可称之为鲁迅的"嫡子".萧红在最初的创作中表现了自由主义作家的立场,但受鲁迅影响以后自由主义立场减弱.张爱玲没有萧红和鲁迅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其创作却也明显表现出了对鲁迅精神的承继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是鲁迅的"庶子".但张爱玲的创作不但遵循鲁迅精神而且还走向极端.
【总页数】3页(P53-55)
【作者】刘军
【作者单位】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相关文献】
1.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创作比较研究 [J], 曾守群
2.论情感缺失对萧红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J], 周爱华
3.童年的境遇——萧红和张爱玲的童年经历及对各自创作的影响比较 [J], 李垣璋
4.童年的境遇--萧红和张爱玲的童年经历及对各自创作的影响比较 [J], 李垣璋;
5.不同的娜拉——张爱玲和萧红比较研究 [J], 张倩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以揭示社会现实和深度刻画女性形象而闻名。

在她的作品中，女性悲剧意识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呈现出了种种让人心酸的命运。

女性的社会地位局限了她们的命运。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女性被束缚在家庭和婚姻的桎梏之中，缺乏自主权和平等地位。

在萧红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女主角白玫瑰和红玫瑰都是受压迫的女性形象。

白玫瑰是一个妇女学校的老师，她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最终不得不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

红玫瑰则是一个舞女，她从小被卖给妓院，被迫陷入了靠身体来谋生的困境。

这两个角色的命运都被剥夺了自由和尊严，呈现出了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悲剧意识。

爱情和婚姻带来了女性的伤害和痛苦。

在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中，女主角可可儿的爱情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却对她冷漠和不闻不问。

可可儿在无尽的痛苦中挣扎，最终选择了自我犯罪和死亡。

她的遭遇展现了爱情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是一种伤害和煎熬，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婚姻制度对于女性的束缚。

女性的追求和抗争往往无法得到真正的解脱。

在萧红的短篇小说《自序》中，女主角留守儿童晓云虽然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最终却被命运所击败。

她的追求与她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了她的情感和精神的破裂。

晓云的遭遇象征着女性在当时社会中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努力往往无法得到真正的解脱，她们的抗争常常以悲剧收场。

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悲剧意识得到了深刻而真实的揭示。

这些女性角色的命运和经历让读者感受到了当时女性的困境和痛苦，也提醒人们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问题进行反思。

萧红通过对女性悲剧意识的探讨，展现了她对于社会不公和女性命运的关注，也为后来的女性文学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女性主义之外 ———张爱玲女性意识新探 辛倩儿 ( 汕头大学文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摘 要: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并不具有颠覆父权体制的女性主义内涵。她摒弃一切外在理论的影响, 以纯女性的感性体验和智慧来直面人生本质, 从而书写出一向被遮蔽或否定的女性意识: 男性崇拜和依附心理; 爱慕虚荣和同性倾轧; “真”!“好”世界的对立。对此, 张爱玲秉持理解和认同的叙事态度, 其作品呈现出批判话语的空缺。 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4225(2008)02- 0021- 04 收稿日期: 2007- 07- 02 作者简介: 辛倩儿(1980- ) , 女, 广东汕头人, 汕头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 女性意识虽然缺乏简单明确的定义, 在不同的著作中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或底蕴,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己生命本体的特殊性和本质性的体验、发现和认识, 它必须与女性主体化、私人化的生命体验相联系, 忠实于女性自身对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灵与肉的 感受, 并以女性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表达, 而不是在接受某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基 础上, 以某种规范化了的、固定的女性理论模式来反观自我和规定自我, 并以此去批判他人或社会。从这一点来看,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与整个五四女作家群有很大区别。随着女性生存空间的日益拓展, “女性的觉醒”成为“人的觉醒”这一“五四”新文化思想核心的具体化。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普遍产生先觉者意识, 站在启蒙主义者的立场进行叙述。从正面建构来说, 冰心、苏雪林、凌叔华、林徽因、冯沅君都是爱的哲学的忠诚信奉者, 渴望以爱心温暖人间, 实现“两性和谐”。而庐隐对男权社会使妇女丧失独立人格和社会地位的批判, 丁玲“莎菲式”性苦闷的书写和女性的自强意识, 萧红关于妇女悲惨命运的愤怒言说与不断反抗的努力„„又无不从反面解构了男权视点中的女性神话。但是从文本的内在精神来看, 他们秉承的仍然是男性的启蒙主义立场, 运用的仍然是男性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只有张爱玲摒弃一切 外在理论的影响, 以纯女性的感性体验和智慧来直面人生本质, 从而书写出历来不为人所知,被压抑进女性潜意识深处的女性意识。 一、男性崇拜和依附心理 从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娃开始,女性主义者便一直追求男女双方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平等和思想独立。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 不平等的两性等级制度是被父母、教育 者、书籍和文化构造出来的, 女性从小就指向男人的那种崇拜、顺从、被动的宗教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快乐完全是一种非真实的渴望。[1]324-344但张爱玲却反其道而行之, 指出“男女的知识程度一样高„„女人在男人面前还是会有谦虚,因为那是女性的本质, 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她宁愿放弃独立的权利, 因为“用丈夫的钱, 如果爱他的话, 那却是一种快乐, 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 穿他的衣服。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 第 2 期 SHANTOU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BIMONTHLY) Vol.24.No.2 2008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24 卷 2008 年)那是女人的传统和权利。”(《苏青张爱玲对谈录》) 与张爱玲一样, 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对男性的爱或态度中积淀的也是由男性崇拜而来的种种依附心理, 主动消解或放弃的是女性的自尊、自信、自爱、自强。《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对范柳原的人生依附,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对乔琪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依附, 《小艾》中席五太太、《花凋》中郑太太、《鸿鸾禧》中娄太太对丈夫毫无退路的经济依附、《心经》中小寒对父亲峰仪根深蒂固几至疯狂的情感依附„„都展示出女性强烈的依附意识。张爱玲的小说真切地揭示出: 在这样一种看似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 女性感受到的不是痛苦, 而是陶醉、满足和自我欣赏。“男性崇拜”容易导致“男尊女卑”的思维/心理定势, 被女权主义者视为奴性意识而加以唾弃。然而面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下贱难堪的地位, 张爱玲虽然有不绝如缕的悲剧性感受, 但却没有对现实失望的巨大愤怒, 也没有重构两性秩序的理想热忱, 相反, 她实事求是地指出: “实 际上女人总是低的, 气愤也无用, 人生不是赌气的事。”她甚至赞美日本女人“低卑的美”, 认为其“温厚光致, 有绢画的画意, 低是低的, 低得泰然”。(《罗兰观感》) 在送给胡兰成的照片上, 张爱玲题下谦卑的字句: “见了他, 她变得很低很低, 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 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段文字让当时和后世的读者感到痛心和不解, 但张爱玲从不想矫饰和拔高自己,她只是书写自己真实的女性感受。《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甘心、固执而谦卑地爱着浪子乔琪, 张爱玲这样分析她强烈的爱: “最初, 那当然是因为他的吸引力, 但是后来, 完全是为了他不爱她的缘故„„当然, 他爱她不过是方才一刹那。———可是她自处这么卑下, 她很容易就满足了。”说的是薇龙, 但更像是张爱玲自己。在张爱玲看来, “女人是喜欢被屈服的”(《倾城之恋》), 为了这种“喜欢”, 付出的岂止是尊严的丧失、肉体的疼痛、精神的困窘, 有时候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色戒》中爱国女学生王佳芝试图以色诱人, 暗杀汉奸, 却反而为情所困,身死人手。当她因一念之差放走易主任随后又被他无情杀害时, 她恨虽恨, 却分明更爱他, “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 只是有感情”。因为“无毒不丈夫”, “不是这样的男子汉, 她也不会爱他”。这似乎是可悲的,然而却是女人无可奈何的宿命———“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 念的是男人, 怨的是男人, 永远永远(《有女同车》)。”女性的主体性力量是否能强大到打破男性中心主义这一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在打破这一结构的同时, 女性是否要体验无从立足的虚无并使自我的确认成为一种悬置的渴望? 女性如何把自身揭示为一个自主的、超越的主体的人同时又实现女性的快乐和幸福? 一直以来被女性主义忽略和遮蔽的问题, 张爱玲却提了出来。她表达着她的质疑, 但这不是来源于任何女性主义理论, 而是出于个人敏锐的观察、思考和真切的女性生命体验。 二、爱慕虚荣和同性倾轧 当女性在男性世界中对自身位置产生种种失望和悲剧性感受之后, 往往便会退回到女性群体内部去寻找生命存在的慰藉, 某种真诚平等互相理解的友情。这也就是女性主义者所呼吁的团结一致的“姐妹情谊”。然而, 张爱玲以冷峻的笔调, 写出女性建立在个体虚荣心之上的 彼此之间互相竞争、倾轧的心理, 从而对“姐妹情谊”的乌托邦性质予以揭露。对于女性来说, 肯定和实现自我不是通过对这个世界的超越性的行动; 相反, 是通过不断地沉溺在内在性的满足中。讲究装扮、调情、耍小计谋、排挤同性„„无疑都是走向人生成功的方法, 都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男性的爱, 被更多的女性羡慕和嫉妒。从理论上来说, 这是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虚幻的胜利, 然而在现实中, , 却是潜藏在每一个女性包括女性主义者心底深处的真实愿望。女性爱慕虚荣的心理在张爱玲笔下可谓刻画得入木三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看着姑妈替她买的一壁橱金碧辉煌的衣服, 虽然想到“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 有什么分别”, 但是对未来“改良为娼”的不祥预感并不能克制住她的虚荣心理, 还是“忍不住锁上了房门, 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 并不住安慰自己: “看看也好! ”后来她果然穿着这22辛倩儿 在女性主义之外 第 2 期些衣服在交际场上大出风头, 一步步堕落为“不 是替乔琪弄钱, 就是替梁太太弄人”的高级娼妓, 成为“死世界”中的新鬼。葛薇龙为何对华衣锦饰的引诱如此无法抗拒? 因为对女性来说, 衣服并不仅仅是衣服而已, 它还意味着人生的美好前景: 增加自身的性吸引力, 得到异性的恭维和 赞 美 , 进一步 满足 女 性 永 不 满 足 的 虚 荣心———得到异性的爱„„当然, 女性虚荣心的最高满足形式恐怕还在于能够击败其他同性, 像白流苏, “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 出尽她胸中这一口恶气”。当流苏因抢走妹妹宝络的结婚对象范柳原而遭众人咒骂时, 她不但不生气, 反而“微笑着”。因为“她知道宝络恨虽恨她, 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 肃然起敬。一个女人, 再好些, 得不着异性的爱, 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倾城之恋》)。”张爱玲认为“同行相妒”, “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我看苏青》), 并且在散文《双声》中指出: 女性还有一种奇异的虚荣心理, 即希望自己的丈夫是最好的, 谁都喜欢他, 不然自己也不嫁给他。于是女人会一方面贬损丈夫的其他女人, 一方面又不能接受自己的情敌太差, 结果便是 “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 让自己也喜欢她。“当然, 喜欢了之后, 只有更敌视。”《花凋》中美丽的川嫦因病重而被男友抛弃, 当她见到他新的女朋友并发现其容貌平常时, 除了放心和嗔怪情人没有眼光之外, “最强的感觉是愤懑不平, 因为她爱他, 她认为惟有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方才配得上他”。她不怨恨章云藩的无情无义, 却对余美增的“不够资格”和 “还不知足”感到“又惊又气”, 因为“她心里的云藩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接下来她只能努力去发现情敌的“好处”, 自惭形秽之余更恨她。在张爱玲小说的阅读体验中, 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女性之间终日勾心斗角!互相诋毁!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场景: 曼璐会因妒生恨, 变态到残害自己的亲生妹妹; 七巧会以“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 在女儿未婚夫面前丑化她的形象, 将女儿从“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变为抽鸦片的烟鬼, 会两度不见血地逼死儿媳。然而这种寒冷彻骨的自相残杀其实只不过是女性之间最一般化的敌对情感发展到极致的现象而已。在女性主义者看来, 女性是一个可以团结起来的群体, 她们之间是天然有着爱和温情的,所谓仇恨是后天的, 是男性造成的, 然而在张爱玲笔下我们却看到了女性之间全部历史的绝望处境: 孤独的、纯粹性的存在、无法实现的爱和无法逃避的恨、分离的必然性和注定互相伤害的命运„„。这就是真实: 女性之间并没有什么惺惺相惜的同性情谊, 她们不过是分裂的、彼此对抗的个体, 而这一切并非由于男性的压迫和异化, 而是因为她们的本质。 三、“真”/“好”世界的对立冲突 在和他人的关系中, 女性似乎命定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即使回到女性本体的心理世界, 女性存在的真相也仍然扑朔迷离。有研究者指出,张爱玲小说《封锁》写的是“真”"“好”两个世界的对立。[2]那么, 对于女性来说, “真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无论是像娄太太(《鸿鸾禧》)、芝寿(《金锁记》)、金少奶奶(《创世纪》)、郑夫人(《花凋》)、孟烟鹏(《红玫瑰与白玫瑰》) 等“女结婚员”, 满足于传统宗法父权制所规范的从属身份和价值标准, 终日在贤良、温顺、清白的自我肯定中焦虑、恐惧、缄默、无助; 还是像敢于追求婚恋自由的新式女子密斯范(《五四遗事》)、王娇蕊(《红玫瑰与白玫瑰》), 蔑视传统封建道德, 拥有较为独立的思想、人格, 敢于反抗压迫, 力图改写导致自我与主体性丧失的他者位置„„我们都只能说是“好的”世界, 而不是“真的”世界。女性“真的”世界应该是源于自我生命的纯粹感性体验, 是非理性和反逻辑的, 是独立于外在种种文化、思想、道德之外的。“真的”世界的建构过程, 是女性生命力被不断唤醒、触发、创造的过程。对“真的”世界自觉或非自觉的渴望虽然贯穿着张爱玲作品中每一位女性的心理, 但 “真的”世界是难以进入的。《花凋》中川嫦希望为自 己做体格检查的云藩以男性的态度来看待作为女性的她, 但云藩却以典型的医生态度来看待作为病人的她, 他以“微凉的科学的手指”代替了川嫦“从前一直憧憬的接触”, 使她因失望而痛苦, 不但没有得到安慰, 反而病情日渐加重。23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24 卷 2008 年)“真的”世界即使偶尔存在, 也往往只是昙花一现, 瞬即消失。《封锁》中的吴翠远, 是模范家庭的好女儿和好学生, 年轻的大学英文教师。但她并没有因为得到女性世世代代渴望得到的高等教育和崇高社会地位而自豪快乐。相反, 讲究温文尔雅的良好家庭教育使她备受压抑, 终日从事脑力劳动使她感到空虚、厌倦、远离真实生命的不安„„于是在电车上批改卷子时, 她竟莫名其妙地将“A”批给了一位写得既不合文法又充满猥亵话语的男学生。当她质问自己时,不由得“竟涨红了脸”, 此时吴翠远开始一步步背叛日常的 “好的”世界而体验被层层隔绝的“真的”自己。当素不相识的会计师吕宗桢突然调戏她时, 吴翠远“觉得炽热、快乐”, 她不要他的钱、他的聪明、他的诚实, 而只要他生命中“谁也不稀罕的一部分”———“一个真的人”。正因这个“单纯的男子”对吴翠远的家庭好、教养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萧红是中国20世纪作家，她的作品以描写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现实为主题，尤其关注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困境和痛苦。

她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女性悲剧意识，通过女性视角来探讨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压迫和痛苦。

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通常是被父权社会压迫的弱者。

在《红灯照》中，女主人公阿凤成为寡妇后，她没有得到任何财产和权力，并且处处受到家族成员的歧视和虐待。

她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忍受一切痛苦。

这种女性意识使她感到无尽的绝望和无助。

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往往受到性别歧视和性压迫。

在《霸王别姬》中，女主人公芳龄刚满十五岁就被卖入妓院，成为青楼女子，她没有选择和反抗的权力，只能忍受屈辱和身体的摧残。

这种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和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令她感到绝望和痛苦。

萧红的作品中还涉及到女性在感情上的痛苦。

在《原母》中，女主人公杨云华因为被丈夫抛弃而失去了所有的幸福。

她独自一人抚养孩子，辛辛苦苦的工作，但她依然无法摆脱对丈夫的思念和对婚姻破裂的痛苦。

她内心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她对爱情和婚姻的失望和绝望上。

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常常受到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刻板化和定型化的限制。

在《绣红旗》中，女主人公红碧在结婚后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束缚感到厌倦和压抑。

她渴望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生活的自由，但她却被家族和社会的期望所围困，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种女性意识的悲剧性体现在她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自由欲望与社会的束缚之间的矛盾中。

萧红的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揭示和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她通过女性的视角和内心描写，将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压迫和痛苦暴露在读者面前，引起人们对社会性别问题和女性角色的思考。

她的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不仅是对女性命运的抱怨和哀悼，更是对社会不公和压迫的揭露和批判。

萧红有文学才华但做人不及格张耀杰：蒋泥：今天的主题是民国女子的黄金时代，张耀杰先生在《民国红粉》里写到关于民国黄金时代的一些剖析和思考，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首先介绍一下嘉宾：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陈远，资深媒体人、历史学者。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民国红粉》作者。

我是蒋泥。

刘再复先生说，现代小说史上最精彩的四个中篇小说，是萧红的《生死场》、鲁迅的《阿Q正传》、张爱玲的《金锁记》、沈从文的《边城》。

翻译莫言等作家作品的葛浩文教授，专门从美国去到哈尔滨，实地走过萧红生活过的地方。

这些大家对萧红的评价都很高，可见萧红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再研究。

现在先请张耀杰教授谈谈他对萧红的研究。

张耀杰：我在《民国红粉》中写萧红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萧红：情痴作家的错爱人生》，这是一篇历史传记，主要关注的是萧红这个人，而不是她的文学作品。

我觉得萧红这个人除了拥有文学才华和文学地位以外，是没有任何优点的，她在做人方面是不及格的。

作为一位女性，她的人生经历当然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她本身的生命体验非常独特。

萧军当年的小说《烛心》就是写他与萧红的事情，萧军初见萧红的第二天晚上就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这件事对于萧军来说，一方面是有救人的冲动，是一种侠义，但更多的还是一种性冲动。

萧军当时把老婆和女儿赶去老家，已经一个人孤单了几个月。

如果萧红不是一个年轻女性，我觉得萧军肯定不会去拯救她的。

萧红在文学作品中写得最多的，就是她的祖父张维祯对于她毫无节制的隔代溺爱。

张维祯晚年丧子，三个女儿出嫁后也先后去世，于是他将当时12岁的萧红之父张廷举过继到自己名下。

萧红出生时，张维祯已经是62岁的老人，他非常疼爱这个孙女。

张维祯这个人没有东北汉子的那种野性，他是一个滥好人，虽然饱读诗书，但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做，一辈子无所事事。

张家本是呼兰县的豪富之家，现在去萧红故居看一看，那是一个七八千平方米的大院子，张家当初有商号、油坊、烧酒厂、面粉厂等许多产业，都是在张维祯手里给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