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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摘要萧红在小说《生死场》中塑造了三类女性形象，一类是麻木迟钝、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如麻面婆；一类是对爱情婚姻充满期待，却在残酷的现实中梦想幻灭，身心扭曲，如金枝、月英；第三类是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乡土女性无论是对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暴虐，还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父权主义的压迫，都以独立不羁的姿态，表现出自觉地反抗意识，如小说的主要人物王婆。
通过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作者呈现出下层女性普遍的悲惨生活、无奈命运，同时也将女性之思延展到民族/国家话语之外的领域，追索更为复杂的悲剧原因。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女性形象；女性之思AbstractXiao Hong in the novel "Life and Death" in shaping three female characters,one is numb dull, submissive image of women such as Mamianpo.On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arriage for love, but the harsh reality of broken dreams, physical distortion, such as Jinzhi,Yueying. The third category is a sort of "legendary" color of the local women both for the landlord class, imperialism, tyranny,or for the daily life of patriarchal oppression, are independent uninhibited attitude, showing awareness of conscious resistance, such as the novel's main characters Wangpo.Through thes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female characters,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tragic life of women in general lower, but the destiny，thought will also be extended to women nation / state discourse outside the area, the reasons for recourse to more complex tragedy. Keywords XiaoHong, "Life and Death", Female Characters,Female Thinking一、前言作家萧红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传奇。
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写作一、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已转化为女性写作的主动行为，从性别歧视、性别压抑、性别遮羞而真正浮出了历史地表，女性小说的繁荣标志着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形成。
那么到底什么是女性主义呢？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西蒙波伏娃的著名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着重对女性的文化身份和处境进行探讨，由此揭示出父权制文化结构中女性从属被压抑的位置。
女性写作的概念是由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菜娜西苏提出来的，着重于强调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体的关系，中国女性批评家认为这一概念包含了一定的开敞性，它包含着文学的书写和非文学的书写，包含了具有文学价值的优秀作品也包括可能在文学意义上我们很难给予高度评价，但可能具有作为女性的自传、女性的反抗、女性的口述史、个体生命史的意义和价值的作品。
关于女性文学的不同理解：(1)指以女性作家为主体所创作的一切文学。
(2)指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生活题材的作品。
即："只要是出自女性手笔，描写女性生活题材的文学，均可看作妇女文学。
或指女作家所写的具有女性意识、反映女性情感、表现女性生活的文学。
(3)指一切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作品。
这种观点认为，凡是反映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苦闷、彷徨、哀怨、抗争的作品，不论作者性别如何，均可视为女性文学。
反之，如果没有反映女性意识，即使作者是女性，也不可纳入女性文学。
(4)指女作家的所有文本及一切关于女性的文学作品。
我们国家通常采用第一种。
我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五四启蒙运动，提出“个性解放”“民主自由”打破了一部分女性的传统束缚，一批知识女性参与写作，她们努力寻找属于女性的视角、叙述方式和女性话语，标志着现代文学中女性写作的生成，代表作家冰心、庐隐、凌叔华等人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群。
而后的三四十年代又形成了诸如萧红对女性自我放逐心灵历程的诉说，张爱玲对殖民都会与闺阁政治的指涉，以及丁玲的走向民族叙事等既相互区别有可相互参照的多样化女性书写样式和文本形态。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文化冲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在她的小说中，经常探讨文化冲突的问题。
这篇文章将从三个方面探讨张爱玲小说中的文化冲突，分别是个人与家庭、城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
个人与家庭张爱玲的小说中经常探讨个人与家庭之间的矛盾。
在《色，戒》中，王佳芝因为自己对国民政府的仇恨而向日本军统出卖了她的同胞，最终引起了她和母亲的矛盾。
王佳芝的个人意志和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表达了张爱玲对于“个人主义”和“家庭责任”之间的文化冲突的探索。
另一方面，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小说主人公杨乐和萧红两位女性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家庭文化。
杨乐的家庭文化强调资本主义思想和西方现代化观念，而萧红的家庭文化则深受传统中国儒家思想影响。
两个家庭文化的矛盾表现在杨乐试图让李夫人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追求自由、功能化，同时萧红向李夫人表示“有些旧的观念才是保持婚姻合法的关键”。
城市与乡村张爱玲的小说中也探讨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文化冲突。
在《钱钟书、张爱玲一家》中，小说描述了钱钟书和张爱玲在乡村度过的生活，两位知识分子对乡村生活的不适和文化的落差，反映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巨大差异。
此外，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小说描述了碎片化的上海城市生活，城市生活中的不安和困惑。
这种不安和困惑与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有关。
东方与西方张爱玲小说中最常见的文化冲突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矛盾。
在《金锁记》中，小说主人公程心意在与西方人交往中，感受到文化差异的困惑。
西方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使程心意的文化认同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色，戒》中，王佳芝对于西方文化的迷恋和东方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的来说，张爱玲小说中的文化冲突，多是围绕个人和家庭、城市和乡村、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这些矛盾和冲突，既是张爱玲个人文化认同的一部分，也是她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反思和思考，深刻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文化冲突与碰撞。
母爱的异化与反思———以萧红张爱玲笔下的恶母形象为例周宇纯（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作者简介】周宇纯（1997-），女，辽宁朝阳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要】母性光辉是闪耀在华夏大地上的神圣之光，是千百年来缔结的民族情结。
孟母三迁煞费苦心，岳母刺字大义凛然，这些高尚的母亲形象在文化中构建起了经典的母爱主题。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母亲形象在一些作品中被重新定义，母爱给人的温暖逐渐被消解，恶母形象取代了原本神圣的母亲形象，她们作为善的对立者，以母爱的名义给子女或者他人带来伤害。
与和善、温柔的母亲不同，恶母形象中的母亲刻薄、疯狂甚至变态的人物性格，使她们面对人生抉择时会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常常由此造成个人家庭悲剧的同时，也会反射出社会上某种值得探究的原因，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萧红、张爱玲两人的作品为例，从恶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恶母形象类型以及恶母形象产生的根源三方面着手，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恶母形象，进而拓展现代文学中母性话题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恶母形象；人性；母爱【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36（2020）02-0050-04《诗经》有云：“凯风自南，吹彼棘薪。
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1]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作品中对母亲的书写无疑都是正面的，主要书写母爱之伟大、母亲品德之高尚诸如此类。
试观古今中外，时至今日，提到母亲这个话题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依旧是母爱，书写母爱的作品更是不一而足。
“母亲”也同样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话题，成为了众多作家争先书写的对象。
冰心所创“爱的哲学”里，母爱是她眼中亘古不变的存在，它与童真、自然一起，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充满着温暖与真情的爱的世界。
这一观点为现代大众所认同，故而在实际创作中便会增加对于母亲这一话题的正面形象的创作，学者在面对此类形象的研读中也就更偏重于对于母亲正面形象的解读，我们姑且将这一类的形象称之为“慈母”形象，这样一来实则不难看出，现代学者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忽略了“慈母”的对立面———“恶母”的解读与研究。
刹那芳华，落尽萧红电影《萧红》讲述了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女作家萧红凄美的爱情故事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影片完整真实地展现萧红坎坷,短暂而又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程,反映旧时代对女性的残酷压迫,扭曲和主人公对爱情,对新生活的美好追求,重温萧红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操,以及她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创作态度和敢于突破传统文学模式的创作精神. 萧红，原名张廼莹，而萧红是她在写小说《生死场》用的笔名，悄吟也是她的笔名，意为悄悄地吟诵。
萧红父亲张廷举，常年在外，在黑龙江省教育厅做秘书，母亲姜玉兰在她9岁时就病故了。
祖父张维帧丈夫小学教员汪恩甲萧红敢于跟旧的观念对抗，家里老人想的一个办法就是成家把她拴住，她去了哈尔滨眼界就放开了想把她拉回来怎么可能呢1930年去了北平女师大附中读书，她是一个对知识渴求非常大的女性，她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非常大。
她希望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这个被人误解了，她的家乡人以为她是跟着别人跑了，出走带来的风波，父亲被撤职去了调到巴彦县教育局任督学。
汪家让汪恩甲断绝与其来往。
鲁迅先生说，娜拉面前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萧红的父亲是个保守的父亲，他担心萧红受到新思想之后有越轨的行为，败坏他的家风。
他就不让自己的女儿上学。
在那种状态下，在自己不能独立的状态下，她势必要找到一个依靠的男人。
无论她的表兄陆振舜也好，未婚夫汪恩甲也好，她的逃婚其实某种意义上，她并不是要逃这个婚姻，而是要真正找到一个能资助她读书的人，父亲把她带到福昌号，软禁起来。
她终于有了机会，躲在装白菜的车里逃了出去。
没有办法，向汪恩甲求助，希望他能支持她去北平读书。
这时她发现她怀孕了。
萧红对父亲说，家里的任何资助她都不接受，因为她说她已经脱离了这个家庭了。
她经历的人生磨难常人是难以想象的。
她被汪恩甲抛弃在东兴顺旅馆，而且面临快要生产。
她写信给《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裴馨园，老裴就差遣报社同事萧军到旅馆，萧军，原名刘鸿霖，辽宁人。
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文献综述专业：汉语言文学班级：07级2班作者：陈红指导老师：李梅本文主要选取萧红的三部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来展现萧红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形态和困境、女性的生育困难等具体场景，并且从作家自身的经历和当时的社会层面来深入分析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苦难意识根源和潜在的女性抗争意识。
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萧红这一天才作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萧红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主义作家的开启者之一。
本文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苦难意识和潜在的女性抗争意识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并且分析其女性苦难意识和女性抗争意识的根源。
在分析女性苦难意识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时候，主要借助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形象进行阐释；在分析女性苦难意识的根源时，主要从萧红的童年经历和封建男权社会两方面进行阐释；在分析女性抗争意识的时候，主要从萧红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来进行阐释。
在分析女性抗争意识的时候运用到了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如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的“女性写作”。
搜集资料时主要通过学校图书馆和网络期刊，对萧红文集、萧红传记，对萧红小说的一系列研究论文进行搜集。
网络期刊资料库主要选择的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选择“主题”检索项，检索词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进行搜索，共搜索到相关论文的篇目为94篇，对自己的论文有直接参考价值的有5篇，分别是张浩的《苦难的女性悲歌——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赵文阁的《论萧红小说创作中的女权意识》，邓静的《论萧红小说的历史文化意蕴》，何江风的《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陈红丽的《浅谈萧红小说的女性苦难意识》。
根据中国期刊网及网上资料综合来看，从女性视角来研究的文章比较多，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1、比较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选择现当代文学中以女性为小说主要人物形象的作家与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进行比较。
如：《回荡在城市与乡村的悲剧交响——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命运比较》（费水蓉《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07），讲述的是萧红和张爱玲作为20世纪初期的两位女性作家，分别从各自熟悉的乡村和城市视角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在男权主宰的世界，都看到了女性悲惨命运的不争事实，唱出了各自的女性悲歌；《美的化身与死的挣扎——论孙犁、萧红笔下女性形象的差异及根源》（余铮《名作欣赏》2010/17），从女性意识角度来比较孙犁、萧红的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并分析探究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源。
丁玲、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比较[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丁玲和萧红都是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
她们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都以浓郁的女性意识书写女性的命运。
丁玲着重写女性在工作爱情领域的自强，展现她们坚强的一面；萧红侧重写北方女性的血泪生活，表现女性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挣扎，揭示男性对女性的冷漠与迫害。
她们在反映女性生活，表达女性情感方面同中有异，各有千秋。
[关键词]丁玲萧红小说女性意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民族生死存亡大搏斗的时期。
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中国女性。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丁玲、萧红等一批女作家。
丁玲和萧红挥起女性之笔，成为当时女作家群中的佼佼者。
她们的作品在反映女性生活、表达女性情感中，都具有较强的女性意识，但是，由于彼此的生活道路、人生倾向不同，又促使她们的女性书写呈现出不同的色调。
一、丁玲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丁玲大半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
她的探索，是作为一名女性对自己社会角色的敏感，尤其是在爱情和婚姻上，她明显地具有较强的女性意识。
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孤独而真诚，善良而坦率，正直而热情，猖激而倔强，都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著追求的精神，她们都敏感地感应着时代的脉搏，向腐朽的传统思想和陈旧的习惯势力发出叛逆的绝叫，在所处的逆境中进行不懈的探索、挣扎与进取，这是一群叛逆的、坚韧的、刚强的有反抗意识的新女性。
《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一位名叫贞贞的解放区农村少女。
贞贞与磨房小伙计夏大宝相爱，父亲却嫌他贫穷，于是婚姻搁浅。
此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肆意践踏中华民族。
贞贞因为跑到本村的天主教堂躲避日军的扫荡，竟被抓去强迫作了慰安妇。
日本侵略军的兽行，毁了她。
但贞贞是位顽强的女性，她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侵略军那里逃了出来，又因为熟悉环境被派出去工作，直到最后为送情报才逃离魔窟。
透过贞贞的痛苦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蹂躏和利用贞贞身体的，其实不止日军，“我方”何不借其获取情报？正因为“敌”“我”双方都赋予女性身体同等的价值观，贞贞才得以往来两者之间，操作其任务。
历史向前走了,时间却停留在她们的笔下——萧红与张爱玲比
较
刘云兴
【期刊名称】《林区教学》
【年(卷),期】2007(000)003
【摘要】张爱玲和萧红,他们的身世都透着沧桑;他们的性格都写着叛逆;他们的经历都印证着传奇。
【总页数】2页(P42-43)
【作者】刘云兴
【作者单位】大兴安岭职业学院;黑龙江加格达奇165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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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主义之外 ———张爱玲女性意识新探 辛倩儿 ( 汕头大学文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摘 要: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并不具有颠覆父权体制的女性主义内涵。她摒弃一切外在理论的影响, 以纯女性的感性体验和智慧来直面人生本质, 从而书写出一向被遮蔽或否定的女性意识: 男性崇拜和依附心理; 爱慕虚荣和同性倾轧; “真”!“好”世界的对立。对此, 张爱玲秉持理解和认同的叙事态度, 其作品呈现出批判话语的空缺。 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4225(2008)02- 0021- 04 收稿日期: 2007- 07- 02 作者简介: 辛倩儿(1980- ) , 女, 广东汕头人, 汕头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 女性意识虽然缺乏简单明确的定义, 在不同的著作中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或底蕴,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己生命本体的特殊性和本质性的体验、发现和认识, 它必须与女性主体化、私人化的生命体验相联系, 忠实于女性自身对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灵与肉的 感受, 并以女性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表达, 而不是在接受某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基 础上, 以某种规范化了的、固定的女性理论模式来反观自我和规定自我, 并以此去批判他人或社会。从这一点来看,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与整个五四女作家群有很大区别。随着女性生存空间的日益拓展, “女性的觉醒”成为“人的觉醒”这一“五四”新文化思想核心的具体化。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普遍产生先觉者意识, 站在启蒙主义者的立场进行叙述。从正面建构来说, 冰心、苏雪林、凌叔华、林徽因、冯沅君都是爱的哲学的忠诚信奉者, 渴望以爱心温暖人间, 实现“两性和谐”。而庐隐对男权社会使妇女丧失独立人格和社会地位的批判, 丁玲“莎菲式”性苦闷的书写和女性的自强意识, 萧红关于妇女悲惨命运的愤怒言说与不断反抗的努力„„又无不从反面解构了男权视点中的女性神话。但是从文本的内在精神来看, 他们秉承的仍然是男性的启蒙主义立场, 运用的仍然是男性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只有张爱玲摒弃一切 外在理论的影响, 以纯女性的感性体验和智慧来直面人生本质, 从而书写出历来不为人所知,被压抑进女性潜意识深处的女性意识。 一、男性崇拜和依附心理 从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娃开始,女性主义者便一直追求男女双方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平等和思想独立。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 不平等的两性等级制度是被父母、教育 者、书籍和文化构造出来的, 女性从小就指向男人的那种崇拜、顺从、被动的宗教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快乐完全是一种非真实的渴望。[1]324-344但张爱玲却反其道而行之, 指出“男女的知识程度一样高„„女人在男人面前还是会有谦虚,因为那是女性的本质, 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她宁愿放弃独立的权利, 因为“用丈夫的钱, 如果爱他的话, 那却是一种快乐, 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 穿他的衣服。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 第 2 期 SHANTOU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BIMONTHLY) Vol.24.No.2 2008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24 卷 2008 年)那是女人的传统和权利。”(《苏青张爱玲对谈录》) 与张爱玲一样, 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对男性的爱或态度中积淀的也是由男性崇拜而来的种种依附心理, 主动消解或放弃的是女性的自尊、自信、自爱、自强。《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对范柳原的人生依附,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对乔琪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依附, 《小艾》中席五太太、《花凋》中郑太太、《鸿鸾禧》中娄太太对丈夫毫无退路的经济依附、《心经》中小寒对父亲峰仪根深蒂固几至疯狂的情感依附„„都展示出女性强烈的依附意识。张爱玲的小说真切地揭示出: 在这样一种看似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 女性感受到的不是痛苦, 而是陶醉、满足和自我欣赏。“男性崇拜”容易导致“男尊女卑”的思维/心理定势, 被女权主义者视为奴性意识而加以唾弃。然而面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下贱难堪的地位, 张爱玲虽然有不绝如缕的悲剧性感受, 但却没有对现实失望的巨大愤怒, 也没有重构两性秩序的理想热忱, 相反, 她实事求是地指出: “实 际上女人总是低的, 气愤也无用, 人生不是赌气的事。”她甚至赞美日本女人“低卑的美”, 认为其“温厚光致, 有绢画的画意, 低是低的, 低得泰然”。(《罗兰观感》) 在送给胡兰成的照片上, 张爱玲题下谦卑的字句: “见了他, 她变得很低很低, 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 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段文字让当时和后世的读者感到痛心和不解, 但张爱玲从不想矫饰和拔高自己,她只是书写自己真实的女性感受。《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甘心、固执而谦卑地爱着浪子乔琪, 张爱玲这样分析她强烈的爱: “最初, 那当然是因为他的吸引力, 但是后来, 完全是为了他不爱她的缘故„„当然, 他爱她不过是方才一刹那。———可是她自处这么卑下, 她很容易就满足了。”说的是薇龙, 但更像是张爱玲自己。在张爱玲看来, “女人是喜欢被屈服的”(《倾城之恋》), 为了这种“喜欢”, 付出的岂止是尊严的丧失、肉体的疼痛、精神的困窘, 有时候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色戒》中爱国女学生王佳芝试图以色诱人, 暗杀汉奸, 却反而为情所困,身死人手。当她因一念之差放走易主任随后又被他无情杀害时, 她恨虽恨, 却分明更爱他, “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 只是有感情”。因为“无毒不丈夫”, “不是这样的男子汉, 她也不会爱他”。这似乎是可悲的,然而却是女人无可奈何的宿命———“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 念的是男人, 怨的是男人, 永远永远(《有女同车》)。”女性的主体性力量是否能强大到打破男性中心主义这一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在打破这一结构的同时, 女性是否要体验无从立足的虚无并使自我的确认成为一种悬置的渴望? 女性如何把自身揭示为一个自主的、超越的主体的人同时又实现女性的快乐和幸福? 一直以来被女性主义忽略和遮蔽的问题, 张爱玲却提了出来。她表达着她的质疑, 但这不是来源于任何女性主义理论, 而是出于个人敏锐的观察、思考和真切的女性生命体验。 二、爱慕虚荣和同性倾轧 当女性在男性世界中对自身位置产生种种失望和悲剧性感受之后, 往往便会退回到女性群体内部去寻找生命存在的慰藉, 某种真诚平等互相理解的友情。这也就是女性主义者所呼吁的团结一致的“姐妹情谊”。然而, 张爱玲以冷峻的笔调, 写出女性建立在个体虚荣心之上的 彼此之间互相竞争、倾轧的心理, 从而对“姐妹情谊”的乌托邦性质予以揭露。对于女性来说, 肯定和实现自我不是通过对这个世界的超越性的行动; 相反, 是通过不断地沉溺在内在性的满足中。讲究装扮、调情、耍小计谋、排挤同性„„无疑都是走向人生成功的方法, 都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男性的爱, 被更多的女性羡慕和嫉妒。从理论上来说, 这是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虚幻的胜利, 然而在现实中, , 却是潜藏在每一个女性包括女性主义者心底深处的真实愿望。女性爱慕虚荣的心理在张爱玲笔下可谓刻画得入木三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看着姑妈替她买的一壁橱金碧辉煌的衣服, 虽然想到“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 有什么分别”, 但是对未来“改良为娼”的不祥预感并不能克制住她的虚荣心理, 还是“忍不住锁上了房门, 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 并不住安慰自己: “看看也好! ”后来她果然穿着这22辛倩儿 在女性主义之外 第 2 期些衣服在交际场上大出风头, 一步步堕落为“不 是替乔琪弄钱, 就是替梁太太弄人”的高级娼妓, 成为“死世界”中的新鬼。葛薇龙为何对华衣锦饰的引诱如此无法抗拒? 因为对女性来说, 衣服并不仅仅是衣服而已, 它还意味着人生的美好前景: 增加自身的性吸引力, 得到异性的恭维和 赞 美 , 进一步 满足 女 性 永 不 满 足 的 虚 荣心———得到异性的爱„„当然, 女性虚荣心的最高满足形式恐怕还在于能够击败其他同性, 像白流苏, “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 出尽她胸中这一口恶气”。当流苏因抢走妹妹宝络的结婚对象范柳原而遭众人咒骂时, 她不但不生气, 反而“微笑着”。因为“她知道宝络恨虽恨她, 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 肃然起敬。一个女人, 再好些, 得不着异性的爱, 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倾城之恋》)。”张爱玲认为“同行相妒”, “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我看苏青》), 并且在散文《双声》中指出: 女性还有一种奇异的虚荣心理, 即希望自己的丈夫是最好的, 谁都喜欢他, 不然自己也不嫁给他。于是女人会一方面贬损丈夫的其他女人, 一方面又不能接受自己的情敌太差, 结果便是 “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 让自己也喜欢她。“当然, 喜欢了之后, 只有更敌视。”《花凋》中美丽的川嫦因病重而被男友抛弃, 当她见到他新的女朋友并发现其容貌平常时, 除了放心和嗔怪情人没有眼光之外, “最强的感觉是愤懑不平, 因为她爱他, 她认为惟有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方才配得上他”。她不怨恨章云藩的无情无义, 却对余美增的“不够资格”和 “还不知足”感到“又惊又气”, 因为“她心里的云藩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接下来她只能努力去发现情敌的“好处”, 自惭形秽之余更恨她。在张爱玲小说的阅读体验中, 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女性之间终日勾心斗角!互相诋毁!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场景: 曼璐会因妒生恨, 变态到残害自己的亲生妹妹; 七巧会以“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 在女儿未婚夫面前丑化她的形象, 将女儿从“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变为抽鸦片的烟鬼, 会两度不见血地逼死儿媳。然而这种寒冷彻骨的自相残杀其实只不过是女性之间最一般化的敌对情感发展到极致的现象而已。在女性主义者看来, 女性是一个可以团结起来的群体, 她们之间是天然有着爱和温情的,所谓仇恨是后天的, 是男性造成的, 然而在张爱玲笔下我们却看到了女性之间全部历史的绝望处境: 孤独的、纯粹性的存在、无法实现的爱和无法逃避的恨、分离的必然性和注定互相伤害的命运„„。这就是真实: 女性之间并没有什么惺惺相惜的同性情谊, 她们不过是分裂的、彼此对抗的个体, 而这一切并非由于男性的压迫和异化, 而是因为她们的本质。 三、“真”/“好”世界的对立冲突 在和他人的关系中, 女性似乎命定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即使回到女性本体的心理世界, 女性存在的真相也仍然扑朔迷离。有研究者指出,张爱玲小说《封锁》写的是“真”"“好”两个世界的对立。[2]那么, 对于女性来说, “真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无论是像娄太太(《鸿鸾禧》)、芝寿(《金锁记》)、金少奶奶(《创世纪》)、郑夫人(《花凋》)、孟烟鹏(《红玫瑰与白玫瑰》) 等“女结婚员”, 满足于传统宗法父权制所规范的从属身份和价值标准, 终日在贤良、温顺、清白的自我肯定中焦虑、恐惧、缄默、无助; 还是像敢于追求婚恋自由的新式女子密斯范(《五四遗事》)、王娇蕊(《红玫瑰与白玫瑰》), 蔑视传统封建道德, 拥有较为独立的思想、人格, 敢于反抗压迫, 力图改写导致自我与主体性丧失的他者位置„„我们都只能说是“好的”世界, 而不是“真的”世界。女性“真的”世界应该是源于自我生命的纯粹感性体验, 是非理性和反逻辑的, 是独立于外在种种文化、思想、道德之外的。“真的”世界的建构过程, 是女性生命力被不断唤醒、触发、创造的过程。对“真的”世界自觉或非自觉的渴望虽然贯穿着张爱玲作品中每一位女性的心理, 但 “真的”世界是难以进入的。《花凋》中川嫦希望为自 己做体格检查的云藩以男性的态度来看待作为女性的她, 但云藩却以典型的医生态度来看待作为病人的她, 他以“微凉的科学的手指”代替了川嫦“从前一直憧憬的接触”, 使她因失望而痛苦, 不但没有得到安慰, 反而病情日渐加重。23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24 卷 2008 年)“真的”世界即使偶尔存在, 也往往只是昙花一现, 瞬即消失。《封锁》中的吴翠远, 是模范家庭的好女儿和好学生, 年轻的大学英文教师。但她并没有因为得到女性世世代代渴望得到的高等教育和崇高社会地位而自豪快乐。相反, 讲究温文尔雅的良好家庭教育使她备受压抑, 终日从事脑力劳动使她感到空虚、厌倦、远离真实生命的不安„„于是在电车上批改卷子时, 她竟莫名其妙地将“A”批给了一位写得既不合文法又充满猥亵话语的男学生。当她质问自己时,不由得“竟涨红了脸”, 此时吴翠远开始一步步背叛日常的 “好的”世界而体验被层层隔绝的“真的”自己。当素不相识的会计师吕宗桢突然调戏她时, 吴翠远“觉得炽热、快乐”, 她不要他的钱、他的聪明、他的诚实, 而只要他生命中“谁也不稀罕的一部分”———“一个真的人”。正因这个“单纯的男子”对吴翠远的家庭好、教养
萧红有文学才华但做人不及格张耀杰：蒋泥：今天的主题是民国女子的黄金时代，张耀杰先生在《民国红粉》里写到关于民国黄金时代的一些剖析和思考，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首先介绍一下嘉宾：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陈远，资深媒体人、历史学者。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民国红粉》作者。
我是蒋泥。
刘再复先生说，现代小说史上最精彩的四个中篇小说，是萧红的《生死场》、鲁迅的《阿Q正传》、张爱玲的《金锁记》、沈从文的《边城》。
翻译莫言等作家作品的葛浩文教授，专门从美国去到哈尔滨，实地走过萧红生活过的地方。
这些大家对萧红的评价都很高，可见萧红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再研究。
现在先请张耀杰教授谈谈他对萧红的研究。
张耀杰：我在《民国红粉》中写萧红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萧红：情痴作家的错爱人生》，这是一篇历史传记，主要关注的是萧红这个人，而不是她的文学作品。
我觉得萧红这个人除了拥有文学才华和文学地位以外，是没有任何优点的，她在做人方面是不及格的。
作为一位女性，她的人生经历当然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她本身的生命体验非常独特。
萧军当年的小说《烛心》就是写他与萧红的事情，萧军初见萧红的第二天晚上就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这件事对于萧军来说，一方面是有救人的冲动，是一种侠义，但更多的还是一种性冲动。
萧军当时把老婆和女儿赶去老家，已经一个人孤单了几个月。
如果萧红不是一个年轻女性，我觉得萧军肯定不会去拯救她的。
萧红在文学作品中写得最多的，就是她的祖父张维祯对于她毫无节制的隔代溺爱。
张维祯晚年丧子，三个女儿出嫁后也先后去世，于是他将当时12岁的萧红之父张廷举过继到自己名下。
萧红出生时，张维祯已经是62岁的老人，他非常疼爱这个孙女。
张维祯这个人没有东北汉子的那种野性，他是一个滥好人，虽然饱读诗书，但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做，一辈子无所事事。
张家本是呼兰县的豪富之家，现在去萧红故居看一看，那是一个七八千平方米的大院子，张家当初有商号、油坊、烧酒厂、面粉厂等许多产业，都是在张维祯手里给败掉了。
1 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 中国的女性意识觉醒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现代思想启蒙者的姿态，对几千年来备受压迫的中国妇女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以彻底推翻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呼唤两性平等的人格权利为核心，对女性命运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探索，成为中国女性觉醒的精神导师。“五四”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们，从冰心、卢隐到丁玲，共同表达了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抗，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展示了伤痕累累的女性心灵世界，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但她们都把女性的不幸遭遇归咎于男权社会，没有人从女性自身找原因，而萧红与张爱玲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1强烈的女性意识及其成因 萧红和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奇迹，一个生活在闭塞的东北小镇，一个成长于繁华的十里洋场，她们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对女性命运和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思考，忠实地记录了旧中国不同层次的女性生存状态，塑造了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虽然地域文化和民俗氛围不同，但她们的创作却有相似之处，即强烈的女性意识。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从形成来看，主要源于不幸的童年经历和成年后的情感悲剧。 1.1萧红的成长历程及对其女性意识的影响 萧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里，父亲仅仅因为萧红是女孩便轻视和无视她，母亲也重男轻女，而且还看不惯公公对女孩子的宠爱，萧红是在父母的冷漠寡爱中度过童年生活的。“女孩”作为一种原罪标志注定了萧红在家庭中的命运，她最早也最敏感地意识到了女性所面临的命运，感觉到世界对于女性的种种歧视与冷酷，这种感觉深深的伤害了她那颗稚嫩而敏感的心灵，给她留下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成年后的萧红在学校中接受了新思想，向往民主和自由，但封建专制的父亲为了仕途强行将她嫁入一户有钱人家。萧红从小就目睹了包办婚姻的悲剧，所以不顾一切摆脱了旧式家庭的束缚，走上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新女性的人生道路。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之下，知识女性主动摆脱旧家庭，追求自主的爱情婚姻已经不是稀奇的事了，但是当时中国男权专制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 2
变。萧红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她自幼缺少家庭温暖，因此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爱情上，对爱情的追求强烈而执着。可是她的爱情道路却极其坎坷，在身怀六甲时，萧红被同居人汪恩甲遗弃在旅馆，被萧军营救后，还要忍受萧军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和用情不专的士大夫习气，与萧军分手后，她又把感情寄托在端木蕻良身上，遗憾的是端木蕻良是一个胆小自私的人，萧红又一次陷入了感情的困境中。萧红一生追求爱情却连连落空，最后于贫病交加中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作为一个追求爱情完美、婚姻自主的叛逆者，她一生都在追求、奋斗、挣扎，可又一次次地陷入男权中心的桎梏中，以致她在临终时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作为一个反抗男权专制社会的新女性，萧红饱尝爱情失败的痛苦，这些痛苦的积淀催生了她极端的女性意识。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萧红饱尝了婚姻的不幸，但是她非但没有把创作视角仅仅滞留在对情感不幸的诠释中，反而使自己的创作从不幸中升华开来，将笔触伸向了下层妇女。对女性在男权专制下的不幸命运的思考，对于女性的宽容和理解，对于男权专制的抗议，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萧红独特的女性意识的起点。
1.2张爱玲的成长历程及对其女性意识的影响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已经没落的封建贵族世家，她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过着一种堕落、腐朽与时代脱节的生活。她的母亲是具有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女性，思想差异使他们在张爱玲十一岁时离了婚，母亲背负着对父亲的失望远赴欧洲，父亲不久又再婚。由于与继母发生口角，张爱玲被父亲毒打，“我父亲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着我，拳足相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着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此后，她又被父亲囚禁半年之久，重病在身，而父亲竟坐视不管，张爱玲几乎丧命。童年的张爱玲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无助和人与人之间冰冷的隔阂。在一篇散文中，张爱玲写她小时候去看电影，电影散场了在门口等家里的车，下着雨，别的人坐在车里看着她，她也看着他们。这样一种彻骨冰冷的孤独感觉是张爱玲童年最刻骨铭心的体验，以致她一生都没能走得出去。后来，张爱玲在 3
佣人的帮助下从父亲家逃到了母亲家，从此开始了一生的飘零。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有母亲物质上的资助，但在情感上，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家园。由于母亲的经济状况不好，张爱玲很惭愧自己拖累母亲，在《私语》中她说：“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恐的未成年的人，„„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如果说童年时孤独冰冷的人生体验只是在一个模糊的轮廓上打了一个不甚清晰的底影的话，那么少女时代依附母亲的困境和无助，则为这种体验浓浓上了色。 与萧红一样，张爱玲在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上也走了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张爱玲一生有过两次婚姻。胡兰成是张爱玲的初恋，当时她只有二十三岁，可胡兰成却已经三十八岁，而且还是有妇之夫。尽管胡兰成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汉奸,可是张爱玲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张爱玲的婚姻仪式更是与新式、旧式都不同，除了一张纸写着“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炎樱为媒证之外，什么都没有。她看重的是爱情本身而不是形式。可是张爱玲所托非人，胡兰成在婚后不到一年时间又与两个女人好上，并离她而去。后来，张爱玲远赴美国，幸遇赖雅，结为夫妇，但她的幸福很快又随赖雅的去世而葬送。此后，张爱玲一直一个人寂寞孤独地生活在大洋彼岸。儿时的不幸经历，孤独的生存境遇，感情的背离不契都深刻影响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使她作品充满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张爱玲擅长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本质，揭示女性深层心理，表现了女性在寻找自我归宿与物质生存中的苦苦挣扎。 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都觉醒于童年时代。萧红在回忆童年的作品《呼兰河传》中，讲到娘娘庙的塑像的时候，表述了她独特的女性体验：“塑泥像的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乱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气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这段议论不无偏激，但一语道破了男尊女卑的历史原因，表达了萧红广泛的社会批判意 4
识。她意识到了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以及这种文化模式对女性应享有的生命权利的剥夺。她发掘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自有文明以来，男性一直左右历史，女性意识一直是被压抑的。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子的形象是由男人来塑造的，她的理想标准也是由男人为了便于自己统治的需要而赋予的。她们是欲望的对象，是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总之，是除了她们自己之外的一切。中国妇女绵延数千年的悲惨处境，就在于女人没有独立生存意义和价值，广大妇女牺牲于代表着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性之下。 在十六岁写的短篇小说《霸王别姬》中，张爱玲将自己清醒的女性意识关注到虞姬身上，彻底否定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传统观念，将“霸王别姬”写成了“姬别霸王”。张爱玲改写了传统文学写滥了的英雄美人模式，变成太阳和月亮的象征模式。虞姬想，如果项王是那炽热的喷出耀眼火焰的太阳，那么她便是承受着反射他的光和热的月亮。当项王垓下突围前在帐中熟睡，虞姬深夜沉思，她怀疑自己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想到项王无论成功与否，她都仅仅是他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音。在这里，张爱玲赋予传统的女性虞姬以现代女性思想。这里思维和感知的主体不再是项王而是虞姬，行为与话语的主体也是虞姬。虞姬作为一个被奴役的女人，对自己“为了项王而活着”并因为他的富贵而富贵的人生价值的反思和否定。很明显，虞姬不愿意继续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要告别这个男权世界对她的奴役。《霸王别姬》标志了女性主体虞姬的觉醒，她发现了自己存在的可怕真相：毫无意义和价值。对于女性的她来说，自我是一个荒诞的存在。她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在世上，而是以男人“玩物”身份存在。这个身份对于女性意识已经苏醒的虞姬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她清楚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末路英雄，而是一个强大的男权世界。即使她能够逃脱项王的控制，她同样也会落到别的男人手中。虞姬不愿意再做只能反射太阳光的月亮，因为无论是得到阳光普照的满月还是失去太阳宠幸的蚀月，她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和价值都是被男性中心的社会所剥夺和遮盖了的。于是，虞姬决定自己做主选择自己的归宿。她选择在项王突围前拔刀自刎。虞姬的自刎是悲壮的，神圣的，她破坏了传统文学中虞姬美丽温顺的形象，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宣战。她以结束生命，放弃生存的权利来反抗男性控制下的女性虚无的生存状态。 5
2女性观照同中有异 在创作中，萧红和张爱玲都是以纯女性的目光关注着女性，让女性成为文中的观察主体与思维主体。她们的小说，无论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用第三人称的表述方式，都是以女性的视角去观察、评判的，都是由女性身份的讲述人在讲述，女性在话语中都占据了主体地位。但是，在书写对象和关照视角上，二者又体现出明显的不同。 2.1萧红关注揭示女性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 萧红笔下的女性多是生活在封建礼教、父权等多重压迫之下的农村妇女，她们的需要是微薄的，穿衣吃饭、结婚生子构成了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求生存的劳动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它扼杀了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欲望。出于一种强烈的性别意识，萧红对女性的描写大多是通过身体表现，不论是生育、被殴打还是自尽都与流血、伤残、贫病、变形、死亡相关联，女性的身体特质是萧红描写的重点。在这些痛苦中，作者又特别重视对女性生育痛苦的描写，她以自己深切的感受，写出了她那一份不同于男性的深长而痛楚的女性生命体验。在中国的北方农村，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历史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情感需求上得不到最基本的满足，就连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和分娩也遭到男性无情的忽视甚至憎恶。《生死场》的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作者作了这样的描写：产妇“光着身子，像一条鱼似的”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男人撞进来不但没有安慰，还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产妇，每次遇到妻子生产，男人就醉酒撒野；他不仅命令在苦痛中挣扎的产妇拿这拿那，还用水泼向产妇,“大肚子的女人，仍涨著肚皮，带著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著她的男人”；“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如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在这一章的末尾，以窗内“麻面婆的孩子已在炕上哭着，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 作结。在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的生产交替出现，人的生命活动降低到动物般的本能活动，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她们除了必须忍受生育之痛，还要承受丈夫的指责甚至于打骂。女性的生育本来是伟大的创造和痛苦的牺牲，可是萧红的小说将这一创造降低到与动物的自然繁殖一样盲目而泛滥。男人的傲慢、自私和性别歧视使女人成为一个无自我意识的传宗接代的工具。与男性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