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西方越轨社会学

论文关键词 西方越轨社会学/犯罪/社会控制/冲突学派,论文来源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论文单位 ,点击次数 803,论文页数 77～83页2002年2002月论文网

/paper_60324841/ 西方越轨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开创阶段、以默顿为代表的正统越轨社会学阶段和以标签学派的代表的新越轨社会学阶段，研究对象也从违规行为转变为社会定义和标签。依据研究对象、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可以将西方越轨社会学划分为结构功能、社会解组、亚文化群、社会控制、标签、日常生活方法、冲突等七大流派。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中上阶级违规问题、单位违规问题、跨学派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等将成为重要研究领域，而社会控制学派和冲突学派将上升为主导学派。

越轨是既古老又现代的社会问题。社会学中所谓的越轨，简单地说，包括违反法律、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社会习俗的所有行为。对越轨现象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社会学研究开始于西方国家。首先是一些西欧国家，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而美国后来居上，成为当代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的大本营。我国由于社会学恢复的时间还不长，越轨社会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1]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概括西方越轨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评价现代西方越轨社会学的几个基本流派，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越轨社会学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为我国的越轨社会学研究提供借鉴。

一、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的三个主要历史阶段

关于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目前流行两种二分法。国外（主要是美国）流行的二分法以20世纪60年代为分水岭，将其划分为正统阶段和新越轨社会学阶段。[2]国内流行的二分法，以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为分水岭，将其划分为古典阶段和现代阶段。[3]本文综合这两种划分法，将整个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划分为三个主要历史阶段，即：以迪尔凯姆(E.Durkheim)为代表的开创阶段，以默顿(R.K.Merton)为代表的正统越轨社会学阶段，以莱默特(E.M.Lemert)、西考尔(A.V.Cicourel)和昆内(R.Quinney)等为代表的新越轨社会学阶段。<（一）西方越轨社会学的开创阶段

西方越轨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末的西欧。比利时的凯特莱(L.A.Quetelet)、意大利的菲利(E.Ferri)和法国的迪尔凯姆是西方越轨社会学开创阶段的三个主要代表。凯特莱是犯罪统计学的鼻祖，菲利是第一个使用“犯罪社会学”术语的人。[4]然而，西方越轨社会学真正的奠基者是迪尔凯姆。迪尔凯姆主要活跃于19世纪末的法国，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系统地阐述了越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而他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又树立了一个成功研究越轨问题的典范。他在名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年）中提出社会学方法的实质是用社会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社会现象的确切原因应该从那些以往的社会现象中去寻找，而不能从那些个人意识状态中去控掘。”[5](P88)迪尔凯姆在《自杀论》（1897年）中，实践了这一方法论准则，把所要研究的对象确定为社会中自杀率的变化而不是自杀的个别案例，接着用社会整合的水平来解释自杀率的变化。[6]根据他的理论，“社会对个人的影响过强或不足时，自杀的危险就增加了。”[7](P553)今天看来，迪尔凯姆对自杀的研究是否正确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用社会变量来解释另一个社会变量这一研究方法奠定了西方越轨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它使西方越轨研究从过去主要关注生理和心理因素，转向更多地关注社会因素。因此，迪尔凯姆《自杀论》的出版应该视为西方越轨社会学诞生的历史性标志。不仅如此，迪尔凯姆的《自杀论》还影响到20世纪许多越轨行为社会学流派的形成。在20世纪，“许多越轨行为社会学流派的建立，不是迪尔凯姆观点和见解的进一步完善，就是他这种观点和见解的反响。”[8](P56)

20世纪是西方越轨社会学空前发展的一个世纪。如果说西方越轨社会学在19世纪末是迪尔凯姆一枝独秀，那么20世纪则是百花齐放，其中，美国成为越轨社会学研究的大本营。整个20世纪的西方越轨社会学又以60年代为分水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二）正统越轨社会学阶段

20世纪的前60年，西方越轨社会学诞生了结构功能派(Structural/Functional Perspective)、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Chicago/Disorganization Perspective)、亚文化群学派(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Perspective)和社会控制学派(Social Control Perspective)。其中结构功能派和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在很大的意义上是迪尔凯姆越轨理论的延伸。“默顿关于越轨行为的颇有影响的结构理论显然意在发展迪尔凯姆的早期论断。”[8](P56)默顿用一个社会结构功能失调的程度来解释越轨率的变化，并用社会结构功能失调引起的目标与手段的差距作为他的越轨行为类型说的基础。而迪尔凯姆自杀类型说的基础则是社会整合程度。显然，默顿的越轨行为类型说不但受到迪尔凯姆自杀类型说方法上的影响，而且是对其基本观点的继承。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也受迪尔凯姆的影响，把现代社会越轨行为的增加归结为宏观的原因，即快速的工业化和都市化。他们都认为欧美社会快速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减弱了社会控制，从而导致越轨行为的增加。

60年代以前的各越轨社会学流派都假设存在着稳定和一致的规范，这种规范被作为标准来判别越轨行为。而当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人们的规范发生冲突时，力量强大的群体的规范就会作为判定行为的标准。甚至亚文化群学派的学者也假设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并且把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人们如何被越轨亚文化同化的过程上。建立在上述基本假设的基础上，60年代以前的传统越轨社会学把越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违规行为。

（三）新越轨社会学阶段

从60年代开始，很多越轨社会学家开始强调社会规范的变化性和矛盾性，从而开始质疑传统越轨社会学关于社会规范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基本假设，并进而怀疑建立在这一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各种传统越轨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因为，如果缺少一个稳定和清晰的判别行为的坐标的话，那么，定义和研究违规就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存在问题的。所以，“从60年代开始，许多社会学家开始把越轨定义为某些人们和团体用来描述他人行为的一种社会定义，并开始把越轨社会学的对象定义为研究这些社会定义”。[2](P220)从把越轨作为一种违规行为来研究到把越轨作为一种社会定义和标签来研究，表明西方越轨社会学已从默顿式的传统阶段，迈入了新越轨社会学阶段。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个新学派的崛起。这三个新学派是标签学派(Labeling Perspective)、日常生活方法学派(Ethnomethodology Perspective)、和冲突学派(ConflictPerspective)。[2]

统治越轨社会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结构功能学派和同一时期的其他三个学派，在过去的30年里有着不同的命运。结构功能学派在经历了克劳伍德(R.A.Cloward)、奥林(L.E.Ohlin)和艾里克森(K.T.Erikson)等人的理论扩充后，70年代以来，基本上没有新的发展，其主导地位也受到了挑战。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则衰落得更早。而亚文化群学派和社会控制学派在进入70年代以后，仍依然有突破性的发展。亚文化群学派的代表萨瑟兰(E.Sutherland)于70年代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他的理论。社会控制学派中的威慑理论在70年代后迅速发展，使社会控制学派成为四个较老学派中唯一一个可以与60年代后产生的三个新学派争雄的学派。主要形成于60年代和60年代以前的四个较老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社会解组学派、亚文化群学派和社会控制学派）和主要形成于60年代后的三个新学派（标签学派、日常生活方法学派和冲突学派）一起构成了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中的七大学派。（注：西方越轨社会学究竟发展出了多少个学派，国内外学者观点有分歧。[9]本文对美国著名越轨社会学家李斯卡的六分法进行了修改，将西方越轨社会学划分为七个流派。）

二、现代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的七大学派

结构功能学派。结构功能学派最显著的特点是把社会视为一个整合和有序的系统，从而假设社会中存在着高度统一的价值观和非常一致的目标，而社会结构则实现和维持这些价值和目标。在这样一种基本假设之下，结构功能主义者就有充分的理由把越轨定义为违规，即对社会公认规范的违反。结构功能主义者对越轨的研究集中在三个问题上：(1)越轨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越轨行为产生的宏观原因；他们把社会秩序的互解，特别是社会结构功能的失调作为越轨产生的原因。[10](2)越轨行为的类型。默顿从人们解决目标与手段的差距的方式出发，划分了革新、反叛、形式主义和退却主义四种越轨行为类型。[10](3)越轨行为的社会功能。这一方面的工作是由艾里克森系统地完成的。[2]结构功能学派的旗手是默顿。默顿的越轨理论统治西方越轨社会学的时期也正是整个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如日中天的时候。这一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包括亨律(A.F.Henry)、肖特(J.F.Short)、克劳伍德、奥林和艾里克森等。[2]

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

社会解组学派又叫区位学派。它是20世纪最早诞生的一个越轨社会学流派。这一学派假设越轨是社会控制弱化的结果，他们研究了产生城市社会解组和社会控制弱化的区位条件，如竞争、人口流动和移民等，分析了这些区位条件产生的宏观原因，即大规模的和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2]其早期主要代表是沃斯(L.Wirth)、弗雷齐尔(F.E.Frazier)、肖(C.R.Shaw)和麦凯(H.D.Mckay)，后期代表是兰德(nder)。[11]

亚文化群学派。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发展亚文化群的概念以图取代城市解组概念。这些学者认为都市社区存在着各种不同甚至冲突的文化，并重点研究了越轨行为产生的社会心理过程。他们指出越轨行为是学习得来的，学习过程主要包括对越轨态度和越轨技术的学习。亚文化群学派的主要代表是萨瑟兰。[12]这一理论的早期代表还包括塞林(T.Sellin)，后期代表则包括格拉瑟(D.Glaser)、丁勒时(S.Dinitz)、鲍吉斯(R.L.Burgess)和艾可(R.L.Akers)等。这些人或试图修改或发展萨瑟兰的理论。[2]

社会控制学派。“社会控制”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迪尔凯姆和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早期代表的著作中。20世纪中叶，一些越轨社会学家对越轨亚文化的存在和研究越轨亚文化的价值以及默顿越轨理论的解释力提出质疑。这些学者继承了早期芝加哥社会解组理论关于越轨是社会控制弱化的结果的观点，发展出了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假定是社会控制阻遏了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发生。这一学派内部又分为中和化派(Neutralization theory)、威慑派(Deterrence theory)和综合派。中和化派着重于对内在控制的研究[3]，主要代表是马查(D.Matza)和塞克斯(G.M.Sykes)。威慑学派则完全忽略了人们的内在控制，只强调外在控制，只强调惩罚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特别是由国家执行的惩罚。因此，威慑派主要研究违法，而不一般地研究违规；其主要代表是吉伯斯。[13]综合派重视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的结合，主要代表是赫希(T.Hirschi)和瑞克勒斯(W.C.Reckless)。[14]目前，这三个亚学派以威慑派的影响最为巨大。威慑派把人假定为合理化动物，而犯罪是人们合理地计算违法的代价与收益的结果。威慑派由此推论，犯罪的代价越高，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