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上）（之一）刑法学是一门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科学。
中华法系素有重刑轻民、刑法泛化和重刑主义的法律文化传统。
发达的刑律制度和律学研究孵化了丰富的刑法思想。
但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在中国出现却是二十世纪初期以后的事情。
回首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脉络，我们大体上将其界定为清末的开端时期、民国的初创时期、50年代的转型时期和80年代以后的发展时期。
本世纪初期，在列强的压迫下，清政府开始了全面的改制和修律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以翻译日本刑法为开端，引进、移植了西方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传统的刑律学研究开始向近现代刑法学转变，现代刑法学的进程由此开端；民国时期，进一步介绍、引进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说，以大陆法系刑法学说为蓝本的中国现代刑法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50年代，随着苏联刑法学理论的大量输入，中国刑法学由仿制德、日到学步苏联，中国刑法学由此脱离了大陆法系刑法学的窠臼，而转型为社会主义刑法学。
60年代至70年代末，随着法制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蔓延，社会主义法制遭受严重破坏，中国的刑法学研究渐趋停滞，以至被迫完全中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1979年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颁布实施，中国的刑事法制建设和刑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鼎盛时期。
80年代至90年代，国家的刑事立法进一步完善，刑事司法进一步加强，刑法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围绕刑法典全面修订而展开的气势恢弘并且具有相当深度的理论争鸣和立法研讨，使刑法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刑法学即将走完其历经曲折和磨难的100年，迎来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新的世纪。
值此新旧纪元的交替之际，打破刑法学史研究的传统分期，将20世纪中国刑法学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发展历史连成一体，回顾百年来中国刑法学发展的坎坷历程，检讨本世纪中国刑事法变革和刑法学进化的利弊得失，展望下个世纪中国刑法学的理论走向和发展轨迹，对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中国刑法学是十分有意义的。
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良法与良吏姓名：杨沛川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法学理论指导教师：许明月20050501摘要通过良好的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在现代文明国家已经获得普遍的认同并被付诸实践。
良法作为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在法治化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对良法的思考开始于古希腊时代，在其后的岁月里，良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形成了不同的良法理论。
这在自然法学派的理论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当然，其他中外思想家对良法的思考也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良法并没有因为众多的思考而获得一个普遍的标准和界定。
这一点主要根源于良法本身的相对性，良法并不是绝对的，它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时空之下。
我们对于良法的认识也只能是局部的和相对的，但出于论述的需要，我们对良法做了一个描述性的界定：良法是相对于一定的时空在价值、规范、体制及程序上都作出了合理安排的法律。
良法对法治的奠基性作用已经被认同，但是有了良法并不意味着法治的实现。
法治的实现依赖良法得到了良好的遵从和实施，但这种遵从和实施并不是良法自身就能完成的，它又依赖社会主体的能动参与。
在现实社会里，我们的良法运行效果总是差强人意，良法经常处于一种困境。
一方面，良法未能获得普遍的遵守；另一方面，良法在实施中经常受到执法者的扭曲和利用，良法成了法律实施者手中牟利的工具。
这是良法遭遇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法治化初期体现得尤为明显。
良法的实现需要各种社会制度的有机配合，尤其是良吏培育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良法呼唤良吏的出现和培育，良法需要良吏的遵从和实施。
良法能否摆脱尴尬依赖于我们的执法者能否崇法、知法、守法和护法，而能否崇法、知法、守法和护法也是我们界定良吏的客观标准。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良法和良吏的关系总是出现缺位和错位的状态。
我们的良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我们良法的需要。
因此，加强良吏培育是我们良法制度的需要，也是那些处于法治化初期的国家容易忽视但至关重要的任务。
然而，良吏的培育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刑法的启蒙读后感-读后感大全本书是陈兴良教授撰写的西方人物志，以在西方刑法学历史上曾经做出重大贡献的十位刑法思想家为单元，勾画出近代西方刑法思想和刑法理论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
在这十位刑法思想家中，既有康德、黑格尔、边沁这样以哲学思想著称的学者，他们对刑法的独特论述值得关注；又有孟德斯鸠、贝卡利亚、费尔巴哈这样对刑法学科的形成具有创始贡献的学者，他们对刑法基本理念之形成功不可没；同时还有龙勃罗梭、菲利、加罗法洛、李斯特这样对于刑法学派的形成具有开拓功勋的学者，他们对拓展刑法学术视野居功至伟。
最后，笔者将下文叙述中选取几位印象较为深刻的刑法学家进行解读。
孟德斯鸠的标签是“探寻法意”。
他从政体形式出发，分析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包括刑法制度。
而他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明确将自由作为刑法的根基，使得刑法第一次从血腥中解放出来，成为保障自由的工具。
此外，他把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犯罪的载体并提出“罪与刑之间的适当比例”的命题对于排除主观归罪和建立罪行相当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贝卡里亚的标签是“建构公理”。
他总结了一些有益的普遍真理，这些真理中包含着我们称之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也即罪刑法定主义、罪行均衡原则和刑罚人道主义，而现代民主国家包括我国的刑法中无不体现着这些原则。
在犯罪层面，他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除此之外，犯罪还应具备违法性，这就从形式和实质层面点明了犯罪的特征。
在刑罚层面，他的突出贡献在于首倡刑罚目的的功利观，提出双面预防的理论以及主张刑罚宽和化和废除死刑，毫无疑问，这些前瞻性的主张对于当今司法改革大有裨益。
康德的标签是“弘扬道义”。
顾名思义，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道义报应论和等量报应论上。
首先，他提出的报应不同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和同态复仇，而是把赎罪和赔偿等交换意义上的等价作为复仇的标准，从而实现由量到质的转变。
其次，他提出的道义报应主义刑罚哲学否定了神意报应主义，认为人是现实上创造的最终目的，以尊重人作为目的价值，并由此提出经典论述“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也即只有在一个人犯了罪的情况下才能加刑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