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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征收拆迁服务中的公共利益与社会效益随着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房屋征收拆迁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本文将探讨房屋征收拆迁服务中的公共利益与社会效益，并分析其对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首先，房屋征收拆迁服务中的公共利益体现在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当城市需要进行城市更新、交通拓展、公共设施建设等项目时，征收拆迁成为必要的手段。
通过征收拆迁，可以为城市规划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改善城市交通、环境和基础设施状况，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公共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使城市更加宜居宜业。
其次，房屋征收拆迁服务对社会效益的贡献在于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征收拆迁过程中，除了为公共利益服务外，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例如，征收拆迁后的土地可以用于商业、住宅和办公等用途，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同时，拆迁服务过程中涉及的工程建设、物流运输及相关配套设施等，为城市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助于降低城市的失业率，改善居民的就业状况。
此外，房屋征收拆迁服务还对社会效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社会环境。
在征收拆迁后，新建的住宅小区或商业区往往提供更现代化、更舒适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拆迁服务也促使了城市的绿化和环保工作，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
同时，征收拆迁服务还提升了社区服务设施、教育资源和医疗条件，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保障。
然而，要真正实现房屋征收拆迁服务中的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仍然需要解决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政府在征收拆迁过程中需要充分尊重居民的权益，确保公平合理的补偿和安置政策，避免因征收拆迁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
其次，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确保征收拆迁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此外，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提高社会对征收拆迁工作的认可度和参与度，推动征收拆迁服务的顺利进行。
总之，房屋征收拆迁服务中的公共利益与社会效益对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影响是巨大而重要的。
浅谈房屋拆迁中的法律问题作者：申尉来源：《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2年第33期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关于房屋拆迁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拆迁这个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有些由于没有妥善处理，使得矛盾激化，从而影响了社会发展及稳定。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房屋拆迁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更好的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拆迁补偿法律对策中图分类号：TU113.5+4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随着我国城市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和城市周边农村集体土地的大量被征用，房屋拆迁数量也不断增加。
然而，由于拆迁所引发的各类案件也随之增加，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暴力强拆事件层出不穷。
面对那些血腥拆迁的报道，我们不由得深思：我们作为权利人只能这样捍卫自己的权益吗，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一、我国房屋拆迁现状我国法律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即土地所有权实行的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两种形式，因此当前我国房屋拆迁分为城市房屋拆迁和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
城市房屋拆迁规范性文件法律层次最高的是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该条例对涉及到的城市房屋拆迁的拆迁管理和安置补偿等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而其他一些部委的规章，如：《城市房屋拆迁规程》、《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等，这些规章中对如何具体实施城市房屋拆迁作了规范说明。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涉及征地补偿问题，却没有对农民房屋等私有财产的补偿做出具体规定。
正是由于当前关于拆迁法律规范的匮乏，导致房屋拆迁工作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盲目扩大拆迁规模；有些城市拆迁补偿和安置措施没有落实好，人为降低补偿安置标准；有的甚至滥用行政权力，违法强制拆迁……因此当前拆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必然会引起更多严重事故，威胁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当前房屋征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对策作者：周夏琴来源：《中国经贸》2011年第16期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房屋征收量也迅速递增。
大规模房屋征收工作的开展，一方面使城市综合功能不断提升，群众充分享受到了城市化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由于资源要素得不到保障、政策平衡难、历史遗留问题多、群众期望值高等原因，使房屋征收工作推进困难，如不正视并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将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并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本文通过粗浅分析，梳理了当前房屋征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肤浅的建议意见。
一、主要问题1.资源要素得不到保障，项目启动、推进困难安置房建设滞后于征收工作需要。
一是建设进度滞后。
拆迁计划量大、时间紧，而安置房建设则由于建设用地、资金等要素到位滞后，由此影响拆迁项目的推进和计划的如期完成。
二是区位不合理。
许多安置房区位差，远离市中心，生活成本激增，群众不满意。
三是户型设计不合理。
没有统一的户型规格，中小户型缺少，各类安置户型面积跳档过大，使被征收人难以在政策和经济承受能力范围内选择。
四是建设机制不完善。
首先非住宅安置房和安置土地缺乏。
许多项目无法预先安排好安置土地及商业安置房，尤其是小面积安置土地落实难度更大，操作中一般通过货币补偿方式解决，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被征收人的选择权，也不利于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同时，一旦被征收人提出调产安置的要求也往往使工作难以推进。
而被征收人也充分利用这种情况，提出调产安置要求，以期获得更多利益。
同时，安置土地和商业安置用房的缺乏也往往使裁决不能及时有效跟进，征收项目扫尾工作难以如期完成。
其次是融资难度大。
大量房屋征收项目的实施，使资金需求量急剧增加，但与此同时，信贷融资政策却越来越紧，项目资金难以及时到位，致使征收项目不能按计划启动和完成。
实际工作中，项目实施单位为此不得以采取垫资的办法解决，若资金链不能很好衔接，在影响项目进度的同时也易挫伤项目实施单位的工作积极性。
房屋损害赔偿纠纷反面典型案例剖析材料在现实生活中，房屋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和拆迁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房屋破坏或损坏给当事人带来了经济和生活上的损失。
为了更好地解决此类纠纷，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些反面典型案例，深入探讨诉讼主体的责任、赔偿标准和解决途径。
以下是一些典型案例材料：1. 李某拆迁房损坏赔偿案李某位于某市区的老旧小区进行了拆迁安置，可是工程施工人员在进行拆迁作业时，因疏忽大意导致拆迁房屋结构受损，给李某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通过此案例的审理，法院判决工程施工方赔偿李某全部经济损失，并要求其对房屋进行修复。
这一案例反映了施工方在拆迁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规定操作，否则将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张某邻居装修引发房屋损坏案张某的邻居小李进行了装修，因未能妥善保护共墙结构，导致张某的房屋墙面出现开裂现象，经测算，修复费用将达到数万元。
在此案例中，法院判决小李承担全部修复费用，并要求其进行整改，确保装修不再对邻居产生影响。
此案例表明在进行房屋装修时，邻里关系需要更加谨慎，确保不对他人造成损害。
3. 甲公司施工导致居民楼结构不稳案甲公司在进行新居民楼建设时，因未按照规范操作，导致楼房结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居民楼住户发现后立即向法院提起诉讼。
经过仔细审理和鉴定，法院判决甲公司对楼房结构进行全面整改，并赔偿受损住户一定金额的经济损失。
这一案例表明，建筑公司在进行施工时需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确保房屋结构的稳定和安全。
4. 拆迁安置房屋赔偿标准不合理案某市进行了旧城改造，为安置被拆迁的居民，政府给予了一定标准的赔偿并提供新居住安置。
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发现政府给予的赔偿标准不合理，不能满足被拆迁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经过法院审理，判决政府对被拆迁居民进行额外的赔偿，并提供更加合理的安置方案。
这一案例反映了在拆迁安置过程中，政府需要更加合理地制定赔偿标准，以保障被拆迁居民的合法权益。
不规范政府拆迁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及社会结果分析摘要：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房屋拆迁中损害居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此，引起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群体上访急剧上升，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产生着腐败、削弱政府治理能力等问题。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关的法律和政策存在不完善，政府角色定位存在很大的困惑，市场经济本身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加上政府在发展面前存在着自身利益的考虑等。
这些因素的存在使房屋拆迁中的不规范政府行为备受指责。
关键词：不规范政府拆迁原因社会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加快。
一个国家城市化的程度与速度是衡量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重要的经济利益。
要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而城市开发过程的拆迁工作包括开发、补偿与安置三个方面，它是城市开发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关系到城市开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改造力度的加大，中国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力度也在加大，中国城市房屋拆迁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城市房屋拆迁数量急剧增加，由此引发的拆迁矛盾纠纷也不断增多，因拆迁引导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急剧上升，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拆迁是一种市场行为，是市场主体各方﹙开发商与拆迁户﹚根据市场规则而进行的交易关系，由市场主体各方通过市场进行的利益博弈，政府在其中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市场规则、执行规则，并裁决纠纷，而不是作为一个市场主体直接进入拆迁过程中，政府在拆迁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不仅是作为市场的监管者、规则的制定者、矛盾的解决者，同时又是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者，作为一个市场主体直接参与拆迁过程中来，参与市场博弈中。
这两个角色合二为一，互相支撑，使其在拆迁过程中既表现为裁判员又表现为运动员，因而，中国的拆迁工作不仅是一种市场行为同时又一种政府行为，由此导致一些政府官员为了私利，而产生一些不规范的政府拆迁行为，影响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信力，损害了拆迁户的合法权利和权益。
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法经济分析《人民论坛》（2013年第29期）邓张伟【摘要】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已成为最具争议的社会热点之一。
依法妥善地解决城市房屋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既是广大民众的合理司法诉求，也是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法律工作者的使命。
拆迁矛盾具有不可忽视的制度因素和经济原因，通过法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进行分析，对于化解拆迁矛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拆迁交易成本法经济分析目前的一些合乎法律效果的拆迁案件，社会效果往往很差，这已成为法律人的共同困惑。
对此，如果仍试图单纯以现有法律去解释分析，恐怕会成为一种自我证明和循环论证。
但如果将拆迁过程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将拆迁相关制度作为一种选择激励进行讨论，以经济分析方法进行衡量，相信会对拆迁问题的认识和化解有所助益。
财富创造后的利益分配：拆迁矛盾成因分析城市房屋拆迁是发展地方经济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过程。
拆迁往往涉及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此都有极大的热情；而分配并不直接关系社会财富的增加，仅是交易剩余在政府、开发商和被拆迁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而且会产生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高于交易收益时，交易就无法进行。
当前，我国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拆迁过程中往往通过忽视私有产权的法律地位，弱化私有权人的谈判能力，甚至直接在制度安排上倾向于将土地资源配置给经济效率较高的开发商，节约了大量的交易费用，并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
因此，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机场数量由78个，提高到158个（不含香港和澳门），翻了一番；而公路通路里程由89万公里，翻了两番，达到373万公里”。
①而如果充分赋予私有权人谈判能力，将导致交易费用的提高，阻碍自愿交易，这可从同时期美国的情况看出：“1978年，（美国）航空业取消管制，乘客周转量翻了3倍。
那么，打那以后，美国新建了多少机场呢？只有一个，1995年建起来的丹佛机场。
”美国的公共产品困境反映了一个反公地悲剧的现实：“私有产权能提高社会福利，过多的所有权却造成反效果—破坏市场，阻碍创新，耗费生命。
”②这就是市场和私权利的负面影响：私权利会产生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提高导致交易失败时，市场机制将失灵。
抛开公平方面的考量，中国的经济建设奇迹确实实现了产权的效率利用，同时以剥夺部分产权人交易权利和谈判能力的方式，回避了整合分散的私有产权所带来的交易费用。
因此，实现资源的效率性利用并不难，这可以通过自愿交易完成，难在资源流转配置过程中所要应付的交易费用，这也是科斯定理所要表达的意思。
正是由于当前的拆迁以非市场手段实现了比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更多的土地交易，最终取得了由交易费用和因潜在的交易剩余实现所构成的经济红利—拆迁红利。
表面上看这也符合波斯纳定理的意思：“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
”③拆迁和建设是一个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的过程。
从短期上看，城市建设的总收益当然远大于被拆迁人的总损失，对损失者的补偿具有合理的物质基础（而非制度安排）；从长期来讲，城市建设通常都会有利于社会经济总水平的提高，即使是受害的被拆迁人，经过较长时间以后，境况都可能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
但是，经济补偿不能仅通过市场机制，而是需要制度安排，因为长期的经济发展虽然会提高社会成员的平均福利水平，但如果任由市场调节差异化的个体福利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最终成为一个关心社会财富最大化而不关心分配公平的状态。
因此，在实现财富增长后，还应通过自愿的市场交易和强制的二次分配，让社会成员公平地享受福利最大化的成果。
这正是经济法的两个重要调整对象：“国家在调节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国家作为社会公平的维护者，在实施第二次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
”④在拆迁激发的社会矛盾中，土地开发通常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相信拆迁户们也希望以此来改善居住环境。
但拆迁户往往在协商过程中发现自己缺乏谈判能力，无法享受到预期的拆迁红利，就只有成为钉子户来为自己的谈判增加砝码了。
当前之所以社会财富创造越快，社会矛盾越深，就是因为分配环节出了问题，应当从寻找降低分配成本的法律制度入手。
拆迁利益分配的困境：交易成本分析通过市场机制无法调节交易剩余，可以是因为交易主体不对等及预期差异，但主要原因是拆迁红利的分割在现行法律之下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
“没有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
但是，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指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
”⑤新古典经济学一厢情愿地认为通过看不见的手，所有的资源都能完成合理的流转配置。
但实际上定价制度交易成本会影响交易的进行，当交易成本大于可供分配的剩余时，交易就不会发生。
如果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且在产权归属既定的情况下，拆迁红利的分配完全可以公平合理地进行，但各种因素构成的交易成本阻碍了自愿交易的进行。
以下对几种交易成本进行分析归纳。
土地使用权的处分模糊导致的交易成本。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在我国任何个人都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这带出了有关征地拆迁矛盾的一个核心问题—土地使用权的界定。
这里所谓的界定，不仅指权利的归属和使用，更指收益和处分。
实践证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是符合效率原则的经济现象和法律制度，使财产所有者能将资产交给更有效率的生产者，这导致产权的增值实际上取决于使用权人，保障使“如果双边垄断是一项两人交易中的重要因素，即当事人双方都没有更佳的交易对象可供选择，那么交易成本可能是相当高的。
”这是因为交易的合作解可在零与全部交易剩余之间浮动，并完全只受交易双方的决策影响，所以每个人都有独占最大化价值的冲动而只追求自我利益，导致分配交易剩余的难度加大。
而一旦交易成本高出合作剩余或双方对未来的预期相差太远，那么交易就将宣告失败，此时损失的不只是已投入的交易成本，还有未达成的交易的价值。
开发商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双边垄断即源于交易对象的唯一性，而在我国，这种双边垄断的形成更为复杂。
因为双边垄断不仅源于交易的唯一性，还源于沉没成本的支出。
“沉没成本是已经支出且无法收回的成本。
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应忽略沉没成本。
”土地交易过程中沉没成本的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开发商需要先通过政府拍卖取得土地使用权，再与被拆迁人展开协商，这是交易对象唯一性导致的双边垄断。
其次，从政府手中获得开发土地的许可，程序繁杂，并且难免产生寻租现象，这些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财务成本就构成了第一笔沉没成本，而后开始向被拆迁人购买土地，随着进度加深，沉没成本也越来越大。
假设开发商在此过程中认为钉子户太多交易成本太大，而意图转向其他开发项目，这些沉没成本是无法收回的，所以在决策中只能将当前开发项目的后续成本及全部收益与未开发项目的全部成本收益作比较。
最终决策几乎只有继续投资可选。
因此，沉没成本越高，双边垄断程度就越深。
并且，“交易成本在双边垄断和众多参与交易当事人这两个因素同时发生时达到最高。
”⑥每项土地使用权都是整个地块的一项产权碎片，却可以损害整个地块的产权完整，阻止整个开发项目的实施，每个钉子户都深知自己具有如此的能力，并以此作为谈判的最大筹码。
而开发商在获得拆迁许可证后，不论与钉子户的谈判多艰难，钉子户的数量有多少，都不得不用尽手段占有整个地块，这些手段包括正常的自愿交易和交易成本过高后的强制拆迁。
钉子户行为的外部性成本。
钉子户具有一定的收益预期，无论能否兑现，至少不会比按期搬迁收益更少，但其造成的损失不仅于此，还有因为其拖延时间，给其他已搬迁的拆迁户造成无法按期回迁的损失、给开发商造成工期拖延的经济损失、给拆迁地块的周边地区造成的损失、因整个拆迁地块空置造成的损失等等。
除自身的损失外，钉子户不需要为其他的损失进行补偿，而其他主体则被迫承受这种成本，这种“个人或企业强加于他人的未予补偿的成本，即外部性成本”。
正由于钉子户不需要考虑其行为的外部性成本，所以具有选择不合作的激励。
即使拆迁补偿合理，也仍会有人可能选择不合作而寻求更大的利益，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
这使拆迁户的行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有碍交易的进行，构成极大的交易成本。
要制约拆迁户的钉子户行为选择，除了提供合理的拆迁补偿外，还应当力图使这种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法经济学认为：“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
”⑦如果能够明确产权的归属，即明确受益的权利和受损的权利的归属，使收益集中于创造收益的人身上，成本集中于产生成本的人身上，那么人们就会有动力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减少更多的成本，这一过程可谓产权配置的过程，也是外部性的内部化过程。
激励人们将外部性内部化，正是产权制度或法律所应达成的主要功能。
拆迁矛盾的合理解决：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假设明晰产权，整合产权碎片。
依据科斯定理，产权的初始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并非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是当然的前提假设，并且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产权的初始界定会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
因此，符合经济规律的产权界定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手段。
首先要明确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地位和价值实现途径，避免因差异化认识造成的交易成本，同时也为被拆迁人的谈判能力奠定基础。
其次是整合产权碎片。
产权越明晰，成本收益内部化程度越高，当事人决策就越理性。
一个拆迁地块上有多个使有权人，每个人都能阻止整个地块的有效利用，交易费用很高。
而且，单个使有权人的交易能力有限，要面对很大的信息成本和谈判能力局限。
因此，可以尝试由所有拆迁户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组建项目公司，聘请专门的财务人员、法律人员和谈判专家，负责与开发商、政府进行交易。
这可以增强被拆迁人的谈判能力，为被拆迁人争取更大的合作剩余。
从外部角度来说，由拆迁户组成的实体进行统一决策，将极大地提高拆迁户的整体谈判能力，取得更优越的补偿。
同时可使全体拆迁户受到共同的章程约束，实现成本和收益较大的内部化。
明确并严格执行具有权威性的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多变、中介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不够中立，成为阻滞交易的重要原因。
这其实也可看作是由于产权不够明晰而导致的交易信息模糊，交易双方将为探求该信息而付出较大的交易成本，同时也为交易方的机会主义倾向提供激励。
因此，地方政府或中立机构应以市场评估方法，定时确定地方各地段的拆迁补偿标准，并严格遵照执行，在充分合理的补偿标准下，避免拆迁补偿前后不一、迟搬多受益的现象。
结语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涉及多方利益群体，事关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当前敏感而又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