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
时间：2013-01-28 10:29:20 来源：人民日报评论：0点击：694
图一：估计的各个时期GDP潜在增长率
图二：人口红利消失前后日本经济走势
陕西农村网—陕西农村报讯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对此，我们必须正视趋势、做好准备、积极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可怕，危险的是人们想尽办法一定要把经济增速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
拐点已经出现
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记者“要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我们应当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够准备。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蔡昉说，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一升一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蔡昉坦言。
经济增势将截然不同
潜在增长率“十二五”将降至7.19%，“十三五”将减为6.08%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将使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变化。“潜在增长率由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生产率进步决定，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这三个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会使劳动力减少。除此之外，还会使资本投入增长率放慢。蔡昉解释说，过去我国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的情况正好相反。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短缺，就会出现资本投入报酬递减现象。“打个比方，如果劳动力充裕，1台机器对应10个劳动力，那么有多少资本就可以买多少机器；一旦劳动力不足，1台机器对应1个劳动力，甚至10台机器才能对应1个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的体力、智力能照顾得过来吗？买相同数量的机器，其产出自然会减少。”蔡昉说，“报酬递减，资本投入就会减少。”
生产率进步，既来自技术进步，也来自劳动力等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如果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配置到高的部门，生产率就能得到改善。“过去，我们把劳动力从农业大规模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因此提高。但是，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用这种方式获得的生产率提升可能会越来越少。”蔡昉说。
“一句话，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蔡昉说，“‘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10.5%。我们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见图一）
不该做的应对之策
勿用过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式人为把经济增速拉上去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对此，我们必须正视趋势、坦然接受、积极应对。”蔡昉说，“应对之策，可以分为不该做的和应该做的两块。”
不该做的，就是不甘心经济减速，企图用过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式人为把经济增速拉上去。“今后，一些人或许会提出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等等。这些有驾轻就熟的手段、有实施的抓手，而且过去干得也很成功。”
“问题是，这种刻意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做法会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资源环境超出承受能力等严重后果。”蔡昉说，“打个比方，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受到他身体能力和人类身体极限制约，这种体能和人类极限相当于潜在增长率。北京奥运会上刘翔实际已不具备参赛的身体能力，在各种压力下硬要上场，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
“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值得借鉴。”蔡昉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中，日本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经济也实现了年均9.2%的高速增长。当人口抚养比行至低点并在低点上持续20年左右时，日本经济增速也大幅回落至3.8%。从政府到民间都不愿看到经济减速，就动用了各种手段，货币政策始终宽松，财政政策保持扩张，大力实施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方案。1990年之后，日本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消失，上述刺激性政策产生了恶果，例如造成了严重的泡沫经济，以致随后陷入了年均增长仅为0.85%的“失去的20年”（见图二）。
“日本人口抚养比的走势像‘平底锅’，我们的走势会像‘漏斗’，连平台期都没有，这意味着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可能掉得更快，我们也可能更不甘心。”蔡昉说，“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想尽办法一定要把经济增速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
该做的应对之策
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通过改革的办法科学地加以提高
面对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应该做的，就是科学地提高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提高。”蔡昉说，劳动力投入方面还能挖潜，比如，今后劳动力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1.6亿进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他们通常40岁左右就退休回乡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就能干到60岁。这样一来，劳动参与率增加了，潜在增长率也能因此提高。”
生产率进步方面也有空间。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无效率的“僵尸企业”淘汰退出，有效率的企业能得到更多资源发展壮大，导致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提高。美国的研究表明，这种“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生产率进步，约占全部生产率进步的30%—50%。“如果能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该因此调整？蔡昉认为，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们还愿意生，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得15年或者更久，难以改变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不过，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期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应该研究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政策底线应当是放开二胎。”蔡昉说。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
第1页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公教育学员专用资料报名专线：400-6300-999“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参考答案 第一题：根据“给定资料2～4”，简要概括“银发浪潮”时代所面临的养老困境。（15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200～250字左右。 【参考答案】 养老困境表现在床位、人员、资金、政策、观念方面：一、床位之困。由于养老条件差距，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民营养老院有大量床位空闲。二、人员之困。护工工作辛苦，待遇偏低，人员流失率高。三、资金之困。民营机构利润低，依靠政府补贴，成本高昂，贴钱运营，生存艰难。四、政策之困。养老院护工补贴政策落实不到位；民营养老院无土地使用、税收政策优惠。五、观念之困。受传统的孝道观念影响，老人宁可孤独、缺少照顾，也选择居家养老，而不去养老院养老。（计空格215字） 第二题：“给定资料6”中谈到：“过去几十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辉煌成就，都是用汗水换来的。”请结合“给定资料”，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20分） 要求：分析合理，条理清楚，语言简练。200～300字左右。 【参考答案】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所占比例较大，其中绝大部分是低附加值的代工。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我们没有产品的销售渠道，也没有产品的核心技术，产品的元器件也不是自行研制的，我国付出最大的是人力资本，处于利益链的最底层，劳动力价值极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贸易产品缺少核心竞争力，发展后劲不足。由于我国的加工贸易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出于历史原因，贸易行业设置的门槛过低，引进发展了许多高耗能、高污染、资源依赖强的产业，污染环境、能源消耗大。因此，不论是中国经济，还是中国企业，要想参与全球竞争，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都需要科技支撑，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要把科技工作者和企业有机结合起来。（计空格296字） 第三题：××省正在研究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精神，请依据“给定资料7～9”，谈谈该省为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应该做哪些工作。（20分） 要求：建议可行，语句简洁，有逻辑性。200～300字左右。 【参考答案】
中国未来的人口红利 ——蔡昉研究员在荷兰鹿特丹大学的讲演 时间:2009年11月09日 09时44分来源:文汇报作者:蔡昉 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从而创造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才能做到充分利用当前的劳动力资源，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进而为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创造条件。 中国地域广阔，地区间在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上存在巨大差异，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充分利用现有劳动力，可以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的条件，这可以被看作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讲演者小传 蔡昉 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9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和《中国劳动
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等。 一、第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形成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这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了一个明显的突破。此前，这个领域的研究长期集中在观察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并不确定。然而，当研究重心转移到观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关系上来之后，人们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可以通过保证劳动力充足供给和储蓄率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源泉，或可称之为“人口红利”。在解释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以及西方经济史上新大陆经济超过旧大陆经济增长的部分时，一些经济学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从而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解释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的25%至100%不等。 与此同时，关于人口红利在一国和地区的存在，也回应了主流经济学家对“东亚奇迹”的置疑。新古典增长理论把劳动力短缺从而资本报酬递减作为其前提假设。因此，如果没有观察到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的改进，任何经济增长表现都被判断为是不可持续的。例如，艾尔文·扬和保罗·克鲁格曼就曾在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依据这些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质疑所谓的“东亚奇迹”，并断定其增长的不可持续。然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发展中，在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纳前，由于存在人口红利，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可以不发生。也就是说，在其他体制环境得到保障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这种增长方
“刘易斯拐点”之争 1.何谓“刘易斯拐点”？你认为判断它是否到来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AD2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又有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之分。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入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其中的二元即指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 二、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的贡献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1.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 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逐年下降，而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更多的劳动力从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赡养负担等非生产性活动中脱离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配置于生产性活动中，促进了经济增长。 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使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世界银行估计，人口红利因素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33%，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2.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消费被称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储蓄和消费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3.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红利”的配合贡献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专家预测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我国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来看，“人口红利”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左右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 摘要：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比较低的生育率在激进思潮的影响下，将70年代比较合理的生育率2.28急剧地降低到了恢复二胎前的1.2左右，导致了劳动力人口比例急剧地下降，总和抚养比特别是老年抚养比上升非常快，对于经济影响面越来越严重。 我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尽快采取措施来对应这个严重的问题，未雨绸缪，及时调整政策，对应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一、人口政策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中国刚刚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导致人口大量减少。所以中国政府学习苏联的鼓励生育政策，并且国家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从1949年到1969年人口急剧增长，总和生育率达到了5.7，远远高于正常更替水平的2.1。其实在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他发表的《新人口论》中指出：“我国人口过多，把本来有限的资金吃掉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把计划生育提上议事日程。但此时，生两个孩子就算是“计划生育”了。在70年代初降生的孩子的出生证上，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像及最高指示外，还印有一句建议：“一个太少，两个不多，三个正好。”两年后，出生证上的建议已经改成了：“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两个孩子”。已经看到人口政策逐渐趋紧。 从1949年至1980年,中国净增人口4.3亿。为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中国政府只好采取“急刹车”办法，从1980年开始在全国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2年，我国将计划生育定为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所以从80年代开始，采取了激励的政策，虽然很快将生育率将下来，但是负面作用也非常大，当然负面作用的体现要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才显现出来。 本世纪初负面效应逐渐显现，老龄化趋势加速，对于是否停止独生子女政策政府一直处于犹豫当中，直到2013年才出了一个改良政策，就是单独二孩政策，但是这个政策的影响面过小，对于人口的趋势影响甚微。预测能够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00万，但是2015年统计的结果，出生人口还在下降通道。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2016年1月1日政府启动了全面二孩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据国家卫计委介绍，2016年底，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抽样调查推算数据，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而根据卫生计生统计数据，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这一数字较2015年增长了11.5%。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介绍说，2014年以来，伴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出生人口有了明显增加，尤其是2016年，这一数字超过了1786万，是2000年以来最高的出生人口年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目前看还是完全符
中国人口与未来发展现状 2012-06-17 自1985年实行计划生育开始，中国人口得到了控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老年人的人口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相比之下，年轻人相比之下有所减少，随着人们晚婚晚育的意识逐渐的增长，年轻人就业问题，中年人的压力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村偏远地方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自己不但要养活一家人，夫妻双方的2对老人，再加上还有小孩的问题，平均每个人需要养活4个人，如果正常的夫妻每月工资为4000元，这样的工资平均家庭收入每人每月也只有500，去掉正常日常开支，也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加上农民工外出打工，医疗费和消费水平，面对这样的窘境，辛辛苦苦挣到的血汗钱，也花费殆尽。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政策，提高一线工人的工资，让农民工没有歧视的融入到社会中去。 当前世界处于不稳定，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面对电子行业纷纷裁员下，中国应该加快科技的步伐，构建更加和谐的电子信息社会。各行业均应该从实际出发，从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出发，科学有序的去发展。政府工作，更应该面向每个百姓，应该把服务面向基层群众，提高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这样有助于政府积极的工作，和化解、减少政府与百姓的矛盾，提高百姓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共同营造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可以在手机中增加应用程序的方式，更加合理的搭建政府与百姓心与心的沟通，让百姓有话有地方说，有倾听的对象。 建议国家对计划生育工作进行合理的改进，由原来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改为平均一对夫妇生育1.4------1.7个孩子，这样可以控制人口的增长，不至于阶段性的就业潮，婴儿潮，和老龄潮，稳步推进，更加合理稳健的人口控制机制。当人口低于一定的数量时改为改为平均一对夫妇生育1.8------2.3个孩子，有序合理利用资源，避免资源浪费和资源紧张。人口问题，如果得不到更会的解决，势必在以后25-40年的时间里变得更加突出。希望尽早处理，妥善解决这些关系到中国13亿发展方向中来。 QQ:724814227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一、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开始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随着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十九世纪中期左右也开始下降。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经过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先后降低，最终实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变化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人口转变作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也经历了上述人口转变过程。 在死亡率方面，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经历了迅速提升的过程。如图1所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在1950～1965年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稳定，在45岁上下波动，而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略高，但差别不大。可能受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60～1965年间的男性预期寿命降为42岁，而女性预期寿命则略有上升。预期寿命在1965～1970年则上升至59.4岁，1975-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64.6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虽然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仍处于上升阶段。在2005～2010年期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7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为71.1岁，女性为74.5岁。 在生育率方面，我国人口经历了阶段性下降过程。如图2，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尽管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55～1960年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处于每名妇女生育5.5～6个子女的高水平上。高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迅速增长。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方针，并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后来经过完善，发展为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这一政策对生育率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5.9降至2.9，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2.6左右，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才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总和生育率从2.6降至1.8左右。在21世纪头十年，我国生育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上，从1.8降至1.6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2006～2009年1％从口抽样数据推算的结果显示，2005-2010年总和生育率处于1.4左右的低水平上。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在澄清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人口红利涉及的主要问题加以剖析。 我国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劳动力供给和第一人口红利方面。而对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也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上。部分学者在分析人口红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如上所述，人口红利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而储蓄率方面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本文主要从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方面探讨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 三、人口红利与我国劳动力供给 (一)我国劳动力数量与刘易斯拐点 1.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剖析 刘易斯提出了人口流动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假定，在同资本和自然资源相比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欠发达国家，产业部门可分为落后的温饱型部门(包括温饱型农业、小商业等)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工业)。在温饱型部门，由于劳动力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低或为零，甚至为负值。此时，温饱部门存在隐性失业。因此，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可以按勉强能糊口的工资获取落后部门转移出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得以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
教育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中国的教育该继续争取什么？ “00后的这一代，总人口数相当于比80后减少了1.47亿，也就是说减少了1/3，这既告诉我们教育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也告诉我们要重视每一个人，争取通过教育红利的增长来弥补人口红利的缺失。” “促进公办学校均衡的根本之策，已经不是硬件，也不是经费，而是教师。只要我们真正能够按照国家的要求实行教师和校长定期流动制度，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在课业负担、课业难度上，年级越高，压力越大。农村学校的课业难度高于城市学校，‘优质学校’的成绩压力高于普通学校。也存在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所谓减负的‘囚徒困境’，大家都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别无选择，还在推波助澜。”7月11日，《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正式发布，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发布会上说。 近年来，关于减负的争论不断，整体来看，中国学生确实面临着繁重的课业压力，2019年4月，国家卫健委曾发布“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小学阶段近视率平均为36%，高中学生的平均近视率为81% 。同年5月，上海市卫建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8年，上海市中小学生肥胖率从11.35%上升至18.27%，一些个案显示，学习任务重、运动时间少是造成肥胖问题的原因之一。
减负之所以困难重重，首先就在于以高考为中心的教育评价体系——标准单一、竞争激烈。再叠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流动性不足，于是只能不断挤占学生乃至家长、教师的时间，形成高强度的竞争氛围。此外，如果以高考为终极目标，在这单一的评价体系和失衡的教学资源分配中，学业压力逐层前移，甚至连“幼升小”也难逃其中。 校长、教师还没流动起来 杨东平认为，之所以在幼升小、小升初阶段就出现了非常激烈的择校竞争，重要原因之一是公办学校没有真正做到均衡发展，学校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促进公办学校均衡的根本之策，已经不是硬件，也不是经费，而是教师。只要我们真正能够按照国家的要求实行教师和校长定期流动制度，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其中要求“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城镇中小学教师在评聘高级职务（职称）时，原则上要有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这一要求随后在多个改革意见、督导评估办法和各地的文件中被进一步细化，以突破城乡优质教育资源有序流动的制度性瓶颈。 但在一些地区，这种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并未被公正、彻底执行，反而成为一种变相的惩罚——因为教师工作不好，所以被轮换到薄弱学校，这不再是制度性的轮换安排，而变得要考虑各个老师、校长情感情绪。“如果每一个老师必须要轮换的时候，就不存在这（轮换任教）变成一种‘流
刘易斯拐点及其相关理论 2008-09-14 19:24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刘易斯拐点的产生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目前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刘易斯拐点”：是挑战更是契机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否2009年，有没有这么快，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1000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
人口红利消失机器人将成为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生产力成本上升，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机器人代替人工将成为发展趋势。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4中国社会蓝皮书》称，未来10年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转型。事实上，我国正遭遇劳动力日益紧缺和人力成本逐年上涨的问题。 相比人力成本，近年来机器人的性价比优势日益凸显。以焊接工种为例，工人每个月的工资如果按照4000元算，一台焊接机器人目前售价15万左右，一般能抵3个工人，基本和人力成本相当。而且机器人的使用寿命至少3至5年，成本优势就更明显了。 与此同时，机器人还能够在恶劣、危险以及重复等特殊、不宜于人工作的环境中工作，具有人工劳动力所不具备的优势。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数据，2005—2015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年均销售增长率为9%，其间中国工业机器人年均销售增长率达到25%。IFR预测，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需求有望在今年爆发，大规模实现机器替代人工，到2015年底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 据统计，每万名工人中，日本工业机器人数量是400个，欧盟为250个，而中国只有20个。专家解读称，“这反映出我国机器人的应用现状，但也预示着其应用前景非常广阔，注定是一个朝阳产业。”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业机器人产业体系，培育3—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8—10家配套产业集群。 工业机器人行业研究小组通过对比美德日韩，测算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未来将超过160万台，而目前装配量仅10万多台。 目前，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公开资料显示，该市已将工业机器人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规划2015年产业规模达200亿元，2020年争取达到600亿—800亿元规模。
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和趋势 中国人口发展历程：根据中国人口出生率，结合生育政策将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1957年)为高出生率阶段；第二阶段(1958～1961年)为自然灾害导致的低出生率阶段；第三阶段(1962～1970年)为高出生率阶段；第四阶段(1971～1979年)为出生率迅速下降阶段和第五阶段(1980年至今)为出生率在低水平上的波动阶段。 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分为以下几个过程: ①计划生育的提出（1953～1961年）。1953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提出和倡导节制生育。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多次讲话中，阐述了人口要有计划地增长的思想，指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方针、原则，指明了开展计划生育的基本途径。期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等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和讲话，受到当时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②计划生育的实行（1962～1970年）。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他的许多报告和讲话中，阐述了实行晚婚和节育的有关问题，计划生育工作在城市取得进展并向广大农村推行。
③计划生育的全面开展（1971～1978年）。1971年2月，卫生部等向国务院送交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并得到国务院批转。1974年底，毛泽东作出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重要批示。1973年7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1978年6月，国务院对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进行调整、充实和加强。这一时期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收到明显效果。 ④计划生育发展的新阶段（1979年至今）。1978年起，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邓小平深刻而明确地指出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同年，他提出了“人均目标”的概念，深化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极大地提高了各级领导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2年底，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把计划生育列入宪法，并把计划生育列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工作之一。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经过不懈努力，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生育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还积累了丰富
《[浅谈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关于刘易斯拐点，无疑是各界最关注的问题，要说舆论中最热门的词，它应该是其中一个，关于此的研究、分析可谓汗牛充栋。可是在我看来，多数的分析不免过于高屋建瓴，过于自上而下了，数据的、理论的等等，但对于我们却没什么实际用处，这些作者的定位，不是为了学术成果，就是为了提供给庙堂之高，现实意义差了很多。 一谈到刘易斯拐点，多数的逻辑就是如何快要来临或已经来临，农村低端劳动力的逐渐短缺，从而促使人工成本如何上升，对于经济造成如何的负面影响，从而引出各种政策建议，甚至不断有放开计划生育的政策建议，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只不过是一个即将被用尽的生产要素而已。人力成本的低廉促使低端制造成为中国的一项竞争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资金成本的低廉，使得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一种资源禀赋会自然的造就一种优势，会自然的促使形成一种模式，这都是经济学应有之义。而只要是资源，就会被耗尽，否则不可能成为有价资源，就如空气一样，供给无限，就不会有价格，当然，未来新鲜空气可能除外。而今，低成本劳动力面临萎缩，从而不断推高工资，这时需要想到的或许应该是发掘新的资源，或者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在优势，进而形成新的发展逻辑，而不是放开生育，再造人口红利，那样不仅是违背了发展规律，而且会对未来资源分配与利用造成极大的破坏。历史告诉我们，抱着过去的优势不放，就是衰亡的开始。
既然人力成本上升，为何不提高技术优势呢。科技时代了，还要缅怀人海时代么。放开计划生育，还真想得出来，让农民工继续制造低端劳动力，然后还不给户口、不让上学，道德高点都没有站上，过于狗血了些，奇怪，难解。 况且，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其实更具一种结构性的意义。在低端劳动力不断缩减，造成成本迅速上升的同时，其实结构性的另一端，中端劳动力的供给是在迅速的提升的，其成本上升缓慢，这从应届毕业生难找工作、工资低的现实可以得到验证。所以，在面临低端劳动力向下的拐点时，何不转换思维，寻求发挥中端劳动力的成本及效率优势呢。 低端劳动力对应的是低端制造业、建筑业、手工业等，这其中要么是以出口为主，以劳动力成本优势打开国际市场，赚取外汇的，要么是科技含量不高，比如建筑。而中端劳动力的较低成本和较为丰富的供给，对应的可能就是升级后的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产业等等，恰好是十二五等国家战略规划所支持或指向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看，战略是有效的利用现有的中端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丰富也是产业升级、服务业发展的应有之义。 低端劳动力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原因，那么中端劳动力是否会成为促使中国向服务业大国转换的驱动因素呢，这恐怕不止是凭空想象而已吧。最后，如果允许开个玩笑，那些建言放开计划生育的列位，倒是有与国家大政方针作对的迹象。 内容仅供参考
中国农业“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 张蕊杨晓丹王楠 2012-08-31 09:32:20 来源：《南方人口》(广州)2011年625期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根据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进行了估算。主要估算结果包括：1.中国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增长显著，从1990年全国平均68.1％上升到2009年全国平均84％。这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虽仍有剩余，但向其他产业转移空间已经不大。如果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速度，“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2.各地区的劳动力利用率及其变动趋势有明显差异，表明不同地区对“人口红利”的贡献有所不同；3.在1990－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产出的平均就业弹性趋近于零。 【关键词】人口红利/随机前沿模型/农业劳动力/劳动力利用率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以接近两位数的持续快速增长被人们视为一个“奇迹”。探究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人口红利”也自然地和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联系到了一起。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上①。一般情况下随着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一国劳动力数量不足、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问题就会开始显现。但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庞大的农村人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庞大
的农民工队伍源源不断地投入制造、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带来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最近几年，沿海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者工作环境恶化已诱发了诸如“富士通”连环跳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民工荒也一年比一年严重。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所剩无几，中国经济将很快进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支撑经济增长”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既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作为我国“人口红利”主要来源的农村劳动力还有多少剩余？我国的“人口红利”何时走到尽头？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剩余劳动力的状况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时期的不同，似乎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实证证据。 本文运用了随机成本前沿模型分析的方法，利用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以及农业产出的就业弹性进行了估算，从而深入了解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和变化趋势。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法大体上可以总结为两种：第一种是先估算在固定农业产出与其它要素投入的条件下实际需要劳动力的数量，再用农业劳动力总量减去求得的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从而得到剩余劳动力的数量；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估算剩余劳动力所占的比例，从而得到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一)估算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数量
浅析中国人口问题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诸多的文明。人口,就就是聊以自傲的成果之一。中国人口的历史发展,源远流长。正就是古往今来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而说起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更不能忽视人口的发展历程。人口的发展历程可以从时间与空间两方面来说。 首先,从时间上来瞧,纵观数千年来中国人口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人口总量的增长就是中国人口发展中最明显的特征。体现在数据上,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增长阶段:第一阶段,从夏至西汉末年(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初),大约2000多年时间,人口沿着一条缓升的总量线波动,直至接近6000万。第二阶段,从东汉至明末(公元初到17世纪初)大约1600多年时间,人口围绕着一条水平的总量线(6000万至7000万)上下波动。对于宋时期与明时期的人口总量,有学者认为已经达到或突破了1亿。第三阶段,从明末至清后期(17世纪初到1850年),大约200年时间,人口沿着一条向上倾斜的总量线波动,历经1亿、2亿、3亿,最终达到4亿3千万左右。特别就是清代的康雍乾时期,人口急剧增长,竞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人口总量从不足1亿人增加到了4亿多人。相对于中国人口发展史的前两个阶段来说,这个阶段的人口增长实在就是太快太猛了。第四阶段,从清后期至新中国建立(1850年到1949年),大约100年时间,人口总量在动荡中继续增长。到新中国建立之初,人口已超过5亿4千万。我国人口的增长模式体现在图象上,即波浪式变化,在整体上,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轨迹。也就就是说,中国人口在某个时期增长很快,在另个时期却增长很慢,甚至减少。一般来说,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时期,人口总量就会大幅度增长。如西汉前期、盛唐时期、清时期等。而在社会动荡时期,人口总量就会减少,乃至出现人口负增长。如两汉之交、三国时期、明末清初等。这种波浪型的变化,在整体上,形成了中国人口历史发展的波浪型轨迹;在局部上,则形成了大部分朝代期间人口发展的“单驼峰”或“双驼峰”型轨迹。 而从空间上来瞧,中国人口的发展历程还有人口分布格局上的变化。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与急剧增长,中国人口分布也发生着变化。这就就是最终形成的南重北轻与东南密西北疏的人口分布格局。远古时期,人们抗御自然的能力很低,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