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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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分析内容摘要:对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始于近代,目前在社会学和人口学关于人口转变的理论存在着死亡率和流行病转变理论、生育率转变理论、人口迁移转变理论和人口转变的现代化理论。
但当加入民族国家的概念考察某一时段某一国家的人口变化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四个因素:一、这个时期开始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二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三、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四、移民的数量。
本文回顾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重大转变,详细阐述我国人口变化的种种特征以及探讨深层次原因,预测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人口问题如:老龄化、人口红利等等。
关键词:人口转变、死亡率、出生率、人口寿命、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中国作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08年末中国大陆人口13.28亿,占世界人口的20%、亚洲人口的33%。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
一、自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翻开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
西汉时人口为5959万多人,到1949年全国人口已达5.42亿的规模,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24.36亿的22.25%。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了基本保障,加上城乡医疗卫生及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历史上曾经制约人口增长的战乱、饥饿、疾病等因素的作用大为削弱,导致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则大幅度上升。
1949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0.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0‰,到1957年这两项指标则分别为10.8‰和23.23‰。
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到1957年时,全国的人口已增至6.47亿,建国后的8年间人口净增了10,486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311万,形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
人口红利:演变、影响与应对策略摘要:本文全面剖析人口红利的内涵、演变历程及其在经济、社会、产业等多领域的影响。
深入探讨人口红利从传统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同时分析其中蕴含的新机遇,如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消费市场转型等。
并提出应对人口红利变化的策略,旨在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一、引言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其结构和动态变化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轨迹。
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为理解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对经济、社会和产业产生着多样的影响。
深入研究人口红利的演变及其带来的影响,积极探寻应对策略,对于把握发展机遇、应对挑战、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人口红利的内涵与演变(一)人口红利的内涵人口红利通常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而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抚养负担较轻,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能够投入到经济生产活动中,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人口红利还可能伴随着较高的储蓄率,为投资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
(二)人口红利的演变历程1.数量型人口红利阶段2.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许多国家经历了数量型人口红利阶段。
这一时期,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口死亡率下降,人口生育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导致人口总量迅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幅增加。
大量廉价劳动力成为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如制造业、农业等。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大量外资,推动了加工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凭借低成本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3.质量型人口红利阶段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口结构逐渐发生变化。
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得到显著提升,人口红利开始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中国的人口问题老龄化与人口红利的转变中国的人口问题:老龄化与人口红利的转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人口红利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红利正在逐渐转变。
本文将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重点关注老龄化现象及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人口老龄化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老龄化社会的压力将变得极其严重。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老年人口的增加将给社会养老保障系统带来巨大压力。
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老年人口对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的需求也将大幅增加,而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将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的局面。
其次,老年人口增加将对家庭和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老年人口通常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和护理,这将增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另外,由于老年人口的劳动力减少,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供需失衡的问题,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最后,老年人口的增加也将对社会文化带来一系列影响。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尊敬老人和尽孝是重要的价值观念,但老年人口的增加也可能导致多代同堂的问题,给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带来一定的压力。
二、人口红利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人口红利一直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为中国各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红利正在逐渐转变。
首先,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紧缺。
由于老年人口的增加,年轻人口的数量正在减少,这将导致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尤其是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紧迫。
其次,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带来新的市场需求。
老年人群体通常对养老服务、医疗保健、旅游等产业有着巨大的需求潜力,这将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最后,人口红利的转变也将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由于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中国企业将更加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自动化来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中国的人口结构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变。
本文将探讨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并进行适当的分析和论述。
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导致老年人口比重上升。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将减少,这可能导致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
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来吸引年轻劳动力,这将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对经济造成压力。
其次,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挑战。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支出也将增加。
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增加了财政负担。
如果财政不可持续,可能导致社会福利下降,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另外,人口老龄化还对消费市场和需求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带动对养老服务、医疗保健、旅游等领域的需求增长。
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口消费能力相对较弱,年轻劳动力的消费需求可能会减少,这对一些行业的经济增长造成一定冲击。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应积极发展老年产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的影响人口红利是指在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的时期,经济可以得到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
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这对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显现。
首先,随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将发生转变。
劳动力短缺将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这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将造成压力。
企业可能需要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以弥补劳动力不足的影响。
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消费市场和需求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浅析我国人口红利我国人口红利是指人口结构的优势,使得劳动力资源充足,劳动力总量大,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遇和优势。
人口红利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
本文将就我国人口红利的现状、优势和挑战进行浅析。
我国人口红利的现状是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人口。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总人口为14.4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约9亿。
这一规模庞大的劳动力人口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支持。
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劳动力总量大,劳动力的成本相对较低,这使得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竞争优势。
许多国际企业选择在中国投资生产,以利用我国的人口红利。
我国人口红利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劳动力人口将逐渐减少。
根据国家卫健委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5亿,占总人口的近18%,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将持续下降,劳动力供给将受到限制。
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力质量参差不齐。
即便是劳动力总量大,但由于教育水平、技能水平的不平衡,我国劳动力结构不合理,部分地区乃至行业的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了整体劳动力的竞争力。
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巨大,即便是单纯从数量上看,我国的劳动力总量并不一定能全面发挥作用。
面对这些挑战,我国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优化利用人口红利。
应该加大对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使得劳动力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应该加大对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推动老龄化进程。
应该促进人口政策的调整,以缓解我国老龄化的压力。
应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的稳定增长,同时加速推动人口结构的调整。
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和竞争力。
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附加值,从而更好地利用人口红利。
我国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试论中国人口转变与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哲社学院10级社会学2班赵熹城201000012083摘要:中国的人口转变在进入21世纪以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增长的缓慢使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出现了新的形态。
一方面中国处在一个人力资源充足的人口机遇期,另一方面后备人口资源的不足和人口老龄化使得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
针对现在人口转变的大背景,本文从人口的年龄结构调整和劳动力素质提升两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机遇期年龄结构劳动力素质在2000年后中国人口在统计上来说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中国的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7.58‟降低到了2011年4.79‟(中国统计年鉴,2012)①,人口增长速度不断放缓。
在统计上,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状态。
中国的人口转变并非只是意味着中国人口的数量的增长减缓,同时也带来了人口的内部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转变更多的是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得以进行,其本意是对中国过多的人口与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进行控制,从而减轻社会与环境的负担。
但从1973年以来中国对人口进行有计划的控制已经造成了人口转变方向和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现阶段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再是简单的防止人口过量增长,而是改善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抓住人口机会窗口,使中国的人力资源得到优化,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力量。
一、现阶段人口转变的任务对于现阶段的人口转变情况,在21实际初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一种是于学军和李建民支持的“后人口转变论”,他们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进入了“三低”状态,现在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对中国现阶段的人口转变进行指导和分析。
具体来说,李建民认为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更多的只是描述一种人口转变的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表3-2,2012过程,而对于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发展趋势与特点没有进行具体阐述,对于已到来的后人口转变时代的人口转变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范围。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流动性过剩”提要人口转变带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潜在的人口红利。
但同时由于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与消费也产生了影响,进而使我国的流动性剩过问题更加严峻。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红利;流动性过剩所谓流动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这些多余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于是就有了投资(经济)过热现象,以及通货膨胀危险。
在宏观层面上,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增长率,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
与“流动性过剩”相伴而生的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凸显“三过”,即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
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结果,首先是大量的资金追逐房地产、基础资源和各种金融资产,形成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而上游资源价格的上升,必然会推动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上升。
如果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部分流动性开始追逐消费品,就会引起物价较快上涨。
流动性过剩容易引发经济过热、产生经济泡沫。
本文主要从人口转变的角度,分析人口红利对我国流动性剩余的影响。
一、人口红利的产生人口转变,简单地说就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具体地说,是指由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以及由二者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导致的人口增长类型的变化,人口转变会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
到1998年以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10‰以下。
与此同时,人口的年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少年儿童人口比重逐步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重在较长的时间提高并不很快。
在出生率总体上降至较低水平,死亡率已很低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年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一个时期内都呈现较低的水平,并且这个时期在人口进入高龄社会之前,会持续很长时间。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趋势和人口导致的经济变化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口年龄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
这种结构的改变直接影响着经济的生产和消费,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一、人口年龄结构趋势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老龄化和少子化。
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7亿,占整个社会总人口的12.6%。
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会达到33.6%,相当于整个人口中有三分之一都是老年人。
同样的,在少年人口方面,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年轻人口的数量相对较少,这也与中国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二、人口导致的经济变化1. 劳动力市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由于老年人口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将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同时,由于中国少子化的趋势,年轻的人口数量也较少,人口红利的效应将会减少。
这导致了长期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的不平衡。
2. 消费市场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加,中国的消费市场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现在,老年人群体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他们的消费习惯与年轻人相比也发生了变化。
他们更加重视品质和安全,并且愿意为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付出更高的价格。
同时,中国人口的储蓄率也从以前的较高水平逐渐降低,这意味着更多的家庭将会在消费上更为慷慨一些。
3. 房地产市场随着老龄化人口的不断增长,房地产市场也将会发生变化。
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相当于第二次婚姻、独居等形式的增加,对中小户型的需求将会持续增加。
同时,由于中老年人群的经济实力增强,他们买房或换房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强烈,这将会带动住房市场的持续发展。
4. 养老产业人口老龄化还将会产生重大的养老问题。
目前,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障正在发展中,但养老服务业的供应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服务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强烈,政府和社会商业机构将需要积极开发养老设施和服务,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5.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
第11讲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在探讨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人口因素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人口的转变、人口红利的出现与消退,都与经济发展的进程紧密相连。
人口转变,简单来说,是指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
在过去,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人们面临着较高的疾病风险和生存压力,导致死亡率较高。
同时,传统的生育观念使得家庭倾向于生育较多的子女,从而出生率也较高。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医疗技术的提升大幅降低了死亡率,而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的增加以及观念的转变等因素,则促使人们逐渐减少生育,出生率随之下降。
人口红利,则是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经济发展机遇。
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而抚养比相对较低时,就会形成人口红利。
这意味着社会中有更多的劳动力能够投入到生产活动中,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
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相对较低,这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极为有利。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凭借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制造业企业蓬勃发展,“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队伍。
然而,人口红利并非是永久性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转变会继续进行,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
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而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抚养比也随之增加。
这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曾经依靠劳动力优势发展的产业可能会面临挑战。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时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在人口红利期,应当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能为产业升级储备人才。
同时,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资本和技术,促进产业的多元化发展,降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依赖。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蔡内容提要: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
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
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 未富先老 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
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转变 人口红利 刘易斯转折点 未富先老一、引 言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的支撑,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讨论仍然方兴未艾。
笔者在一篇合作的文章中(Cai and Wang,2005),以人口抚养比为代理指标,估算了人口红利对1982 2000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 8%,同时指出,随着大约在2013年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为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在其他的文献中(如蔡,2008;Cai,2008),笔者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方面的新形势,做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并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人力资本培养等方面揭示了转折点到来所具有的政策涵义。
对于上述判断,许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持赞同的态度,也出现了很多批评意见。
在最初的文章和答复性文献中(蔡,2008),笔者尝试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从不同角度印证所得出的判断。
但是,对于经济现实中的表现,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常常得出大相径庭的观察,对相同的现象,也往往会做出不尽相同的解说,得出相异的结论,见仁见智。
OCCUPATION2011 1本文浅谈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人口红利的实现。
一、人口年龄结构相关概念的说明1.人口年龄结构概念人口年龄结构也可以称为人口年龄构成,是指按照年龄标志所反映的一定时点、一定地区的人口总体的内部结构及其比例关系,或者说人口在年龄特征上的分配状态。
年龄构成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人口过程的结果,也是今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人口过程的基础和起点,直接影响着人口的自然变动和人口再生产的速度。
2.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及其判定指标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是指根据不同年龄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决定总人口的年龄结构类型。
通常采用少年儿童人口系数、老年人口系数、老化指数和年龄中位数这四个指标把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具体划分标准见表1,其中,老化指数又称老少比,是指同一人口总体中,老年人口数与少年儿童人口数的相对比值,反映人口年龄结构上下两端相对变动的趋势。
年龄中位数,是按年龄标志把人口总体划分为对等两半的那个年龄数值。
表1 划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标准和参考值类型少儿人口系数老年人口系数老化指数年龄中位数/岁年轻型>40%<4%<15%<20成年型30%~40%4%~7%15%~30%20~30老年型<30% >7% >30%>30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老龄化社会与人口老龄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老龄化社会是一种人口结构类型,而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向老龄化社会过渡的一种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并不一定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对于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及其相关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3.人口红利人口再生产类型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生长率”模式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的过渡(第一阶段),最终转变成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第二阶段)。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
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前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易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少年儿童快速增长,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其结果是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这时会形成所谓的“人口负债”。
新中国7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红利效应@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本土实践研究”(项目号:17BRK015)、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三十 多年来山东人口结构变动成因与问题研究”(项目号:16BRKJ01)、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化解人口养老风险的理论指南一一习近平 人口思想研究”(项目号&18BXSXJ27)的阶段性成果。
陈岱云张世青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传统型迈进了现代型,在此过程中,人口红利得 以开启。
人口红利产生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劳动力身体素质与人力资本提升等积极效应#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抚养系数逐渐提高,然而,即便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优势不再,但人 口红利效应还会存续。
为了最大程度地激发第二人口红利,应继续完善教育政策,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 平,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建立有助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创设有助于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支持制度#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70年 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红利 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概念是美国学者Bloom 和William son 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提出的,揭示了人口转变期的髙比例的劳动年 龄人口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①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学界也在讨论这是否与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后人口红利已经终结相关#人口 红利的悲观派认为,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绝对数在减少,人口红利消 失。
②乐观派认为,“目前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正由聚集转向减少,并逐渐转入收获结构性人口红 利阶段”③,并且“第二次人口红利之窗正在开启”。
实言之,无论是否赞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转变乃不争的事实,这无疑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势。
故而,有必要重新审视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红利如何实现 良性互动,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更多的人口红利,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和民众福祉水平的稳步提升。
国家统计局发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现有总人口为13.39亿,2000年以来,年均增长0.57%,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
同第五次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在前述较低生育率水平判断基础上,加之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人口红利的加快结束。
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比2000年的人口数据来看,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
一是少儿人口(14岁及以下人口)规模和比重逐年降低。
二是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逐年增加。
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0.88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7%,。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一、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开始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
随着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十九世纪中期左右也开始下降。
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经过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先后降低,最终实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变化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人口转变作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也经历了上述人口转变过程。
在死亡率方面,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经历了迅速提升的过程。
如图1所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在1950~1965年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稳定,在45岁上下波动,而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略高,但差别不大。
可能受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60~1965年间的男性预期寿命降为42岁,而女性预期寿命则略有上升。
预期寿命在1965~1970年则上升至59.4岁,1975-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64.6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虽然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仍处于上升阶段。
在2005~2010年期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7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为71.1岁,女性为74.5岁。
在生育率方面,我国人口经历了阶段性下降过程。
如图2,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尽管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55~1960年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处于每名妇女生育5.5~6个子女的高水平上。
高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迅速增长。
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方针,并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政策后来经过完善,发展为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
这一政策对生育率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5.9降至2.9,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2.6左右,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才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总和生育率从2.6降至1.8左右。
在21世纪头十年,我国生育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上,从1.8降至1.6左右。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2006~2009年1%从口抽样数据推算的结果显示,2005-2010年总和生育率处于1.4左右的低水平上。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
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将在澄清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人口红利涉及的主要问题加以剖析。
我国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劳动力供给和第一人口红利方面。
而对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也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上。
部分学者在分析人口红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
如上所述,人口红利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
而储蓄率方面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本文主要从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方面探讨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
三、人口红利与我国劳动力供给
(一)我国劳动力数量与刘易斯拐点
1.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剖析
刘易斯提出了人口流动的两部门模型。
该模型假定,在同资本和自然资源相比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欠发达国家,产业部门可分为落后的温饱型部门(包括温饱型农业、小商业等)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工业)。
在温饱型部门,由于劳动力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低或为零,甚至为负值。
此时,温饱部门存在隐性失业。
因此,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可以按勉强能糊口的工资获取落后部门转移出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得以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
但由于资本积累速度超过人口增加速度,当落后部门劳动力剩余枯竭时,工资开始上涨到糊口水平之上。
这一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