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代清朝留美幼童与1900年代清末留日学生之
比较
作者：容应萸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2010年09月16日在1998年耶鲁大学召开的“19世纪中国留美先驱者会议”上，在我关于《容闳的一生》的演讲结束时，我被问到以下问题：“为什么留日的中国学生参加了1911年革命，而清朝留美幼童却支持清政府？”这个观点在现代中国史学界确实曾被广泛接受，与此相同的的还有另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留美的中国学生成为“亲美”派，而留日学生却成为“反日”派。
本文试图指出，以上两个观点都是过于简单化的陈述并且也缺乏证据：因为无论是支持或是为推翻清朝而奋斗的留学生，都必须面对整体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情景，还有这些学生如何去理解它。
一、来自中国的推动力量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英法战败和外国军队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由120个年幼男孩组成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被送往美国（注：英文原文如此，实际上是清政府从1872年开始，分4批派出120名幼童赴美学习，原文为作者2003年12月在香港“近代中国留学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译者注。）。因为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个汉族官员逐渐了解西方舰炮或者说是西方军事技术的优势性，他们坚信中国的最高权力和中国文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建成一支强大的西式军队特别是海军，那么，中国赶上西方国家就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经过近20年的努力，容闳把120人送往美国学习，而这只是他整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掌握西方技术：机械、枪炮、造船、铁路、和电报来增强中国的自身实力。
容闳出生于1828年11月17日，是属于澳门的南屏(Nanping)镇的居民。1847年他在塞缪尔·罗·布朗(Samuel R.Brown)的带领下来到美国。布朗是一个传播西方教育的外国传教士和容闳在香港罗伯特·玛礼逊学校时的校长。容闳是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耶鲁大学的中国人。1854年取得学士学位后，他回到中国担任了一系列的工作，这使他最终成为懂得英语和西方事务的专家并闻名于清政府。1863年，曾国藩派他去美国购买为建立上海的江南兵工厂所需要的机械设备。1872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容闳终于实现了派遣一支教育代表团去美国的梦想。第一批30名年龄10至16岁的幼童被送往新英格兰，接下来还有3
批，每批同样为30名的幼童。但是，容闳并没有得到最大的权限以实现他的努力，仅仅得到副委员的职务，在一个保守的儒家学究、委员陈兰彬的督导下工作。
由于一系列的自强运动，中国成功地建成了一支西式的海军，包括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然而，南洋舰队于1884年被法国击跨，北洋舰队也出乎意料地在1894年被日本毁灭。后者无论对于官僚阶层还是上层学者阶层的官员们来说，都是一种强烈的冲击。从此，他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中国想免受外来入侵，就必须进行更彻底的改革。他们开始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那就是尽管日本采用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但它能够保持自身的文化本质，成为一个自强国家的典范。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可被视为上层学者阶层的代表人物，与此相对的则是张之洞等高级官员们。
1894年与日本交战的失败，给中国以极大的震撼。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带领1200多名士子举行了“公车上书”。这次活动反对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主张开始一系列新的制度改革。为使改革正当进行，康有为重新阐释了儒家的理论，以便使这种理论能够包容进步和促成改革的手段，那就是西方化。当光绪皇帝这个27岁理想主义的名义上的君主，试图挑战权力很大的西太后时，康有为终于有了这个机会。
1898年6月1日，“百日维新”10天前，皇室监察官杨深秀提交一份请愿书力劝清政府选拔合格学生去日本留学。杨深秀是康有为的同僚，其实请愿书是康有为起草的，但因为他官职太低无法上奏而由杨深秀转达。1898年6月至9月的“百日维新”，公布了40多项皇室命令，其中包括强调教育改革和公派学生留日，但能够实施的政令很少。9月21日，西太后还击了，她囚禁了光绪皇帝并逮捕维新的领导者。杨深秀和另外5人被处决，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除了现代学校的建立和其它少量的现代措施被保留外，这次事变使改革的大部分计划流产，但是没有明确提到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事变过后，改革的精神从中央到省级全部被扼杀。
在高层官员中张之洞是个很有实力的改革者。从1889-1894和1896-1907年，他担任两湖总督共15年，这使他能够建立通过西方化开创自强改革为基础的地方势力。他的观点很保守，其名言可以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坚信为挽救中国必须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制，他特别强调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的重要性。
从《劝学篇》可以发现，张之洞的理论中引用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把地理上的相近性、文化上的相似性，以及留学日本比到西方留学花费更低作为理由。他认为学习西方宽泛而复杂，而日本在自强过程中已扬弃了非本质和不相关的因素，因而学习日本就会变得有效而节约时间。换言之，这是对于西方化的简化。此书在“百日维新”期间被提交给光绪皇帝，6月25日，诏令发布40份给各省的总督和教育主管官员。但是张之洞又与保守派的官僚圈子联系在一起，虽然他的上书与康、粱主张学习日本的意见正好同时出现，但他从未支持过他们发动的改革运动。康、梁最终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张之洞则主张加强和保留现有制度，最重要的是，《劝学篇》提出派遣学生去日本学习的观点，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后被不同阶层的人们广泛接受。
“义和团”叛乱后，清朝皇室最终认识到制度改革的必然性，而当时仅达到体制改革的宣传普及程度，日本式的宪法被视为可以实施的典范。毕竟，明治维新体制被看作君主立宪制的礼物，宪法把日本皇室描绘成“独一无二、永恒的家世”，把皇帝描绘成“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所以，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被认为是保住清朝皇权的唯一可行手段。
从留美幼童到留日学生的持续派遣，目的都是为了使中国能够抵御西方的威胁，虽然不同权力阶层的不同人们对于支持报有不同意图。
二、来自东道主国的拉动力量
（一）使命感
在美国和日本，接受中国学生的意愿或者热忱是派遣意义的首要结果。就美国而言，其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义和把知识、光明传播到“未接受文明”的地方。在美国，不是农业化的东部和西部，而是工业化的东部，成为第一个对于和中国、日本贸易交往感兴趣的地区。尽管东亚没有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市场，但它是美国可以提供帮助的一个地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已经确信，它的社会制度比其他社会制度更趋完美，这时期的美国清教徒强调个人通过拯救才能重生。他们相信非基督教徒的亚洲人可以被引向光明，学习西方化的科学技术、思想、习俗和基督教的精神，可以帮助他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1](P18)。
一群在东部的教育者，特别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教育者中也有教堂牧师，他们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处境十分同情，他们热忱介绍西方化的现代教育体系来拯救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