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之礼仪之争的过程

“中国礼仪之争”对朝鲜社会的影响“中国礼仪之争”起始于17世纪的西学东渐时期,是东方儒家思想与西方天主教思想的一次冲突与碰撞。

明清之际,耶酥会士为西学东渐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所遵循的“利玛窦规矩”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顺利传播。

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内部出现了关于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否要遵从中国传统礼仪的争论,后来其它几个教派也参与争论,由此引起了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交涉。

随着争论规模的扩大和有关冲突的升级,清廷于18世纪初开始禁止在中国传播天主教。

禁教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19世纪中叶。

清朝的禁教,在有效抵抗天主教思想入侵、维护封建统治的同时,阻碍了西学东渐,在客观上阻碍和推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和朝鲜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两国之间长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发生在中国的“礼仪之争”,无疑会对朝鲜造成一定的影响。

史实证明,它与朝鲜后世的宗教、科技、思想和社会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朝鲜天主教的传播进程明显受到“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

朝鲜的天主教是砂中国传入的。

该国的“燕行使臣”在出使中国时,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有较多的接触,并于1784年自主引入了天主教。

1790年,北京主教汤士选告诫朝鲜教徒,禁止祭祀祖先,此事成为朝鲜“礼仪之争”的导火索。

翌年,朝鲜出现了教徒“废祀焚主”的“珍山事件”,随即遭到政府的严厉处置。

此后,朝鲜出现了“斥邪”风潮,统治者对天主教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镇压。

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播历程充满了曲折与坎坷。

受“中国礼仪之争”影响,朝鲜社会对西方科技的吸收,到19世纪初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朝鲜社会吸收西方科技,最初是从中国的汉译西学书开始的,中国是朝鲜吸收西方科技的重要渠道。

18世纪初中国的禁教,使朝鲜吸收西方科技的源泉枯竭。

朝鲜统治者最初对吸收西方科技持有积极的态度,随着天主教的传入及其与性理学的冲突,李朝政府开始全面排拒西学。

18世纪末,朝鲜开始禁教,更是阻止汉译西学书的传入。

中朝两国先后禁教,使朝鲜吸收西方科技受到极大挫折。

略论十七—十九世纪初中俄外交礼仪之争【摘要】中俄两国的正式外交始于明末清初。

自两国有了正式交往，外交礼仪的冲突就随之产生并不断扩大，虽然外交礼仪并不代表外交的实质内容，但其看似表面化形式化的冲突却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

自清朝初期至1805年戈洛夫金使团外交失败为止，俄方多次遣使来华，清廷也三次遣使赴俄，期间发生了多次不同方面的外交礼仪之争。

十七—十九世纪初，中俄两国的外交基本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外交礼仪之争的核心基本上是如何保持各自的外交礼仪惯例，维护各自皇帝的尊严和国家地位。

明清时期的中俄外交礼仪之争一方面影响了两国的交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中国外交礼仪的现代化。

【关键词】十七至十九世纪初；中俄关系；礼仪之争；历史文化传统十七世纪初，在东西方形成了两个强大的帝国——中国的清王朝和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然而这是两个有着迥异历史文化的帝国。

持着各自不同的外交文化概念和外交目的，中俄两国开始了交往，外交礼仪之争也随之拉开了帷幕。

纵观这两个世纪的中俄外交史，礼仪冲突主要集中在俄使觐见礼仪，国书的书写及递交程式，礼品的递交程式及俄皇代表接受清帝赠物的方式等问题上。

一、礼仪之争初见端倪在俄国与中国中央政府发生直接交往以前，两国就有了接触。

十七世纪初，俄国政府多次遣使来蒙，由于蒙古人民对来使目的尚不清楚，出于民族热情好客的习惯，他们向俄使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及运输工具。

随着交往的加深，蒙古人民渐渐认识到了俄使的目的—侵略，于是双方的交往开始出现摩擦，甚至在礼仪上出现了冲突。

1618年伊瓦什科·佩德林和昂德鲁什卡·蒙多夫使团来京。

关于此次俄使来华有史料记载，在万历帝谕旨中写道：“尔若进贡珍品，朕亦以优质绸缎赏赐尔等。

”①“而今尔等即将归去，如再来，或大君主派人前来，应携带大君主之国书。

届时朕亦将以国书作答。

尔等如携有国书前来，朕即命以上宾相待。

”②由于该使团没有携带礼物和国书，因而未得到明帝的接见。

明清时期的仪礼之争和官方礼制明清时期，仪礼之争成为了中国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议题。

仪礼之争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官方礼制的争论，具体而言，就是关于什么才是合适的国家礼仪。

这场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涉及到了多个领域，比如文化、政治、军事等等。

仪礼之争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了不同的派系，并且导致了大量的影响，以至于现在依然在历史和文化层面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仪礼之争的历史背景，讨论官方礼制的定义，并介绍仪礼之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1. 仪礼之争的历史背景在明清时期，国家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这个时期，中国开始步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都出现了相对的繁盛。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期，文化成就显著，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得到了重要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仪礼文化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在全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仪礼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思想和学说也出现了。

这些思想和学说中都含有不同的仪礼观念，并且由此引发了仪礼之争的出现。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分为了多种学说，而每种学说都针对仪礼文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这种分歧在大部分情况下会被各种权力机构所认可和赞同，因此仪礼之争成为了一个长期的细节和文件争夺的战争。

2. 官方礼制的定义仪礼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官方礼制，因此理解官方礼制的定义和含义非常重要。

在明清时期，官方礼制被定义为：国家制定的一种规范，用来管理人民的礼仪行为。

这种礼制包含了多个层次，从皇帝到普通百姓，每个人都包括在礼制的范围中。

官方礼制被认为是对于人民行为的一种规范，而它的制定和执行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部分。

在官方礼制中，涵盖了多种日常行为，比如走路、穿衣、讲话等等。

这些行为都被视为重要的官方规范，针对这些行为的违规行为会受到纪律处分。

同时，官方礼制还包括了一些特殊场合的礼仪，比如朝廷和宗教仪式等。

这些特殊场合对于人们的官方礼制标准也有相应的规定，人们必须遵守这些规范才能参加特殊场合。

中西礼仪之争名词解释中西礼仪之争名词解释导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礼仪一直是人们交流和相互尊重的一种方式。

然而，中西礼仪之争是指中西文化间的礼仪观念和实践的差异，它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差异。

本文将对中西礼仪之争进行深入探讨，旨在加深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

一、中西礼仪之争的背景和来源1. 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中西文化差异是中西礼仪之争产生的基础。

中西文化的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式、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

在中西方社会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对权威和规则的看待、对时间的态度等都存在显著差异。

2. 社会交往方式的差异中西礼仪之争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方式上。

中西方在表达尊重、友好、敬意等情感时，往往采取不同的方式和习惯。

其中，包括问候礼仪、餐桌礼仪、礼物交换、接待规范和社交场合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差异。

二、中西礼仪之争的具体表现1. 问候礼仪的差异中西方在问候别人时，所使用的方式和用语有所不同。

中方常常强调的是简洁、亲切的问候，注重传递友好和亲近的感觉；而西方则更注重传递尊敬和礼貌的语言。

中方常说的“你吃了吗？”等问候语，在西方可能会被视为过于亲密的问候。

2. 餐桌礼仪的差异中西方在就餐时的礼仪规范有一定差异。

在中国，人们习惯用筷子进食，注重筷子、碗等用具的使用方法和顺序；而在西方，使用刀叉、勺等工具，并且有着一套规范的用餐礼仪。

3. 礼物交换的差异在中西方文化中，对于礼物的交换方式和纪律也有所差异。

在中国，人们通常使用双手接受礼物，并在适当的场合回馈礼物；而在西方，礼物的接受方式可能更注重礼貌和谦虚。

中国文化中的红包文化在西方是不存在的，他们更注重实用性的礼物。

4. 接待规范和社交场合的行为规范中西方在社交场合的举止和行为也有所不同。

中方普遍对客人表达热情好客的态度，注重客人的满意度和舒适度；而在西方，礼貌、尊重和保持距离是社交场合所重视的观念，他们更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和自由。

三、对中西礼仪之争的个人观点和理解中西礼仪之争是文化差异的产物，它不仅仅是对礼仪的差异的认知和理解，更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包容。

中国礼仪的变迁过程中国礼仪的变迁过程礼仪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人的思想觉悟，文化修养，精神风貌的基本体现。

所以，注重礼仪，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传统美德。

自古以来，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节之多之全可谓是冠绝天下，举凡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只要人类生活中所能碰见之事，具体到衣食住行、生死嫁娶等，无不有一套周全完备的礼节。

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

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

生活类礼仪的起源，按荀子的说法有“三本”即“天地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

在礼仪中，丧礼的产生最早。

丧礼于死者是安抚其鬼魂，于生者则成为分长幼尊卑、尽孝正人伦的礼仪。

中国的礼节传统源远流长，且与政治密不可分。

从周公制礼乐起始，礼节就已不仅仅是人的一种美德，而成为一种不可逾越的行为规范，只有合乎“礼”的才是合理的，否则便是大逆不道。

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

古人首先重视的是实体崇拜，对天的崇拜还体现在对月亮的崇拜及对星星的崇拜。

所有这些具体崇拜，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抽象为对天的崇拜。

周代人崇拜天，是从殷代出现“帝”崇拜发展而来的，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君权神授，祭天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因此，祭天盛行到清代才宣告结束。

到了孔夫子，更是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

这个“礼”，其实便是维护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的规范。

有礼，臣子百姓便不敢犯上，天子可稳坐宝位，至于礼崩乐坏，往往起自统治者的荒淫无道，这是无可奈何，谁叫自己订的规矩自己带头破坏，可也怨不得谁了。

天子犯法，尚与庶民同罪，何况这种事关礼制的大问题呢。

礼节可以表示出尊卑关系，并被当作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汉魏以后，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

礼仪之争的反思礼仪之争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是否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尤其是指士大夫教徒参加敬孔仪式？是否应允中国教徒参加祭祖仪式？是否可以用中国典籍的“天”、“上帝”称呼天主教的天主？后者实际为译名问题，故礼仪之争的全称当是“中国礼仪与译名之争”。

——宾静《基督教与中国》通过阅读课文，结合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本人觉得礼仪之争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在华传播基督教主要分为两个派别，一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坚持原有基督教文化。

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华传播基督教最大贡献者当属利玛窦，他是早期耶稣会在华传教方针的制定人，凭着他对中国文化和礼仪采取了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态度。

他像早期对待一觉哲学较亚里士多德一样对待中国人文始祖的思想，并因此荣讯中国士大夫天主教徒敬孔；他深知祭祖是中国人习久不变，牢不可破的礼仪习俗之后，尽量消减其中宗教成分，视之为维系道德伦理的世俗礼仪，而不认为它是宗教礼仪。

在他的方针引导下，基督教在华传播出现转机，原本很多人受制于中国传统文化，觉得两种文化是有冲突的，不敢入教，在此之后，很多人加入了基督教。

而且利玛窦的传教方针也被当时的中国皇帝康熙认可，并称之为“利玛窦规矩”，在皇族的认可下，基督教在华传播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在利玛窦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华传播基督教之后，在一番争执之中，基督教的在华传播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坚持他们的原有文化，不做任何改变，直接向华传播。

“利玛窦规矩”实行期间，基督教的在华传播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单一个实际问题提升到神学思辨的论域，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反差和距离就会彰显无遗。

所以在利玛窦逝世后，他的接班人龙华民都否定利玛窦的一些规矩，改变了一些规矩。

接着就是黎玉范神父在罗马教廷传信不像耶稣会“了第一炮”，实际上，正是这一炮开启了“礼仪之争”。

1645年9月12日，有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组织的神学专家们据黎玉范的一面之辞，全盘否定了耶稣会对中国礼仪采取的做法，禁止中国教徒参加敬孔等仪式。

中西⽂化交流史：6.1.2 “礼仪之争”及其对天主教传播的影响6.1.2 “礼仪之争”及其对天主教传播的影响⾃从1582年罗明坚⾸次进⼊中国内地，约50年间到中国来的天主教传教⼠都属于耶稣会，⽽且都归葡萄⽛管辖。

但后来耶稣会和葡萄⽛已经不可能完全垄断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多明我会、⽅济各会、巴黎外⽅传教会、奥斯丁会的传教⼠也开始进⼊中国传教。

从利玛窦开始，⼤部分来华的耶稣会⼠奉⾏的是顺应中国⽂化的传教⽅法，这⼀传教⽅法被康熙皇帝在批⽰奏疏时称作“利玛窦规矩”。

②⽽多明我会和⽅济各会的传教⼠则主张另外⼀种类型的传教⽅法。

因为多明我会和⽅济各会成⽴于13世纪初，经历过天主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对天主教教义的绝对性、神圣性持⽐较僵死的态度；另⼀⽅⾯，多明我会和⽅济各会过去在南美洲和菲律宾的传教对象⼤部分是⽂化⽐较落后的民族，他们常常⽐较简单地否定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偶像崇拜，直接宣传天主教教义，要⼈们改宗天主教。

因此，多明我会和⽅济各会的传教⼠进⼊中国以后，对耶稣会的传教⽅法持批—————————①《熙朝定案》，见《天主教东传⽂献续编》第三册，台湾学⽣书局，1966年。

②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书影印本》第四、七、⼗⼀件，民国⼆⼗⼀年。

评态度。

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来华的耶稣会⼠内部也出现关于“天”和“上帝”的译名以及礼仪问题的争论。

利玛窦从顺应中国⽂化的⾓度出发，把天主教中“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翻译成中国古代典籍中既有的“天”和“上帝”。

利玛窦去世后，龙华民等就对这⼀译名提出异议，认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天”和“上帝”不能代表天主教中“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

同时，他还批评利玛窦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认为这些礼仪是偶像崇拜的表现。

1643年，来华的多明我会传教⼠黎⽟范(J.B.Morales)专程去罗马，向教廷报告有关译名和礼仪问题的争论。

罗马教廷经过研究后，于 1645年9⽉12⽇由教皇英诺森⼗世下令禁⽌中国的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祭孔仪式。

外交礼仪背后的交锋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那么，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 ，是怎样与别国打交道的呢？这不得不让我们产生疑问：什么是外交礼仪，古代的外交礼仪是怎样，外交礼仪反映了怎样的政治？在近现代史上，外交礼仪背后上又有怎样的交锋。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我们将看到外交礼仪背后的激烈交锋。

2009年12月3日星期四 07级工商26班练习论文 2 外交礼仪背后的交锋 一、内容摘要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那么，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 ，是怎样与别国打交道的呢？这不得不让我们产生疑问：什么是外交礼仪，古代的外交礼仪是怎样，外交礼仪反映了怎样的政治？在近现代史上，外交礼仪背后上又有怎样的交锋。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我们将看到外交礼仪背后的激烈交锋。 关键字：外交礼仪 交锋

二、研究背景 中华民族是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然而，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五千年的历史是风云变幻的。从中华的灿烂文明时期到封建社会由胜到衰的，成为半殖民地半分建社会，最后，经过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最终建立我们新中国到过程中，外交礼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三、内容分析 1、什么是外交礼仪 礼，在汉语里有多种含义。广义上的礼，是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狭义的礼，仅指为表示尊敬的言语或动作。所谓礼仪，是为表示尊敬而进行的仪式。 外交礼仪是国家领导人、外交代表及其他官方人士在国际交往中，为表示敬意或隆重所遵守的行为规则和传统习惯，及在这种规则、习惯指导下的礼节、礼貌与合乎礼仪的程序与安排，以便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 2、从古至今外交礼仪背后的交锋 2.1诸侯国交往礼仪背后的交锋 中国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在古代，各种场合的礼节礼仪合称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其中宾礼就是古代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之间互相访问的礼节。 礼宾周到，井然有序，如同现在一样。当时，随访人员的人数有所限制、身份越低随访人员越少，那时，根据来访者的官爵品级，陪同来访的礼宾等，官员人数的多少，也有不同规定和限制，国君来访，宾方的礼宾官“介”与主方的礼宾官“摈”各为9人，其他各级依次为上公7人、侯伯5人、子男3人。宾主会见时，来访者下车与东道主出迎的距离远近也有规定。外国的国君来拜会，东道国的国君于来访者行抵大门90步处出迎，来访者下车，以示尊敬。来访者身份越低，主人出迎的距离就越近。因此，主人出迎的距离远近也是对来访者尊敬程度的一种表示。来访者回国时，东道主一方也派相应的官员送到本国边境。

再论清初中国礼仪之争从文化交流角度分析摘要：" 礼仪之争";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一个重要回合，它提出了两种各具独立性的成熟文化相遇之时能否真正交流沟通和如何沟通的问题。

本文拟从文化的交流视角出发对"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实进行讨论，探寻一种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有效的对话机制。

关键词：礼仪之争、文化适应、基要主义、文化交流基督教是一种宗教文化现象。

如果把希腊罗马文化看作是基督教在其历史上所遇到的第一次文化挑战，那么完全可以把中国文化看作是对基督教所遭遇的第二次文化挑战。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典型的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二者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

双方从中国唐朝初期开始接触，中间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一千余年，对基督教而言，中国的"基督教化";依然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艰巨任务。

基督教没能像"克服";希腊罗马文化那样"克服";中国文化。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对基督教而言依然是有待"克服";和"跨越";的两座顶峰。

本文拟以"中国礼仪之争";--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的重要回合，它提出了两种各具独立性的成熟文化相遇之时是否能够真正交流沟通和如何沟通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为讨论对象，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视角出发，探寻一种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效的对话机制，企望双方能够展开富有成效的实质性对话。

一、"礼仪之争";因何而生？基督教是以传教为主要特征之一的世界性宗教。

它几乎从一开始就越出民族的范围进行传教活动，把"神的旨意";传递给以色列人和异邦人，并意图使全世界各民族的异教徒都皈依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然而，历史上基督教在传入异教国家或区域以后又总是处在具体的本土文化境况之下，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