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屠格涅夫笔下

郁达夫与屠格涅夫笔下“多余人”形象之比较第23卷第2期2001年4月湖州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Vol. 23 Apr. 喻. 2 2(刃1 郁达夫与屠格涅夫笔下“多余人”形象之比较’丁国强(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分院，浙江湖州313000) 摘要: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郁达夫深受屠格涅夫的影响。

他的小说在反映社会现实、人物塑造等方面与屠格涅夫有许多相似之处。

同时，由于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两人创作风格的不同，他们小说中的人物在反抗社会的方式上也有明显的差异:郁达夫重视以心理冲突表现人物的反抗意识;屠格涅夫则更注重情感与行动的关系。

关健词:郁达夫;屠格涅夫;小说;“多余人，’;比较中图分类}+:1207.4;151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一1734(2001)02一0019一04“五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屠格涅夫在中国知识界是很受欢迎的。

他的作品从主题、题材、人物性格、艺术风格等诸方面深刻影响过中国现代作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郁达夫就是深受其影响的作家之一。

郁达夫在《屠格涅夫的<罗亭>向世之前》一文中写道:“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

这在我也许是和人不同的一种特别的偏嗜，因为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优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

"[ 17 (ri7b)如果对郁达夫的作品稍作留意的话，你会惊讶地发现，他用“自叙传”的形式塑造的一批在时代的栓桔下痛苦地呻吟着的“多余人”形象(郁达夫称之为“零余者，’)，与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

郁达夫与屠格涅夫都力图以小说主人公个人的悲剧来反映社会现实。

郁达夫笔下的“多余人”大都具. 有这样的生活足迹:“他”留过学，回国后靠教书卖文为生，生活是那么窘迫，“他”为人固然正直，富有才华，满腔热血，却郁郁不得志，于是只好把生命消磨在醇洒妇人之中。

如《沉沦》中的“他”没有友谊，没有爱情，孤零可怜。

他热爱生活但不被人理解，渴望爱情又得不到温暖，才华横溢却无所作为，不满现实又没有出路。

他热爱祖国，可是贫弱的祖国却不能保护他。

深刻的精神苦闷又触发了他的病态心理和性的苦闷，于是他买酒浇愁，却是愁上添愁，最后只得在一个苍茫的星夜跳海自杀。

又如《茫茫夜》中的于质夫怀着孤独惨苦的心情去A地教书谋生，校方主事审视的目光、冷漠的态度，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精神与心理。

A地触目皆是的丑恶和弥漫的死气终于使质夫暗暗地在娟家进出起来，但他买笑当哭、自我麻醉、自我作贱的结果，非但不能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丝毫解脱，反而堕人更深的泥潭。

走出娟门的于质夫，浸身于茫茫黑夜之中，痛苦地感到自己已经是这座死城里的活尸了。

在郁达夫笔下有的是这样的“多余人”，在异国他乡、都市街巷，在宁静的乡村，秀丽的山水旁，在沉闷的病榻上、妓院的繁杂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样外表文弱、内心苦闷的“多余人”的身影。

郁达夫以率真、优郁的风格，毫不留情地将社会的鄙陋相完全剥脱给世人看，为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剧变的历程留下了虽然片面但却逼真的记录。

我们再来看屠格涅夫的作品。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便以高度的真实性反映了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的进步者在那个时代必然要成为“多余人”的发展趋势，从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罗亭身上我们看，收稿日期:2001一02一15作者简介:丁国强(1962一)，男，浙江湖州人，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分院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到了以往“多余人”性格软弱、犹豫不决、自我反省，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事业和爱情上失意等基本特征。

他与周围的贵族世界格格不人，却又无法摆脱它;他与贵族社会没有共同语言，却始终在贵族圈子里打转。

他的性格是软弱的，他与娜塔莉娅相爱，可是一遭到她母亲反对，就屈服了，只是哀叹命运的不公。

他和他的前任“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一样碌碌无为、一事无成。

但在罗亭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他的一些个性。

他比前人们更富于思想、信念和追求，他也比前人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言论和行动上的差距。

《罗亭》之所以给读者留下了极其强烈的、有益的印象，在于它反映了在此以前尚未有人反映过的19 世纪40年代俄国贵族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通过他们的生活道路揭示了贵族先进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局限性，并从中折射出时代精神。

屠格涅夫另外一部长篇小说，1858年发表的《贵族之家》有着同样的主题。

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作为俄国贵族先进知识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实践，感到自己无论在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或是个人的幸福问题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成了一个“不需要的人”。

贵族之家的没落已无可挽回，农奴制的崩溃不可避免。

“熄灭了吧，无益的一生”，在拉夫列茨基无可奈何的悲叹声中，我们看到了贵族阶级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这一历史事实。

可以这样说，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都反映了与他同时代的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成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独特记录。

轰轰烈烈的场面是没有的，但却能使读者陷于沉思。

在这一点上，郁达夫和屠格涅夫是相同的。

在作品的人物塑造上，郁达夫与屠格涅夫也有着相似的观点，屠格涅夫在创作时，总是以他最感兴趣的“活人”、特定的人作为自己小说主人公的原型的。

这是他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他现实主义艺术的基础。

他曾说“我从来也不能凭杜撰来写作。

对于我来说，为了构思好一个人物，必须为自己选择好一个活人，作为它的原形。

-[2](P234)屠格涅夫创作罗亭时，就是根据他自己的朋友，急进的西欧主义者巴枯宁为生活原型的。

屠格涅夫所描写的大多数“多余人”形象又是以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和情感体验为蓝本的。

罗亭、雅可夫、巴生可夫，这些人物都与屠格涅夫有某些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恋爱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说，生活中屠格涅夫的悲剧，也就是他作品中大多数“多余人”的悲剧。

郁达夫在创作时始终坚持“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3](P180)这一写作理念。

我们从郁达夫的小说中，能深刻感受到作家生活的印记，他那童年的生活，他那奔波、伤感、苦痛的遭遇，他那过于纤细的感J清、柔弱的气质、内向的性格，乃至作为一个弱国子民在日本留学的岁月，都时时显露在他的作品里。

如《沉沦》中主人公的身世，基本上就是郁达夫少年时期的自传;《怀乡病者》中于质夫与女孩醉酒的情景，就是作者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的实事。

甚至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这样的作品中，我们也会看到作者贫困生活的踪影。

而放浪山水、饮酒押妓、变态心理，忧郁症等，也都是郁达夫曾有过的实情实事。

所以有人说:“鲁迅在其作品中，如深隐在幕后满身铜盔铁甲的武士，而郁达夫则是裸露台上，任人观赏的疯子，不惜捐生的武士固然是大勇之人，脱除一切隐饰，暴露自我也同样是大勇之人。

+1 [4] (P158)郁达夫“自叙传”形式的作品，大多是作者灵魂的连续自白，作品中的“我”、“他”、于质夫、伊人、文朴、Y，都是作者自己的投影。

在这一点上，郁达夫接近于屠格涅夫，甚至比屠格涅夫更进了一步。

郁达夫与屠格涅夫的相异点主要表现在他们笔下的“多余人”对社会反抗方式的不同上。

郁达夫笔下的“多余人”对社会的反抗方式是自栽自残、沉溺酒色。

这是他们特有的一种反抗社会的方式。

《沉沦》中的“他”窥视浴女，窃听恋人的窃窃私语，乃至到妓院去寻求刺激;《茫茫夜》中于质夫那买回少妇的手帕回到书房后的可笑、可鄙的变态行为;《笃萝行》中的纸醉艳迷;《迷羊》中“我”对肉欲的追求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自杀、内心对世界的诅咒，是郁达夫笔下“多余人”反抗社会的第二种方式。

《沉沦》中的“他”跳海自杀;((银灰色的死》中的“他”被抛弃在冰冷空场上的冰冷尸体，让人同情、让人心碎。

更多的“多余人，似乎缺乏自杀的勇气，而内心却充满了对这可恶世界的诅咒。

第2期丁国强:郁达夫与屠格涅夫笔下“多余人”形象之比较逃避现实、放浪山水是郁达夫笔下“多余人”反抗社会的第三种方式。

《纸币的跳跃》中的“文朴”带着吐血的病体，在重压下苦苦挣扎，而当他在《东梓关》中再次出现时，却感受到了田园乡村生活的纯朴和乐趣，信步走向了山野。

《迟桂花》中主人公清淡的田园生活，也让“多余人”流连忘返。

联系到当时社会的黑暗，我们不能不说逃避现实也是一种反叛。

比之于郁达夫，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反抗社会的方式较为单一。

他们出身贵族阶层，生活较为幸福，政治上没有太多压力。

他们虽然与周围的贵族阶层无法保持一致，但又不能摆脱贵族生活的环境，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对社会的反抗必然是软弱无力的。

他们可能也充满热情，愿意为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然而他们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应该做点什么，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他们凭自己的愿望去干那些不切实际的事，结果当然是碰壁和失败。

如《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脱离现实，脱离人民，企图在贵族的圈子里寻求一些支持。

他与爱好科学的老爷相交，尽管他知道这位先生是个低能、愚蠢的家伙，事情一沾上他的手，准会落空，可他却想利用这位老爷的资财去做真正有用的事，终于他与这位固执己见的先生发生了矛盾，他的计划或被篡改，或被搁在一边，无谓地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罗亭和库尔别耶夫决定疏通河道，可是一受到磨坊主们的反对，只好不了了之。

《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也只是想对农奴制作一些改良，而这种苦心的改良，从本质上看仍然解决不了农奴制下农民的根本问题，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由此看来，郁达夫笔下的“多余人”反抗社会的方式虽有多种，但归根到底是人物在社会重压下精神分裂、人格分裂的结果，是通过人物自身心理冲突的方式来表现的。

而屠格涅夫则更注重情感与行动的关系，虽然他们的作品在反映社会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还得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去分析。

俄国和中国有着大致相似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但是俄国打开国门的历史较中国早。

远在18世纪初，彼得一世就试图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输人欧洲文明。

1812年拿破仑人侵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给俄国社会以极大的震动，随之西方文化大量涌人，并与俄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碰撞和融合。

到19世纪中叶，一种兼融西方又保持俄罗斯民族特色的文化结构已经定型。

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就诞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

欧洲文化中浪漫的个人主义成分加上俄罗斯民族数百年来形成的宗教狂热的幻想，构成了多余人觉醒追寻、耽于幻想、富有激情的一面。

在俄罗斯传统宗教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亲教疏政的虔敬心态，又使得罗亭等多余人在蔑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同时，常常进行自我反省，但又缺乏行动的勇气，更何况这种宗教观念和浪漫主义实际上也是相抵触的，加上屠格涅夫本人始终是一个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者，因此他笔下的多余人激情有余，行动不足，愤世嫉俗又言行脱节，表现出一种现代与传统兼融的平和的文化心态和民族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