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2期第37卷(总第179期)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2，2012
General No．179
Vol．37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
———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与新时期小说审美范式的变化*
王永兵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余华的小说创作深受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影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余华经历了两次创作转型:由抒情转向叙事、从想象/观念世界走向现实/真实世界，两次转型不是告别川端康成和卡夫卡，而是更加贴近两位大师的精神世界。余华的创作转型与整个新时期文学整体审美范式的转变几乎同步进行，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不只是余华一个人的创作现象，而是一种共相，是新时期文学告别感性走向理性、求变创新走向世界的诉求与标志。
关键词:川端康成;卡夫卡;余华;新时期文学;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35(2012)02-0021-08
不论什么样的作者都是从读者开始做起的，所以余华说:“没有一个作者的写作历史可以长过阅读历史。”多年来，余华一直保持着阅读的饥渴，在他阅读的作家当中，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特别值得一提，他认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分别代表着文学的两极，前者是无限温柔的象征，后者则是极端锋利的象征，“川端康成叙述中的凝视缩短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卡夫卡叙述中的切割扩大了这样的距离”，川端康成把读者引入绚烂的肉身，卡夫卡则将读者导向沉重的精神炼狱。［1］这两种“红与黑”式的创作风格对余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是促使余华创作转型的重要原因，其中还隐约透露出新时期小说审美范式变化的内在轨迹。因此，讨论川端康成、卡夫卡与余华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单个作家之间的影响与接受关系，其中还牵涉到整个新时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及其自身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一、抒情与叙事的纠缠
余华是最受读者喜爱的新时期先锋作家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在读者中引起一番轰动，迄今为止光是选择余华小说作为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就多达一百多篇，这放在整个当代文学中也是佼佼者。在众多研究余华小说的论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暴力”，比如吴义勤先生认为“余华可能是新潮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个暴力倾向者。他的许多小说不仅以暴力作为主题，而且甚至还常常以冷观和审美的态度为‘暴力’造型”;［2］陈晓明先生在评述余华小说时反复提到“暴力”，认为余华小说崇尚幻觉和暴力，连表达方式也具暴力色彩;［3］美国学者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用“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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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9-19
作者简介:王永兵(1968－)，男，安徽和县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美先锋文学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09BZW062)
极境，暴力奇观”作为标题。［4］但令人奇怪的是余华本人不但无视其笔下那些充满血腥和死亡气息的暴力场景，而且在谈论别的作家时也从来不提暴力，他将这么多年来阅读中外文学大师的过程，称之为“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川端康成、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山岛由纪夫、舒尔茨、罗萨、辛格、拉克斯奈斯乃至于鲁迅这些文学巨匠带给他的感觉，既不是暴力也不是死亡而是温暖和感动。这与余华内在的抒情气质有关。余华自小生活在柔风细雨的吴越小镇，饱受温婉柔美的江南文化熏陶，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和历史上那些浪漫飘逸、直抒性灵的吴越才子、江南文人息息相通，温柔灵秀的江南文化基因造就了余华抒情性文学气质，并将贯穿其创作的始终。也正因为如此，余华才会与擅长抒情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拍即合，将其视作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一千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许在别的读者心目中，川端康成是另一副模样，但在余华眼中的川端康成就是“无限温柔”的化身，这种“误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根源于余华本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期待。读一读余华早期发表的《星星》、《竹女》、《老师》、《看海去》、《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等作品，我们就会感知川端康成对余华有多么重要!这些带着“一点点恩怨、一点点甜蜜、一点点忧愁、一点点波浪”的小说看起来略显稚嫩青涩，连余华自己也不大看上，拒绝将其收入文集中，大有悔其少作之意。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星星》、《竹女》等的非同一般、别具一格。以发表于《北京文学》1984年第3期的《竹女》为例，小说中年迈的父亲前去探访十几年前寄养在渔户家的女儿，女儿却认不出父亲，惊愕的父亲看到女儿如今生活幸福，也就无憾地离去。小说欣喜之中带着淡淡忧伤、无奈情绪，很好地表现了父亲那种感伤、欣喜的复杂感情。这一成就要归之于川端康成的文学遗产，川端康成的小说充满感伤和抒情气息，像《雪国》那样“以日本传统文学的悲哀与冷艳结合的余情美为根基，展现了一种朦胧的、内在的、感觉性的美。虽然有颓伤的倾向，但也不能否定其净化的主要一面”。［5］从故事情节和结构模式来看，《竹女》与川端康成的《久违的人》更为相似，只不过人物关系稍稍不同而已，《久违的人》讲述的是父亲和他的前妻的关系，当鳏寡多年的父亲带着女儿去见久违的前妻时，却遭到了对方的否认，到底是谁看错了谁?小说并没有说明。余华将后者中的夫妻关系变为父女关系，并在其中注入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元素，比如对新时期改革开放富民政策的歌颂等等，尽管《竹女》在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方面与《久违的人》相距甚远，但敏锐而富有文学感觉的余华却很好地继承了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感伤和抒情气息，并将此牢牢植根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
1986年余华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的重要推手当属卡夫卡，余华将卡夫卡对自己的启示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文学的形式是自由的，作家更是自由的，作家完全没有必要被某种形式所拘束;第二，意义在小说中具有巨大魅力，作家必须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并将其表现在作品中;第三，优秀的作家都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要有纯粹个人化的感受。［6］191－195余华的这些启示说到底就是叙事和如何叙事的问题，因为只有叙事才能产生意义，才会有叙事方式的探究和经营，作家才会真正面对“虚构”、“叙述”这些重要的小说诗学问题。通过阅读卡夫卡的《乡村医生》、《饥饿的艺术家》、《在流放地》、《城堡》等一系列小说，余华终于领悟到小说的力量不在于抒情，而在于叙述，因此他对卡夫卡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说“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余华反过来批评川端康成排斥意义，与卡夫卡的特立独行相比，川端康成缺少偶然因素，代表日本文学某种共同标准，并且“川端康成过于沉湎在自然的景色和女人的肌肤的光泽之中”。［6］195说川端康成缺少偶然性代表日本文学的某种特点比较容易理解，但说他排斥意义我不敢苟同，川端康成的作品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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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就没有意义了?原来余华的意义另有所指。有着创新焦虑症的先锋作家忽视了创新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余华也不例外，自从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包括余华在内的中国作家都耿耿于怀，认为与南美国力和文化处境十分类似的中国作家也应该有这种能力和资格获得此项荣誉，先锋作家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创新求变上，尤其是对独特性和创新性的强调，与卡夫卡相比，川端康成显然既不独特也不创新，所以余华说他排斥意义。余华将自己对卡夫卡的理解全面贯彻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此后我们看到余华不再倾心于表面的描写和抒情，他像换了个人似的突然之间由忧伤、抒情、感性变得深沉、冷酷、抽象，并将关注焦点转向讲故事和如何讲故事。写于1986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转型后的第一部小说，正像标题所暗示的那样，余华从此将开始自己创作生涯中的“远行”之旅，他要告别的不仅是自己的过去，而且还有长期以来对文学创作及其相关诗学问题等所形成的习惯性理解和认同。小说中那个18岁的“我”的惨痛教训说明了经验和常识是多么不可靠，“外面的世界”与心中想象之间的差距是多么的大，人与人之间那点友爱与同情是多么的脆弱，经不起利益的轻轻一击，它甚至不如时间久了也让人感到温暖的冰冷的汽车座椅。《往事与刑法》、《一九八六》等小说在叙事手法、风格等方面几乎与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如出一辙。余华此次变革与刘索拉、徐星、马原、洪峰等作家相比，虽然有点为时已晚，但并非没有意义，因为余华同时从形式、意义、个人性三个方面对小说进行变革，相对于其他先锋作家只注重某一方面变革，余华显得更加全面，余华的优点还在于他善于创新求变，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并且在变革形式的同时坚持对故事性的维护，因而始终与读者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也是许多先锋小说家不具备的品质。
1990年代，余华在经过一系列的小说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探索实验之后又开始第二次转型，吴义勤先生将其归结为主题学上的人道主义回归和形式上的反璞归真，［7］在我看来，促使余华再次转型的根本动因还是叙事和如何叙事这样的核心问题。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创作经验的不断丰富，余华对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如何叙事怎样抒情始终是余华考量的重点，虽然这么多年来余华经历了柔情、冷酷、温情、反讽等多种叙事方式的变化，但其背后始终保藏着一股炽热的对人和生命的关爱之情，余华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一种合理而富有创造性的叙事方式来抒发内心所蕴藏着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慨与愤激。因此，抒情与叙事的纠缠就不仅仅是创作方法的变化和选择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作家寻找与现实语境对话的途径和方式这些文学创作的根本性问题，从中也可以看出余华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时代和社会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的自觉而勇敢的担当。余华这一寻找过程比较漫长，这种漫长也间接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的艰难及其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困境。
二、想象与事实的辩证
从注重叙述的细部到发现自由的叙述，这对余华来说当然是一次认识的飞跃，但余华真正要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川端康成与卡夫卡们，还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川端康成曾经一度是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领军人物，后来又参加新心理主义文学运动，因此，川端康成的小说除了悲哀冷艳等特色外，其在心理分析以及性心理的表现方面走得很远，尤其擅长描写富有官能刺激的人体美。如果说余华真正读懂川端康成，就不应该忽视这一点，但遗憾的是，从发表第一部小说开始一直到1990年代初将近十年时间，余华的小说创作几乎与心理分析和性本能的表现无缘，即使是像《难逃劫数》这样偶尔写到性，那也不是从生命本能需要的角度出发，而是另有所图———借助不可抑制的肉体欲望来强调无法逃避的命运的惩罚，并暗示读者在命运的巨大陷阱中，欲望仅仅是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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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物的那块肉馅，《难逃劫数》欲望书写的背后隐藏着“一切都是命运，最终难逃劫数”这样一个十分概念化的主题。而概念化写作正是中国当代先锋作家在学习和借鉴欧美等先锋文学过程中所犯的通病，他们忽视了后者所产生的现实语境，没有充分意识到欧美先锋作家怪诞荒谬表达背后真真切切的生命和生活体验，也就不可能看穿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余华们始终在形式的漩涡中打转，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好在到了1990年代，余华终于醒悟过来，从《在细雨中呼喊》(以下简称《呼喊》)开始，余华又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呼喊》不仅让读者领略了细部叙述的魅力，而且还让读者见证了被压抑的人性一旦爆发所产生的毁灭性的力量，这尤其表现在小说中王立强被“捉奸”一事的叙述上:先是捉奸人“那个突然袭击的女人，手拿丈夫的钥匙迅速打开房门，并以同样的迅速拉亮了电灯”，接着“在偷袭者极其响亮的痛斥声里”，王立强和偷情女子“都顾不上穿好裤子，就双双跪在她的脚前，百般哀求”，“声泪俱下”，然后捉奸人“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像刚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叫唤了”。再后来愤怒至极的王立强从武器室拿了两颗手榴弹，一颗扔进捉奸女人的房间，一颗留给了自己，出乎王立强意料的是他炸死了两个无辜的孩子，捉奸女人只受了一点小伤，没有多久就恢复了昔日自得的神态，半年后她被检查出怀了双胞胎后兴奋无比，逢人就说:“炸死了两个，我再生两个。”这段叙述可谓波澜起伏，激动人心，它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捉奸人的多事、兴奋、无情、无知甚至有点无赖的嘴脸，又逼真地呈现了被捉奸者的无辜、无助、绝望、愤怒的复杂心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是从性心理的角度入手揭示了那个疯狂年代对人性的压抑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性的异化这一深刻主题。
余华在谈论川端康成的时候反复提到一个词———“目光”，说川端康成叙述的目光既无微不至，“几乎抵达了事物的每一条纹路”，又若即若离故意隐藏什么，“而被隐藏的总是更加令人着迷”。［8］10其实这就是叙述的辩证法，露中有藏，极似国画中的白描，既要细腻真切又要含蓄蕴藉，需要作者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行。余华尽管一直在求新求变，但真正意识到这种叙述的辩证法并将之应用到创作实践中，是从《呼喊》开始的，与《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劫数难逃》等一味展现的写作方式相比，《呼喊》收敛了许多，也深沉了许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呼喊》对生命本能需求的刻意表现，无论是青春期性意识的萌发和冲动还是中年期因压抑而造成的性饥渴，余华大胆地提出了长期以来被禁锢的人性问题，并揭示了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人生的压抑并由此造成的人性的变异与扭曲。虽然表面上看，在表现风格与表现技巧等方面，其时的余华与川端康成相去很远，但在内在精神方面，我觉得他反而比1984年时更加接近川端康成。不仅如此，余华与现实也更贴近了，他的小说给人的感觉越来越真实了，而真实一直是余华苦苦追求的目标。
在《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这篇文章里，余华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想象与事实(真实)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地援引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壳虫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在余华看来，有着现实依据的想象不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因为“想象可以使本来不存在的事物凸现出来”，［9］进而变成现实。文章中余华还提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想象不同于虚幻，必须有现实基础，否则产生的就不是事实而是臆造和谎言;
(二)一个充满想象的作家需要充满想象的读者。我总感觉余华对自己所谈的问题有点不太踏实，因为他总是一边谈论一边补充，并且到底什么样的想象才叫有现实基础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所引用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结尾雷梅苔丝乘床单飞去的例子实际上也不能证明它就是“有现实基础”的想象。但这不能怪余华，换任何人对这样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问题也很难说得清楚，好在余华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对此进行了补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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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文学中的现实有时会比生活中的现实更真实。我们知道“文学的现实”其实就是想象，余华在这里加了个限制词“有时”，暗示不是所有的想象都是如此，因为伟大的作家除了需要强劲的想象，还需要有卓越的洞察力，“当想象飞翔的时候，是洞察力在把握它的方向”，“只有当想象和洞察力完美地结合起来时”，才会有比生活中的现实更真实的文学现实。［6］196－199余华尤其推崇卡夫卡《在流放地》的叙述手段，称赞它“细致，坚实和触目惊心，而且每一段叙述在推进的同时也证实了前面完成的段落，如同匕首插入后鲜血的回流”，“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最后余华认为卡夫卡叙述的故事虽然荒诞，但其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和巴尔扎克一样具有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造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8］13综合上述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余华所说的“真实”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强劲的想象、卓越的洞察力、准确的现实感，这实际上涉及的是想象与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著名的诗学问题。对此，博尔赫斯这样认为:“现实的东西比想象的东西更古怪，因为想象的东西来自我们，而现实的东西却来自无限的想象。……在现实的世界上，我们不知所向，我们会觉得它是一座迷宫，是一团混乱。”［10］不知道余华有没有读过这段话，但卡夫卡还有博尔赫斯的故事让余华感受到，小说要变得更加真实和富有冲击力，就要通过强劲的想象来穿透现实，而不是像传统小说那样去刻意复制现实，也不是一味地翻新形式，机械地将现实观念化和抽象化。实际上从《呼喊》发表后，无论是《偶然事件》、《夏季台风》、《一个地主的死》、《战栗》、《命中注定》、《祖先》这些中短篇小说，还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这些长篇小说，我们都能看出余华对现实的贴近与穿透，以及超越现实致力于想象的努力。尤其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些小说，不但回到了重视叙述重视讲故事的小说传统，而且给人一种温情感，不再像1980年代后期那样一味的冷漠和愤怒。在《活着》中文版自叙中余华讲述了这一写作变化的艰难历程，他说:“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华终于找到一条缓解自我、想象和现实紧张关系的路径，“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真理，是一条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11］在此余华又提到了目光，但它既不同于川端康成式的“无微不至”，也不同于卡夫卡式的“细致，坚实和触目惊心”，而是彻悟之后对宇宙万物的一种包容和达观心态。正是基于此种心态，余华自1990年代以来，塑造了诸如福贵、许三观、宋刚、李光头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从身心各个方面写出他们在各自不同人生道路上所遭遇到的巨大痛苦与奋力挣扎的经历，在考验“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的同时，还写出了其“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尽管余华凭此不一定解决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正如余华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过去的现实更倾向于想象中的，现在的现实则更接近于现实本身。”在对现实的理解上，余华一直在变，而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卡夫卡《在流放地》那种境界，既逼近现实又高度自我化，但卡夫卡那种冷酷又是余华不希望的，川端康成的抒情又恰好弥补了这种不足，因此，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余华的小说创作由以前单一地模仿、借鉴川端康或卡夫卡，转向采用博取两人乃至众家所长、一切为我所用的策略，并正在形成自己的特色。
三、从感性到理性:文学的自律与自觉
余华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两位大师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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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偶然当中有着某种必然，这其中除了作家的个人因素，即与余华本人的审美观念与创作理念有关外，也与时代和文学自身发展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不仅体现出整个时代的文学价值观和审美观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与制约，而且也表明文学总是要摆脱各种外在因素对它的限制与束缚，寻找自身发展变化的突破口。
从社会文化语境来看，1984年余华初登文坛之时，正赶上一个抒情年代，中国经过“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思想大讨论、大解放后，已经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途，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当时的文学作品用王蒙的话来说就是:以讴歌“‘四化’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为主调，以揭示“前进中的种种矛盾冲突”为辅，“开始致力于塑造新时代的改革者形象，探索历史的新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微妙的新变化、新信息、新问题。”［12］虽然王蒙一连用了四个“新”字，但其背后起主导作用的依然还是共和国文学根深蒂固的抒情传统，王蒙本人的创作从《青春万岁》一直到后来的“季节”系列长篇，无论是揭批“极左”政治的罪恶、反思知识分子自身的缺陷，还是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建设成就以及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无不散发出浓郁的抒情气息。再比如张炜198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潭清水》，同样也充满抒情气息。小说主要探讨了社会变革与人情变化之间的关系，考量利益和道德两者之间的权重，因为利益，合作了大半辈子的两位西瓜老人徐宝册和老六哥终于分道扬镳;为了人情和道德，徐宝册改行种葡萄，而且他还决心挖一口池塘，让瓜地中间那一潭清水在葡萄园中重现。显然一潭清水成为人与人之间美好纯真感情的见证，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就已经注意到利益对人心、道德的腐蚀，年轻的张炜着实显得富有远见，该作品获得当年优秀短篇小说奖也理所当然。事实上新时期文学在经过了伤痕反思阶段的控诉和批判之后，作家们的精神状态大都习惯性地变得乐观自信起来，像张炜《一潭清水》这样直接明了的表达方式和乐观向上的主题，不仅代表着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而且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因此余华对川端康成的接受虽然与他个人的喜好和审美心理相关，也与他所处的时代对抒情的偏爱有关，尤为重要的是川端康成在《古都》、《雪国》等作品中所流露的哀怨、感伤气息，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对失去了“十年”大好时光的感叹和怨恨，是许多新时期作家在追忆往事、反思历史、描写现实时共同的心理症结，正像战后的日本作家无法摆脱战争给日本民族所带来的心理阴影一样，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忘却“极左”政治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巨大伤害，更难以摆脱无边的心理创伤，并且这种“创伤”已经凝结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弥漫在新时期作家的心中，不自然间就会释放出来。因此，余华对川端康成的接受就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新时期文学对川端康成的需要，川端康成为中国新时期作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哀伤诗学，使其抒情表意有了更多的选择。事实上，除余华外，贾平凹、王晓鹰、莫言都公开表达自己对川端康成的喜爱，“川端文学的细腻的描写手法和哀婉的抒情风格对这些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他们的创作在当时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宏大叙事背景下，显露出虽然幼稚却关注个体的叙事风格。”［13］在保持抒情风格的同时，追求个体的叙事风格，这不光是贾平凹、莫言、余华等几个作家的文学追求，而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整体趋势。
回眸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发现，余华的创作转型与整个新时期文学整体审美范式的转变几乎同步进行。在王蒙、宗璞等老作家的引领下，经过刘索拉、徐星、马原、洪峰等作家的大力推广与实践以及李劼、吴亮等评论家的共同参与，到了1985年前后，以创新变革为宗旨的先锋小说已经蔚为大观，一时间各种花样翻新的表现技巧和各种新奇时尚的名词术语狂轰滥炸，令人应接不暇，以至于黄子平带着戏谑的口吻感叹道:“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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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撵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与《冈底斯的诱惑》、《你别无选择》这些先锋小说相比，《十八岁出门远行》已经慢了半拍，余华的变也是情势所迫，否则他就会被时代和读者抛弃。［14］因此，我想即使余华此时没有遇上卡夫卡他也会进行文学转型，在这样求新思变的大语境中，任何一个年轻有为的作家想不为所动绝无可能。事实上，余华一开始对川端康成的心仪与偏爱其实就是有心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文学之路，而他后来接近卡夫卡由抒情转向叙事，再由观念形态的写作回到面向现实，是创作方法和风格的改变，更是其文学观念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一次质的飞跃。而从感性的情感宣泄到理性的艺术表现，从漠视文学的现实性和整体生态环境到尊重文学自身规律、尊重读者、主动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也是新时期文学生存、发展的必然之路。但为什么一定是卡夫卡呢，难道就是因为一次巧遇?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为20世纪杰出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其实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方向。卡夫卡注重对内心世界的揭示，在外部世界的变化与人的内在心理反应之间架设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同时卡夫卡打破了常规的叙事机制，重表现、重主观、重想象，“竭力从自我体验出发”，“执着地以他独特的审美方式，改变了人们多少世纪形成的审美习惯，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和观念。”［15］8改革开放后，卡夫卡再度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除余华外，对卡夫卡顶礼膜拜的新时期作家不在少数，尤其是卡夫卡对人类生存的异化现象的揭示，对现代人生存的悖谬感、荒诞感、梦魇感和被放逐感的表现，很容易引起中国新时期作家的情感共鸣，因为他们刚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又遭遇到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的急速转型和文学日趋边缘化的现实，使得许多作家在一时间手足无措、难以应对，其时他们对卡夫卡当初那种“‘误入世界’的孤独体验”感同身受，［15］27卡夫卡的小说不仅表达了一部分新时期作家的心声，也为其与历史和现实对话提供了新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余华所说的“卡夫卡解救了我”那句话，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卡夫卡解救的何止是余华一个人，许多新时期作家不都从卡夫卡那里获得启示甚至是创作的资源与动力吗?卡夫卡对新时期作家创作观念的转变，尤其是叙事方法的丰富和审美空间的拓展，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16］
卡夫卡用非理性的文学方式完成了对现代社会的理性思考，同时也将文学带入了一个高度理性化的世界，让文学徘徊于哲学与美学之间，也让文学走向精英化和小众化，这是余华们始料未及的，因此才有余华后来的再次转型。但我认为这不是卡夫卡的过错，因为，卡夫卡作为文学史的独一无二的现象是无法复制的，中国作家没有必要亦步亦趋跟在他的后面，还是再回过头来认真学习借鉴川端康成的成功经验，学习他如何立足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如何表现本民族的心灵，如何“对日本文化不断地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17］这才是川端康成给予我们的真正启示，也是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卡夫卡等所有外国文学大师时所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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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Yasunari Kawabata to Kafka:Yu Hua’s Shifts in Fiction Writing as Seen from the Evolution of Aesthetic Paradigm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WANG Yong-bing
(School of Humanities，Anqing Normal University，Anqing246133，China)
Abstract:Yu Hua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Yasunari Kawabata(1899－1972)and Franz Kafka (1883－1924)in his fiction writing．The last two decades of the20th century witnessed two of his shifts in writing style:one was from lyrical to narrative，and the other from imagination(the conceptual world)to real-ity(the real world)．Neither marked a farewell to the two literary giants;rather，the two shifts made him clos-er to the inner world of Kawabata and Kafka．It happened that Yu’s literary shifts went almost side by side with the turns of aesthetic paradigm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Thus Yu’s shifts mark not only his personal progress but，more importantly，the general turn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motionality to rationality，as well as its appeal for innov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in a new historical period．Key words:Yasunari Kawabata;Franz Kafka;Yu Hua;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shifts
(责任编辑周芷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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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先锋小说 余华是一位有着独特生活体验的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是中国早期先锋文学的杰出代表。《十八岁远门出行》、《鲜血梅花》、《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都是余华的先锋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余华的先锋小说彰显出他理解生活的聪明和敏感，描绘人与人之间的残忍，世事命运的无常，现实生活的死亡和血腥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意义世界的荒诞，等等。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关系： 一、小说的先锋性表现 （1）先锋话语。余华以一种先锋的姿态走上文坛后，便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超越常规语体界限的叙事特征，传统小说中的词语、句子是用来描摹客观实践的自然行程的，它的意义在于传达出现实世界的表象和内容，即作者直接用感官感觉到的世界形态，但是余华看到世界并非一目了然，要想使得外部现实做最真实的表现，就要在语言上打破常规并做一些创新。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语言不在依照客观逻辑，而仅仅是依据“叙述”本身的规则，而这个关于“叙述”的叙述使文本的传统界限受到严重的损毁，同时，也表达了对现实的寓言式书写。在余华前期小说中表现出对远离现实的“幻觉”的着迷。如他的《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世事如烟》、《劫数难逃》等，余华便用这种不确定性的语言将生活中那些概念化言语的喜悦、悲伤、战栗、痛苦等形象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通过整个的话语系统像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不曾被人感知过的世界。如在《世事如烟》中，作者故意将故事中的人名来代替：频临死者标号为“7”，负辱自杀的十六岁少女是“4”，与十七岁粗壮孙子共眠的祖母为“3”，垂钓者是“6”。余华说：“没有了姓名的男人和姑娘同时又有了无数姓名的可能”，犹如“没有被指定的交谈也同时表达了更多的可能重复的心理历程”。符号式的不确定性语言更具寓言性。 （2）小说的结构---对常识的反叛。就小说的时空而论，小说处于两种时空关系中：一是艺术家所面对的客观物质世界的时空关系，另一个是由艺术家所制造的主观化的时空关系。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区别在于现代小说破除了以往小说时空中陈旧的观念、单调的套路，余华对时间的看法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十年前的往事可排在五年前的往事之后，然后引出六年前的往事。同样这三件往事在另一种环境时间里再度回想时，他们又将重新组合，从而展示其新的含义。这种结构的小说主要表现在《在细雨中呼喊》、《世事如烟》、《献给少女杨柳》等文章中。 前面说到的暴力和死亡等也是余华小说先锋性的体现。 四、余华先锋小说的创作特征 （1）循环叙事、时间幻觉等手法的运用。结构作为先锋小说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的表现形态可以说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先锋小说家们既可以通过借鉴了西方形式主义小说，获得相近似的结构品格和文本魅力，又可以把形式作为展示他们才华及智力的舞台。 （2）苦难和“人性恶”之主题 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在中国文坛兴起，先锋作家们在主题上大多都选择了对人生人性的关注，而余华对这种关注似乎显得更惊心动魄，更让人触目惊心。
山西大同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论卡夫卡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 级别: 专业: 汉语言文学 函授站点: 运城 姓名：樊俊燕 指导老师: 年月日
目录 正文 (3) 摘要 (3) （一）真实的荒诞与神秘的象征 (5) （二）逼真的细节 (8) （三）独特的叙述视角 (11) 参考文献 (15)
论卡夫卡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 摘要：卡夫卡小说艺术始终有着谜一般难解的魅力,他的出人意料的情节铺展与荒诞离奇的场景描写以及冷峻而滑稽的文字,常常流露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才能。卡夫卡的叙事具有耐人寻味的两面性,本文对其小说中的叙事风格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一方面他描绘出黯淡、残酷、荒诞的世界景观,辐射出痛苦、惶恐、焦虑、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他的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冷嘲、怪诞和滑稽的情绪。 关键字：卡夫卡；表达艺术；真实；荒诞
卡夫卡作为奥地利作家是现代主义的奠基者之一，被称为“现代主义之父”。卡夫卡的犹太血统、不幸的童年、狭窄的视野、深刻的思想影响着他的作品，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风格，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卡夫卡的作品不从属于任何主义，但他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在后现代主义中可找到他的作品的影子，同时他的作品又具有不确定性，延展性很强，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卡夫卡。”卡夫卡写作是把他的哲学意蕴渗入到了作品，而他独特的叙事风格正好完美的体现了他的意图，独特的叙事风格也加重了作品的深邃，两者相得益彰。 在现代西方文学中卡夫卡小说艺术始终有着谜一般难解的魅力。他是西方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把文学创作与人生体验密切结合于一体的少数作家中的一个。可以说，他从来没有把文学当作文学来做，而是把它当作自己体验人生、思考人生的表达方式。这是卡夫卡小说独特的魅力，与卡夫卡独特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密切相关。卡夫卡文学成就主要是通过自己不断探索的创作实践取得的。他没有,也不想建立什么理论体系,甚至于连一篇像样的有关论文也没有写过。但从他的日记、书信、札记和谈话中可零零散散地见到他的一些想法,虽不系统,但其基本倾向是明显的。那就是弃摹写,重表现。他反对传统的艺术法则,摒弃写实主义的方法,主张通过自我来再造世界。他把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从客观转向主观,从外部转向内心,把创作当作内在的需要。他觉得心中有个“庞大的世界”急欲“撕裂”,只有创作才能使他一吐为快。他在日记中谈到写作《诉讼》的时候说“一切出
莫言与余华小说阅读感受的异同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莫言与余华小说结构、语言、人物形象等因素的细致分析，阐述了作者在阅读两位作家的作品时，所产生的不同阅读感受。进一步指明二者作品存在的不同之处与引人之处。 关键词：莫言余华阅读比较 七年前买了本《莫言作品精选》，看了第一篇《月光斩》，感觉不对路，就撂下了，直到今年莫言狂潮席卷而来，被冲击得站立不稳，又买了莫言两本被提及最多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坦白地说，如果不是诺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读莫言。七年前的那次短篇阅读，只能算对莫言的匆匆一瞥，所以是新读。 最早读余华是《许三观卖血记》，一口气读完，然后就毫不犹豫买了余华系列，《活着》《在细雨中呼喊》都读之欲罢不能，这个阅读经验说明，我更喜欢余华。 诺奖可以改变作者和作品的命运，但奈何不了读者的阅读口味。口味说起来好像只是感官的事，其实它很神秘地关乎一个人的性情，而性情既连着你的出生，又沉淀了岁月浇筑了阅历，说口味的时候其实在说整个人。 《丰乳肥臀》还没看完，难以做江河似的宏观评说，就
拿局部的语言和余华做个比较吧。总的来说，余华的语言含蓄内敛克制，有着随意的精致考究，更耐品，更有张力；莫言的语言想象大胆，呼啸奔突冲撞，甚至恣意妄为，瞬间的爆发力让你读之胆颤心悸。如果说莫言的语言是穿膛裂石的利箭，余华的语言就是弦拉满月的强弓。读余华如温水煮青蛙，读莫言就是高空玩蹦极。莫言把想象写给你看，余华把想象指给你看。 比如《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分娩，莫言是这样写一对双胞胎出生的，先出来的是玉女，“婴儿又扁又长的头颅脱离母体时，发出了响亮的爆炸声，犹如炮弹出膛”；随即是金童，“伴随着鲜血，一个满头柔软的黄毛的婴儿鱼儿一样游出来”。我承认我被吓到了，不是被这样惊悚的生产场面吓到，而是被莫言敢想敢写的胆子吓到了，我愣在当下，不知该拒绝还是接受这样夸张的描写。如果“炮弹出膛”还嫌不够劲道，是不是可以改写成“犹如火箭喷射而出”？ 再比如日本人在大栏镇报复性杀了很多人，摞满尸首的马车行进在原野上，这时莫言写道，“高密东北乡宽广地盘上的乌鸦全部到齐，像一团黑云悬在马车上空，它们呼啦呼啦地上下翻飞，发出兴奋的尖叫，排成各种队形，不断地往下俯冲。成熟的老乌鸦用坚硬的喙啄击着死难者的眼睛；缺乏经验的年轻乌鸦则啄击死者的脑门，发出‘笃笃’的响声。‘老山雀’（赶车人）用鞭子抽打它们，每鞭都不落空。有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 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
第十六讲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变化 教学目标： 1、了解现代主义在80年代的发展； 2、掌握余华及其创作； 3、掌握先锋、先锋小说的定义及其特点； 4、掌握余华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变化； 5、了解其他先锋作家的创作变化。 教学方法：重点讲授法。 课时安排：三课时。 教学过程： 一、现代主义在80年代（与五四时期的相比）的发展P332 1、现代主义可以追溯到“文革”末期一批青年诗歌和小说作者的地下创作； 2、朦胧诗的出现是现代主义文学从地下浮出水面的一个标志；差不多同时，小说创作中出现了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夜的眼》、宗璞《我是谁》等现代主义的尝试之作； 3、80年代的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人们不再盲目地将现代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混为一谈，把它仅仅作为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学的一种武器，而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把它当做拉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距离的主要途径； （2）不再把它作为浪漫主义的附属物，而是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打入一个“集装箱”里，作为引进和移植的主要内容； （3）五四时期和80年代对现代主义的引进和移植虽然都有各自鲜明的社会功利目的，但80年代则明显地偏重与文学自身的建设； （4）两次引进的文学成就和社会效果不可相提并论。
二、余华及其创作 1987年1月，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 随后几年，《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古典爱情》等中篇和《死亡叙述》《往事与刑罚》《鲜血梅花》等短篇； 1989年，创作谈《虚伪的作品》； 1991年，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 90年代以后，回归世俗，有《活着》《一个地主之死》《许三观卖血记》等。 三、先锋、先锋小说及其特点 1、先锋原意是“先头部队”，主要是指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形式创新运动，它可以是一种精神，一种姿态或者一种倾向，也可以是一种方法或过程。 2、先锋小说 3、先锋小说的性质和特点P338 4、先锋小说的终结命运 （1）先锋小说自身局限的不可超越性； （2）世俗诱惑的难以抗拒性； （3）作家自己可以把握的不断创新的欲望和无法把握的创作心态的衍变。 四、余华创作的变化P341 1、1991年以前：在想象的睡眠里前行的梦游，宿命的难以捉摸的潮湿和阴沉，以及波涛般涌动着的疯狂、暴力和血腥。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即冷酷和残忍。如：《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世事如烟》《现实一种》等等； 2、1991年，转折点：《呼喊与细雨》。作品描写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的污秽、少年在性成熟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审父与仇父的家庭史整理以及儿童对人间温情的寻找等媚俗倾向等等。对这种世俗情感的描写，就意味着对先锋的放弃。
异化的人群绝望的生存 ——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分析 [内容摘要］：卡夫卡在小说中以怪诞的笔法为人们展开了一个离奇诡异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对现代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剖析和探讨，本文依据其文本探讨了卡夫卡小说世界中人的生存异化现象的种种形态，通过危机四伏的生存、物质对人的异化、社会对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个人自我异化等方面的分析努力对卡夫卡笔下的异化主题做出较系统的探析。 ［关键词］：卡夫卡；生存；异化 卡夫卡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从物质上毁灭了欧洲而且从精神上动摇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文化大厦。对理性的怀疑，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失落，对大规模战争的恐惧，对经济危机的焦虑，对现代生产中人的异化的担忧，这一切汇合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潮流荡涤着昔日的一切，倾斜了人们所有的观念、信仰、思考和结论，“欧美社会的现实矛盾使现代西方人动摇了传统的真、善、美的观念，动摇了宗教信仰，对人类的本性产生了怀疑，对未来的命运与前途深感悲观和焦虑。”［1］现代人的焦虑感、孤独感、隔离感、恐惧感，是社会科学家们包括作家们思考的主题和源泉。“上帝死了”“打倒偶像”“一切价值重估”等口号影响了深深影响了一大批现代主义作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改变了“人是以理性为主的生物”等传统观念，其对潜意识、本能的肯定对现代主义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处于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现代主义作家而言，文化批判、对人的异化的表现、对人的心灵的探索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卡夫卡(1883——1924)一生时间基本上都居住在布拉格，当时的布拉格属于
奥匈帝国(19l8年瓦解)，奥匈帝国生产方式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政治上却实行君主立宪。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如一只硕大无比的怪兽，既使人兴奋激动又吞噬着无辜的一切，物质极大的丰盛了，人的自由度却降低了，人们在精神上的异化则加深了。而君主立宪的国家政权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奉行高压统治。奥匈帝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与者，在大战中无数的生命殒落，人们的生命前所未有的脆弱，这使人们的精神受到巨大冲击，生命的稳定感和安全感被破坏了。内部的强权高压统治，与所有专制制度一样强调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已经觉醒的个体的人在强大的政权机器面前感到渺小无比，生命的尊严遭到践踏，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束缚，精神和肉体遭到摧残。卡夫卡的家庭生活对他的个人性格及写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贫寒中白手起家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高人一筹、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2］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父亲，对子女极为严厉，常常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子女，粗暴地干涉子女的生活，从不肯设身处地为子女着想，他对卡夫卡的行为总是满腹狐疑、冷嘲热讽。与强壮自信的父亲相比，卡夫卡则更多地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神经过敏、多愁善感的性格，从小就是个“听话、顺从，文静、内向”［3］的乖孩子，父亲粗线条的教育方式想将卡夫卡培养成一个强壮、勇敢的年轻人，事实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卡夫卡在父亲的训斥下形成了优柔寡断、自暴自弃的性格，他的个性遭到了扼杀，他的自信被彻底地粉碎了，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就我的经历而言，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扼杀我的个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从来不能从我的个性中得到某些好处，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持久的自信心。”［4］作为对父亲的反抗，从中学开始，便开始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游离于社交圈子之外，转而专注于人的心灵和灵魂。在社会与个人生活中， 卡夫卡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也可以说是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世界)，并对这种异化有切肤之痛，这使异化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他在小说中所敞开的异化世界是一个令人恐慌、不安而绝望的世界。他通过令人窒息的富于力度的语言，触及到了新的真实，把人类生存环境的悲剧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他的小说与现实相差甚远，是虚拟的，极端的，他把平和的现实撕开，展示出它狰狞的一面。人类的生存
2007年4月 第20卷 第2期 阴山学刊 YI NSHAN ACADE MIC JOURNA L Apr.2007 Vo1.20 No.2 人类灵魂的审问者 ———余华与卡夫卡悖谬美学观比较研究 韩小龙1,程金城2 (11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37;21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 要:余华与卡夫卡都以荒诞怪癖的小说形式袒露了人生哲学的悖谬实质,但他们经过的途径、达到的层次高度又有本质性的差别。余华宏观落笔,全景式展开,辛酸中话悲凉,体验中悟真理;卡夫卡是细微处锲入,逻辑丝丝入扣,平淡中见无奈,推理中得悖谬。余华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把握人物的命运,卡夫卡则是形而上的层面上直接与人的灵魂交流对话。 关键词:余华;卡夫卡;悖谬美学观;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7)02-0045-05 优秀的作家应该关注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生命的体验者和评判者。作家没有对人类的生活发号施令的权力,他只能把自己对生命、宇宙的感悟,幻化为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传达给世人。至于这种留给读者阐释的空间有多大,就取决于作家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与升华的程度。上个世纪之初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创作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存在主义的表现手法,被我国当代先锋派作家余华成功地借鉴和改造,余华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化了的存在主义作品。由于历史与文化氛围的不同,余华与卡夫卡悖谬美学观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卡夫卡出身于捷克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而犹太人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所以与其说卡夫卡的作品是小说还不如说它是哲学寓言更为合适,小说里的文学形象波谲云诡,光怪陆离,要剖析其中的内涵,决非易事。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卡夫卡的小说绝不是对生活做形而下的直观的体验式的理解,我们不能沉迷于其中的细节的真实与虚无,人物形象的正经与荒诞,而要以“出乎其外”的态度,保持自己体验与文本的距离,做鸟瞰式的理解方能奏效。无独有偶,余华前期大部分作品也对生活对人生做了一种非经验式的概念化的理论图解,有些图解尽管枯燥乏味,但也能琢磨出一种人生的底蕴。耐人寻味的是余华与卡夫卡审美观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悖谬美学,他们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人类灵魂进行了实质性的审问,人类因何而存在,人类生存的困惑又是什么。一般研究者认为卡夫卡是绝望者的典型,孤独、恐惧、悲愤就是他的审美观,余华也相同,他将幻灭情绪与形而下的人生结合起来,将中国人“文革十年”那恶梦般的记忆用存在主义荒诞的表现方法复活起来,可以这样认为,余华的先锋派小说是中国人的身材穿上了近代西方现代派的外衣,它的灵魂仍然是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对仿佛历历在目的酸楚生活的回忆以及国门打开以后西方价值观强加于自己头上时表现出的一种忧郁与困惑。 所谓的悖谬美学,即对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思考时得出的有违于常理的有悖于形而下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荒谬与充满悖论的审美观,因为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人生的形式就是怪诞的、不可捉摸的。余华说过:“在我想象力和情绪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 54 收稿日期:2006-08-14 作者简介:韩小龙(1969-),男,安徽怀宁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西比较美学研究。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论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特点及其意义
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表
目录 引言 (1) 一、符号化 (1) 二、类型化 (3) 三、真实性 (5) 四、人物的意义 (7) 结语 (9) 注释 (9) 参考文献 (10) 致谢
内容摘要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余华以独特的认知和感悟塑造了许多鲜活的独特的人物形象。文章以人物形象分析为出发点，通过小说人物的类型化、符号话、真实性等特点的分析，探求当中所蕴含的文学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余华小说人物特点价值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writers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Yu Hua creats a lot of unique characters by his unique knowledge and fresh insigh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igures, this article implys the meaning and value through some points, such as the types of characters, authenticity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Yuhua the characters of the novels the feature the value
论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特点及其意义 余华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诸如读者熟悉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活着》等，无不密集地充斥着许多迥异于传统意义的人物形象，代表了当代小说人物建构的某些先锋性探索倾向。本文试从余华的部分小说作品出发，分析这些人物塑造极具诱惑力同时倍受争议的特点，并力图发掘其背后存在的一些可能性意义。 一．符号化 在耳熟能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和文学权威经典中，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被告知一个似乎成为真理的命题：文学就是人学。世世代代各种文学的成熟形式，也充分地证明和表达了这条真理的绝对意义。不过，余华却有意与这种传统的文学理念做出偏离，将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符号化。这种卡西尔式表现性“符号”意义的呈现，使得人物与小说中其它形式因素如结构、语言等一样，成为一种形式美学意义的符号。小说中的人物，也往往不再具备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完整属性，仅仅成为构造故事情节而设置的“道具”，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发动机。 这种人物的符号化表现，首先体现于小说人物的命名形式中。在传统小说的叙事过程里，人名通常是不可缺少的标签，它不但能够凝炼地体现人物性格，使观众闻其名而知其人，而且还可能暗示人物的命运和归宿，人物形象与其蕴含的客观社会生活的意义紧密相联。许多作家常常富有深意地为小说中的人物取名，如鲁迅小说中的“夏瑜”（《药》），“孔乙己”（《孔乙己》）都无不如此。前者富于象征意味，与小说内容相联系具有一种深切的悲剧感；后者含有讽刺意味，与人物命运关联具有浓厚的文化凄凉感。而在余华那里，作品中人物的名字被多次取消，《世事如烟》中所有人只有“1，2，3，4，5，6，7”这样的阿拉伯数字，或用“算命先生”、“灰衣女人”、“瞎子”这些名词，《往事与刑罚》只用“陌生人”、“刑罚专家”来代替具体人名。人在这里已经失去了自身的名称，人物自我也不再具有丰富的人格特征，成为小说文本叙述人为了完成叙述而使用的道具，最多也只是成为营构叙述情节的一些纽带。 其次，余华小说在具体的人物塑造方式、对人物的美学理解上也与传统小说有着根本性差别。在传统意义上说，人物的工笔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一直是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刻画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形象时，对于他们的出场、造型、服装等无一不浓妆重墨，相关的艺术表现效果至今仍为人们
卡夫卡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摘要：卡夫卡对中国新时期小说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小说观念的更新和变革，其次表现为小说手法的扩展和丰富，最后卡夫卡给中国小说家提供一批可以借鉴和模仿的小说样本。中国新时期小说家之所以特别认同和钦佩卡夫卡，首先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荒诞而又真实的艺术世界，其次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而又独立特行的业余作家，最后是因为卡夫卡的传统是中国作家既陌生又熟悉的传统。 关键词：卡夫卡意识形态启蒙 正文：卡夫卡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源头,在他之后的存在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甚至法国“新小说”等流派都与其渊源深厚。这就意味着,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与培育中成长起来的20世纪后期中国作家,几乎都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了卡夫卡的文学遗产的惠赐。然而,仅仅证明这种毫无疑义的影响事实并非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而恰恰是在这种影响研究的事实之上,去清点卡夫卡所遗留下的这笔文学遗产被发掘的深度,被继承的可能性,以及被再创造的程度,可能才是研究目的所在。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 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 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余华小说的先锋性表现 摘要：余华是当代中国先锋作家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他的作品突破传统小说在形式、语言方面的限制和常规模式，在叙述形式、叙述语言、叙述母题、叙述结构等方面体现出自己特有的品质。本文将从他作品的先锋话语、暴力与死亡母题、叙述模式等几个方面探究其小说作品的先锋性表现 余华小说的先锋性主要表现在：１先锋话语余华以一种先锋的姿态走上文坛后，便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超越常规语体界限的叙事特征。传统小说中的词语、句子是用来描摹客观实践的自然行程的，它的意义在于传达出现实世界的表象与内容，即作者直接用感官感觉到的世界形态。但是余华看到世界并非一目了然，要想使得外部现实做最真实的表现，就要在语言上打破常规并做一些创新。而语言的创新不是没有规则的，它来自心灵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在余华的小说中，语言不再依照客观逻辑，而仅仅是依据“叙述”本身的规则，而这个关于“叙述”的叙述使文本的传统界限受到严重的损毁，同时，也表达了对现实的寓言式书写。在余华前期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对远离现实的“幻觉”的着迷，如他的《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世事如烟》、《劫数难逃》等。余华便用这种不确定性的语言将生活中那些只是概念化言语的所谓喜悦、悲伤、战栗、痛苦等形象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通过整个的话语系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不曾被人感知过的世界。如在《世事如烟》中，作者故意将故事中的人名以符号来代替：濒死者标号为“７”，负辱自杀的十六岁少女是“４”，与１７岁粗壮孙子共眠的祖母为“３”，垂钓者是“６”。余华说：“没有了姓名的男人和姑娘同时又有了无数姓名的可能”，犹如“没有被指定的交谈也同时表达了更多的可能重复的心理历程”。符号式的不确定性语言更具寓言性。 ２“疯狂的幻觉世界”———“小说的真实”对“再现现实的反拨”余华在他的《虚伪的作品》一篇中这样说道，“事实上到《现实一种》为止我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疑”。“我开始意识到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生活只有脱离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它的真实才切实可信”。余华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活着》中文版前言中这么说：“事实上我只能成为这样的作家，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写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写作，正因为如此，我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与传统的叙述不同，余华设计了一个冷漠的叙述者，并借助这个叙述者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视角。这种视角极端而直截了当地使人看到了一幅世界图景与人性中兽性的一面，而这个叙述者在小说中既不做过多的议论，也不作价值的评判，仅仅只起一种结构的作用。这种叙述上的冷漠实际上是一种叙述的策略，小说以一种“局外人”的观点和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构造了“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的“虚伪的形式”。初读余华的小说，就像在听一个精神病患者在深夜寂静无人的街头无尽地倾诉。心理学证明，所谓精神病患者，其显著的心理特征便是失去了与外界的现实联系而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一个虚幻的现实世界。余华前期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的世界，一个狂人的世界。如《四月三日事件》里那个十八岁的迫害狂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处处暗藏杀机、危机四伏的世界。小说中的狂人所感知的那个虚幻的世界实际上表达的是作者对于真实世界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作为作家的余华似乎失去了与外界的现实联系，已经脱离了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所构筑的小说世界可以看成是他作为旁观者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叙述。《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这类带有一种寓言意味的作品，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不可捉摸和生活的荒诞。《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的主人公甚至同作者同名，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硬被说成是他的朋友，他出于无奈与同情，不得不尽一个朋友的义务为他买花圈，装出很悲痛的样子为他守灵，甚至给他的母亲当孝子。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似乎不可能发生，但他让读者想到现实生活中许多曾经强加在身上的责任和义务及那些不得不做出的付出。而《死亡叙述》和《河边的错误》简直就是冷峻的写实，《死亡叙述》叙述了一个司机的看似
论卡夫卡小说的表达艺术 【摘要】卡夫卡小说艺术始终有着谜一般难解的魅力,他的出人意料的情节铺展与荒诞离奇的场景描写以及冷峻而滑稽的文字,常常流露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才能。卡夫卡的叙事具有耐人寻味的两面性,本文对其小说中的叙事风格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一方面他描绘出黯淡、残酷、荒诞的世界景观,辐射出痛苦、惶恐、焦虑、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他的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冷嘲、怪诞和滑稽的情绪。 【关键词】卡夫卡；表达艺术；真实；荒诞 【正文】卡夫卡作为奥地利作家是现代主义的奠基者之一，被称为“现代主义之父”。卡夫卡的犹太血统、不幸的童年、狭窄的视野、深刻的思想影响着他的作品，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风格，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卡夫卡的作品不从属于任何主义，但他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在后现代主义中可找到他的作品的影子，同时他的作品又具有不确定性，延展性很强，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卡夫卡。”卡夫卡写作是把他的哲学意蕴渗入到了作品，而他独特的叙事风格正好完美的体现了他的意图，独特的叙事风格也加重了作品的深邃，两者相得益彰。 在现代西方文学中卡夫卡小说艺术始终有着谜一般难解的魅力。他是西方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把文学创作与人生体验密切结合于一体的少数作家中的一个。可以说，他从来没有把文学当作文学来做，而是把它当作自己体验人生、思考人生的表达方式。这是卡夫卡小说独特的魅力，与卡夫卡独特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密切相关。卡夫卡文学成就主要是通过自己不断探索的创作实践取得的。他没有,也不想建立什么理论体系,甚至于连一篇像样的有关论文也没有写过。但从他的日记、书信、札记和谈话中可零零散散地见到他的一些想法,虽不系统,但其基本倾向是明显的。那就是弃摹写,重表现。他反对传统的艺术法则,摒弃写实主义的方法,主张通过自我来再造世界。他把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从客观转向主观,从外部转向内心,把创作当作内在的需要。他觉得心中有个“庞大的世界”急欲“撕裂”,只有创作才能使他一吐为快。他在日记中谈到写作《诉讼》的时候说“一切出于我表达个人内心生活的愿望”。他的许多作品也确实都是出自内心,一气呵成的他的作品之所以感人,显然与他“发自内心”有很大关系。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 零度写作 集团文件版本号：（M928-T898-M248-WU2669-I2896-DQ586-M1988）
文学与对汉语学院本科生学年论文 题目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专业对外汉语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分数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学生：熊风 指导教师：何文善 摘要：余华前期小说中对鲜血、暴力和死亡进行了大力渲染。暴力，血腥在余华小说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余华在进行创作时采用零度笔触手法。本文将通过零度写作的兴起，传播及其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暴力、血腥、死亡在其作品中的内涵要义以及形成的原因，揭示其“零度写作”的巨大魅力。 关键词：暴力；余华小说；零度写作 A Study on the Violence and "Zero Writing" in YuHua's Novels Undergraduate：XiongFeng Supervisor：HeWenshan Abstract：YuHua's early novels applying many colours to a drawing blood, violence, and death. Among of them ,violent, bloody in novels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https://www.doczj.com/doc/cc13431300.html,ually,yuhua in writing brush with zero technique.So,this text will zero the rise of writing, spreading an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reation of novels by yuhua,
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从先锋创作到温情写实——对余华小说的艺术探讨 学生姓名：殷强 学号：1102010442 所在院系：教育学院 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 届次：2015届 指导教师：管军 职称（学位）：副教授 淮南师范学院教务处制
淮南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诚信承诺书 1.本人郑重承诺：所呈交的毕业论文（设计），题目《从先锋创作到温情写实——对余华小说的艺术探讨》是本人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没有弄虚作假，没有抄袭、剽窃别人的内容； 2.毕业论文（设计）所使用的相关资料、数据、观点等均真实可靠，文中所有引用的他人观点、材料、数据、图表均已注释说明来源； 3. 毕业论文（设计）中无抄袭、剽窃或不正当引用他人学术观点、思想和学术成果，伪造、篡改数据的情况； 4.本人已被告知并清楚：学院对毕业论文（设计）中的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将严肃处理，并可能导致毕业论文（设计）成绩不合格，无法正常毕业、取消学士学位资格或注销并追回已发放的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等严重后果； 5.若在省教育厅、学院组织的毕业论文（设计）检查、评比中，被发现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本人愿意接受学院按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学生（签名）： 日期：年月日
目录 前言 (2) 一、关于余华 (2) （一）余华生平 (2) （二）余华道路 (3) 二、先锋余华 (4) （一）先锋文学 (4) （二）小说主题 (5) 三、转型之路 (7) （一）转型原因 (7) （二）再度启程 (8) 四、现实余华 (9) （一）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 (9) （二）小说里的温情 (11) 五、小说艺术 (11) （一）细部刻画 (12) （二）重复叙事 (12) 六、结语 (12) 参考文献 (14) 致谢 (16)
卡夫卡小说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研究 08中文4班 0806010179 谭静华 摘要：奥地利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究竟有何与众不同呢？一直以来中外众多学者从他的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方面（包括：自我疗救、焦虑感、犹太情结、俄狄浦斯情结、孤独意识、生态意识、恐惧感、直觉主义创作意识、恐惧感、自卑感、中国文化情结。）研究他的作品。 关键词：卡夫卡/人格结构/文化心理 奥地利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被文学界认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之一，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卡夫卡的小说是寓言小说，不求社会生活画面的丰富多彩，但求深刻的哲理和寓意包蕴其中。卡夫卡的小说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虚无缥缈、光怪陆离的世界，十分荒诞。在卡夫卡的感受中，世界是荒诞的、可怖的、令人痛苦和绝望的。世界上的一切都被一种力量巨大的权威所覆盖。这个权威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它使人感到压抑和窒息。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 卡夫卡小说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那么作为创作主体的卡夫卡，他的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究竟有何与众不同呢？这种与众不同的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对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不可否认，文学创作归根到底是作家的精神活动，如果不研究一个作家特定的文化心理、不了解作家复杂的精神与人格世界，要完整地深入地理解其创作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使一直以来中外众多学者从他的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方面研究他的作品。下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一、自我疗救 文学除了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娱乐作用这些功能之外，它还维系着人的精神生存和健康，即具有治疗功能。具有深重的精神创伤、心理挫折感的卡夫卡视写作为自己的全部生命，以写作进行自我疗救，最终确实虽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