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迁到班固——论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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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洫志》一、《沟洫志》简介。
(一)正史中的河渠志。
正史中有七部河渠志,即史记、汉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司马迁有感于水之利害与国计民生关系至切,创《河渠书》,以记战国至西汉武帝时全国水利建设的概况。
班固《沟血志》则以记黄河为主,盖西汉河患严重使然。
此后修史者均以河患多寡为是否设河渠志之准则,东汉至唐中期,黄河相对安定近八百年,故《后汉书》至两唐书均无河渠志,宋代以后河患严重,故各史均列河渠志篇。
惟《汉书》名之为《沟洫志》,沟洫,即沟渠。
洫,田中渠道。
(二)篇章结构:1、大禹至秦代的治水历史。
2、汉代的治河与漕运:按时间顺序依次叙述,二者有交叉记述的情况。
以治河为主。
(三)与《河渠书》之异同本志和《史记·河渠书》都是记载水利史,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它摘取了《河渠书》的内容,但有几点不同:1、命名之差异。
两者都以写治河为主,其它水利事为辅;然“沟洫”不如“河渠”贴切,其他正史均名《河渠志》。
2、内容之修订。
如《河渠书》写“西门豹引漳水溉邺”,《沟洫志》则写“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
可能各有所偏。
据各种古籍不同的记述,大概西门豹、史起二人都曾引漳水溉邺。
又如,《河渠书》写孝文时河决酸枣,“其后四十有余年”,至武帝元光中河决瓠子;《沟洫志》则将“四十有余年”,改为“三十六年”。
自文帝十四年河决酸枣,至元光三年河决瓠子,确为三十六年。
3、有汉一代水利史记载之完整。
《沟洫志》续写武帝太初以后至于王莽时期的水利事业,特详于西汉后期治河问题及贾让论治河三策。
此《史记》未能殆及。
二、《沟洫志》导读。
附:战国至西汉时期黄河下游河道的迁徙。
1、战国初期以前河道见于先秦文献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禹河”,也就是“禹贡大河”,根据《禹贡·导水》章的叙述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在今河南浚县,说明古河水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
论司马迁、班固述“货殖”观点迥异之原因[摘要]司马迁、班固在《史记》和《汉书》中虽然都为货殖者立传,但目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义利思想亦存有差异。
司马迁重货殖,倡导义利并重,班固主张以礼法约束货殖,强调重义贱利。
本文试对班马两人传“货殖”观点迥异的原因略作探析。
[关键词] 司马迁班固货殖义利儒道变迁The Analytic Research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t Views expressed By Sima Qian and Ban Gu in Biographies Of MerchantsAbstract:Though there are Biographies Of Merchants both in the Record Of History and The Book Of Han Dynasty , the righteousness-benefits ideologies expressed are definitely different. Sima Qian paid attention to the merchandising , putting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s on the same level ; while Ban Gu advocated that merchandising should be controlled with rites ,and placed righteousness before benefi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two different views .Key Words: Sima Qian Ban Gu Righteousness-Benefit ideology Merchandisng目录摘要 (1)引言 (4)第一章马班生平异同对撰书的影响 (4)(一)、司马迁的生平事迹 (4)(二)、班固的生平事迹 (5)(三)、马班生平异同对撰书的影响 (6)第二章马班义利思想的迥异 (7)(一)、崇势利而羞贫贱 (7)(二)、贵谊而贱利 (8)(三)、马班义利思想的迥异对述“货殖”的影响 (9)第三章儒家义利之辩对马班的影响 (11)(一)、孔孟荀三家的义利思想 (11)(二)、司马迁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12)(三)、班固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3)第四章马班义利思想迥异的根本原因 (13)第五章结论 (15)致谢语 (15)参考文献 (15)引言对造成马、班述及“货殖”论断迥异的原因,过去论者多从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家贫不能自赎,以陷腐刑的角度进行解析,认为司马迁是由此以“刑余”之身发愤而传“货殖”,故对富利尤为看重。
史学史思考题(1)中国史学史复习资料第一章一、主要名词:1、《尚书》《书》,汉以后称为《尚书》或《书经》,是我国最早的文献汇编。
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尚书》汇集的是典、谟、训、诰、誓、命等文,基本上是统治者的讲话记录或文告。
“典”是重要的史事记录;“诰”是君对巨的训诫,“谟’是臣对君的谋画,“誓”是王誓众之辞,“命”是册命或君主的某种命辞。
《尚书》有古文、今文两种。
古文二十五篇,是伪书。
今文二十八篇,大部分为周史官搜集整理的文献和当时的—些记录。
2、《春秋》《春秋》即《春秋经》,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
第一部汉民族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
作为鲁国的编年史,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限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含242年史事。
《春秋》内容以鲁国历史为主,但涉及到列国之事。
主要记载各国间的朝聘、盟会、战争及统治阶级人物活动的事迹,以及一些自然现象。
3、属辞比事属辞比事出自《礼记.经解》里的“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这是说出了《春秋》在编撰体例和表述要求上的特点。
属辞,指遣词造句,辍辑文辞。
比事,指排比史事。
4、《左传》《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儒家十三经之一。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相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所记史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记载了春秋时期255年的历史。
19万字,篇幅是《春秋》的10倍。
《左传》是战国早期的私人撰述史书。
5、《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原名《纪年》,后人又称《汲冢纪年》或《汲冢书》。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得竹简数十车,后经荀勖等人整理、研究,得75篇,共10万余字。
其中《纪年》13篇,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至周宣王后,则特记晋国历史,晋被三家瓜分后,又特记魏国历史,记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
湖南省2022-2023学年高一(下)期中考试语文第Ⅰ卷(阅读题)一、现代文阅读(一)现代文阅读Ⅰ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史论结合便是其中之一。
《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
同时,在史书注释、书目提要中也都包含丰富的评论。
这些史论结合的精彩之论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需要下功夫深入发掘和总结。
关于《史记》中的史论,我们比较熟知的是“太史公曰”。
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都知道,其史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比如,他对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就非常关切。
在《货殖列传》中,他在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情况时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人们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
这些论点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力图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
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
其实除了这两种形式,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深刻。
以“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为例。
司马光提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认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所以他在《资治通鉴》中非常注意并突出叙述了举贤用能的史实。
《资治通鉴》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胜枚举。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者:李爱民来源:《现代经济信息》2009年第19期摘要:《史记》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开创了为经济立传的先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明了他的经济观点,在承认人的趋利本性的基础上,主张国家应顺应经济规律,农、工、商、虞四业并重,市场自由贸易,这样才能民富国强,促进社会的发展。
他支持人民经商致富,认为仁义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并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经济思想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倾毕生精力写成了一部巨著——《史记》,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尽了史家之职责,了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想。
《史记》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纪传通史,奠定了史学有独立地位的基础,同时还做出了许多创举。
其中,《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书》开创了经济列传,证明司马迁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这在当时“重农抑商”的政治环境中,不能不说他不但具有史家实录的精神,而且还有大无畏的精神,言别人不敢言之言,做别人不敢做之事。
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对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基础——对人的趋利本性的认识和肯定司马迁主张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尽物之性,还要尽人之性。
他的自由经济思想,包含了尊重自然规律,充分地利用或者顺应人和物本性的内容。
司马迁所谓的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是以人们的趋利本性为基础的,他能为致富者立传就已经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
他认为,人们对利益财富的追求是一种天性,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本性,是不用学而与生俱来的。
正所谓“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1]因此,他列举了多方面的事实证明人具有趋利的自然本性。
“贤人深谋于廊庙,……归于富厚也。
……壮士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
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其实皆为财用耳。
今夫赵女郑姬,……出不远千里,……奔富厚也。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现代经济思想司马迁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
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在对当时的经济作了仔细而认真的考察分析后,对当时的经济规律进行了总结与提升,得出了很多有见地的结论。
一、重视商业和商人的作用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
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
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西方经济学认为,欲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而司马迁也认为人一切活动的动因,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求富求利。
总之,“欲利”是商业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因。
商业形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农、虞、工、商各业分别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需求,并获得各自利益,这是社会经济的客观现象和规律。
有社会分工就有交换、商品交换和商业,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
商业和商人的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肯定经商求富的正当性。
司马迁指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
商人的存在及其经营活动不妨碍国计民生,有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高度赞美富商大贾。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给那些“无秩禄之俸、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的富商大贾起了“素封之家”的雅号,把社会地位低下、正统思想中属五蠹之一的商人与皇家的贵族“封君”相媲美,赞赏有加。
在司马迁所处的历史时代,如此赞美商人的求利活动,实在是不同凡俗;三是指出商业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认为,商业如同农业、工业一样,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部门。
他认为农、工、商、虞四业皆为百姓“衣食之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四者按比例协调发展,“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就不能停留在“原小则鲜”的简单再生产和小规模商品交换上,必须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商品流通,通过自由竞争决定贫富,让“巧者有馀,拙者不足”,“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四是反对官营商业。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李宏(渤海大学教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摘要: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历史观;差异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l672—8254(2007)05—0067_04收稿日期:2O0r7—06—26作者简介:李宏(1973一),女,渤海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秦汉史和基础教育研究一,相同点(一)都做过挣脱天命神学历史观的努力1,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司马迁的认识论.有承认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如《天官书》历述秦汉时期天人感应的事例.最后还概括地指出,人间发生的事.”未有不”先由天象将天意显示出来.接着人间就相应发生反映天意的事件.在这里,司马迁陷入了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圈子.但是,司马迁的认识论.还有怀疑天命.以至不相信天命的一面.如《天官书》:”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褛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这就是说,占卜吉凶之书不可取法,所以孔子编次”六经”的时候,只记载了异常的自然现象,那些占验天人感应的解说都弃而不载.这表明.司马迁对天人感应之说绝非坚信不疑.而且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用历史事实对天命说提出质疑.明确表示了否定天命的思想观点.班固是非常相信天人感应思想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班固认为,”太极之元”分成阴阳两极,经过譬变I化,产生天地万物.其二,班固认为,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着矣”.(t](五行志序)其三,班固认为,历史上的盛衰兴亡,吉凶祸福,都是天命所定,说:”偶合有命,悲夫!”(](寞田灌韩传赞)又说:”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t]㈤仔传赞)班固虽然笃信天人感应论,但其在历史考察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事的作用.绝没有全然用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解说历史而不及其余.《汉书?艺文志》不收谶纬之书,反映出其人文主义倾向.《术数略》的各类小序中阐述其对天文,历谱,五行,着阄,杂占,刑法等方面的见解.表达了对阴阳杂占,望星卜蓍的怀疑与否定的态度.他重视人事的作用,如对汉高祖刘邦,班固并没有以神意的祥瑞说明其为得渤海大学二oo七年第五期天之统的真命天子,而是多次指出其”明达”,“好谋”,”能听”的长处,有”处顺民心,作三章之约”的恭俭,立国后”日不暇给”,”规模弘运”,说明其得天下完全是人的作用,并非出于侥幸.在班固看来:”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1](郦陆刘叔孙传赞)帝王的功业完全是由人事决定的.2,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司马迁看到,历史演进往往存在着某种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他称之为”势”,就是指历史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各种客观条件的交替综合,即一个较长时间里有各种社会力量,各种社会因素逐渐积累决定的历史趋势.《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说西汉建立后,”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之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及后分裂,固其理也.”这里,司马迁揭示了汉初分封同姓是一种客观趋势,这一方面是错误地反思秦亡的教训,认为秦二世而亡是由于”无尺之封”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异姓诸侯被消灭以后,为了稳定天下,”以填万民之心”的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封同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极作用逐渐转化为消极作用,同姓诸侯成为分裂因素.这种分封同姓的作用的转化,在司马迁看来,如同事物发展由盛而衰一样,是由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班固虽然相信历史循环论,但是他并非把一切历史事变都归于天意所定,而是注重结合时势考察历史的逻辑发展.首先,班固看到许多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是时势造成的.都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因素.因此主张”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百官公卿表序)如在《陈胜项籍列传》中, 他采用贾谊《过秦论》中所言,指出秦二世而亡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诸侯王表序》中,他把秦亡归于”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蕃翼之卫”.其次,班固看到时势是历史上个人取得成就的决定性因素.时势不是天的意志.而是个人所处的独特的历史环境.班固有时把折中历史机遇称为天时,”天时”这个词并非指天神的安排,而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言.他称王莽代汉是”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王莽传赞)这句话中的”天时”即是如此(二)都兼有保守与进步的双重性1,其保守性(1)宣扬封建正统历史观司马迁以血统论为依据,建立一个以帝王为中心的传授体系.这个从五帝到汉初的帝王传授体系把黄帝作为各民族的共同祖先,是与中华民族起源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这个体系的建立虽为民族大一统提供了依据,但在封建集权政治下却成了封建正统论的滥觞.班固在《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此外,还将项羽从帝纪中拉到列传:把陈涉由世家中也降到列传,并抹去”由涉首事”的初功,突出地表现出班固维护封建正统的观点.(2)宣扬天人感应说司马迁相信气数,他说:”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各际续备”:[](天官书)他在解释社会发展形态时,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2](高祖本纪)在历法上是”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返本”.[:](历书)这实际上就是董仲舒的三统说.班固在《天文志》中,记述了秦楚之际自然界的变异,并认为它应验于人事的变动,特别强调”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影)之象形,响之应声”.在《五行志》中,班固集中了董仲舒等人关于阴阳五行灾异学说的论述,并附会春秋以来至西汉末年某些史实,企图表明五行等自然现象的变异可以反映出政治上的得失.而人们的貌言视听思的失当.也可以影响到自然界的风雨,水旱,寒暖,蝗灾,地震等各种变化.2,其进步性(1)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司马迁的撰史宗旨就是”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察其始终”,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方法.他是要把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进行全过程的综合考察,从而找出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去向.班固提出研究历史要”究其始终强弱之变”,[](诸侯王表序)”列其行事,以传世变”;[](货殖列传)要”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1](百官公卿表序]这里不仅讲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有借鉴历史的含义.他还总结历史上的任务,成功的则是”遇其时”.[1](郦陆朱娄叔孙传赞)失败者则是”不知时变”.[](宴田灌韩传赞)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2)1)2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司马迁认识到了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性: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天下鹋渤海大学嗲哲学学版渤海大学哲学学版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试图从经济条件的分析中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社会政治制度.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班固在《食货志》中,肯定食货为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家民富而教化成.”在《西域传》中,班固指出汉武帝之所以能通使西域,开拓疆土,是由于”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但是后来,汉武帝连年发动对西域的战争, “师旅之费,不可胜计”,以至”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这里既说明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说明统治者的政策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不同点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和儒家正统观点的分寸上,司马迁与班固各有表里.(一)天人感应司马迁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天命.而强调人谋.司马迁在整理上古史时,对神话传说采取审慎态度.虽说不是全部抛弃.但也基本上不予采用;司马迁否定个人命运受制于天道或某种善恶因果报应.他批判”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的观点.例如:当项羽兵败时发出“天亡我”的怨叹.司马迁批判道”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z](项羽本纪)司马迁在对天命论提出质问和批判的同时,又强调人的作用.他在解释楚汉相争成败的原因时,通过史实的对比,强调人谋,民心的作用.司马迁用事实证明楚亡汉兴与天命无关,关键在人谋,在人心的向背,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班固宣扬天人感应说.例如在《高祖本纪》最后的”赞”语中,概述自尧到刘邦的世系延续,用来证明刘邦是古代圣贤帝王的后人;又借符瑞征兆说明汉继尧后.以火德得天下.班固在《汉书》中记载了大量用天象灾异,阴阳五行来附会征验社会问题的材料,如《五行志》,《刘向传》,《谷永杜邺传》等篇, 其中尤以《五行志》为最,连篇累牍地宣扬这方面的荒诞谬说.这些记载,充满了天意支配人事的说教,集中体现了班固错误的历史观..(二)”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司马迁对”五德终始”持批判态度.并且还反映在对《史记》的整体安排上.按照”五德终始”,秦只能占一德,但秦却分列为两纪;而项羽根本没资格列入”五德”的次序,可他却被列入本纪.还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其对五帝,夏,商,周等均未按”五德终始”所规定的”五行”递嬗的模式组织排列.班固宣扬历史循环论及皇权神授说.在《律历志》中.他把从太昊到刘秀的世代帝王更替,按”五德”之运排列起来.他认为周是木德,继之者是火德;而秦以水德间之,这与过去共工氏的运一样”非其次序,故皆不永”;至汉高祖代秦继周,应该是火德,故汉应运而生,这是”自然之应,顺时宜矣”.他说”高祖始起,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郊}已志)”依照班固所说, 刘邦的得天下符合五德的顺序,是神意的安排. 三,原因(一)所处时代历史背景是决定彼此历史观差异的重要前提司马迁时代诸子各家学说尚在流行中,使他能从古代进步思想家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司马谈的以道家为主的学术思想和着史志向也对司马迁有重要影响.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个忠于汉王室的地主阶级史学家,他撰写《史记》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在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下,随着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加强.封建正统思想逐渐建立并渗透到史学领域中来.然而,在封建正统思想尚未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又给了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解释历史的机会.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国古代史学向封建正统史学过渡的历史时期.使司马迁成为中国古代进步史学家的优秀代表.同时也成为封建正统史学的开创者.班固所处的时代,思想领域内经历了从”独尊儒术”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儒家思想已经神圣化,可以说,整个《汉书》都是在封建正统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因此,《汉书》的写作宗旨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也就用儒家的正统思想,将汉朝200年的历史妥帖讲通.以为汉王朝的统治服务.(二)相似的个人经历使两者对统治阶级官方的历史观既无可回避.又表现出多层面的复杂性.进而使其思想具有明显的进步性1,幼年时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埋下封嘞渤海大学二oo七年第五期建正统思想的烙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初年任太史令.司马迁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来曾向当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又曾向孔安国学习.20岁时,司马迁走出家门,在全国周游考察,通过全国周游考察以及后来做官后为执行公务出行各地,司马迁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获得了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为他以后撰写《史记》做了重要准备.班固出生在一个有外戚身份的宦官之家.父亲班彪是一位历史学家.通晓汉代历史,撰有《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固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23岁时,父亲去世,他立志要继承父亲的志向.完成父亲未完的事业.于是开始在家撰写《汉书》.班固撰写《汉书》是为了弥补《史记》的两个缺陷:一是《史记》所记西汉的历史并非西汉全史,因此要补续,以实现他父亲的遗愿.二是《史记》采用通史的体裁而将汉帝排在最后.班固认为这不能充分展现汉朝继承尧的正统地位.因而要用断代史形式重写汉朝历史,突出汉帝一尊的正统地位.2,晚年受到封建强权势力的排挤与迫害,使他们能因此有所觉醒.立志于治史.所以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能够从实际出发给以批判的考察和分析.体现出史学家的严肃态度和求是精神.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便开始动笔写作《史记》,公元前98年,因为”李陵事件”被汉武帝治罪.被处以残酷的腐刑.这时,撰写一部宏伟历史巨着的信念,是司马迁忍受屈辱,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出狱后,司马迁作了中书令,全力倾注在《史记》的写作上,直到公元前93年前后基本完成.班固于公元78年升任玄武司马.主掌守卫宫廷玄武门.公元92年窦宪以谋逆罪被迫自杀,班固受到牵连,先是被免官职,后又被捕入狱,当年死于洛阳狱中.参考文献:[1]班固.汉书[MJ.北京:中华书局,1999.[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3]老子.道德经[MJ.韩宏伟,何宏注译-△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责任编辑蔡国相)DifferencesandSimilaritiesinSimaQianandBanGu’SHistoricalViewpointsLlHong(CollegeofEducation,BohaiUniversity,Jinzhou121003,China)Abstract:ForthestudyofShiJi,HanShuandthehistoryofWestandEastHan Dynasties,itisofgreatsignificancetocomparethedifferencesandsimilaritiesinSimaQianand BanGu’Shistoricalview—,feudalhistoricalview—point,historicalevolution,andeconomicviewpoint,SOthatabetterwaycan befoundtolearnthehistoryofWestandEastHanDynasties.Keywords:SimaQian;BanGu;historicalviewpoint;differences渤海大学哲学学版渤海大学哲学学版。
从司马迁到班固——论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一) 前言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第一、人类的本能与经济自由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第六、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情形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三、班固的思想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第六、《汉书》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独占 第三、道统的观念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第五、明、清二代的官吏分家及吏治败坏 后语 前言 四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社经》第四期,香港新亚书院经济系出版,1962)在那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司马迁的开放、乐观、自由的经济思想,与英国学者亚丹.斯密(AdamSmith,1723-1790)(注1)的自由经济思想非常相似。当时我就想,如果中国的经济思想,能够顺着司马迁思想的势头继续发展下来,中国早在二千年前走上资本主义(注2)的道路,又何必在二千年后,再受西洋鬼子加东洋鬼子的气! 但是事实上,我们到今天,仍然没有走上真真正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三农问题仍然绊着我们的脚,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能否事事顺遂,尚是未知之数。 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指导及影响力量。中国经济发展,在西汉时期,未能趁着良好的机遇,走上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汉受到政治及学术压力,使经济思想的势头,由开放、自然、自由的方向,转折而入于封闭、保守的方向。西汉之后,经济思想,地位愈低、层次愈贱,历代名士大儒不谈经济,耻谈经济。谈经济者,亦仅在技术层面、功利层面、实用层面,而绝少在学术、思想、理论层面谈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自汉朝到清朝,陷于停顿状态。在某些工艺技术方面,尚有因秘方失传或不得善传而退步者。这完全是经济思想保守、退步所致。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本文的题目,是《从司马迁到班固》,并不是将中国经济思想转折、退步的责任,诿过于班固。完全没有这种意思!只不过因为《史记》和《汉书》中,司马迁和班固面对着相同的事物,所作的描写与评价有了显著的不同。令我们对这一百多年间的思想转变,看得非常清楚。 司马迁生于汉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汉武帝末年(公元前87)(?)。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前130年至87年。班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54年至80年。二人年代之差距约为150年,但思想之转折已极明显。本文即用这种方式,将二人对相同事物的见解分别列出,可以看出在这一百多年之间,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尤其是读书人的心态已有显著转变。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主要著作为《史记》,而表露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篇章,为《史记.货殖列传》。兹将《货殖列传》中可表现其经济思想的片断,简摘如下:第一、人类的本能及经济自由司马迁说: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之本能,另一种是享乐的欲望。所谓求利致富的本能或自利心,乃是为追求个人财富之积累,或经济情况改善的一种本能。为了此种目的,人们可以劳筋骨、忍嗜欲、冒风险,为求财利而赴汤蹈火。而所谓享乐的欲望或称为奢侈的本能,是人类求精神的或肉体的欲望满足,如权势的夸耀,口腹之欲及耳目之欲的满足,以及一切增加个人安逸快乐的需要。为达到此种目的,人们可以不惜个人财富的牺牲,贫者尽其所有,富者挥霍无度。第一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两者相反相成,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又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又说: 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这就说明:人类有求利致富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有,生而俱有。除此之外,司马迁又留意到,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货殖列传》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神农以前,没有典籍可稽,所以当时的人民经济生活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至于虞夏以后,有了尚书诗经等文献,其时人民经济生活之情况,可以从这些文献的记载中知道。司马迁根据这些记载来观察,于是发现了以下各点: 一、人类有享乐的本能; 二、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在条件限制,它将尽情发挥; 三、这种本能,不可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原于人类的两种本能,是人类两种本能之发挥、交织而成。人类求利致富本能的充份发挥,使个人积聚财富;又受享乐欲望的趋使,而作财富的开支。因此,政府经济政策,也应该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则社会才能富裕、和谐。司马迁提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谓: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在西汉,最好的时期,根据司马迁的理论,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180年。《史记.吕太后本纪》: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 文帝时期,连番下诏,劝民归农,这在司马迁来说是“教诲之”;也即是第三等作法。文帝虽在历史上称为好皇帝,但用“教诲”的方法,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行为,并非好事。 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在司马迁来说,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史记.货殖列传》描写西汉社会的经济活动,大别可以分为四个行业,即农、虞、工、商。司马迁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又有一段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以上两段,非常明显、强烈地,显示出司马迁对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的洞察力,而且又显示出他的非常明显有力的见解。即是:社会生产行业的多元化,及彼此的依赖性。农、虞、工、商,为社会生产行业的四个主要部门,单独来说,各有其功能,综合而言,彼此依赖,不可偏废。并且强调:以上四者,为人民衣食(即指整个生活面)之原。又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不论是国家,或是家庭,贫富的关键均在此。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所列举的人物,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有范蠡等七人;属于西汉的有蜀卓氏等九人。兹列表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 人名 行业 简介 范蠡 商业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人称陶朱公 子贡 商业 所至与国君分庭抗礼,使孔子扬名天下。 白圭 商业 乐观时变,天下言治生皆袓白圭。 猗顿 工业 以盐业致富 郭纵 工业 邯郸郭纵、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 畜牧 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以比封君。 巴寡妇清 矿业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至于西汉的人物,则可见下表: 人名 行业 简介 蜀卓氏 工业 其先赵人,冶铁致富。秦破赵,迁至临邛。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 工业 山东迁虏,冶铸,富埒卓氏。 宛孔氏 工业、商业 梁人,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 曹邴氏 工业、商业 先以冶铁起,富至巨万。其后贳贷行贾遍郡国。 刁间 商业 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 师史 商业 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 商业 粮食囤积贩卖,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桥姚 牧畜 塞外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无盐氏 子钱家 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出征将领贷子钱,诸子钱家莫敢贷,唯无盐氏贷出,三月吴楚平,无盐氏息什倍。富埒关中。
除以上列举富豪人物之外,司马迁又说: 关中富商大贾,大扺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