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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元明时期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戏曲作品，包括四大名剧《汉宫秋》、《西厢记》、《长生殿》和《琵琶记》等，给中国的戏曲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命力。
这些作品不仅成为中国戏曲的经典之作，更被誉为世界文化遗产。
元明时期的戏曲作品具有独特的海洋书写特点，这种特点不仅体现在剧本的构思和人物形象的描写上，还体现在戏曲演出的艺术表现上。
首先，元明时期的戏曲作品在剧本的构思上显示出独特的海洋书写特点。
这些作品大多讲述历史事件或民间传说中的故事，在描写人物形象和情节情感的同时，还融入了大量的海洋元素。
例如，《汉宫秋》、《琵琶记》等作品中都融入了大量的宫廷生活和仪式、音乐舞蹈等海洋文化元素，让剧本更加具有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
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体现了中国戏曲艺术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开放和包容精神。
其次，元明时期的戏曲作品在人物形象的描写上，也表现出独特的海洋书写特点。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例如《西厢记》中的张生和莺莺，在描写他们的情感变化和人物性格的同时，还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元素和海洋元素，例如他们的名字、风俗礼仪、服饰等。
这些元素不仅增加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独特性，同时也反映了时代变革和文化交融的复杂历史背景。
最后，元明时期的戏曲演出艺术表现中，也体现了独特的海洋书写特点。
演员的音乐、语言、动作等艺术表现，融入了大量的海洋文化元素和民族特色，在艺术形式上更加多样化和具有独特性。
例如京剧中的（惊世花魁）等角色，不仅有独特的戏曲唱腔和表演风格，还融入了舞蹈、音乐等多种表现形式，让观众在享受戏曲艺术的同时，更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和深厚。
论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元明时期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有许多优秀的戏曲作品问世，还有许多杰出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涌现出来。
元明戏曲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海洋书写更是丰富多彩，蕴含着丰富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底蕴。
本文将对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进行深入探讨，探寻其中的深刻内涵和丰富意蕴。
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体现了中国古典艺术的传统特色和精髓。
在元明时期，中国戏曲的演出形式、表演技巧、音乐舞蹈等方面已经日臻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表现手法。
在这样的传统背景下，元明戏曲的创作与表演就呈现出了深厚的传统底蕴和内涵。
在元曲中，通过诗词歌赋、音律旋律等对词曲的运用，使得戏曲作品具有了更加深刻的音乐艺术魅力；在明代的散曲中，以吟诵吟唱的方式表现出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美风采，为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发展继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传统特色和精髓为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注入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使之成为中国古典艺术的瑰宝。
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繁荣与活跃。
在元明时期，由于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增多，戏曲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传播。
当时的街头巷尾，戏班庙会，酒楼茶肆，无一不见戏剧的表演。
由于戏曲表演对音乐、舞蹈、戏剧文本等方面的要求，也催生了一大批的专门从事戏曲表演、教育、传承的人才。
丰富多彩的表演艺术形式和活跃的演出场所，使得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呈现出了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繁荣与活跃的重要标志。
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元明戏曲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形式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完善，更在主题内容和艺术表现上体现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
在元代的《元曲选》中，收录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统戏曲，如《西厢记》、《牡丹亭》等，这些戏曲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明代的散曲中，以其明朗的音乐风格和优美的词曲表达，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得到了崭新的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
探究元明戏曲人物形象塑造特点
元明戏曲是我国戏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期，其人物形象塑造具有独特的特点。
以下
就该时期戏曲人物形象塑造的特点进行探究。
首先，元明戏曲着重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多样性。
在人物塑造上，除了突出人物性格
的鲜明特征外，还更注重表现人物的矛盾、冲突和变化，使人物具有相对自由的心理性格，刻画形象准确、生动，使人物形象富有个性和精神。
其次，元明戏曲注重历史和真实环境下的人物刻画。
人物形象的塑造通常围绕着历史
人物或真实事件展开，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情等综合手法呈现，因此人物形象有着浓
郁的现实感和历史感。
这种刻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戏曲的历史教育和社会意义。
第三，元明戏曲中还重视通过艺术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戏曲表演不仅注重语言表达，
还包含音乐、舞蹈、戏曲化的形象美学等因素，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如方法，是通过人物形象的衣着、言行、態度和面貌来表现人物性格和形象特征；而典型化则是通
过人物形象的刻画，挖掘人物的类型特性，以强化人物形象，且增强戏曲表现效果。
第四，元明戏曲通过人物塑造来表达思想，通过人物形象展示不同的生命观和价值观。
在此时期，文学思潮盛行，文人的关注点从玄学故事和英雄传奇转向人情社会，从劳动生
产到教育道德。
因此，人物塑造承载了许多思想内容和主题，作品也通过人物来表达作者
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如《西厢记》中的“自由恋爱”，《越剧牡丹亭》中的“红颜祸水”等。
从四大戏曲看元明清文学之流变（5篇范例）第一篇：从四大戏曲看元明清文学之流变从四大戏曲看元明清文学之流变四大戏曲共同的文学思潮：个性解放，张扬情爱。
四大戏曲分别代表着元明清文学的产生，繁荣，转折，衰落。
产生这一过程和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斗争密切相关。
《西厢记》是元代杂剧，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作为剧本，《西厢记》表现出的舞台艺术的完整性，达到了元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
《西厢记》的主题：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作者王实甫希望所有的恋人都能够如愿以偿，等于不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眼里，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
反对包办、门第婚姻、歌颂恋爱自由、歌颂婚姻自主，符合人类婚姻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提出“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超前爱情观，强调“有情”是唯一的婚姻条件，比《董西厢》“自应才子，合配佳人”更进一步，即使今天，将来，永远适用。
从明清禁书和伪道学的诋毁，反面证明了该剧人性解放的意义。
《西厢记》的艺术特点是语言优美，融入唐诗宋词，有大量化用。
主要表现的是仕民阶层反理学。
《牡丹亭》是晚明时期的作品，和《西厢记》讲的都是情。
不同的是，《西厢记》由情而欲，《牡丹亭》是由欲而情。
《牡丹亭》的主题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牡丹亭》的思想意义：以情反理。
对明代盛行的压抑人性的程朱理学禁欲主义及封建礼教婚姻制度作了最深刻的批判，昭示着人性觉醒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光辉。
揭露了明代八股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残害。
从侧面批判了皇帝贪财好货和用人昏庸，有现实针对性。
所写的超越生死的至情，爱情和情欲。
是继《西厢记》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杰作，比《西厢记》更大胆，激烈，个性解放。
艺术成就：以梦幻为特色，以性爱觉醒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
人物形象戏剧化。
双线交错的情节结构和融南北曲为一炉的音乐体制。
典丽含蓄，富于诗词画意的曲词和生动活泼，富于机趣的宾白。
探究元明戏曲人物形象塑造特点元明戏曲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具有独特的特点。
元明戏曲以其丰富的表现形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物形象而著称于世，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元明戏曲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可以展现剧作家和演员的文化水平和审美情趣，更可以体现出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价值观念。
本文将就元明戏曲人物形象塑造的特点展开探究，以期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元明戏曲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元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繁荣，因此在元明戏曲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时代的影响。
元明戏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明清时期文学艺术的特点为主，注重表现人物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性格。
在元明戏曲中，有许多反映时代社会矛盾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不仅具有历史的文化真实性，更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如《桃花扇》中的李太白、《长生殿》中的杨玉环等。
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反映了元明时期社会的风貌和文化特点，更展现了作者对时代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和审视。
元明戏曲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元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地方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各地区的文化特色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因此在元明戏曲中，不同地域的人物形象塑造展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在戏曲中，京剧、越剧、评剧、黄梅戏等各地戏曲文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各具特色，反映了不同地域的社会风貌和文化传统。
在北京京剧中，武生、花旦、老生等人物形象的塑造注重于展现出京味儿和本地文化特色，而在越剧中，则更加注重于展现浙江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些地域特色的人物形象不仅为观众呈现了多样的民族风情，更使得元明戏曲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更加丰富和丰富。
元明戏曲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注重于艺术表现的传统特色。
元明时期是中国传统戏曲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传统艺术形式在元明戏曲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运用。
在元明戏曲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戏曲表演艺术的传统特色得到了有效的体现，如脸谱的运用、音乐的表现、服饰的搭配等。
浅析元明戏曲中的大团圆模式作者：秦丹丹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年第11期摘要:戏曲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特殊情节模式,这种写作模式在宋代大量涌现,于元代得到了发展,在明代时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本文试以几部作品为例来探讨其成因及时代的特殊性。
关键词:大团圆;形式;原因;比较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111-01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特有的一种模式,这种写作模式在元明时一派繁荣。
虽叙述内容,故事情节,气氛渲染有所不同,但结局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好人好报,恶人伏法,才子佳人终成眷属。
一、大团圆的形式(一)借助明君、清官使得冤案昭雪,矛盾和解。
李行甫《灰栏记》中包拯智断争子案,将奸夫奸妇凌迟处死,海棠胜诉,母子团圆。
关汉卿《蝴蝶梦》一剧中皇亲葛彪打死平民王老汉,王老汉三个儿子替父报仇,误将葛彪打死。
包公做梦了解此案内情,并以其智慧设计救护,最终使其一家团圆。
(二)借助仙鬼、梦境等超自然的力量实现愿望。
遇上清官明君的几率太小,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希望在哪里呢?为了实现愿望,仙鬼等超自然的力量被虚构出来。
此类作品在元明清戏剧中也占有很大的成分,明瞿佑的《剪灯新话》一书中此类作品也不乏其数。
《长生殿》杨妃死于马嵬坡,但明皇对她仍念念不忘,最终爱情的力量使两个人得以共赴月宫在仙界团圆。
而实际上,历史上的杨贵妃是因为红颜祸水三军不前逼迫唐明皇赐死杨于马嵬坡。
(三)依靠科举及第,功成名就,皇帝赐婚得以圆满结局。
《西厢记》一改《莺莺传》中的莺莺被抛弃的悲惨结局,让张生考中状元并和崔莺莺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牡丹亭》中杜丽娘是杜府千金,家法甚严,只因梦而感与书生柳梦梅结合,才生生不已,但最后还是靠皇帝赐婚团圆。
二、形成大团圆模式的原因(一)元明时期的文化建构。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累面前,元明时期的文人在自己本身所处的时代环境之下对以往文化积淀进行自我选择,而这不仅源于自身的情感和价值所需,而且也由社会当时的氛围所决定。
论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元明时期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时期。
在这个时期，许多优秀的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相继出现，他们的作品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戏曲的内容，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戏曲艺术发展。
元明时期的戏曲作品既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又融入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生活。
本文将探讨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即元明时期戏曲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浩瀚和深邃的艺术境界。
元明时期的戏曲作品丰富多彩，既有以历史事件和传说故事为素材的题材剧，又有以家庭琐事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生活剧。
历史剧以《长生殿》、《凤求凰》为代表，生活剧以《牡丹亭》、《西厢记》等为代表。
这些作品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既有史诗般的豪情壮志，又有细腻入微的家庭情感；既有武打功夫的精彩表演，又有歌舞技巧的高超展现。
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对艺术的追求，展现出了中国戏曲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和文化内涵。
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首先展现在其对历史题材的挖掘和创作上。
在元明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历史上的许多英雄人物和重大事件成为了戏曲作品的源泉。
在这一时期，《元好问备忘录》和《明朝好人榜》等史书为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使得历史剧逐渐成为了戏曲创作的热门题材。
《长生殿》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一部以唐代宫廷爱情题材为背景的历史剧，以其深刻的历史考据和对爱情的细腻描绘成为了元明时期戏曲的一大经典。
这些历史剧作品不仅展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人物塑造的才华，更为后人提供了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途径。
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还表现在对生活题材的精心创作和表达上。
元明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时期，生活剧的题材取材广泛，从封建社会的家庭琐事到市井百态的情感纠葛，皆成为了戏曲作品的素材。
《牡丹亭》以爱情悲剧为主线，以女性心灵为切入点，描绘了一个美丽女子白娘子和一个书生许仙之间传奇的爱情故事；《西厢记》则以受尽欺凌的官员之女薛莹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展现了封建社会下妇女的痛苦遭遇和对爱情的坚守。
★.戏剧：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绎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简单说，即戏曲者，演故事也。
★.戏曲的艺术特征：一，必须综合言语、动作、歌舞等多种表演艺术，即通常所说的唱、念、做、打等表演艺术，其中最主要的是歌与舞两种表演艺术。
二，戏曲必须“演故事”，即具有故事情节。
这是戏曲有别于一般歌舞表演、杂技、武术等表演艺术的重要标志。
三，戏曲史代言体，不是叙述体。
演员必须扮演成剧中任务，以剧中任务的身份来表演故事情节，而不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叙述故事情节。
这是戏曲区别于小说、说唱等其他叙事文学的重要标志。
★.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1.综合性：所谓”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绎故事”，就是说中国戏曲是一门由演员扮演、借助言语、动作、歌舞等表演手段来塑造人物形象、表演故事的综合艺术。
表现为：a.综合的范围广，它综合了唱作念打等多种表演艺术，在各种综合性艺术中史绝无仅有的。
b.综合的程度紧，戏曲将不同门类的艺术综合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拼凑与混合，而是一种有机的结合。
c.与西方戏剧相比，中国戏曲各艺术因素综合的过程不同，中国是从单一到综合。
2.写意性：a.表现在内容上，中国古代戏曲作家与理论家们历来都强调戏曲必须表现剧作家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即”意”，而不是简单地模仿生活。
b. 体现在表演形式上，即表演形式的虚拟性。
首先，中国戏曲以虚拟的表现手法来处理舞台时空与现实生活时空的关系。
(西方用舞台布景，中国用演员表演完成)。
其次，中国戏曲以虚拟的手法来塑造舞台形象。
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家在创造舞台形象时，既不同于体验派，也不同于表现派，不求形似，强调深思。
即通过虚拟的、高度变形和夸张的表演手法，讲角色的神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3.地方性：地方性也是中国戏曲的基本特征之一。
我国会死一个服员辽阔的国家，各地的民情风俗、方言土语都有很大的差异，一个地区就有一个地区的方言和民歌。
3.脚色体制：生旦净丑杂中国戏曲的脚色制，一方面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设计确定的，即戏曲的脚色，是现实生活中不同类型人物的缩影，也正因为如此，戏曲可以扮演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和各种各样的人物；另一方面，由于每一种脚色是按照某一种类型人物的共同特征确定的，各种脚色都有各自的形象内涵与表演程式，因此，戏曲的脚色体制，是人物的典型性格与特定的表演形式的统一体。
论元明戏曲的海洋书写元明时期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所诞生的戏曲种类丰富，艺术风格多样，走向繁荣。
它同时也是我国文学艺术的巅峰时期之一，《西厢记》、《长生殿》、《汉宫秋》、《拜月亭》等经典作品问世，其中许多经典作品均在今日的海洋文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从戏曲海洋书写的角度出发，对元明戏曲作品的海洋元素进行探讨。
其一，“水”是元明戏曲的普遍元素。
元代猩红、散曲中多有以水为基调的歌词。
元清时期所流行的桃花扇、采桑子等歌舞，许多也是借水做为象征，如《芙蓉湖》、《西洲曲》等，这些歌词所描述的各种情景中，水常常是主要的背景，并与人物情节紧密结合。
《汉宫秋》中的“中宫月淡，夜雨梧桐，玉阶霜景”犹如在夏夜的海洋中、来一场接一场的雨。
《长生殿》刻画了在海浪起伏的图景中，十二娘子极一番的事情，通过“七进七出”的情节设定，使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不断加剧，达到了波澜壮阔的效果。
其二，海洋情景在元明戏曲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比如《西厢记》中就描绘了绕着溪水的僻静之地这一美丽场景。
《长生殿》中则大量出现海边的情景，如“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南的厚重空气、浩瀚的大海，都在实际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使得这一海边的情景贴近生活，感同身受，让观众脑海中浮现出栩栩如生的情景。
其三，元明戏曲中海洋的象征意义也是十分浓重的。
在元代戏曲中，“海”经常被运用作为业代，如荡波霄汉、腥风血雨、海誓山盟、千年岩骨等，都是常见的戏曲业代，这些象征语言贴近戏曲艺术的本质，运用借古喻今的表现方式，深深地留在观众的记忆之中。
在《红楼梦》中，作者以不久前南海捞出的文物作引子，将南海比作为人物的情感世界，成为描描画情感的象征。
人们处于一个复杂的情感世界中时，往往会采用各种象征来在歌舞、音乐、讲话中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也是元明戏曲海洋元素的一种呈现手段，在情感表达的小品中发扬光大。
总之，元明时期的戏曲作品在茫茫大海中构筑出了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殿堂，有着人类情感和精神世界的浸润。
从元明戏曲的“结构模式”看当时知识分子的“白日梦”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元明时期，已走向了发展的衰败时期，这期间的戏曲和小说，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高峰。
元明戏曲较大比例是“才子佳人”戏。
纵观这些“才子佳人”戏，结构模式大同小异。
那就是“公子落难、邂逅佳人、一见钟情、好事多磨、公子中举、终成眷属”为模式主线，讲述着一个个缠绵的故事。
一、“才子佳人”戏曲的结构模式反映着当时文人的内心世界。
《西厢记》原名《莺莺传》，又名《会真记》。
是元代著名戏曲作家王实甫的杰作，也是元杂剧中最优美宏伟的大型喜剧。
周德清称赞《西厢记》“诸公已矣，后学莫及”。
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高峰之一。
《西厢记》是一个纯粹的古代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崔莺莺和张君瑞的密约偷情，终成秦晋的凄美悱恻的爱情史，令几代读者为之迷醉，“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这出剧的中心主题，并成为千古名句，而小丫环红娘的名字，最后演化成促成姻缘，成人之美人士的代名词，广为传诵。
《琵琶记》说的是陈留遭灾，三年荒旱，蔡伯喈辞别新婚娇妻赵五娘赴京赶考，一去不返。
赵五娘挑起生活重担，侍奉公婆，克尽孝道，但虽有张大公相助，两老还是撒手人寰。
五娘卖发造坟，怀抱琵琶千里寻夫.蔡伯喈不仅得中状元还入赘相府，虽享尽荣华但内心深感不安，其妻牛小姐因得不到丈夫真正的爱也陷入苦闷之中。
赵五娘终于走进了牛府，蔡伯喈也认下糟糠之妻。
蔡氐一门得到皇帝旌表，这里似乎有一个美妙的大团圆，但他们演出的却是一幕深沉而凄婉的大团圆的悲剧。
《拜月亭记》取材于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
此剧主要写书生蒋世隆与尚书之女王瑞兰在战乱逃难中相遇，于患难中相慕相爱，私结百年之好。
后王父因不喜欢秀才，于招商店中不顾世隆身染重病，强行带走瑞兰，拆散一对恩爱夫妻，从此世隆、瑞兰断绝音讯。
蒋世隆之妹瑞莲逃难中与兄失散，被瑞兰之母收为义女，与瑞兰相见后颇为相投。
瑞兰携瑞莲在花园拜月，析祷夫君安康，二人始知本为姑嫂。
后蒋世隆赴试中状元与瑞兰团圆，瑞莲也与其兄患难之交武状元陀满结为夫妻。
《荆钗记》写南宋时期温州士子王十朋，家贫却才华横溢，与钱玉莲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玉莲拒绝豪富孙汝权求婚，以木头荆钗为聘，和十朋结为夫妇，并立誓永不相负。
未久，十朋考中状元，拒绝万俟丞相招赘。
万俟授意孙汝权纂改十朋家书为休书，玉莲接信后含冤投入瓯江自尽。
十朋得知妻亡，痛不欲生，立誓终生不再娶。
玉莲被福州安抚钱载和救起，收为义女，喜闻万俟逼婚真相，却又复得十朋病死的误传，也立誓终生不再嫁。
5年后，万俟遭贬，十朋擢升吉安太守，绕道路过温州，至江心寺追荐亡妻，恰逢玉莲也来寺拈香悼夫，两人惊疑如梦。
在退隐的邓尚书热心撮合下，当元霄千盏红灯映亮瓯江时，夫妻以荆钗为凭，重新团聚。
《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记》、《荆钗记》中的男主人公一律是风流倜傥，才高八斗，赶考必中状元，仿佛状元是专为他们而设置的。
女主人公一律是绝色佳人，温柔多情。
“才子”与“佳人”共同提示出当时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内心世界。
（一）“状元情结”反映当时文人的“功名观”“书中自有黄金屋”是当时文人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
元朝统治者长期停止科举考试，堵塞了知识分子的仕途，不少人悲观失望，消极颓废，但也有不少人怀着满腹不平之气，反对蒙古这一少数民族的统治者。
蒙古统治者把汉人视如草芥，更激起了巨大的民族矛盾。
“学而优则仕”的梦破灭后，不少知识分子倾向于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一边，加之谋生的需要，使他们将吟诗作赋的才华用于戏曲创作。
他们不仅能够深入了解被压迫者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才能。
他们对功名表面傲视而实质追求。
傲视与追求的矛盾冲突反映在戏曲中，就能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疾苦，统治阶级的奢侈，又因为功名伴随而来的富贵荣华使他们割舍不下，他们只能执着于个人的幸福与荣辱，而不能与统治者彻底决裂。
例如，作者通过蔡伯喈这一主人公形象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失落和性格的失落，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但又不敢坚持自己的理想。
性格软弱，精神苦恼，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作者对此持批斗和同情态度。
于是乎“中状元这一情节设计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又很好地满足了他们的欲望。
（二）“佳人情结”反映着当时文人的“爱情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一出场，原来都在虔诚地念经拜佛的大小和尚，都一个个“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通过这些和尚的动作就把莺莺的美貌衬托出来了。
《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一切美好道德与情操。
《荆钗记》中的钱玉莲，誓死不嫁二夫，投江殉节，决不屈服于邪恶的封建势力，显示了弱女子们仍有钢铁般的坚强性格，她们的行为取向更符合高尚的传统美德。
表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形象：克尽孝道，忍辱负重，忠贞于丈夫，又没有嫉妒心。
元明时期知识分子的“爱情观”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功名观”之上，自古就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劝知识分子“十年寒窗苦”。
对封建社会下层贫苦人民来说，要想改变穷苦命运，既然无法生在将侯官宦之家，也只有发奋苦读，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封妻荫子。
否则就会一辈子潦倒，艰难度日。
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谁不愿意搏一把呢？有人“一搏”而能成名，皆大欢喜；有人“屡搏屡败”仍不肯罢手，一辈子都考不取的大有人在。
“可怜童生生白发”啊！因此，与“功名观”紧密结合的“爱情观”，虽然也反对封建礼教和社会黑暗腐朽，但是作者还是通过“中状元”这一情节来使剧情的矛盾冲突得到圆满解决。
当时知识分子对功名、美人的追求以及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形成这种“结构模式”最根本的原因。
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对这种模式有重大突破，为汤显祖本人赢得了“东方莎士比亚”的美誉。
《牡丹亭》有别于一般的“才子佳人”戏，杜丽娘之死是基于对爱情的渴望。
以前的戏曲，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一见倾心，都产生于“见面之后”，少不了一个“见”字，然后才是一系列大同小异的情节铺排。
而杜丽娘仅仅是做了一个梦，因梦而亡，尖锐地揭露了封建礼教把妇女追求爱情的自由，束缚到何等残酷的地步。
因此，作者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反抗性很强的艺术形象。
杜丽娘自游园伤春之后，勇敢地做梦，勇敢地寻梦，勇敢地为情而死，勇敢地为情而生，她反叛得坚决彻底，对爱情忠贞不渝，虽然柳梦梅最后也中了状元，但杜丽娘并没有把柳梦梅中状元作为她们二人结合的先决条件。
因此《牡丹亭》更具有反封建性，更具有进步倾向。
博得了历代读者对《牡丹亭》的格外垂青。
而汤显祖并没有彻头彻尾地反封建，他还是用“中状元”来给全剧定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因为作者生在封建时代，思想终究还是有局限性的。
文人们通过对完美佳人的构设追求，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对情感婚恋的渴望，表示自身在社会上的价值，获得情感与自我实现的双重慰藉，佳人的形象从根本上说是恪守封建礼教的，其容貌才情亦是围绕男子的需要塑造的，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追求。
二、科举制度是当时文人的追求支柱和精神枷锁。
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
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
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
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16年)建立进士科以后，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
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
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
”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
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
”科举制度使儒家学说把“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灌输在国民头脑中。
“学而优则仕”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
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
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
因无一技之长，科举制度成了当时文人的追求支柱和精神枷锁。
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
以至到了元明之后，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
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衰弱了。
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中国落后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参加考试的人远比封建王朝需要的人要多。
落榜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来考。
以致浪费了很多其他方面的人才，中国的科技落后了、思想落后了。
接着就挨打了。
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才真正砸掉了这个“精神枷锁”。
为了生计，他们便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916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16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16年)的科举制度。
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
废除科举制度是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
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
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
”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
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
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