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传教士在中国 从难以融入到改变中国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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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常识分享利玛窦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导语：利玛窦是哪国人传教士利玛窦是意大利人，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原名叫玛提欧利奇。

利玛窦画像利玛窦出生于1552年，经营药店的父母算
利玛窦是哪国人
传教士利玛窦是意大利人，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原名叫玛提欧·利奇。

利玛窦画像
利玛窦出生于1552年，经营药店的父母算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利玛窦从小在耶稣会开办的学校读书，先是在家乡当地的一家中学后又急速在另一家学校学习。

虽然如此，利玛窦的父亲并不喜欢儿子与教会接触，所以在利玛窦16岁的时候，他父亲把他送去比较远的学校学习法律。

然而利玛窦是真心喜爱神学，因此仅仅三年，他就未被父亲希望，中断了对法律的学习，不仅进入耶稣会实习，而且之后还加入了耶稣会。

之后，利玛窦刻苦学习，内容不仅包括哲学和神学，还有天算、拉丁文、希腊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等。

1577年，利玛窦因受命要前往东方传教而来到葡萄牙里斯本，第二年与另外14名传教士一同乘船前往印度。

虽然在海上遭遇了暴风雨，6个月后利玛窦最终安全地踏上了印度的土地，之后他一边传教一边继续学习神学，期间他还晋升为了司铎。

到了2年后的1580年，利玛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神父，同时他派往中国传教，于1982年抵达中国澳门。

虽然居住地有所改变，但利玛窦之后就基本一直生活在中国直到他在北京病逝。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不仅向中国传播了天主教、自然科学等西方。

汤若望在华传教之得与失安双成【期刊名称】《历史档案》【年(卷),期】1996()3【摘要】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许多西方传教士怀其所学,梯山航海,来到中国,一方面从事传教工作,以扩大耶稣会在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以其所学,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就是其中一位极具影响的人物。

本文试对他在中国传教的得与失进行探讨。

一天主教在清初迅速发展自明嘉靖后期起,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

他们坚持教规原则,要求领洗入教的中国人不论姓名、服饰、习俗等等,一律按西方习俗加以改变,所以在这一时期耶稣会在中国的工作进展相当有限。

自万历前期起,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来到中国以后,改变了以往的方针,将传教工作尽量与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要做到传教本土化。

他们学习汉文,研读四书五经。

【总页数】5页(P78-82)【关键词】汤若望;天主教;在华传教;西方传教士;杨光先;耶稣会士;许之渐;钦天监;本土化;邪教【作者】安双成【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979.2【相关文献】1.传教士汤若望为何能在明清两朝游刃有余 [J], 吴伯娅2.朝鲜世子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北京的交往考述 [J], 王臻3.上苍阴影下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J], 袁志英;4.传教士汤若望冤案始末 [J], 赵连稳5.汤若望：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坎坷经历 [J], 王亚霖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康熙时代，,中国科学为什么没有走向近代化韩琦康熙为何对科学产生兴趣康熙皇帝对科学产生兴趣，要追溯到他少时经历的反教案和中西历法之争。

顺治年间，汤若望（耶稣会教士）作为钦天监监正深得皇帝信任，引起保守好斗的文人杨光先的不满。

杨光先在顺治末年掀起反教案，声称宁可让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也不能任用西洋人。

1668年，康熙派人向软禁中的传教士询问历法情况，而后将南怀仁（耶稣会教士）和杨光先等人召集到紫禁城午门外进行日影观测，又到观象台观水星、金星的位置，结果传教士因观测精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次观测活动使14岁的康熙深受震动。

多年后康熙向自己的儿子坦言，此事正是促使他学习西方科学的直接原因。

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1688年是科学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点。

这一年发生了英国的光荣革命，此前一年出版了科学史上重要的一本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科学的进程由此改变。

康熙时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欧洲科学机构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它的成员中有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科学家。

18世纪初叶，中国还没有“科学”一词，于是借用宋明理学“格物穷理”的含义，把法国皇家科学院翻译为“格物穷理院”。

从法国官方的史书记载来看，法国派遣“国王数学家”来华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皇冠”的荣光，即为了路易十四和国家利益;二是为了促进法国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三是为了传教事业。

在荣誉、科学和传教三重目标的推动下，6位耶稣会教士被选为“国王数学家”，于1685年3月从布雷斯特港乘坐“飞鸟”号轮船出发，后又转乘广东商人王华士的船来华。

6人中有一位留在暹罗，没有来华，到达中国的5位法国科学家是洪若、白晋、刘应、张诚、李明。

其中，洪若是“团长”，他是路易大帝学院的数学、天文学教授，科学素养最高。

1687年6月17日，“国王数学家”一行到达宁波。

经过南怀仁的斡旋，传教士们终于收到了容许进京的谕旨。

他们沿运河而上，于1688年2月7日到达北京。

“国王数学家”带来了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的30箱礼物，包括浑天器、座子、象显器和双合象显器（两种不同类型的显微镜）、看星千里镜、看星度器、看时辰铜圈、量天器、看天文时锥子、天文经书、西洋地理图、磁石等等。

第四章传教士汉学时期（9学时）第一节概述一、历史背景基督教较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在历史上有三次，第一次是唐代贞观年间（公元635年），称景教，第二次是元代，称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是明代中叶（16世纪40年代至18世纪末）。

前两次虽曾盛极一时，但未能在中国站稳脚跟，不久便销声匿迹了。

明代中叶的这次基督教的传入，从十六世纪末开始直到十八世纪末为止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两个世纪。

当时来华传教的活动，几乎完全由耶稣会会士所包办。

就国别而论，明末清初，来华的多为葡萄牙人，或附居于葡萄牙的其它各国(尤其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这是由于新航路的发现，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资本主义殖民者中的明星。

他们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而抵达印度、马六甲，乃至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的海面，最后占领了澳门；西班牙人绕过麦哲伦海峡而抵达马尼拉（菲律宾），再由马尼拉至台湾、福建，这是他们根据罗马教皇的命令而分的两路。

十七世纪末葡萄牙的地位受到打击，法国路易十四开始派遣耶稣会会士及其它教派来华，于是就代替了原来葡萄牙人的地位，所以此时的传教士多为法国人。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本身并不带有商业或政治目的，更无直接的军事和经济后盾，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可是在传教中他们无意地获得了第二职业，成为中国的研究者，而且后者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者，是一项无心插柳所取得的成果。

而就中外文化交流和国外对中国的认识而言是空前的，也直接影响了西欧18世纪的“中国热”。

二、传教士汉学的界定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从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

1601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学”时期就此开始了。

从罗明坚开始到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这些入华耶稣会士及其它修会的传教士用中文写出的中文著作有千部之多。

另外，他们使用各种西方语言，或介绍、或翻译、或研究亦写了近千部的著作、报告和通信。

这些著作或通信明显区别于“游记汉学”时期的著述，原因有二：一是大多入华耶稣会士能用中文写作，当然也少不了中国文人的润笔；二是其中不少著作对中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像后期的刘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冯秉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许多当代的汉学家也是望尘莫及的。

中国近代西学传播的历史拐点与文化变迁中国近代以来，西学传播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学传播的历史拐点与文化变迁，影响深远，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探讨。

一、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拐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古代，但真正的西学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16世纪。

明朝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技术。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利玛窦的到来，他在中国传播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和天主教信仰。

清朝时期，西方的文化传入更加深入，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军事挑战，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并开始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这一时期的西学传入，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末，中国开始进入近代化的衰落期，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改革的思潮。

清朝政府开始大力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知识，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经验和教训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这一时期，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拐点，也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起点。

二、西学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西学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西学传播使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以文化传统为重，但随着西学传入，中国人开始思考自身的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这种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传统文化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西学传播对中国的教育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开始吸收西方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传统的科举制度逐渐被废除，西方的学堂和学校开始在中国得到普及，学生们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科学、历史、地理等知识，加速了中国的知识更新和教育变革。

西学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是深刻的。

西方的技术、工业和管理理念逐渐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开始发生变革，工业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也在中国迅速展开。

这就是西学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带来的巨大影响。

三、文化变迁及现代化进程西学传播的历史拐点与文化变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都说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东方宗法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

为什么这样的局面恰恰在中国出现？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

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

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

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

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

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重合。

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命运。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

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

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

“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

“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

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

第四章传教士汉学时期（9学时）第一节概述一、历史背景基督教较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在历史上有三次，第一次是唐代贞观年间（公元635年），称景教，第二次是元代，称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是明代中叶（16世纪40年代至18世纪末）。

前两次虽曾盛极一时，但未能在中国站稳脚跟，不久便销声匿迹了。

明代中叶的这次基督教的传入，从十六世纪末开始直到十八世纪末为止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两个世纪。

当时来华传教的活动，几乎完全由耶稣会会士所包办。

就国别而论，明末清初，来华的多为葡萄牙人，或附居于葡萄牙的其它各国(尤其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这是由于新航路的发现，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资本主义殖民者中的明星。

他们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而抵达印度、马六甲，乃至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的海面，最后占领了澳门；西班牙人绕过麦哲伦海峡而抵达马尼拉（菲律宾），再由马尼拉至台湾、福建，这是他们根据罗马教皇的命令而分的两路。

十七世纪末葡萄牙的地位受到打击，法国路易十四开始派遣耶稣会会士及其它教派来华，于是就代替了原来葡萄牙人的地位，所以此时的传教士多为法国人。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本身并不带有商业或政治目的，更无直接的军事和经济后盾，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可是在传教中他们无意地获得了第二职业，成为中国的研究者，而且后者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者，是一项无心插柳所取得的成果。

而就中外文化交流和国外对中国的认识而言是空前的，也直接影响了西欧18世纪的“中国热”。

二、传教士汉学的界定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从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

1601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学”时期就此开始了。

从罗明坚开始到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这些入华耶稣会士及其它修会的传教士用中文写出的中文著作有千部之多。

另外，他们使用各种西方语言，或介绍、或翻译、或研究亦写了近千部的著作、报告和通信。

这些著作或通信明显区别于“游记汉学”时期的著述，原因有二：一是大多入华耶稣会士能用中文写作，当然也少不了中国文人的润笔；二是其中不少著作对中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像后期的刘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冯秉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许多当代的汉学家也是望尘莫及的。

传教士对中国计量的贡献摘要：明末清初，在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的影响下，中国计量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单位，以及新的计量仪器。

它们的出现，扩大了传统计量的范围，为新的计量分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这些新的计量分支一开始就与国际相接轨，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计量开始了向近代计量的转化。

关键词：明末清初，传教士，计量Abstract： During the time between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science carried by missionaries, some new concepts and units as well as metrological apparatus entered the field of the traditionalChinese metrology. Those new things broadened the range oftraditional Chinese metrology and layed a foundation for the birth of some new metrological branches in China. Those new branches were coincide with that in Europe. Their appearance means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etrology began its transition stage to modern metrologies.Key Words： the time between the end of the M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ies, missionaris, metrologies明末清初，中国传统计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计量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单位，以及新的计量仪器，它们扩大了传统计量的范围，为新的计量分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外国来的传教士汤若望为何一度被处以死刑导语：在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成熟，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

除了传统的商贸往来之外，也出现了很多的西方传教士的在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成熟，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

除了传统的商贸往来之外，也出现了很多的西方传教士的身影。

而汤若望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员。

可以说他是继最早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利玛窦之外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于1592年出生在德国科隆。

他受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卓越功绩所影响而决心成为像他们那样胸怀远大理想的人。

于是在1618年乘上轮船，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途。

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四十七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

他在促进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基督教传播，以及推广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因为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引起了朝廷中某些保守官员的不满和反对，最终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康熙历狱，又被称为汤若望案。

康熙五年，也就是公元1666年，当时的新安卫官生，同时也是穆斯林信徒的杨光先向康熙皇帝上书，认为汤若望等人编纂的《天学传概》十分不合理，尤其是对书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是犹太人”这一点非常不满，是侮辱先祖的行为，因次以“为官叛国”和“妖言惑众”等罪名指控这些传教士。

经过官员们的审理之后，决定将汤若望一干人等判处死刑。

此时却出现了很多异象：天空出现彗星，随后又发生了大地震。

在一系列怪事的推动下，汤若望等人最终被赦免出狱。

但是直到康熙帝亲自处理政事的时候才决定平反此案。

这一案件反映的是东西方在文化交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也可看出生活常识分享。

明清时期的天文学与历法改革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天文学和历法改革对中国的科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明清时期，中国的天文学家致力于研究天体现象，发现天文现象与人类生活的关联，并进行了历法的改革，使得中国的历法更加准确和实用。

明清时期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明朝的天文学家郭守敬。

郭守敬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明代兴起了一场天文学的革命。

郭守敬通过研究天体运动规律，提出了地球的实心说，解释了日月食以及地球季节变化等现象。

他还发现了天体的公转速度和自转速度，提出了地球自转的概念。

郭守敬的研究成果对后来明清时期的天文学家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在明清时期，天文学家不仅着重于观测和研究天体现象，还开始着手改革历法。

明代天文学家徐光启对传统历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历法体系，即“圆观历法”，改进了传统历法的一些问题，使得历法更准确、周密。

徐光启的历法改革成果为后来的历法改革奠定了基础。

清代，中国的天文学家继续积极推动天文学和历法的发展。

清朝皇帝康熙是一位极具天文兴趣的皇帝，他对天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聘请了一批优秀的天文学家来为他进行天文观测和研究。

康熙皇帝的天文兴趣和支持为清代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天文学领域，清代的天文学家曾经进行了大量观测和研究。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爱尔兰传教士邵普雷和德国传教士久尔佳。

邵普雷和久尔佳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并绘制了一张中国天体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综合性的天体图，为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和中国人民对天文学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参考。

除了天文观测和研究外，明清时期天文学家还致力于改革历法。

清朝天文学家聂若滨提出了一种新的历法体系，即“黄历”。

聂若滨的历法改革在清代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当时最为准确和实用的历法。

明清时期的天文学和历法改革不仅对中国自身的科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世界科学史有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