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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许多传教士汉学家致力于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多种外文，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从背景、方法、成果、不足等方面，探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经典外译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不仅希望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
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探讨。
我们分析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经典外译的贡献，包括他们所翻译的经典种类、翻译策略和方法等。
我们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翻译，评价了他们的翻译质量和文化内涵的传达程度。
我们还探讨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
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
例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rich A. Brecher）翻译的《易经》和《诗经》，德国汉学家花之安（Adam Schlegel）翻译的《论语》和《大学》，以及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孝经》和《道德经》等。
这些翻译作品不仅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而且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在翻译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如“传真式翻译”、“语义翻译”等，为中国经典的外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然而，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翻译质量方面，由于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有时候会出现误译、漏译等现象，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准确理解。
在文化内涵的传达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有时候会出现文化意象的错位或缺失，导致西方读者难以深入理解中国经典的精髓。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2020·6（上）35科学普及实践基金项目：2017年空军工程大学《中西翻译史》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石雯君，副教授，空军工程大学基础部，研究方向为军事翻译和翻译史。
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行为看我国对外话语传播石雯君摘 要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圣经》翻译揭示了翻译行为背后的文化和权力等因素，而今天我国的对外话语传播仍需警惕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有意识地通过发展国家语言能力、保持文化自觉在国际上获取更多的话语权。
关键词 话语权；国家语言能力；文化自觉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0）260-0035-02清末，本来自居文化中心的中国被迫进入了世界竞争体系，并吃了败仗，由此退居世界文化边缘，从而开始了对泰西之学的疯狂追捧。
而西方传教士在这场中国语言文化巨大变革的浪潮中，起到了明显推波助澜的作用。
传教士同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是尊重中国的独特文化、以他们的方式来影响具有话语权的文人阶层，从而提高《圣经》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彻底改变中国的文化与语言，使其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改造并在这一旗帜下得到统一。
这一段历史对于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的构建有着借鉴意义。
1 西方传教士翻译行为的转变基督教传教士自明末清初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代表到19世纪以新教传教士为主流，在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二者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所采取的策略却并不相同。
最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景仰并采取了依儒的翻译策略，然而新教传教士对中国言语和文化是持贬斥态度。
1.1 权力关系的转变福柯的权力理论和布迪厄的三大资本论将语言学研究带入了社会学领域。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具有标示、分类和规范的作用；语言不但在社会中的权力资本冲突和争斗中被定义、被塑形，而且也在确认使用者在等级制度中的身份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定位[1]。
收稿日期：2008-11-28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08年科研课题《阴阳文化内涵及其英译研究》（08C013）作者简介：王佳娣（1982-），女，吉林松原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
王佳娣（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语系，湖南长沙410205）摘要：《易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经书，引起了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关注，相应的译介著作相继出现。
其中以法国传教士为主的索隐派以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为基础，提出儒学与天主教同源的观点，缓解了因“礼仪之争”而引起的清统治者与罗马教廷的紧张关系，并推动了欧洲汉学的发展。
关键词：《易经》；索隐派；礼仪之争；欧洲汉学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31X （2010）01-0111-02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通过对中西方著作典籍的译介和研究，形成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并举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易经》是“五经”中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注意的中国古代典籍。
其研究始于明万历时期的利玛窦，到康熙年间，对它的翻译和研究达到高峰，并持续了一百多年，对西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就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对《易经》的译介情况进行考察，并探讨其对传教士中索隐派思想产生的影响。
一、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对《易经》的译介和研究概述《易经》本属儒家经典之一，欧阳修曾说“孔子生于周末，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古筮用也，乃作彖象，发明卦义……所以推原本主，而矫世失，然后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于六经矣。
”这说明从孔子起《易》就是儒家的基本文献。
正由于《易》为六经之首，其意义重大。
[1]西方传教士中最早对《易经》有所研究的当属于利玛窦。
他在《天主实义》中曾提到有关《易经》的内容：“《易》曰：‘帝出于震。
’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
”而且，在邹元标写给他的信中（《答西国利玛窦书》）也提到：“门下取《易经》读之，乾即曰‘统天’，敝帮人未始这不知天。
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漢語劄記》中的標記理論*劉亞輝（浙江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杭州 310018）摘要：通過對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漢語劄記》一書中有關“標記”的研究，發現馬若瑟已經有了較為系統的“標記”理論。
其“標記”概念涵蓋了詞語内部層面、短語層面、句子層面、跨句層面；不僅有詞類標記，還有語氣標記、時態標記、關聯標記等；涉及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平面。
這具有相當的超前性和現代性。
關鍵字：馬若瑟；《漢語劄記》；標記理論；形式標記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0．引言0.1 關於《漢語劄記》《漢語劄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本文簡稱《劄記》）是由清代法國來華傳教士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於1728年完稿的一部漢語語法著作，該書在漢語語法學史上有着重要的意義，被稱為“近代以來漢語語法研究的奠基之作”（張西平2009），是目前所見第一部兼有白話和文言研究的漢語語法書。
《劄記》手稿由拉丁文寫成，1831年出版，1847年由裨雅各（J.G.Bridgeman）譯為英語。
0.2《漢語劄記》中的標記理論《劄記》中經常提到一個詞“nota”，在英文版中譯為“mark”或“sign”，意為“標記”或“標誌”。
通過對《劄記》的窮盡式考察，我們發現馬若瑟已經有了較為系統的“標記”觀。
《劄記》中所提到的“標記”涵蓋了詞語內部層面、短語層面、句子層面、跨句層面；包括了詞法標記、句法標記；不僅有詞類標記，還有語氣標記、時態標記、關聯標記；涉及語義、語法、語用三*本文為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課題“基於傳教士文獻的漢字西方傳播研究”（A14YY02）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劉亞輝，女，1976年生，河南洛陽人，浙江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
個平面的標記。
0.3 前賢時修的研究國內外對馬若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學和文化學方面，對馬若瑟《漢語劄記》進行過語法研究的主要有張西平（2009、2003）和李真（2005、2008）。
来华传教士翻译史钩沉：《中国译学大辞典》的考察*———兼论辞典相关条目的完善尹延安摘要《中国译学大辞典》相关条目勾勒出来华传教士翻译史图景，描述了这一特殊主体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和语言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上所呈现的主体复杂性、译事阶段性、译介传媒多层面和外汉翻译双向性等特点。
在辞典条目分析基础上，文章最后对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代表人物、术语翻译、《圣经》汉译、早期翻译教学等条目提出了修改完善建议。
关键词中国译学大辞典传教士翻译史翻译特点条目完善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以下简称《译学辞典》）是迄今为止我国首部“中外古今并蓄、流源支脉兼容”的译学术语辞典，不仅汇集了译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还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轮廓和翻译学科的发展要点。
辞典相关条目充分关注了来华传教士这一群特殊译者，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尤其是晚清翻译史上的地位。
一、《中国译学大辞典》对来华传教士翻译史的书写1．辞典中传教士翻译条目分析《译学辞典》中，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主要分布在“分类词目”第25项“翻译史”、第26项“国外人物”，附录一“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之中。
从数量上看，传教士翻译活动在相关条目中所占比例颇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们在翻译史上的地位。
“翻译史”条目共124条，其中直接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就有24条，占19．4%；“国外人物”条目共51条，关于来华传教士的有13条，占25．5%。
“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中涉及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有95条之多，占明清期间翻译活动总条目（130条）的73．1%。
此外，“国内人物”中徐光启等12人与传教士进行过翻译合作，他们成为“西译中述”这一翻译方式的直接演绎者。
*本文为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传教士翻译场域中的汉语变迁及影响（1807—1911）”（项目编号：12YJC740132）资助成果之一；浙江农林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资助项目（2009RC09）。
19世纪早期传教士中医海外译介活动考察--以马礼逊《华英
字典》为中心
刘帅帅;朱慧莲
【期刊名称】《中医药文化》
【年(卷),期】2024(19)2
【摘要】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
19世纪早期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编撰的《华英字典》是世界上首部汉英英汉词典,译介了中国政治、历史、地理、宗教、医药等方面的内容,堪称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
通过《华英字典》文本内的中医译介概况、译介动因、译介特色及译介影响等内容探讨马礼逊的中医海外译介活动,以期为当代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总页数】11页(P107-117)
【作者】刘帅帅;朱慧莲
【作者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2-05;K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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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语境中的Literature概念--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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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的借鉴——以马礼逊《华英字典》为例4.马礼逊对中华文化的译介研究——以《华英字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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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卷第3期2019年6月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17No.3Jun.2019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词汇翻译及其影响研究董方峰，傅利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西学中译过程中进行了大量汉语词汇的译创工作。
明末的耶稣会士打下了词汇翻译的基础，清末的来华传教士则把这一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通过回顾传教士汉语词汇翻译的历史进程，研究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一方面顺应中国文化及语言特征，另一方面努力从意义和形式上进行创新，最终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体系，并推动汉语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明清时期；传教士；词汇；翻译；现代汉语中图分类号：H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332（2049）03-0029-09明末以来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在西学中译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对现代中国的科技、文化、思想乃至语言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译介过程中，为填补近代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的巨大概念鸿沟，传教士们首先要把西方的核心概念、术语转换成中文的概念或者术语。
持续四个多世纪的术语翻译，几为现代汉语创造出一套新的词汇体系，也可为现代中国输送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
近年来，冯天瑜"、吴义雄回、夏晶內等从历史，马祖毅铁沈国威⑶等从翻译史，高明凯与刘正琰冋、沈国威卩叭庄钦永与周海清冋等从语言史，何勤华㈣、李传斌冋等从术语史等不同视角对传教士词汇翻译进行了研究，但对明末以来传教士的外——汉词汇翻译活动及其对汉语的影响进行语言学综观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拟从这一角度进行尝试。
1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汉语词汇翻译新词语的产生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进步的标志之一问，而中国近代新词语之源，则始于16世纪末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
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艾儒略等，译创了第一批关于西方科技、宗教、哲学、社会文化的汉字新词。
《中国译学大辞典》
佚名
【期刊名称】《上海翻译》
【年(卷),期】2011()1
【摘要】辞典由全国百余名学者历时五年协力编撰完成，方梦之主编，林煌天、
杨自俭任顾问，于今年1月出版。
本辞典吸收历年来国内外翻译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别是我国翻译研究在新时期蓬勃开展、引进、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全面、系统地组织成1900余词条。
【总页数】1页(PF0004-F0004)
【关键词】辞典;中国译学;翻译研究;林煌天;国内外;新时期;历时;词条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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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译学辞典的实用性——兼评《译学大辞典》和《中国翻译词典》 [J], 杜晓;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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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J], 尹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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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中国译学大辞典》 [J], 李丙奎;陈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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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引言我国古代，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之后，直至明末清初才出现了第二个翻译高潮。
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兴起，是与欧洲一批传教士的相继来华分不开的。
他们虽然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的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又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
第一章传教士科技翻译的兴起这次由西方传教士引起的翻译高潮“无论从延续时间、译者队伍与译著数量上来说，都远不能与前一次佛经翻译相比；与此相应，在翻译理论上也没有重大成果。
不过，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除了翻译一些宗教著作外，还翻译了一些虽然仍与宗教相关，但却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哲学、伦理类著作，特别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类著作”【1】。
这也是此次翻译高潮的重要特色。
翻译之初大多由传教士口译或初译，中国人笔受或润饰。
传教士在华译著的第一本书，是意大利人罗明坚口授，华人笔录润色的《天学圣录》，罗明坚和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1583年一起进入我国内地的。
他们最早认识到了语言和翻译为宣传宗教不可缺少的工具。
而利玛窦与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获得万历皇帝的赏识并留居北京这一事件象征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终于在北京立住了脚。
随后，耶稣会士的译著便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版了。
随着翻译工作的加强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传教士们发现在翻译时，议论最多的便是译事之难。
“如万历丁未（1607）年，利玛窦为《几何原本》（徐光启合译）所作译序中，便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
······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龃龉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自从他与徐光启合作后，“反复辗转，求和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译稿”。
他不仅论述了译事之难，还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1】另外传教士们也议论了翻译的信达问题。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西学中译研究作者：董方峰杨洋来源：《外国语文研究》2020年第01期内容摘要：明清时期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西学中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译介成果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社会思想、语言、文学以及中西交流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本文从西学汉译、《圣经》汉译、西方文学汉译几个方面进行回顾，揭示了传教士翻译活动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西交流的贡献及翻译学科史的价值。
关键词：传教士;翻译;明清时期;中西交流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研究”（12CYY002）。
作者简介：董方峰，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中外语言思想史研究。
杨洋，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及语言哲学研究。
Title：A Study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Works into Chines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stern missionaries to China translated large amounts of books from western languages into Chinese. Their work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ety and thought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and also enhanced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In retrospect of their work from such aspects as western-Chinese translation， Bibl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co ntribution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value of their work to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Key words： missionaries， translatio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Authors： Dong Fangfe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academic interests are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linguistic historiography. E-mail： dongff@. Yang Yang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academic interests are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mail： yang.y@一、引言在中國历史上，出现过几次翻译高潮。
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所创中外文期刊之影响——以《印支
搜闻》为中心
谭树林
【期刊名称】《齐鲁学刊》
【年(卷),期】2002(000)005
【摘要】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了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印支搜闻》即是新教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的最早的外文期刊。
这些报刊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创办、出版机构的建立以及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均起到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
【总页数】7页(P40-46)
【作者】谭树林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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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的《英华字典》编纂与19世纪初在华新教传教士的文
化活动
付晓;刘建辉
【期刊名称】《外国问题研究》
【年(卷),期】2015(000)004
【摘要】众所周知,我们之所以能与他人进行高度的思想交流,主要依据于相互共有一系列的固定概念.如果没有这些共同的概念,我们将无法知道对方话语的真正内涵.自古以来,中国文明虽早已创建并完善了自身的概念系统,但当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西力东渐、西学东渐的强烈冲击下,中国固有的概念体系开始瓦解,并不得不逐步地接受了来自西方的一整套概念.这一过程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本文以19世纪初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为考察对象,在梳理了他们主要的文化活动后,尤其对这一群体的先驱者——罗伯特·莫里森(马礼逊)《华英·英华字典》的编撰过程进行了较详尽的考证与分析,指出了该字典的概念翻译即是中国乃至东亚近代概念的滥觞,虽然它们大部分还只是一种雏形,但却为我们日后进行近代思考与对话创造了最早的可能.
【总页数】6页(P42-47)
【作者】付晓;刘建辉
【作者单位】辽阳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辽宁辽阳111000;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京都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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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ing the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Compiling Bilingual Dictionaries:A Study on the Early
Missionaries to China
作者： 元青[1]
作者机构： [1]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出版物刊名： 近代史研究
页码： 77-91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3期
主题词： 传教士;汉英英汉双语词典;汉语;中国文化知识
摘要：19世纪以降,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达到顺利传播基督福音的目的,在面临清政府禁教的政策环境和汉语学习的困境下,通过延聘中国教师讲课、多渠道习练汉语、参与政治经济事务和社会调查、求购中文书籍等多种方式获取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进而编纂出版大量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形成晚清传教史、出版史、跨文化交流史上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些词典参考了几乎涉及所有部类的中国古代典籍文献,展示和介绍了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体现了对中国文化既褒扬又批评的文化观念,但其基调是基督教文化中心论.传教士获取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编纂出版双语词典,反映了传教士献身基督福音传播以使中国基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和西方殖民主义大行其道背景下传教士的国家利益考量,同时欧洲的语言学科特别是词典编纂领域的丰富成果、传教士的现代教育背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药大辞典》植物药条目分析
沈国俊;林端宜;周常恩;赖新梅
【期刊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9(019)002
【摘要】目的对<中药大辞典>植物药条目进行分析,包括对中药来源植物分类分析:基原分析、植物分类分析;同物异名与同名异物分析等,以甄别准确的和规范的数据做为数据库系统数据,并为建设同类的中药数据库提供参考. 方法采用SQL查询语句对电子化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得出该书的总体质量状态. 结论该书收载中药数据量较大,其中植物药占84.62%,对于建立中药类数据库及作为日常工具书使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总页数】5页(P54-58)
【作者】沈国俊;林端宜;周常恩;赖新梅
【作者单位】福建中医学院信息管理研究所,福建,福州,350108;福建中医学院信息管理研究所,福建,福州,350108;福建中医学院信息管理研究所,福建,福州,350108;福建中医学院信息管理研究所,福建,福州,35010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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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来华传教士翻译史钩沉：《中国译学大辞典》的考察*———兼论辞典相关条目的完善尹延安摘要《中国译学大辞典》相关条目勾勒出来华传教士翻译史图景，描述了这一特殊主体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和语言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上所呈现的主体复杂性、译事阶段性、译介传媒多层面和外汉翻译双向性等特点。
在辞典条目分析基础上，文章最后对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代表人物、术语翻译、《圣经》汉译、早期翻译教学等条目提出了修改完善建议。
关键词中国译学大辞典传教士翻译史翻译特点条目完善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以下简称《译学辞典》）是迄今为止我国首部“中外古今并蓄、流源支脉兼容”的译学术语辞典，不仅汇集了译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还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轮廓和翻译学科的发展要点。
辞典相关条目充分关注了来华传教士这一群特殊译者，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尤其是晚清翻译史上的地位。
一、《中国译学大辞典》对来华传教士翻译史的书写1．辞典中传教士翻译条目分析《译学辞典》中，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主要分布在“分类词目”第25项“翻译史”、第26项“国外人物”，附录一“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之中。
从数量上看，传教士翻译活动在相关条目中所占比例颇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们在翻译史上的地位。
“翻译史”条目共124条，其中直接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就有24条，占19．4%；“国外人物”条目共51条，关于来华传教士的有13条，占25．5%。
“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中涉及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有95条之多，占明清期间翻译活动总条目（130条）的73．1%。
此外，“国内人物”中徐光启等12人与传教士进行过翻译合作，他们成为“西译中述”这一翻译方式的直接演绎者。
*本文为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传教士翻译场域中的汉语变迁及影响（1807—1911）”（项目编号：12YJC740132）资助成果之一；浙江农林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资助项目（2009RC09）。
2．从条目内容看传教士翻译特点《译学辞典》中所涉及的传教士翻译活动肇始于唐朝景教，元朝时也里可温教也有短暂传播，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基于“学术传教”策略而蓬勃开展的西学科技翻译持续了近200年，后因“礼仪之争”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陷入停滞，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而步入新的阶段，翻译活动范围大大扩展。
整体来看，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主要特点是：（1）译者主体复杂性。
就译者身份而言，后来有不少人兼传教士与汉学家于一身，我们大体可以将这些来华传教士分为三类。
一是通过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学产生影响的开创者，如马礼逊的英汉双语词典编撰；二是将中国经典译介到西方的文化使者，如理雅各的四书五经英译；三是希冀通过翻译影响中国社会的变革者和观察者，如傅兰雅的西方科技作品汉译。
（方梦之2011：371—374）而不同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体意识更是千差万别。
首先，抱着“宣扬上帝”共同理想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分属不同差会（如早期的耶稣会，19世纪的伦敦会、长老会等），存在不同的宗教利益，加之所处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的知识水平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差异性，从而使得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在体现阶段性的同时凸显复杂性。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和晚清的西学翻译在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上由于时代、赞助人、传播媒介的不同就存在较大差别，而因God 翻译所产生的“译名之争”（Term Question ）和《圣经》译本的不统一性更是明证。
（方梦之2011：339）其次，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有着密切联系，直接参与“明末历局”的科技翻译（方梦之2011：345），清初又能教授皇帝西学知识，其翻译活动应该说具有很强的官方性质，其译介活动是传教的迂回手段。
而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虽也在洋务派的官方翻译机构任职，但其翻译和教学具有社会实用性，译介作品既有书籍，亦有词典、教科书和期刊中的文章，权宜性的翻译手段变成了经常性的目标，译介内容中世俗性作品上升到主要地位。
（方梦之2011：353—354）（2）译事阶段性突出。
相较于唐代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温教的翻译，明末清初和19世纪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基于耶儒合流的“学术传教”策略，为赢得在华传教地位，在加强汉语学习的同时，利用西方的制造和科技方面（主要是天文历算、数学、地理、力学方面）的知识来博得中国士子之心，并成功走进皇城，主持历局，修订历法。
（方梦之2011：344）士大夫中的开明之士也基于对西方科技的好感而与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同文指算》、《坤舆图说》等120种科技文献被译介入华，极大地开阔了国人视野。
（方梦之2011：345）由于当时天主教内不允许私自翻译《圣经》，来华传教士只能对天主教义进行一定程度的译述，也就只能出版《天主实义》、《交友论》等阐述性的教义译文。
但此类宣传宗教的小册子具有文学翻译的性质，比如第一首汉译英诗就可看作是“文学翻译”之始。
（方梦之2011：345）因“礼仪之争”而中断近百年的中西交流随着伦敦会士马礼逊在1807年进入广州而渐露曙光。
此时教会内部也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来华教士多是基督教新教教士，他们的译介55来华传教士翻译史钩沉：《中国译学大辞典》的考察65辞书研究2012年第4期活动以鸦片战争为界，前后两个时期的活动大不相同。
19世纪初期来华传教士的目的是学好中文，尽可能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传播福音。
比如，马礼逊在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进行《华英字典》的编撰，并积极进行《圣经》的汉译。
（方梦之2011：371）但鸦片战争之前的传教士在华活动仍然是受限的，他们必须依靠马六甲、新加坡等南洋中转站来进行宣教活动。
比如马士曼、马礼逊和米怜等译为汉语的《圣经》就不得不在印度、马六甲出版后再运到中国散发。
（方梦之2011：573）而此时的清政府仍处于天朝帝国的醉梦中，对世界格局知之甚少。
而林则徐、魏源等人“睁眼看世界”，对传教士通过报纸（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和出版机构（如英华书院）所译介的史地、天文以及少量经济方面的著述非常重视，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四洲志》、《海国图志》等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方梦之2011：380）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已是江河日下，西方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进入中国各地，香港、广州、宁波、上海成为教会聚集地，北京作为政权核心地带亦是教士聚集区。
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的译介活动是“西学东渐”的翻译高潮时期，并带动了国人自主的翻译活动。
（方梦之2011：353—354）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0—1860）。
除了以往的宗教性著译以外，数学（伟烈亚力译）、格致学和医学（合信译）等方面的译著增加（方梦之2011：372—373）。
同时，墨海书馆和《六合丛谈》（方梦之2011：348）两个传播媒介的创立使得译介活动大大增强。
二是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有了真正的危机感，以“富国强兵”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
以傅兰雅为代表的传教士在洋务派主办的翻译机构（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里发挥着主要作用，翻译了大量应用技术、法律、外交方面的书籍，并从事翻译人才培养工作，而他们新创办的《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格致汇编》和益智书会、广学会等中文报刊和知识传播团体大大扩展了西学译介领域。
（方梦之2011：349—350，357）三是维新时期（1895—1900）。
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中国国内变革维新呼声愈高，传教士也意识到西方科技对中国也只是治标之策，于是借助广学会和《万国公报》，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方面的译介大大增加。
但随着中国人自主翻译人才的兴起，以传教士为主的翻译时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3）译介传媒多层面。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提高，以及传教手段的不断丰富，19世纪来华传教士译介作品的传播已突破了明末清初的口耳相传、小册子、官方刊刻等传播范围有限的传播形式，发展为印刷厂的大规模印制，通过双语词典编撰、多种中英文报刊售卖、赠送，以及翻译机构或宗教机构（如教堂、医院、教会学校）的教学、布道活动进行广泛传播。
（4）外汉翻译双向性。
来华传教士不仅将西方的《圣经》和科技、社会文化知识译介到中国，同时为了传教的需要，也将中国的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翻译成不同文字，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诗经》从16世纪开始就被翻译为法文、拉丁文、德文、俄文、英文（方梦之2011：346），理雅各的五大卷《中国经典》英译（尤其是注释）更是无人能及（方梦之2011：372）。
3．从条目内容看传教士翻译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传教士与其中国合作者译介的宗教或世俗知识，以书籍（教科书）、报章杂志、字典等形式在中华大地流播，同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介绍又引起西方的“中国热”，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不能不说是相当厚重的一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译史。
目前对晚清翻译，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翻译活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广泛而又深入，但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尤其是对鸦片战争前后至戊戌变法前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研究明显不足。
传教士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而言，其影响是全面而又深远的。
从社会文化角度而言，其影响有三方面。
一是广见闻。
史地著作的大量译介、报刊中各国近事的报道等打破了中国人的优越感；而大量西方“奇异技巧”的引介更是让上至皇亲国戚、士禄大夫，下至黎民百姓大开眼界。
二是启民智。
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和晚清“西学东渐”两次翻译大潮，历算、天文、格致、化学、医学、法学、经济学等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潮被译介进来，对中国社会改革思潮起到了明显的推进作用。
（方梦之2011：345，353）三是育人才。
传教士一方面在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洋务机构任外文教习和译员，将专业与翻译训练相结合来培养翻译人才；另一方面在教会学校中积极招募学生，利用益智书会等传教机构进行教科书编撰（方梦之2011：349），这些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
从语言层面来说，传教士为传播西学而在翻译中创制新术语是一大重要贡献，作为语言大家的严复尚感叹“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其难处对身处异邦异文化中的传教士不言而喻，更何况是不同学科的新名词创制。
利玛窦、傅兰雅等不同时期的翻译者都对译名之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通过对这些新词语的确立与流传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新思想、新概念和新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进行的复杂的译介探索。
（何绍斌2008：217）以往很多学者认为晚清中日文化互动中的日语借词是近代汉语新词的主要来源，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日语从传教士编撰的英汉双语词典中借用了英语的汉字译法（陈力卫1994：281），诸如后缀“学”所构成的双音节词等均应归功于传教士（马西尼1997：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