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事实思维的研究及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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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智力落后儿童反事实思维及其与错误信念和抑制控制的关系的开题报告1.研究背景和意义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智力水平偏低,导致其认知和语言能力相对较差,从而影响其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
近年来,心理学研究越来越关注智力落后儿童的认知特点和心理问题,尤其是反事实思维的表现和与错误信念和抑制控制的关系。
因此,深入探讨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反事实思维及其与错误信念和抑制控制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儿童的认知特点,还能为促进其认知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2.研究内容和方法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反事实思维及其与错误信念和抑制控制的关系。
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反事实思维表现:采用标准化测试工具,如意象任务、虚假信念理解等,对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反事实思维能力进行测量。
(2)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错误信念表现:采用标准化测试工具,如虚假信念理解等,对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错误信念表现进行测量。
(3)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采用标准化测试工具,如Stroop任务、Stop-Signal任务等,对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进行测量。
(4)分析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反事实思维与错误信念和抑制控制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将采用实验和调查方法,将招募50名中度智力落后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反事实思维、错误信念和抑制控制进行测试,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制图展示。
3.预期结果和意义预期结果:本研究预计将揭示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反事实思维、错误信念和抑制控制的表现情况,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增进对这些儿童认知特点的理解。
具体来说,我们预计:(1)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反事实思维能力表现将明显偏低。
(2)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错误信念表现将明显高于普通儿童。
(3)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具体表现情况有待测定。
(4)中度智力落后儿童的反事实思维能力与错误信念和抑制控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系。
结果的接近性和不同等级分界线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X陈 俊X X 1贺晓玲1,2林静选1(1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州,510631)(2南海实验中学,南海,528200)摘 要 反事实思维是个体对不真实的条件或可能性进行替换的一种思维过程。
它是在心理上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否定,然后表征原本可能发生但现实并未发生的心理活动。
本文以17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情境模拟技术,研究结果的接近性和不同等级的分界线对反事实思维及满意度的影响。
实验一表明,结果接近分界点较结果远离分界点时,被试产生的下行反事实思维要多。
当结果的效价为成功时,更易引发反事实思维。
实验二发现上行反事实思维随成功的等级变化而呈整体上升趋势,个体对结果的满意度随成绩的增加而上升。
关键词:反事实思维 上行反事实思维 下行反事实思维 结果的接近性 不同等级的分界线1 前言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指的是在心理上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否定,然后表征原本可能出现而实际并未出现的结果的一种思维活动[1]。
它一般以/如果,,那么,,0(if /then)的形式出现,例如/如果平时少玩点电子游戏,那么现在就不会近视了0、/如果不是空调开的太大,那么小明就不会感冒了0。
它在头脑中主要以条件命题的形式来表征,包括前提(如/如果平时少玩点电子游戏0)和结论(/现在就不会近视了0)两部分[2]。
根据命题结论的性质,可以将反事实思维分为上行反事实思维和下行反事实思维[3]。
¥上行反事实思维也称上行假设(upward counterfactual),指想象如果满足某种条件(可替代的结果)有可能出现比事实更好的结果。
例如/如果再跑快一点,我就赶上头班车了0。
¦下行反事实思维也称下行假设(downward counterfactual),指可替代的结果比事实结果更糟糕。
例如/要不是大学扩招,我大概连普通高校都上不了0。
后悔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一种情绪,它是日常交谈中情绪表达方面提到最多的负面情绪,与我们的日常决策、认知方式、情绪体验等都密切相关。
其实,最早对后悔进行研究的是哲学领域,其后才逐渐扩展到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
人们在后悔时通常会产生“如果……就……!”“要是……就好了”等的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1]。
在心理学领域研究后悔是基于反事实思维进行的。
1982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Kahneman和他的同事Tversky首次提出“反事实思维”这个名词,即个体对过去事件加以心理否定并构建出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
这种思维方式常常伴随着后悔、痛苦或者高兴等情绪反应。
此后,心理学对后悔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并日趋丰富。
但就目前对后悔的研究而言,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1后悔概念的界定日常生活中的后悔是指“做错了事,事后感到懊悔。
”[2]而心理学领域对后悔的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模式,它是在反事实思维的框架下展开的。
因此,后悔的定义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反事实思维的印记。
Sugden认为后悔是将事件的真实结果(what is)和可能发生的一个比真实结果更好的假设结果(what might have been)相比较并伴随痛苦情绪的过程[3]。
这个定义蕴涵了反事实思维的对比效应(contrast effect)和它的情绪功能(affective function)的思想,将真实结果和可能发生的假设结果相比较就体现了对比效应。
反事实思维中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引发了负面情绪———后悔,则反映了情绪功能。
可见,这个后悔定义严格遵循着反事实思维的思想,同时也说明了后悔与反事实思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Landman将后悔定义为个体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对过去采取或未采取某一行动而导致的消极结果产生的自责、懊恼、悔恨等心理的一种情绪状态[4]。
这一定义涉及了后悔的影响因素,做—不做效应(action—inaction effect),后悔的负面结果以及后悔的多元组合(即自责、懊恼、悔恨等),且主要是以Kahneman的“做—不做”规律为依据的,而Kahne-man恰恰是研究反事实思维的早期人物之一。
反事实思维对道德教育的作用
反事实思维是一种推理方法,通过想象现实情况下的不同结局来不断推断、推理,以此来发掘问题的本质。
在道德教育方面,反事实思维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道德行为的背后原因,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
首先,通过反事实思维,学生可以想象在不同的情境下,同样一件事情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比如,如果一个人选择不诚实,会导致别人对其信任度降低,而自己的利益也可能因此受损。
通过这种想象,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诚实的重要性,进而更深刻地理解道德规范的意义。
其次,反事实思维可以帮助学生在道德决策中做出更好的抉择。
比如,假设一个学生要做出是否在网上摆照片的决策,通过想象如果照片被别人恶意利用,可能造成的后果,学生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这样的行为是不恰当的,进而做出更加明智的抉择。
此外,反事实思维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道德判断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比如,如果一个人因为一时冲动而犯了错误,而后悔并积极弥补自己的错误,松懈了对他人的关爱和维护,此时反事实思维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这样的人也是有价值的,并引导学生尊重他人的抉择,愿意为别人提供支持和帮助。
总之,反事实思维对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认识到道德规范的意义和道德决策的复杂性,为学生的个人成长和社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有益的启发和指导。
因此,反事实思维应该在道德教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简述反事实推理与情景分析法作者:王跃华来源:《神州》2012年第23期摘要:本文对反事实推理理论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中的运用进行了论述,并简要分析了情景分析法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反事实推理反事实思维情景分析法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是一种心理模拟,是一种旨在撤销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并假设其他未发生的可能性情况的过程。
1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是对这种心理模拟过程的规范化应用,它允许设定与事实相反的条件以确定因果关系(causation)。
2安•麦克吉尔(Ann McGill)和基尔•克莱因(Jill Klein)认为,对因果关系解释的最好方法,就是说明在缺少某一因素的条件下,事件仍然发生的可能性。
3例如,需要检验自变量x与因变量y之间的关系,可以提出假设:如果x不存在,则y会否发生。
传统的演绎方法大多要求研究者先验地设立一个或若干个假设作为前提,进而据此命题依照某种逻辑导出另一个命题。
这一方法在正向推导时是有益的,但在已知结果的条件下检验结果是否由某一因素引发时,却往往受到局限:如果从既定假设能够演绎出的结果与事实相符,则认为该假设是构成结果的原因,但同时却忽视了假设本身是否真正对结果的产生具有推动作用。
例如,自变量x是假定前提,常量a=0是环境条件,因变量y是结果,在算式y=x•a中,结果y为0——尽管从算数逻辑上进行演绎能够证明结果的正确性,但作为假设因素的x的取值与结果y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与之相反,通过反事实推理,研究者能够假设x不存在,使算式y=a=0,4从而判定x的取值与y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从事实中剥离自变量x,进而分析因变量y的方法,是反事实推理的减法形式(subtractive)。
“反事实”一词在广义上不仅包括“与事实相反”的含义,也泛指一切对非史实的想象虚构,5因此反事实推理根据假设内容还包括另两种类型:加法形式(additive),即假设一个并未实际发生的变量z,并将该变量添加到自变量x中;另一种是替代形式(substitutional),即用变量z替换自变量x。
反事实的陈述优点一、引言反事实的陈述(Counterfactual statement)是指描述一个与现实相反的情况或事件的陈述,它虽然与现实不符,但在推理和分析中却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反事实的陈述被广泛应用于因果推断、政策评估、历史解释等领域。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反事实的陈述优点。
二、因果推断因果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而反事实的陈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因果推断。
在研究某项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我们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反事实情境来比较该政策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没有该政策时经济发展的情况。
这种方法被称为“对照组设计”,它能够消除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变量,从而更准确地评估政策效果。
三、政策评估反事实的陈述也可以用于政策评估。
在制定新政策之前,我们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反事实情境来模拟该政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并根据模拟结果来评估该政策的优劣。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预测政策效果,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四、历史解释在历史研究中,反事实的陈述也被广泛应用。
在研究某个历史事件时,我们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反事实情境来探讨如果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改变,该事件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并从中得到启示。
五、思维训练反事实的陈述还可以用于思维训练。
通过构建一个反事实情境,我们可以锻炼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想象力。
如果我没有选择这个专业会怎样?如果我没有去那个城市会怎样?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并为未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六、总结反事实的陈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因果推断、政策评估、历史解释等方面的研究,并且能够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
虽然反事实的陈述与现实不符,但它却是推理和分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科技信息1.引言人们常常采用“如果(if)……那么(then)……”的思维方式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反事实思维活动。
这种在心理上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否定并表征其原本可能发生而实际并未发生的心理活动就是反事实思维[1]。
反事实思维在头脑中以命题的形式表征出来,其包括两个部分:虚拟的前提(“如果我不走那条路”);虚拟的结果(“就不会出车祸”)。
反事实思维与做白日梦不同,反事实思维能影响人们的因果推理;影响人们对事件结果的情绪,例如,当人们意识到这种负面后果是可以避免且很易避免时,那么反事实思维活动就使得对该事件的负面情绪增强。
2.反事实思维的影响因素2.1事件结果的性质和特点反事实思维活动是否产生受到事件结果的影响,其中出乎意料的结果最易引发反事实思维活动,因此目前有关反事实思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意料之外事件,如交通事故、股票亏损、彩票中奖等。
Kahneman 等人认为意料之外结果的前提事件偏离了范例导致不正常,因此人们就倾向于使其恢复规范[2]。
研究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规范性对反事实思维的决定作用。
1982年Kahneman和Tversky等人让被试阅读一篇关于交通事故的文章,主人公因为没有走平常走的那条路线而遭遇车祸死亡,之后要求被试通过反事实思维来改变故事的结局[2]。
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试的回答均是“要是走老路交通事故就不会发生”。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被试都表现出了把事故归结为偏离了标准的倾向。
Landman等人研究发现,负面结果比正面结果引发更多的反事实思维,因为负面结果一般都是意料之外的结果,而且负面结果激发更多的上行反事实思维[3]。
事实结果与期待结果的接近性也影响反事实思维是否产生。
接近性是指已发生的结果与心理上期待结果之间的接近程度。
研究发现,事实结果与心理上的期待结果越接近,引发的反事实思维活动就越多。
Meyers-Levy(1992)让被试阅读一则关于某人因为忘记续投保险而家里3天或者6个月之后发生火灾的故事脚本。
结果发现,看到3天之后火灾发生的被试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4]。
2.2个体因素个体面对事件结果所体验到的情绪是决定反事实思维是否产生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
大部分情况下,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更能激发反事实思维活动。
Davis等人曾对那些意外丧失孩子的被试做过追踪研究[5]。
被试在孩子意外事件发生之后三个星期的负面情绪的强度能准确的预测5个月后报告的反事实思维的频率。
被试痛苦程度越大,反事实思维可能性就越大。
Sanna等人研究表明反事实思维的方向受到情绪与动机的交互作用的影响,积极情绪,愉快的动机目标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产生高度的愉悦;消极情绪状态下,不愉快的动机目标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表现出遗憾、后悔和痛苦等[6][7]。
有些研究者从人格角度对反事实思维进行了一些研究,研究表明人格的一些维度与反事实思维的类型有关系,例如自尊、动机、归因方式及自我评价等。
Roese(1993)研究了自尊与反事实思维的关系。
结果表明,失败情境中,低自尊者比高自尊被试更易进行反事实思维,相反成功情境中,高自尊者比低自尊者更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
她还发现自尊水平并不影响反事实思维的结构,而是以事件结果的性质和价值为中介的失败事件更易诱发加法式反事实思维,成功事件更易诱发减法式反事实思维[8]。
3.反事实思维与因果推理根据Kahneman和Tversky的观点,人们经常用“如果……那么……”的思维形式做出各种判断,这种判断既能预测未来的情况,也能对已发生的事件做出解释。
比如对X与Y的关系进行推理时,人们会设想如果X没有发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认定Y出现的概率很小,则倾向于认为X是Y的原因。
当然他们并不认为所有的反事实思维对于理解已发生的事件是必须的,也就是因果推理并不完全依赖反事实思维。
有关反事实思维与因果推理的关系,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反事实思维证明因果推理,是因果推理的基础。
Gavanski等人通过实验的方法说明反事实思维是因果推理的核心和基础[9]。
另一种观点反事实思维与因果推理不是简单的等同、必要、充分的关系,而是更为复杂的关系。
最近有观点认为:人们日常的反事实思维并不检验因果关系,只是对于负面结果而言,反事实思维是避免负面结果的可行方法与防止不幸发生的特殊方法。
Mandel和Lehman[10]使用Kahneman和Tversky的车祸故事脚本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被试被分成两组分别为反事实组和因果归因组。
要求因果归因组被试回答Jones认为是什么引起车祸的?反事实组被试回答如果你是Jones采用“如果……,那么……”方式进行反事实思维。
结果发现:反事实思维的被试,往往认为如果Jones走了往常的道路,车祸就不会发生了;但是进行因果归因的被试,大多数都认为引起车祸的原因是由于醉酒的司机。
又有研究者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又设计第三条件:如何阻止车祸发生组。
结果显示:阻止事故组与反事实组答案相同,与因果归因组答案则不同。
当对如何阻止事故发生推理时,人们关注的是可控制的前提条件(改变路线),而因果推理时,人们关注常识因素(司机醉驾),因此他们认为反事实思维与因果推理不是必要的有关系。
总之,一些研究者认为人们进行反事实思维时强调防止坏的异常结果;而因果推理时关注与结果共变的因素。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反事实思维与因果推理密切相关,反事实思维可作为归因理论的一种框架,大部分的归因理论都是以反事实思维为基础,都是反事实思维的一个特例。
所以关于二者的有关系还没有定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小结与展望纵观反事实思维的相关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仍有不少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第一,反事实思维研究对象问题。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看来,反事实思维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正常成年人,而对未成年人、特殊人群的反事实思维的研究却少之又少。
那么从发展的角度研究儿童、青少年反事实思维的心理机制和认知机制。
了解他们怎么进行反事实思维,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将是该领域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第二,反事实思维的功能问题。
反事实思维具有情绪和准备功能,对人的很多心理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对人们的情绪、因果推理、态度等等都有影响。
那么对这方面深入研究,将会对青少年健康心理品质的形成、咨询、司法、教育等领域的工作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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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通过综合国外许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反事实思维的定义、影响反事实思维产生的因素、反事实思维与因果推理的有关系,最后提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反事实思维影响因素因果推理高校理科研究93——。